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的「詭」跡：日治時期台灣報章雜誌的漢文歷史小說

本書以日治時期台灣報刊刊載的漢文歷史小說為對象，觀察其文類特色、敘事演進，並考察小說背後隱藏的意識形態。書中以「歷史詮釋建構」的概念做為理解漢文歷史小說意識形態建構的基礎，分析在日本政府推行「東亞論」與「大東亞共榮圈」，如何透過媒體刊載的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建構出屬於日本帝國主義下的「歷史詮釋」，甚至在戰爭小說中呈現「東亞論」的概念；並理解漢學如何轉變成溝通東亞的工具；在東亞論的架構下，漢學如何過渡到新學？而台人又為何會接受新學和東亞論，進而接受日本的做法。
書中也探究漢文歷史小說對東西洋作品的改寫與翻譯，藉此解讀時人受到東洋和西洋影響的情形；並經由小說中關於東、西洋日常生活的描繪，抽繹出當時的作者們如何透過特定階級的飲食、居室、育樂等議題，傳達其國族想像。

薛建蓉，於2012年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獲得博士學位。碩士論文〈清代台灣本土士紳角色扮演及在地意識研究－－以竹塹文人鄭用錫與林占梅為探討對象〉；博士論文〈日治時期歷史小說研究－以台灣報章雜誌漢文小說為考察對象〉，並榮獲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年「台灣文學學位論文出版徵選」。現於高雄大學、文藻外語大學、南台科技大學等校擔任人文藝術類型科目之兼任教師。曾撰《一線斯文：台灣日治時期古典文學》（顧敏耀、薛建蓉、許惠玟合著）、《穿越五條港：府城文學路線踏查4》（薛建蓉、陳曉怡、曾國棟、張麗芬合著）。並曾參與逢甲大學廖美玉、余美玲編《臺灣古典詩選注：區域與城市》之撰寫。專長：日治時期漢文小說、清代台灣古典文學。

【後記】
本書修改自博士論文〈日治時期歷史小說研究―以台灣報章雜誌漢文小說為考察對象研究〉，因於榮獲2011年「台灣文學學位論文出版徵選」之獎勵，故得以有機會接受審查與修改。本書以日治時期在台出版的報章雜誌之漢文「歷史小說」為觀察對象，藉其文類特色、敘事演進，考察小說刊載與撰寫之意識形態，及其與當時官方政策之連結等議題，因修改自學位論文，故保留學位論文撰寫格式。書名之所以會更改為「重寫的『詭』跡」，其「重寫」之意，著重於歷史小說撰寫之時，多有一或多件歷史事件為底本，而撰寫成小說後，已經「重新」賦予該歷史事件新的意義；再者「『詭』跡」之意，則著眼於歷史小說絕非是通俗的、給大眾閱讀的，其背後多有承載的意識型態，本書研究的目的，就是一步步將其背後詭譎的意識型態釐析出來，因此，才賦予此書名，盼讀者能藉此名，感受到日治時期通俗小說具有的多樣化面貌。
筆者會以漢文歷史小說為研究對象，在於就讀博士班期間，大量日治時期報紙雜誌被數位化掃描，以致於原來模糊難辨的報刊，變得清晰，許多有趣的內容，包括觀光旅遊、通俗小說、記者論述等研究成果，一一浮現。在前人豐碩研究成果的影響，以及施懿琳老師課堂教授下，開始大量閱讀這些日治時期報刊雜誌中的漢文、漢詩與通俗小說，開啟這本論文的前進之路。
撰寫期間也於台灣大學楊雲萍書庫找到兩期《新學叢誌》與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找到了《藻香文藝》。因為《新學叢誌》的出現，帶動了本文第二章的想法；因為細讀這些通俗小說，才重新理解這些漢文人謝雪漁、魏清德、白玉簪、趙鍾麒、趙雅福等，在新舊交鋒的時代，如何接受新知識、保存舊文化，以及在國族認同的路上，重構自我。
在撰寫論文的撞牆時期，又得到許多老師的幫助指導教授施懿琳、永遠的救火隊游勝冠老師、伯樂余美玲老師、熱心的廖美玉老師、陳培豐老師、翁勝峯老師、廖鎮富老師、江寶釵老師，及黃美娥老師，沒有他們，絕不可能順利完成這個學位。
本書的出現，對個人來說，是開啟未來研究之路的鑰匙，撰寫時拋棄日常生活，規律的遊走於圖書館與書桌前，是幸福的。感謝國立台灣文學館的獎助與出版，感謝好友許惠玟總是無條件、不分晝夜的相挺、還有林麗美、王璟、凌欣欣、楊景琦、林珊妏、趙慶華；成大台文系的鄭姐與麗冠等諸位好友，給予我在情感上的支持與鼓勵。
本書僅獻給永遠無條件照顧我的父親、母親，感謝你們一直都在。

2014.09.10 於高雄家中

館長序／翁誌聰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三節　各章重要名詞定義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第五節　篇章架構
第二章 「東亞論」下的歷史詮釋建構：報刊刊載之歷史人物、事件書寫考察
　前言
　第一節　東亞論與大東亞共榮圈概念、台人接受的狀況
　第二節　「東亞論」下歷史詮釋建構的儒學文化圈系統
　第三節　東、西洋歷史事件、人物的內容及其刊載的意義
　小結
第三章 文體質變：漢文歷史小說改、譯東西洋文學及其情節雜揉現象觀察
　前言
　第一節　解析東、西洋歷史的意譯之作
　第二節　東、西洋文化交融的改寫之作及其混雜的時間觀
　第三節　情節模式中國化及其沿用之情節程式原因考究、探析
　小結
第四章 東、西洋生活想像：管窺小說中飲食、交通與育、樂表述
　前言
　第一節　東洋、西洋育與樂大不同
　第二節　地景空間浮世繪
　第三節　舌尖上的東洋與西洋
　第四節　東洋、西洋交通、計時見殖民現代性形塑
　第五節　多元信仰的宗教概念
　第六節　東、西洋日常生活在小說展現之目的
　小結
第五章　烽火下理想家國的造象：「戰爭」的主題觀察
　前言
　第一節　戰爭書寫的情節安排及其作用
　第二節　東亞論下戰爭主題形塑的特殊符碼
　第三節　戰爭書寫在歷史小說中的意義
　第四節　戰爭書寫宣揚之忠孝觀與其建構理想家國的目的
　小結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漢文歷史小說的研究意義
　第二節　本書的反省與未來展望
後記
附錄
　表一　日治時期台灣報紙雜誌漢文歷史小說刊載一覽表
　表二　臺灣教育會雜誌「文藝史傳」、「史傳」欄篇目一覽表
　表三　《台灣日日新報》「儒林遺芳」刊載一覽表
　表四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陳伯輿「維新人物列傳」一覽表
　表五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雜報」「蒙古征歐史」一覽表
　表六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與《臺灣日日新報》連雅堂刊載作品與後出版之作對照一覽表
　表七　張淑子《臺灣教育會雜誌》「雜錄‧地方人物誌」一覽表
　表八　《三六九小報》「史遺」一覽表
　表九　《風月報》歷史、傳記欄位一覽表
　表十　《孔教報》「史乘」欄一覽表
參考文獻

【舌尖上的東洋與西洋】（引自本書第四章第三節）
飲食方式不僅呈現出一國的生活文化，也展現出該國的消費能力與待客之道，尤其該國慣常吃食的物品、吃食的習慣與用餐的地點等，也可顯示該國的經濟資本與消費的能力。然而舌尖上的記憶是很主觀的，它不僅很國族、也很自我。
一、舌尖上的西洋：麵包、牛肉與中國餐館
描繪法國內戰情況的〈陣中奇緣〉，在文中呈現出法國用餐時間、用餐地點與食物的種類：
「再說鐵奇鐵怪二人，辭別霞青，將欲歸家，行至十字街頭，時已八下鐘，處處樓閣，俱已上燈。鐵怪謂鐵奇曰，弟腹甚饑，兄亦然否？鐵奇曰，我亦餓甚，可同往前面酒館，買些少酒肴充饑。於是兄弟相將，入一宏敝酒館，就吩咐店夥，沽一瓶酒，并兩盤燒牛肉，六片麵包，擇一潔淨座席，兄弟對酌。」
這篇作品為描寫1793年法國大革命後內亂的狀況，在此引文呈現法國吃晚餐的時間與進食的場所。西方餐館起源於法國，本來restauarant一詞指的是給孱弱者補充精力的肉湯，後來被用來指供應肉湯的館子，除了肉湯之外，偶爾也要供應便餐。不過，在法國大革命之前，進入餐館消費者多屬於貴族階層。法國大革命之後，隨著中產階級流動，商業壟斷禁令的解除，加上專業廚師從貴族家中與宮廷流入民間餐館等促因，餐館開始在巴黎林立，餐館除了成為咖啡館之外，也是新的社交場所。他不僅提供食物、也是提供社交與休閒逸樂的公共空間。相對於台灣，餐館起源甚晚，日治以前台南府城與台北艋舺兩地有少數的酒樓，直到1895年以後，才開始有日本人設立的日本料亭與西洋料理屋等。所以，在外用餐的習慣在台灣仍不算盛行。而引文中也呈現法國慣常的用餐時間、由鐵奇、鐵怪兩人的身份來看，當時進入餐館用餐雖逐漸普遍，餐館仍並非是個是不分階級皆有錢去的公共空間。兩人食用的食材，呈現出法國是以麵包、酒類與牛肉為食物的狀況，從引文對照歷史紀錄，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當時位於艾菲爾山北麓，工業小城孟曉（Monschau）的紡織工人平日的食物是黑麥麵包抹上一層薄薄的奶油，或馬鈴薯沾鹽食用，吃肉是妄想，飲料也只能喝稀釋的咖啡或代咖啡。相較於他人考證的紀錄，從引文來看，鐵奇、鐵怪應該是個去餐館很習慣的人。不管是小說中描述吃牛肉或食用麵包的狀況，與台灣全然不同。台灣牛的用途從荷蘭引進，主要用於耕作，或是擔任獸力車載人載貨，是台灣農村營生最主要的工具，堪稱珍稀。包括台灣食用牛肉與麵包也始於日治時期。這裡傳遞法國的士兵階級食用的物品與用餐場所，可以給予讀者進入法國餐廳與日常用餐習慣的想像空間，讓人有種飲食的新感受。
描寫日本人前往德國留學的〈三世英雄傳〉，其中也有描寫留學生在德國食用早餐的狀況：
「兩人早餐頗簡便，各麵包兩片，半熟雞卵二個，咖啡一塊。」
上文呈現的是留學生在德國食用的簡易型早餐，除了顯示在德國以麵包為主食的習慣外，也顯現出留學生在德國生活過得生活很簡單。明治維新時期約是在1868年以後，以二十年前（1848）德國恩格斯觀察工業革命後英國的飲食來說明，他表示待遇較好的工人才能白天吃肉，晚上吃培根和乳酪，所得低的僅週日或一週有兩三次吃肉的機會，明日多以馬鈴薯和麵包為主。可見，日本留學生在德國的生活過得簡省。上述引文中日本留學生與中國留學生一同要前往用餐前，決定何種餐館的情形，顯示中、日兩國留學生的食物偏好：
「繩祖曰，然則以何菜館為佳？長雄曰，我意以貴國菜館為佳，諸人亦皆喜中國肴饌。於是相率赴中國菜館。」
上文呈現出明治維新時期，德國已有中國餐館的設立。到底當時在德國有無中國餐館的經營，這一點頗令人好奇？根據考察中式餐館開始向全球擴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其期，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向西方國家移民，尤其是向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移民，約莫在1848年左右。因此這裡呈現1868年德國出現中國餐館的狀況，值得深入考察是否為真？若是虛構，作者虛構中國餐館在德國應有其目的，而且，中、日留學生不約而同的選擇中國餐館的情況，應也有作者設計的目的。在明治維新左右，中、日兩國飲食文化已有相當的差異。根據舌頭記憶的說法，日本人若要選擇應也會選擇與自己相近的食物。引文中，中國留學生與日本留學生不約而同選擇中國餐廳，除了作者有企圖地呈現出中國菜餚令人喜愛的程度之外，主要為了凸顯日本飲食文化受到中國飲食文化浸染很深，也間接表現出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仍以中國文化為主的習慣。可是，小說與真實中國餐館是否在當時已經德國開設的狀況，和中、日飲食文化的喜好到底是否真全以中國為飲食為主要的飲食習慣值得深思。藉此推斷，這段引文設計帶有作者特意強調中國的目的，與對德國的想像，這也與當時日本當時強調中、日文化出於同源的「東亞論」概念有關，與真實德國飲食文化的狀況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