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行政與突發事件應對（簡體書）

第一章 深入了解公共應急切實推進依法應對
一、公共應急法治化的產生與發展
二、現代西方國家公共應急管理體制
三、我國的公共應急及其法治化

第二章 不斷學習應急理論牢固樹立法治思維
一、突發事件基本原理
二、政府應急管理基本原理
三、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法治原則

第三章 依法設置應急權力嚴格規范應急行為
一、行政應急權力
二、行政應急行為
三、行政應急行為的分類
四、行政應急行為的具體表現形式

第四章 合理編制應急預案著力進行事前預防
一、事前預防制度
二、應急預案的制定與實施
三、應急人力資源準備工作
四、應急物力資源準備工作

第五章 科學構建預警系統及時管控突發事件
一、監測與預警
二、監測與預警的內容
三、監測與預警的體系
四、突發事件的預控

第六章 依法進行應急處置切實保障應急救援
一、應急處置
二、突發事件應急處置
三、應急救援

第七章 妥善進行恢復重建及時總結經驗教訓
一、應急狀態的結束
二、事后恢復與重建
三、事后調查與總結

第八章 不斷完善救濟機制有效保障公民權益
一、應急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制度
二、公共應急中的行政賠償與行政補償
后記
主要參考文獻

對于突發事件的應對，我國古代多有“戒嚴”之規定。例如，據《三國志·魏·王朗傳》記載：“今六軍戒嚴”。《晉書·卞壺傳》也有“今內外戒嚴，四方有備”的記載。再如，南朝陳后主曾于禎明三年正月下詔書，說“今內外并可戒嚴”。此后，宋、金、元、明、清各代均有實行戒嚴的記載。
但是，相對于古代和中世紀的西歐，我國的專制色彩更為濃厚，突發事件應急權力的獨裁性和集權模式表現得更突出，如我國古代的救災管理體制，在唐朝時已相當完備并基本定型，其決策體制具備中央高度集權的特點。②同時，由于我國古代傳統的儒家思想一直占據統治地位，奉行“人治”，而且諸法不分、以刑為主，因此不存在獨立的突發事件應對立法。因而，對各種自然、社會危機的處理往往只取決于皇帝或官員的個人素質和才能，各種應急措施隨意性強，缺乏必要的規范保障，成本高、風險大，呈現一種“長治長災、長治長亂”的局面。③
新中國成立以后，在緊急狀態法領域的重要立法是關于戒嚴的法律規定。我國的戒嚴制度首次確立于1954年憲法中。該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全國或部分地區的戒嚴。“文化大革命”中，因憲法事實上被擱置，所以，在實踐中，實行的是相當于戒嚴的軍事管制制度，而且也不是依法建立的。1975年憲法取消了1954年憲法關于戒嚴制度的規定，但在實踐中，卻采取了戒嚴措施。1982年憲法恢復了戒嚴制度，并且比1954年憲法的規定有了進一步的發展。1982年憲法第六十七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全國或個別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戒嚴。第八十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發布戒嚴令。第八十九條規定，國務院決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范圍內部分地區的戒嚴。
1996年3月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戒嚴法》，這是新中國第一部戒嚴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戒嚴法》總共5章32條。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戒嚴法》第二條的規定，在發生嚴重危及國家的統一、安全或者社會公共安全的動亂、暴亂或者嚴重騷亂，不采取非常措施不足以維護社會秩序、保護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的緊急狀態時，國家可以決定實行戒嚴。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戒嚴法》是一部比較系統地規范在緊急狀態時期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戒嚴法》第二條規定的精神，《戒嚴法》是適用于包括自然災害在內的各種緊急狀態的，但是，不管引起緊急狀態的具體原因是什么，需要國家采取戒嚴措施來對付緊急狀態的，其情節和性質必須要非常嚴重，具體說應當達到“嚴重危及國家的統一、安全或者社會公共安全的動亂、暴亂或者嚴重騷亂”。
從1982年現行憲法規定戒嚴制度之后，為了對緊急狀態采取緊急有效的應急措施，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還先后在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規中對由于自然災害引發的一般性質的緊急狀態，規定了相應的應急措施。此外，為了有效地對付由于自然災害引起的緊急狀態，做好災害應急工作，國務院先后出臺了若干“應急條例”。
自然災害類突發事件的法律規范。目前我國關于自然災害類突發事件的法律規范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地震災害法律、洪災法律、環境災害法律、地質災害法律，如《破壞性地震應急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防震減災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汛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災害防治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等。
公共衛生類突發事件的法律規范，如《傳染病防治法》《重大動物疫情應急條例》《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等。
社會安全類突發事件的法律規范。我國現階段應對社會安全類突發事件的主要法律是《戒嚴法》，還有《公安機關人民警察內務條令》第十三條、《民兵戰備工作規定》第三十九條等。關于恐怖性突發事件的法律規范，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2001年聯合發布的《關于依法嚴厲打擊恐怖犯罪活動的通知》以外，反恐機制主要體現于我國參加或締結的國際條約和協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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