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儒學研究(第21輯)（簡體書）

重建儒學學科提高文化白覺
四川大學舒大剛舒星
自近代“西學東漸”以來，如今全球一體化進程日益加劇，我國思想文化一直都面臨著來自外界及自身的不斷沖擊和挑戰。在這對于整個人類歷史而言并不算長的兩個左右世紀里，伴隨著國運的興衰變革，國人在文化思想上亦先后經歷了自我懷疑、自我否定，再到自我反思和自我覺醒的曲折路程。在這場思想文化的爭鳴中，即便遭遇最低潮、最冰點的時期，依然有一個聲音、一種主張不絕于耳—中華文化的自覺和自信決不能消亡!而今，這個聲音、這個主張正逐漸壯大。尤其在中國經濟和物質文明建設獲得重大突破的當下，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正日益成為國家文化建設的基本國策，成為每個文化工作者所強調和力倡的內容。然而，我們要說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關鍵在于什么?在經歷了如此長時間的自我否認和自我遺忘之后，我們應當如何充實自覺與自信？
首先，我們必須要了解自身的文化類型和形態，確立自身文化的主體意識，加強中華文化的主干地位，在學理和學科上發展和鞏固自身的文化學術。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多宗教、有著5000余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國，其包容的文化類型、文化形態可謂多種多樣。如果要以簡練的語言來描述真正具有全國意義的“中國文化”，當然是：以儒學和諸子百家（包括釋、道）互補為結構，兼融各民族（甚至周邊各國）文化的多元一體的龐大體系。這個海納百川、兼容并包的龐大文化體系自來就是所有中國人所引以為傲的精神家園。然而，若一定要在這個龐大體系中確定一個核心主干，不容置疑，它將是儒學。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是中華文明的主干，中國歷史及文化的方方面面無一不受到儒學的影響。而儒學本身也在這種影響中接受影響，不斷地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形成了具有自足的經典體系、博大的思想內涵、豐富的文獻積淀和成熟的教育體制，以及實實在在的學科和思想文化體系。從而，研究和重構儒學影響中國的歷史，就是提高文化自信的首要條件；重建儒學的現代學科地位，就是實現文化自覺的第一步。
從經典上看，儒家有所謂《六經》、《五經》、《七經》、《九經》、《十三經》和《四書》等組合提法。《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是孔子繼承中國上古以及夏、商、周三代歷史典籍整理而成的經典教材，這些經典上記往古歷史文化，下啟后世思想智慧，它們既是此前歷史的記錄，也是此后新知的啟蒙。老子云：“《六經》者，先王之陳跡也。”《莊子》也稱之為“世傳舊法之史”，《六經》記載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二帝三王亦即唐、虞、夏、商、周等歷史文化，是《六經》者述古之“史”也。《六經》經過孔子整理和闡釋后，又成為歷史教科書，《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道志者，文學是也；道事者，歷史是也；道行者，規范是也；道和者，美育是也；道陰陽者，哲學是也；道名分者，政治學是也—《六經》綜合反映了上古哲學、史學、文學、倫理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內容，是《六經》者，又訓世之“經”也。漢代儒者只傳《易》、《書》、《詩》、《禮》、《春秋》，謂之“五經”；東漢盛行“七經”，在五經之外另加《論語》、《孝經》；及到唐代，又將《易》、《書》、《詩》與《春秋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和《周易》、《儀禮》、《禮記》合稱“九經”。五代后蜀政權在成都刊刻“蜀石經”，在“九經”之外再加《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合稱“十三經”。宋儒又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析出，與《論語》、《孟子》一道并稱《四書》。中華5000年文明史，以《六經》為主體的儒家經典恰恰成為一個承上啟下的中介，中華前此2500年歷史因之以講明，后此2500年智慧得之以點燃。宋人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者·誠然。
從學術上看，儒學具有豐富多彩的學術思想，集哲學、政治、思想、倫理、社會、教育以及其他學術文化觀念于一體，是中國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其“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天人合一”的命題，構成了中國人特有的的宇宙模式和世界觀。“過猶不及”、“中正”“中庸”的辯證思維，形成了中國人高超的思維方式和處世哲學。“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之教，成了中國人作“新民”、立“新德”的指道思想。追求和平、講究秩序的理論，成了中國人建立和諧社會、實現文明生活的理想模式。“載舟覆舟”的君民關系論和“民為邦本”、“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成了歷代志士仁人反對專制集權、追求“仁政德治”的思想武器。“士人、君子、圣人”和“內圣外王”的修身模式，構成了中國人終身向往的理想人格和修身之道。“立己、立人，達己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成了中國人建立和諧人際關系的無尚法寶。這一切的一切，都經儒家的提倡、推廣，逐漸融人了中國的民族精神之中，支撐著這個民族生存、發展、繁衍，創造和豐富著自己燦爛的文化和文明，至今猶閃爍出熠熠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