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集：在伊犁 新大陸人（簡體書）

但是馬上從人群里站起一位機靈的小伙子，他身材適中，留著大分頭，頭發卷曲，眉濃目秀，目光流動活潑、忽暗忽亮，胡須茬子雖密卻刮得很干凈，上身穿一件翻領青年服，下身一件黃條絨的俄式短腰寬腳褲，神態俊雅，只是膚色似乎比這兒的一般社員還要黑一些。他用流利但仍然帶有一種怪味兒的漢語對我說：“同志，你好。你是新來的社教干部吧？我們正在學習討論《紀念白求恩》呢，來，坐下吧。”
我解釋說，我不是社教干部，而是來勞動鍛煉、改變思想的。他睜大了眼睛，把我從頭到腳從腳到頭來回打量了幾遍，突然一轉頭，哈哈大笑起來。
他笑的樣子非常粗俗丑陋，與剛才問“你好”的文明樣子頗不相稱。我知道，在新疆，即使懂漢語的鄉下人，見面問候時也是用“好著呢嗎？”而不會說“你好”的。會問“你好”那是見過相當場面的標志。
笑完了，他指一指渠埂，用命令的口氣對我說：“坐下，休息。”然后，他與同伴們繼續說笑。他說話非常快，一套一套，表情也很夸張，好像在模仿著什么人。但是在這樣的說笑中，他也時時照顧著我的存在，一會兒用簡單的話語向我介紹他們談話的內容，原來他們并沒有學習毛主席著作；一會兒又問問我的姓名、年齡、籍貫、婚姻狀況、家庭成員、簡歷，干部登記表第一面和第四面上的幾項，他都問到了，我很佩服他的一心二用的本領。
這時又來了幾個穿得花花綠綠的女社員，坐在對面的一條渠埂上，不是正對男社員而是拉開大約十幾米的距離，以示男女有別。他噌地站了起來，跑到女社員那邊去，馬上，那邊傳來了活躍的說笑聲。
太陽烤得我已經滿頭是汗了，我已經懷疑這一天還干不干活了，一位留著圓圓的白胡子的組長才下令下地。干活的時候那個伶俐的小伙子主動和我結伴，不停地和我扯著閑話，不斷地囑咐我“忙啥，慢慢的，慢慢的”。對我提出的有關勞動工藝上的問題，他一概置之不理，同時熱情地向我噓寒問暖，向我介紹在這里生活應該注意的事項。他說：“我叫穆罕默德·阿麥德，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好了。”
直到快收工的時候，我才直腰四處看了看，我發現，穆罕默德·阿麥德干的活比我還少。我是一個人鋤四壟地，他一個人只鋤兩壟，但前進的速度一樣。他鋤漏的生地、野草，也絕不比我少。再一看，我確實嚇了一跳，原來他拿著的是一柄那么小的砍土鏝，別說是男人，就是未成年的女孩兒用的砍土鏝，一般也比他的大。
他一邊“干活”，一邊說笑，肆無忌憚，最后還唱起歌來了，有滋有味，有腔有板，他的嗓子可真不錯。
后來不知誰笑著說了一句什么話，他突然生起氣來了，立在那里，噘著嘴像個孩子，不聲不響也不干活。過了足足兩分鐘他對我說：“這人是不好人，這人人不是。”他停了一下，調整了盛怒中弄亂了的語法，告訴我說：“這些人不是人。”
午飯時候，他不由分說把我拉到他家里去。本來莊子的住房水平低于隊部附近的住房，他住的那個歪歪扭扭的用爛樹條編在一起抹上泥就算墻的爛房，更可以說是倒數第一。他的父母都已老邁，兩個小妹年齡很小，這四個人穿的都是破衣爛裳，只有他一個人穿得囫圇、整潔，還頗有式樣。泥房外面是爛柴草搭的一個涼棚，涼棚下面砌起一個土臺，土臺上鋪著一塊布滿爛洞、裂紋、粘成一綹綹的破羊毛氈子，氈子上放著一個四角包上鐵皮仍然松松垮垮的炕桌，土臺邊連著鍋灶，老太太正把一大把一大把發了霉的麥秸填到灶里，煙大火小，燒開那一大鐵鍋水顯然是很難的。
我遵照禮儀向坐在室外土臺上的二位老人問好。穆罕默德·阿麥德的父親向我還禮和問候的時候，胸腔里發出一種奇怪的沙沙聲，而且結結巴巴，口齒不清。他母親正在害眼，紅紅的兩只眼睛眼淚花花的。穆罕默德·阿麥德卻不耐煩地催我進屋，屋里擺設稍稍好一點，有半新的花氈，有條案，條案上有挑花桌布與大小瓷碗，還有一排維文舊文字的精裝厚書，這是不多見的。墻角有鑲著黃色條飾的木箱，墻上還有一張不大的鏡框，奇怪的是鏡框里擺著的全都是穆罕默德·阿麥德一個人的照片，有穿俄式多扣學生裝的，很天真可愛，還有一張穿西服的，拙劣地涂上了顏色，照得卻走了形。墻上除了掛著面籮、和面的木盆、兩把未編完的糜秸掃把以外，還有一個大肚的龐然大物——那是一種樂器，叫做都塔爾，我在來伊犁以前已經去過吐魯番和南疆，我是見識過的。
屋里空氣潮濕憋悶，我其實寧愿出去到土臺上坐，但是他正在認真地張羅著。先是在我面前鋪上了飯單，然后打開黃條木箱，拿出兩個小碟，一個碟里放著方塊糖和葡萄干，一個碟里放著小馕與小餅干。然后，他從室外拿來一個搪瓷高樁茶壺，從案上取下兩個小碗，給我和他自己各倒了一碗茶：“請，請，請……”他平攤著向我伸手，極為彬彬有禮。從茶色的淡薄上，我又一次體會到這一家人經濟上的拮據。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