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美德叢書：榮辱卷（簡體書）

在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內心深處，都深深地烙印著恥感意識。從《水滸傳》中的一百單八將到金庸筆下形形色色的各路豪杰，關鍵時刻他們口中往往會吐出同一句話——“我要是如何如何豈不被天下英雄恥笑？”也就是說這些人物的所作所為首先考慮的不是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或個人的得失、感受，而是他人、社會的評價，以受人贊許為榮，以受人貶斥、嘲笑為恥，并由此決定自己的行為。其次，根據臺灣學者朱岑樓先生的研究，儒家經典《論語》具有強烈的恥感取向，四百九十八章中與恥感有關的計五十八章。再有從恥食周粟的伯夷叔齊，到無顏面對江東父老的項羽；從恥為亡國奴的文天祥，到拒絕美國救濟面粉的朱自清……無數可歌可泣的事跡，無數錚錚傲骨的人物，都源自中國文化的恥感意識。我們的文化中，表達這種恥感意識的語言比比皆是：“難以啟齒”、“無地自容”、“令人汗顏”、“不恥于人類”、“報仇雪恨”、“臥薪嘗膽”、“士可殺而不可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大丈夫頭可斷而志不可屈”……這些從一個側面反映恥感意識對我們傳統文化的支撐作用。
中華民族的恥感文化源遠流長，深入民族精神的深層，哺育了一代代炎黃子孫，根深蒂固地融入了人們的道德實踐之中。中國傳統文化受儒家影響最深，無論是儒家性善論抑或性惡論，均要求人要知恥，要有恥感意識，這是人之為人的先決條件，有了這樣的前提，再加上法的懲前毖后就可以具備君子人格。“恥”在中國傳統道德哲學的邏輯體系中具有基礎性的地位。儒家道德哲學體系的核心概念是“仁義”，法家道德哲學體系的核心概念是“禮義”。儒家以“仁義”為核心的道德體系的著力點是個體倫理，其理路是由個體倫理到社會倫理；法家以“禮義”為核心的道德體系的著力點是社會倫理，其理路是由社會倫理到個體倫理。無論在以個體倫理為基點的道德哲學中，還是在以社會倫理為基點的道德哲學中，“恥”的體系性地位總是被充分肯定和凸顯。由此，“恥”或“恥感”不僅歷史地，而且邏輯地成為道德體系的原素和原色。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傳統文化以恥感意識為主，輔以罪罰等手段，使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恥”成就了中國傳統文化乃至東方文化發展的邏輯起點。這樣的文化使人們慣于接受外在的束縛和威懾。
人的恥感意識并非先天固有，而是如德國著名社會學家埃利亞斯所說的人的羞恥感的產生是由于違反了自我和社會的禁律。恥感是人們自覺地求榮免辱的道德情感和價值意識，是因經歷和體驗到了人性和基本價值被褻瀆而在我們人格深處產生的一種自我譴責和自我貶低意識。主體做了逾越底線倫理和基本的文化禁忌的事，就會覺得是一種奇恥大辱。同時，恥感是對別人批評的反應。一個人感到羞恥，也許是因為他被當眾嘲笑或遭到拒絕，或者他自己感覺被嘲弄了。羞恥感雖是一種有效的強制力量，卻要求有他人在場，至少要當事人感覺到有他人在場時這種感覺才存在。因此恥感文化強調外在的約束力。罪錯暴露，才會受到他人的譴責與懲罰，社會才會把恥辱降落到這個人頭上；假如罪錯不為人知，那么也就不會有社會群體的壓力。恥感文化中的個人，其所作所為首先考慮的是他人、社會的評價，所以這樣的社會他律色彩較重，集體意識或實體主義較強。
在關于中國人人格的問題上，梁漱溟認為中國人是依存者。這種“依存”主要是指個人對他人的一種心理依存。在中國思想史上，所有傳統的態度都不宣揚甚至不承認個體的獨立性。人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心中都要想到有他人的存在，就算現場沒有他人存在的情境，也要視作“有眼睛在盯著你”一般。這也就是儒家所倡導的“慎獨”工夫。“慎獨”是我國古代儒家創造出來的具有我國民族特色的自我修身方法。最先見于《禮記·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慎獨指的是人們在個人獨自居處的時候，也能自覺地嚴于律己，謹慎地對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違道德的欲念和行為發生，從而使道義時時刻刻伴隨主體之身。劉少奇對慎獨曾有這樣的解釋：一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時，有做各種壞事的可能，而不做壞事。
總之，恥是一種無罪的道德問題，罪是一種有恥的法律問題。恥感是能否合乎社會標準的一面鏡子，而罪感是能否對自己良心交代的一幅心電圖。黑格爾說，倫理是一種本性上普遍的東西。主體的價值意識告誡人們，我們的人性和文化中有一些基本的禁忌和規約，它主要表現為因害怕懲罰而產生的一種負罪感、內疚感和懺悔心態。人類文化的底線倫理與禁忌、罪感和恥感的確緊密結合在一起。其中恥感與罪感反映的是個人與他所處實體的普遍認同和回歸，它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關照自我的心靈、維系著社會的公共倫理和道德。因此就某個社會而言，罪感和恥感意識并存，只是孰輕孰重。往往這兩種情感意識取向不同，會造成社會主流價值觀以及治國方略的差異。P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