中國書畫鑒定與研究：傅熹年卷（簡體書）

《中國書畫鑒定與研究：傅熹年卷》主要內容包括：
淺談做書畫鑒定工作的體會，古代書畫鑒定中的真偽和是非問題，學術研究與藝術鑒賞的完美結合——讀啟功先生藝術史及書畫鑒定論著的體會，介紹《劉九庵書畫鑒定文集》，記啟功先生發現的武則天發愿為其亡母寫《妙法蓮華經》殘片，關于展子虔《游春圖》年代的探討，王希孟《千里江山圖》中的北宋建筑，宋趙佶《瑞鶴圖》和它所表現的北宋汴梁宮城正門宣德門，論幾幅傳為李思訓畫派金碧山水的繪制時代，元人繪《百尺梧桐軒圖》研究，訪美所見中國古代名畫札記，北宋遼金繪畫藝術，南宋時期的繪畫藝術，元代的繪畫藝術，中國古代的建筑畫。

淺談做書畫鑒定工作的體會
古代書畫鑒定中的真偽和是非問題
學術研究與藝術鑒賞的完美結合
——讀啟功先生藝術史及書畫鑒定論著的體會
介紹《劉九庵書畫鑒定文集》
記啟功先生發現的武則天發愿為其亡母寫《妙法蓮華經》殘片
關于展子虔《游春圖》年代的探討
王希孟《千里江山圖》中的北宋建筑
宋趙佶《瑞鶴圖》和它所表現的北宋汴梁宮城正門宣德門
論幾幅傳為李思訓畫派金碧山水的繪制時代
元人繪《百尺梧桐軒圖》研究
訪美所見中國古代名畫札記
北宋遼金繪畫藝術
南宋時期的繪畫藝術
元代的繪畫藝術
中國古代的建筑畫

《中國書畫鑒定與研究：傅熹年卷》：
古代文字學有深入的研究，又極熟悉歷代文字實物并重視考古方面的新發展，以文獻記載和實物互證，從文字發展由繁趨簡、由象形至符號的變化規律出發，對史籍所載各種字體、書體逐一考證，舉出其實例，并理清各種字體、書體間的繼承邅遞關系和主流與分支的關系，正體與藝術化變體的關系，條分縷析，極有說服力地闡明了歷史上存在的各種字體、書體的特點和發展演變關系，解決了文字發展史和書法發展史上的重要問題。這里關鍵之處是作者既有深厚的學識，又有對實物的鑒別洞察目力，把二者結合起來，遂能取得前人的成果。
《蘭亭帖考》是啟功先生在書法史研究上又一力作。蘭亭帖是王羲之書法中的代表作，對后世影響極大。其原本已殉葬唐太宗昭陵，傳世只有唐宋時少量摹本、臨本和歷代大量石刻本，不下百種。關于蘭亭帖原本的流傳和進入唐內府的經過，唐代即有種種說法，甚至演為小說，對流傳下來的摹本、臨本和石刻本因其面貌不無小異，孰更近真，也有種種歧說，成為書法史上聚訟多年的公案。啟功先生的論文分三部分加以研究。部分歸納文獻中對蘭亭帖本身及摹本、臨本、石刻本的記載和評論，后概括說蘭亭帖：“唐初，……有許多書手進行拓摹臨寫。后來真跡殉葬昭陵，世間只流傳摹、臨之本。北宋時發現一個石刻本在定武軍地方，摹刻較當時所見的其他刻本為精，就被當時的文人所寶惜，而唐代臨摹之本，也和定武石刻本并行于世，……定武本……屢經槌拓……，筆鋒漸禿，字形也近于板重，而摹臨的墨跡本，……字形較定武石刻近于流動，后人揣度，便以定武石刻為歐臨，其他為褚臨。《蘭亭》的情況，如此而已。”這就扼要地理清了現存諸本的脈絡關系。第二部分辨李文田對蘭亭序文及書風之懷疑，指出《世說》本文稱《蘭亭集序》，而劉注稱《臨河序》，二者異名，且有草稿與節文之異，不能因其不同而懷疑蘭亭帖文本身。又指出簡札碑刻功用不同，書體各異，并引出土簡牘中行書體格與蘭亭帖一路有極相近者為例，說明決不能以其不似晉碑書體而致疑，并著重點明“王羲之所以獨出作祖的緣故，……簡單地說，即是在當時書法中革新美化，有開創之功而已”，從書法發展趨勢上指出王氏書法和蘭亭帖的價值。第三部分把現存之唐摹本、唐宋臨本、定武本石刻、歷代傳刻本、偽造本按系統逐一歸類，化繁為簡，并重點就定武本、唐臨本、唐摹本三類詳加論述。指出定武本調整行距加闌，已非原本面貌，并以其藝術卓識指出傳世唐摹本中只有神龍本行距前松后緊，中有濃淡墨改定加字之處具有草稿特點，保存蘭亭帖原本面貌完整。此文對蘭亭帖的流傳經過和現存實物做了周密的分析和歷史性總結，是研究蘭亭序的重要成果。六十年代中期，以康生、陳伯達為后臺，重拾李文田舊說，發動蘭亭論辯時，曾指名要先生表態。在當時的嚴重氣氛下，自無人能與之明抗，但先生在被迫所撰文中仍說：“我體會×××同志所談，是說東晉時期書法必定帶有隸書筆意。又說《喪亂帖》和《寶子》、《楊陽》等碑有一脈相通之處，使我的理解活潑多了。”實際上《喪亂帖》倒是和《蘭亭帖》一脈相通而與爨、楊諸碑迥異，故如對方承認《喪亂帖》和《爨寶子碑》一脈相通，也有隸書筆意，則對蘭亭書風的致疑也就不能成立了。先生在極困難的情況下，利用對方持論矛盾之處，委婉地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當時二位后臺正忙于籌劃更大的動作，無暇挑剔，先生也就過關了。
對舊題唐張旭草書四帖真實年代的考定是啟功先生學識與目力結合、鑒定水平高出儕輩的又一例證。傳世有一件狂草書古詩卷，寫在五色箋紙上，宋人題為謝靈運書，載入《宣和畫譜》，到明代董其昌又改題為唐張旭書，清代收入乾隆內府，因襲董氏舊題。現代又有兩位鑒定名家撰文大力揄揚，言之鑿鑿，號為張旭傳世名跡。啟功先生從書風判斷它應為宋人所書，但必須有顯證始能解世人之惑。他撰《舊題張旭草書古詩帖辨》進行考證，先指出宋人是利用詩中“謝靈運王子晉贊”一句恰在二紙相接處而“王”字適在前紙之末的情況，改“王”字為“書”字，而移下紙于他處，以冒充謝靈運書的情況，并介紹明豐坊查出所書有晚于謝氏八十余年的庾信詩因而判定必非謝靈運書和明董其昌又武斷地判定其為唐張旭書的經過。通過對帖中文字逐句逐字進行研究，先生發現詩中“北闕臨丹水”一句庾信原詩為“北闕臨玄水”，改“玄”為“丹”，且按五行方色，北方癸水也確應為黑色，亦即“玄”色，據此判定為有意避改“玄”字。又據《宋朝事實》指出“玄”字為趙宋始祖“趙玄朗”名諱之一，而宋真宗追定其祖名為“玄朗”且下令避諱事在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即1012年。這就極有說服力地證明此帖既非謝靈運書，也非張旭書，而應出于北宋人之手，其時代上限為1012年。此帖是北宋佚名人的草書佳作，先后被宋人、明人強加以謝靈運、張旭之偽名，變真跡為偽物，故先生在文中感慨地指出“法書名畫，既具有史料價值，更具有藝術價值。由于受人喜愛，可供玩賞，被列入‘古玩’項目，又成了‘可居’的奇貨。……上自帝王，下至商賈，為它都曾巧取豪奪，弄虛作假”。又說“‘好事家’的收藏目的，并不是為科學研究，而是要標奇炫富。尤其貴遠賤近，寧可要古而偽，不肯要近而真”，言婉而諷地規勸當代鑒定家們要為人民負責，采取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不要學那些“寧可要古而偽，不肯要近而真”的古代帝王和“好事家”。
《<平復帖>說并釋文》一篇是啟功先生研究傳世古法書西晉陸機書《平復帖》的論文。文中首先理清此帖在宋元以來的流傳歷史，判定其為北宋以來流傳有緒的名跡，也是傳世古的法書真跡，但重要的還是對帖文的考釋。此帖共九行八十六字，用禿筆寫成，與今草不類，而略近于近年出土的漢晉簡牘，其字歷代著錄均認為古奧難以盡識。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即據印本作了初步釋文，后又據真跡訂正，形成定稿。釋文之難度除逐字辨識外，又因帖紙首尾完整，未經割截，所釋必須文義可通且與史傳相合。先生詳考史傳、本集、總集，旁及傳世魏晉典籍，除完整之字外，連殘損的五字中也有三字據文義及史傳推釋出。然后又對帖中提及的賀循、吳子楊、夏伯榮三人與陸機的關系略加敘述，還對帖中透露出的當時品藻人物的風氣和分寸作了評述。全篇論文約三千字，卻從短短八十六字帖文中鉤稽出如此多史料，極有說服力地解決了古法帖中的一個難題，并從帖文內容上也證明此帖確出于陸機之手。這是只有靠多方面的學識和高度的鑒賞能力相結合才能做到的。
啟功先生在釋文方面又一重要的成果是為黃庭堅《諸上座帖》作釋文。此帖用狂草寫成，縱橫恣肆、墨瀋淋漓往往逸出法度之外，所書又為禪僧語錄，用詞生僻詭異，機鋒迭出，歷來號為難讀。先生熟悉佛學，多讀禪僧語錄，又對各體草書及其變體深有研究，故能舉重若輕，全文釋出，了無滯礙，解決一個傳統難題，極為同行、同道欽服。此項工作先生未撰專文，其釋文附于《故宮博物院藏歷代法書選》所影印的此帖之后。
《山水畫南北宗說辨》是啟功先生在繪畫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論文。董其昌在明末書畫有重名，對清以后書畫發展也頗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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