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情願：臺灣作家的香港書寫

《異鄉情願：臺灣作家的香港書寫》深入考察一九五Ο至二ΟΟ八年間臺灣作家以香港為題材的相關創作，共針對十四位臺灣文學作家：夏濟安、邱永漢、白先勇、施叔青、余光中、龍應台、平路、朱天文、張曼娟、蔡珠兒等人的作品，分析各時期臺灣作家們眼中的香港面貌，探究以香港作為一種書寫對象，「東方之珠」對於臺灣作家的意義為何？本書既是臺灣文學的研究，亦是香港文學的探索，是臺灣人與香港人都不容錯過的文學評論。

封面文案 
今日香港，明日臺灣？
爬梳臺灣文學中的香港「情意結」，解析臺灣作家寫給香港的「真心話」

本書特色 
1.雖然是碩士論文，但可讀性高，由李瑞騰、陳建忠兩位教授背書推薦。
2.近來港台互動日趨緊密，此書對於研究台灣香港間文化交流的脈絡，是不可缺的材料。

黃冠翔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和臺灣文化研究所（文學組）畢業，目前為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研究興趣為臺港文學關係。認為臺灣文學研究需要「跨界」，既跨越地理上的疆界，亦跨越學科上的邊界，以拓展其豐富性。曾發表論文〈與權力／利交纏：從文學獎的「屬性定位」及「得獎行為」談起〉、〈重構歷史與人生──論林文月《飲膳札記》的飲食書寫〉和〈讓臺灣當代小說在高中課本「出席」：以白先勇〈青春〉為例〉等。

西元一九四九年為台、港文學關係發展重要的關鍵，自此，香港在歷史、政治、文化等場域都跟臺灣有著微妙的關係。但臺灣的研究者在探討香港問題時，大多把焦點放在經貿與政治問題上，對於香港文學的關注實屬少數。本文即希望透過研究臺灣作家的香港
書寫作品，窺探臺灣作家眼中的香港面貌，並了解香港這個城市作為一種書寫媒介，對於臺灣作家的意義為何。
首先，一九五○至六○年代臺灣作家的香港書寫，以過客和難民為主角，反映政治動盪、社會紛亂的香港社會景況；其次，一九七○至八○年代的臺灣作家在作品裡抒發家國之思、見證兩岸政治轉型開放時刻，或是直接投入當時香港興起對於本土身分與認同情
感追尋的熱潮，對香港社會百態及未來前途問題有獨到見解；再者，臺灣作家身處九七回歸前後的香港，對當時整體社會氛圍有深刻的觀察和體會；最後，在九七後的新世紀香港，臺灣作家以獨特的審美觀與價值觀，挖掘最能代表香港精神的庶民文化，並在標誌香港特色的摩天大廈群之外建構出獨特的香港味覺景觀與記憶。
這些臺灣作家的作品隨著時代脈動，映照各時期香港的特殊面貌，這些作品是香港文學史上獨特的一部分；對於作家本身，香港時期的創作歷練，更是其文學生涯重要的一段，他們與香港相互成就；對臺灣文學而言，這些作品更是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有了它
們，臺灣文學更臻完整。

推薦序　通過作家視野感受香港的榮辱滄桑／李瑞騰
推薦序　看香港就是看臺灣／陳建忠
序言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為什麼香港？─研究香港與臺灣文學關係之重要性
一、香港與臺灣文學之關係
二、香港的特殊性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概況
一、臺灣的台港文學研究概況
二、香港與中國大陸對臺灣作家的香港書寫之研究概況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二、研究方法
第五節　論文架構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　過客與難民 ─ 一九五○至六○年代臺灣作家的香港書寫
第一節　要坐下去嗎？─ 夏濟安〈香港 ─ 一九五○〉
第二節 避風港，也是深淵─邱永漢〈香港〉
第三節 人性與社會之控訴─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與《半上流社會》
第三章 一九七○至八○年代臺灣作家的香港書寫
第一節 中國結‧臺灣結‧香港結 ─ 余光中七○至八○年代的「香港」創作
一、余光中與他的「情人」
二、北望‧文革‧中國結
三、東顧‧觀音‧臺灣結
四、西看‧沙田‧香港結
五、余光中的中國結‧臺灣結‧香港結
第二節 追尋‧探親‧新移民─八○年代的香港社會景況
一、「香港熱」與九七預言
二、兩岸開放的時代見證─朱天文的〈世夢〉和〈帶我去吧，月光〉
三、香港浮世繪─施叔青筆下八○年代香港的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
第四章 香港九七回歸前臺灣作家的末日狂想
第一節 悲情與慾望─施叔青「香港三部曲」的歷史重構與香港末世空間
一、悲情城市─天災、疾病與殖民者
二、慾望城市─性與權力
第二節 回歸的陣痛與過渡
一、回歸前的陣痛 ─ 以易之臨《世紀末風情 ─ 香港文化寫真》為中心
二、回歸時刻的香港景況
第五章　九七後臺灣作家的香港建構
第一節　庶民文化與香港精神
第二節　香港味覺景觀與記憶認同─蔡珠兒的另類建構
一、香港味覺景觀
二、飲食與地方認同
第六章　結論
一、總體特徵與定位評價
二、相關研究之未來展望
引用文獻
其他參考文獻

第二節 追尋‧探親‧新移民─八○年代的香港社會景況
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在列強侵略中國的刀光劍影之中，香港逐步被英國割佔和租借，一八四二年，英國強迫清朝政府簽訂中英《南京條約》，正式割讓香港島予英；一八四三年，英國維多利亞女王頒布了《英王制誥》，宣布設置「香港殖民地」。一八六○年，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北京條約》，割讓九龍。一八九八年，英國再度通過與清廷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及其他一系列租借條約，強行租借九龍半島北部、新界和鄰近的兩百多個離島（九龍城寨除外），租期九十九年。自此，整個香港地區便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直至二十世紀末的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才正式交還中國。
香港缺乏天然資源，但因地理位置優越，英國人佔領香港以後，宣布香港為自由港，將香港發展成為遠東重要的轉口港。為了發展自由港的貿易，吸引商船和商人來港，港英政府必須採取有效的措施與統治政策以確保香港的平靜、穩定與安全。正因為英國佔領香
港主要是看上它的貿易經濟利益，而非強取豪奪其人力或自然資源，相較於對其他殖民地的高壓剝削，英國對於香港的統治基本上採取了相對開放的手段，尤其在文化上，對於港人的中國文化傳統未加以限制，使其得以自然發展。香港在英國的治理下，於二十世紀中葉逐漸發展成一個經濟發達的城市，而後成為世界上重要的貿易商業城市，香港社會繁榮安定，使得「政治英國，文化中國」的意志在香港人民內心長久以來根深蒂固。
一直要到一九六○至七○年代，受到「文化大革命」影響的一九六七年香港大暴動，以及七○年代的香港經濟起飛，加上戰後一代香港本地出生的香港人慢慢成長，本土的生活經驗與方式漸漸取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情，一部分人開始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
非「中國人」，香港人的主體意識才開始建立。尤其到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發表後，反思香港自身的文化身分更為熱烈，包括殖民地身分、香港本土身分、中國身分三種身分的糾纏與撞擊，造成香港本身身分的複雜多元，也迫使香港人進一步面對並思考「我是誰？」這個問題。
八○年代對於中國大陸、臺灣與香港三地，是個熱鬧且有重大轉變意義的時代。歷經文革的摧殘破壞，鄧小平掌政後的中國大陸走向改革開放道路，積極發展經濟，進行災後重建；臺灣則在一九八七年七月由總統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令，禁絕了四十年的兩岸關
係才開始有了初步互動，其中包括了臺灣人民赴大陸探親；香港則因九七日近，中、英雙方對香港問題開始進行協商與談判，雙方共進行了二十二次談判，才終於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前途。在八○年代，因為
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香港湧入一批「新移民」；因為兩岸開放探親，香港成為兩岸人民交流的交會點；因為自身前途問題，居住在香港土地上的人民開始在「英國人」與「中國人」之外，追尋第三種身分 ─ 即「香港人」的可能。八○年代的香港就在兩岸三地的劇烈變動中忙碌地呼吸著，就在這個時期，生活、居住在香港的臺灣作家，亦用他們的筆記錄這歷史的變動，見證八○年代的「香港熱」。
一、「香港熱」與九七預言
一九九七香港前途問題是國際史上一個複雜的難題，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隱隱作痛的傷疤。一八四○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迫使清朝政府於一八四二年簽訂《南京條約》，永久割讓香港島。一八五六年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於一八六○年再度強迫與
清朝政府締結《北京條約》，永久割讓九龍界限街以南的土地。一八九八年英國又趁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之時，逼迫清朝政府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行租借九龍半島北部、新界和鄰近的兩百多個離島（九龍寨城除外）等大片土地，租期九十九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期滿。這便是香港九七大限及其前途問題的緣由。
一九八○年代，香港前途問題開始引起香港及英國政府的關注。一九八二年九月，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香港譯為戴卓爾夫人）訪問中國，在北京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展開針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當時雙方無法達成共識。九月二十四日，柴契爾夫人在北京召
開的記者發表會上聲稱：「這三個條約（指一八四二、一八六○、一八九八年英國與中國清朝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從國際性來說是有效的，我們現在的一切行動，也是以這三個條約為根據的。」英國政府希望堅持不平等條約的效力，以繼續維持其統治香港的正當性。中國很快對此做出反應，中國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是：不接受這些不平等條約的約束，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收回整個香港地區。中英雙方都希望保持香港的繁榮和安定，為此通過外交途徑進行商談。」這一階段會談，中英雙方沒有共識。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二日，中英兩國正式展開香港前途談判。英國堅持提出以主權換治權的方案，遭到中國斷然拒絕，雙方就主權問題爭論，使談判再度陷入僵局，令香港出現信心危機。香港市民對前途憂慮，使物價飛漲。一九八三年九月港元兌美元曾跌至九點
六港元兌一美元的歷史低點，市面出現搶購糧食等情況。香港股市恆生指數也一度暴跌到七百點，金價暴漲，金融市場一片混亂。一九八四年四月，談判出現曙光，英國就香港主權問題做出讓步，並宣佈一九九七年後將香港的主權和治權交還中國。一九八四年九月
二十六日，中英聯合聲明的草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由中方團長周南及英方團長伊文思代表簽署，香港前途談判結束。至草簽為止雙方共進行了二十二次的談判。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國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關於香
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和三個附件。聲明指出英國政府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把香港地區（即包括香港島、九龍及新界）的主權交還中國政府，中國將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確保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香港本身的資本
主義制度及民主制度維持五十年不變，香港特區政府維持高度自治。中國將草擬《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確立這些要點。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交換批准書，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
自一九八二年中英就香港問題展開談判開始，九七問題便開始深入香港人民的日常生活，舉凡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無不受其影響。香港的街頭巷尾、報章雜誌、廣播電視，無不討論香港前途的何去何從，甚至開始追尋香港的歷史與文化身分。根據王宏志的研究，香港的本土意識開始於二十世紀七○年代，在此之前，由於英政府「尊重華人習慣」，香港人都過著與中國內地人相同的生活模式，所以香港沒有能夠建立自己特殊的身分，絕大部分香港人都始終把自己認同為中國人，沒有以香港為家，且時常跑回大陸去，在這情形下，「香港意識」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因「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在香港的極左路線份子於一九六七年策動「反英大暴動」後，絕大部分香港人都不認同這些親中暴徒的行徑，香港居民第一次認定港英政府是他們「自己的」政府，而政府亦著重加強「香港為家」的觀念，於是「香港意識」得以建立，這裡更重要的還在於，七○年代的香港已產生「生於斯，長於斯，除了香港以外，根本也沒有別的『家』」的新生代，他們很為自己是香港人而驕傲。香港人一方面憂心九七前途，一方面積極探尋其「本土性」，整個八○年代的香港幾乎籠罩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這是八○年代的「香港熱」。

（一）白先勇的九七預言
就在香港問題炒得沸沸揚揚之際，幾位身在香港的臺灣作家也感染了這股「香港熱」，或寫詩或為文，左寫香港現實社會，右對香港九七大限提出了擔憂或預言。其實，早在六○年代，白先勇即對香港問題率先提出預言。白先勇與香港的緣分始於一九四九年，當年他與家人在戰亂中離開中國大陸，逃難至香港，接著進九龍塘小學、喇沙書院（中學）就讀，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初才離開香港到臺灣定居。歷史上，香港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面臨嚴重旱災，生活用水供應不足以支持急速的人口增長，政府施行限制供水政策，每四天只有四小時有水供應，市民需要每次儲存四天的用水量。這些旱災促使港府要求中國大陸出售生活用水，雙方終於在一九六四年正式簽訂協議，並從一九六五年三月起由東江供水到香港。一九六四年六月發表在《現代文學》第二十一期上的〈香港 ─ 一九六○〉即以六○年代香港罕見的旱災為背景開展小說故事內容，白先勇雖然寫的是一個丈夫死後來到香港的「師長夫人」余麗卿的故事，但這篇小說真正的主角其實是香港這個城市，白先勇寫余麗卿就是在寫香港，她們實際上是一體兩面、互相說明的關係：余麗卿
和香港都「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過去的歷史對余麗卿／香港而言不堪回首，而余麗卿／香港對未來又看不見希望，他們能抓住的只有眼前的「現實」，但這個現實是：余麗卿命中注定要和吸鴉片的男人「滾在一堆」、「身體爛得發魚臭」、「五臟早就爛得發黑了」；而香港的現實則是「快被曬乾了」，「在深藍的海水中，被太陽曬得一寸一寸的萎縮下去」。余麗卿與香港的「現實」，所表現出來的便是一種徹底的絕望之感。
外來人口的急遽增加，使香港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連續發生旱災，如此水荒加上自然資源的匱乏，使香港人處於缺乏安全感的恐慌之中。社會上，從大陸來的難民不斷湧入，銀行搶案及射殺員警事件頻傳，白先勇筆下香港的「一九六○」，是一個混亂、恐慌
又對未來絕望的世界。於是，白先勇對於香港的未來做了一個悲觀的預言：

香港就快完結了，東方之珠。嗯！這顆珠子遲早總會爆炸得四分五裂。那些躺在草地上曬太陽的英國兵太精了，他們不會為這顆精緻的小珍珠留一滴血的。但是我不會等到那一
天。我才不會呢！我要在這顆珠子破裂的前一刻從尖沙咀跳到海裡去。（《寂寞的十七歲》，頁270）

在當時白先勇的眼中，香港是個沒有希望的島嶼，「有一天香港的居民都會乾得伸出舌頭像夏天的狗一般喘息起來，他們會伸出鳥爪一般的手臂去搶水和食物。水─他們會喊道。餓呀！他們會喊道。他們的皮膚會水腫得像象皮一般，霍亂會瀉得他們的臉個個發黑。有一天那些難民會衝到山頂把有錢人從別墅裡拉出來統統扔到海裡去。」（《寂寞的十七歲》，頁271）這是六○年的香港景況，也反映出當時香港人們對於未來，普遍充滿了不確定感及絕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