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與法治：尋找一條通往未來的路（簡體書）

劉哲昕，1973年12月出生。1998～2004年就讀于華東政法學院，獲法學碩士、博士學位。自1995年起，先后在福建省莆田市中級人民法院經濟審判庭、申銀萬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律總部、德隆國際戰略投資有限公司法律總部工作，歷任書記員、法官、公司高級法律顧問。2004年初進入中國浦東干部學院任教。

自1998年起，先后參與撰寫著作、教材四部，國家級、省部級或國際合作課題十余項，在《法學》等刊物公開發表論文十余篇。 

最后還要再加上幾句。如果說有人對資本主義的所謂“主權在民”原則有所保留的話，那么對于社會主義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價值目標則似乎不應再有懷疑。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法律的契約屬性只會得到強化而不是相反。由此可見，“契約論”與人類文明發展方向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盡管它不可能消滅“意志論”的理論價值，但是必將以其應然的價值超越后者而成為法律性質的主體敘述。
文明分水嶺
現在我們需要解答關于契約的最后一個問題：前文的論述已經告訴我們，契約是西方文明幾乎與生俱來的本質屬性，其源也遠，其流也長。然而為什么一直到了近現代，契約才顯現出自己無與倫比的優越性，最終幫助西方文明實現了對中華文明的超越？或者更通俗地說，為什么契約傳統在西方文明中早已存在，我們卻將中西文明的分水嶺設定在公元1500年左右？過去為什么不行？后來為什么又行了呢？
在我的理解中，契約傳統的確早已存在于西方文明之中。然而僅有這一傳統是不夠的，因為這只是西方文明發展的主觀要件，它還必須耐心地等待著客觀要件的完備。這一客觀要件就是——特定生產力發展水平。也就是說，只有到了特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階段，契約傳統才能真正發揮出自己的優勢，推動西方文明實現跨越式發展。而在此之前，即便擁有契約的深厚傳統，西方文明也不足以超越中華文明的發展高度。那么，究竟應該如何描述這一特定生產力發展水平呢？
總體而言，作為一種文明傳統，契約的優勢就在于承認人的平等與自由的權力，鼓勵人們追逐自己的利益，釋放每個人的創造力。然而在漫長的古代時期，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還相當低下，基本上還處于一個經驗認知的積累階段。因此當時人類社會面臨的最突出的矛盾是如何依靠集體的力量互幫互助，以對抗各種不可測知的外部危險。在漫長的古代歷史上，這種外部危險可能表現為一發不可收拾的大河決堤，也可能表現為千里狂飆殺掠的異族入侵。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一個社會進步的主要推動力顯然不是依靠個人的創造力，而是依靠集體的合力。因此與能夠憑借大一統體制集中起大量人力物力的中華帝國相比，歐洲的契約傳統的確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顯現不出自己的優勢來。相反，與契約傳統相伴生的分裂與戰爭的傳統卻令歐洲的各主要國家長期處于相互爭斗廝殺的歷史困局之中，從而又進一步加劇了西方文明在古代時期的困頓與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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