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文思與紀錄電影（簡體書）

本書收錄了世界各國著名學者（如比爾·尼克斯等）和伊文思研究專家（如吳沃·托馬斯等）從社會、審美等方面研究伊文思紀錄電影的15篇文章。文章的研究范圍從伊文思創作的第一階段“電影詩人”時期的《橋》、《雨》一直到封鏡之作《風的故事》。書中還收入伊文思1931—1963年間寫作的9篇文章，這些論文在歐洲也屬于首次整理發表。本書還附錄了伊文思的生平與創作年表等資料。

孫紅云，北京師范大學藝術系紀錄片專業博士，北京聯合大學教授，國內紀錄片領域研究專家之一。

伊文思：1外國唯一用電影記錄中國文革的人；2 延安第一臺攝影機的贈送者。

目　錄
導 言 ／001
第一部分：伊文思電影類型研究 ／001
運動之歌　（荷） 安德烈·斯圖夫基斯 ／003
《四萬萬人民》與團結電影　（加）托馬斯·沃 ／035
一場戰爭的兩種觀點　（法）基斯·巴克 著 ／049
兩個“中國”？ 孫紅云 ／066
伊文思電影的音樂和聲音 （法）克勞德·布魯內爾 ／084
紀錄片的搬演　（美）比爾·尼科爾斯 ／101
誠實、坦率的搬演：重構現實　（英）布萊恩·溫斯頓 ／113
第二部分：伊文思與西方紀錄電影 ／127
一種特殊關系：伊文思與荷蘭　（荷）伯特·霍根卡普 ／129
《塞納河畔》與50年代法國紀錄電影　（法）米歇爾·拉尼 ／143
兩封書信之間　（德）君特·喬丹 ／156
伊文思與意大利紀錄電影 （意）維爾吉利奧·托西 ／180 目　錄
導 言 ／001
第一部分：伊文思電影類型研究 ／001
運動之歌　（荷） 安德烈·斯圖夫基斯 ／003
《四萬萬人民》與團結電影　（加）托馬斯·沃 ／035
一場戰爭的兩種觀點　（法）基斯·巴克 著 ／049
兩個“中國”？ 孫紅云 ／066
伊文思電影的音樂和聲音 （法）克勞德·布魯內爾 ／084
紀錄片的搬演　（美）比爾·尼科爾斯 ／101
誠實、坦率的搬演：重構現實　（英）布萊恩·溫斯頓 ／113
第二部分：伊文思與西方紀錄電影 ／127
一種特殊關系：伊文思與荷蘭　（荷）伯特·霍根卡普 ／129
《塞納河畔》與50年代法國紀錄電影　（法）米歇爾·拉尼 ／143
兩封書信之間　（德）君特·喬丹 ／156
伊文思與意大利紀錄電影 （意）維爾吉利奧·托西 ／180
伊文思與新拉美電影　（智）蒂齊亞納·帕尼薩·蒙塔納里 ／193

一次富有成效的相遇 （法）讓—皮埃爾·塞爾讓 ／202

第三部分：伊文思論紀錄電影 ／209
先鋒紀錄電影筆記（1931） ／211
紀錄電影的藝術力量（1932） ／214
紀錄電影的創作方法 ／217
好萊塢（1936） ／225
好萊塢筆記（1936） ／228
《西班牙土地》上映的演講（1937） ／237
紀錄片：主觀性與蒙太奇（1939） ／241
紀錄電影中的重復和搬演（1953） ／252
電影與進步（1963） ／265
第四部分：伊文思與中國紀錄電影 ／271
我與伊文思　（法）瑪瑟琳·羅麗丹 ／273
伊文思的中國情　司徒慧敏 ／285
伊文思留下的……　司徒兆敦 ／294
伊文思與羅麗丹的中國緣　單萬里 ／302
一位電影人和一個國家的傳奇　張同道 ／310
伊文思：少數派報告及其他……　張獻民 ／329
第五部分：“伊文思與中國”訪談錄 ／335
《愚公移山》領隊錢李仁的訪談 ／337
《愚公移山》攝影師李則翔的訪談 ／341
《愚公移山》領隊吳夢濱、翻譯陸頌和的訪談 ／345
張獻民《風的故事》的訪談 ／358
尼古拉·菲利貝爾《風的故事》的訪談 ／371
伊文思生平年表 ／382
主要作品目錄 ／386
編者后記／389

從概念到最后完成影片，伊文思對影片《四萬萬人民》的構思一直在不停地變化，走過了一條曲折的軌跡。我們從最初的這些評論可以窺見其變化過程的不同階段。
1938年到達中國之前，伊文思希望中國的局勢能夠允許他采用高度個人化的紀錄片拍攝方式，他在西班牙戰場上曾試圖采用這種方式，但是沒有成功。他所稱為的“紀錄片自身的邏輯發展”將會使政治電影人比旅游片或西方新聞片公司膚淺的和種族主義的言論都調查得更加深入。但是，最初由伊文思和他的美國左翼作者們擬定的拍攝大綱，后來證明在戰場上是不適用的。大綱是關于兩位堪稱楷模的年輕男女的故事，以他們來代表中國的“建設新精神”。同時，也有報道稱伊文思計劃拍攝一位娃娃兵的生活，一位八路軍游擊隊里的“紅小鬼”。看來，在影片拍攝的最初階段，電影制作人就有為國民黨政府拍攝一部官方電影的想法。當時，是國民黨迎接他到達當時的首都漢口，并派人指導陪同他在中國的拍攝。但仍然牽涉到他的一些私心，這些個人想法來自左翼團結思想，他與親密的朋友共同探討并想努力實現這些想法。但是，國民黨官員的干涉卻不容低估。
為了部分彌補前線拍攝的困難，伊文思在影片中引入了“三段式”的結構，第一部分：是這一歷史時期的政治和經濟背景，第二部分：關注戰爭本身和1938年4月6日的臺兒莊戰役的勝利，第三部分：講述一位中國年輕人保衛祖國的個人故事。
在最終完成的影片中，這些想法都明顯呈現了出來，只是將最后兩個部分結合在一起；影片《四萬萬人民》的第三部分講述臺兒莊戰役，還出現了一個明顯的虛構模范主角，同時也是敘述者——王軍官。其他兩個部分也做了調整，第一部分講述歷史上的中國(歷史背景和日本侵略)，第二部分講“現代”中國(團結抵抗和國家建設)。然而，作為影片內部的敘述者，王軍官的角色膚淺而做作，他基本上只是作為一個敘事的工具，而不具有任何真正的角色定義，從這一點我們看出伊文思不斷增長的現實主義想法與他當時每天拍攝的素材之間，在進行著不斷的巨大調整和適應。
在影片最初的構思中，還加入了對毛澤東的八路軍和已在西方廣為流傳的陜甘蘇區(革命根據地)的拍攝，這是西方當時最為好奇的部分。在影片構思的最初階段中考慮到的一些虛構的角色，都可以在八路軍和根據地中遇到。伊文思對在西北的游擊隊以及他們和“人民”的關系特別感興趣。5月15日，當時伊文思存蘭州，特別渴望獲得前往陜北地區的許可，為此，他向國民黨黃上校提交了一份拍攝大綱，大綱表明需要在那里拍攝具有強烈故事性的情節(而不是紀實拍攝)，講述一對護士和士兵之間的愛情故事，甚至包括蔣夫人的到訪——這些都不太復雜，對于歐美觀眾來說非常直觀。
然而，也有證據顯示，伊文思不認為這種明顯強調戲劇性的做法是可行的和需要的。這一做法或許只是為了安撫那些陪同他們的人，這些人“不斷向伊文思施壓，為了獲得影片拍攝的完整劇本。”三天前的荷蘭文日記，明確表明了伊文思對嚴密監控的絕望，或許當時他們知道將會被帶往蒙古。他們建議將攝制組分開，去拍攝更多的紀實影像，因為在嚴密的監控下，原來的故事設計已經不可能實現，也不可能在西安找到需要拍攝的主角。日記還表明，伊文思希望晚些時候能夠與游擊隊聯系上，因為沒有游擊隊的故事，就沒有任何意義，只是他在當時環境下的一些“瘋狂的靈感”閃現。
然而，5月15日，另一份共產黨根據地拍攝的詳細大綱，只保留了一些敘事和個人化的傾向，這個大綱當時或許只是給攝像師的紙條，以便他們能夠分成兩組，成功繞過“向導們”的監視。這都記錄下了伊文思在多樣化拍攝時期的重點和策略，以及這一時期他所期望的與意識形態相關的、正式而具有時事性的內容。這包括對八路軍的特別強調，其中有毛澤東與學生、士兵一起打籃球，同時，也有對蔣委員長領導的民族團結的強調；真正的游擊戰斗和民眾的支持活動；一些“青年英雄和勇敢女孩”的模范式人物，但都不是太個人化的關注；以及貫穿始終外國觀眾易于接受的地點，比如美國教堂。這一提綱中對搬演的淡化，明顯是對國民黨審查機關的反應，正如我們會看到的，審查者們有他們自己對“場景調度”的理解。
在一個反復無常和陌生的政治地區拍攝影片，加上政治干涉，這些壓力使得伊文思在現場拍攝的直接電影方式和真實電影方式之間猶豫不決，他認為“場景調度”的個性化更加適合他的目標。
……P3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