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新聞月刊1920-1928：從“攜印出走”到“東北易幟”（簡體書）

從1911年“武昌起義”到1928年“東北易幟”，是中國歷史上一段波雲詭譎的時期。《民國新聞月刊：1920-1928從“攜印出走”到“東北易幟”》真實還原這十八年之中的大事件，以報紙合刊的形式呈現，是對民國歷史一次別開生面的全新解讀，令二十八年風雲變幻宛如昨天。

聞立欣，湖北省浠水縣人，1961年出生於北京。民主鬥士聞一多之侄。歷史學者。現執教於北京大學。《赤誠愛國求索真理的無畏戰士：緬懷聞一多先生》（為紀念叔父聞一多先生所作）、《拍案頌：聞一多紀念與研究圖文錄》、《亞洲近現代史》、《八一三淞滬抗戰》、《中國抗日戰爭叢書》、《搶灘：跨海登陸經典之戰》、《中老胡同三十二號：老北大宿舍紀事（1946～1952）》、參與編纂《中國近現代史大典》（上下）、《世界100戰爭排行榜》。

《民國新聞月刊:1920-1928從"攜印出走"到"東北易幟"》首次以“報刊體”呈現最有民國范兒的風云歷史，穿越百年回民國，品讀原汁原味的民國時事，圖文并茂，值得珍藏。

前言
歷史是流動的、延續的，永遠處于變化狀態中的，社會變革僅有緩速顯晦之別，沒有停滯不前之狀，而是以“一個變局趨向高潮而形成新的變局”為周期的。歷史又是諸多側面構建的綜合體，是無數突發事件導致定向結局的集合體，其間充滿著偶然和必然的交織。
二十世紀初，社會內部矛盾淤積和國際環境變化，中國持續兩千余年的皇權架構跌入前所未有的動蕩搖擺狀態之中。無論是盤踞京畿腹地的執政者還是流落邊關浪跡海外的革命者，都意識到既有統治基礎的坍塌已在現實中成為可能。因此，統治中樞試圖通過立憲運動等溫和制度改良措施挽救朝廷危機，革命黨人則尋找一切契機制造激烈制度革命以實現“變專制而共和”。時間至關重要。武昌起義雖是一個偶發事件，但就整個情勢而言，革命黨人顯然在這輪與時間賽跑的競技場上占了上風，“變局”趕走了皇帝，辛亥革命鑄就了民國。然而這個“變局”只是開始而遠非高潮。
孫中山所號召的“民族革命”旨在推翻清朝統治權，并非要趕盡殺絕前朝的統治者，“五族共和”原則體現了民族主義的理智性和以文化為基點的包容性。雖然革命難免要流血，但相對于一場社會制度更迭的“變局”而言，辛亥革命并沒有如法國大革命的那般血腥慘烈，也沒有將前朝皇帝像路易十六那樣送上斷頭臺。
然而，由于革命黨團體早期活動的秘密性和聯絡會黨傾向，既缺乏現代意識又沒有形成嚴密統一的組織，因此更談不上自身的軍事力量，點燃“辛亥變天”導火索的革命黨人是利用朝廷新軍而獲得首義成功的。這種依靠“體制內”軍事力量推翻體制的制度革命所衍生的后果，就是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曇花一現，政壇實力人物袁世凱繼而登場，從此開始北京政府持續十七年的治理，即所謂“北洋時期”。這種軍人專政的事實，是民國初年從專制到共和社會過渡期不可避免的歷史后果。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呈現在世人面前的袁世凱是截然不同的形象：“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如同一個硬幣兩個面。歷史人物無法擺脫歷史慣性，“忽然間”坐擁民國大總統寶座的袁世凱，對皇權“統治威嚴”難以釋懷的崇拜心理，導致其帝制用心昭然天下而告別歷史舞臺，身后遺產除群雄并起的軍閥割據、武人當道的北京政府，還有一個捍衛共和理念的西南護國政權。民國開始步入“非典型南北朝”狀態。
在民族主義和工業主義雙重動力驅使下，各國發展趨向勢必打上國際因素印記。中國近代外交開始形成于晚清，民國初年則是中國外交向現代模式的演變時期，國內諸多標志性的歷史事件，都與當時的世界大事存在聯系。所以民國歷史的發展軌跡，包含有相當成分的各種國際因素。
孫中山的國際視野顯然要比其他民國政治人物開闊。在民國建立后，無論是短暫的臨時大總統時日、為發展國家建設奔波海內外期間，還是在護國和護法歲月，他始終在為自己的事業努力尋求各國支持，拓展國際關系空間。一九二○年四月，伍廷芳上演的“攜印出走”一幕釀成的外交事件導致廣東軍政府的破局，也為孫氏“回粵重新開府”創造了前提條件。孫中山次年在南方建立政權并稱大總統，拉開與北京政府的政權對峙。幾經磨難，孫中山最終在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支持援助下，通過國共合作對國民黨進行改組，建立黃埔軍校，擁有了一支夢寐以求的“自己的武裝”。孫中山逝世后，南方政權最終完成了國家的統一。
透過歷史流動性角度觀察，從辛亥革命共和肇始，至北伐告捷東北易幟為止，應該是二十世紀中國的第一個“歷史高潮期”。
在人們一般印象中，這段歷史是一段紛繁復雜、波云詭譎、亂象叢生的歲月。從北國到南域，自畿輔至邊陲，地方政權割據，國家四分五裂；政客縱橫捭闔，軍閥驕橫恣肆，名目繁多的東征西討致使黎民百姓陷于連年兵禍；上臺下野如走馬燈，僅北京政府就更換十三任總統（包括攝行大總統職、臨時執政、軍政府大元帥等），內閣有四十六屆之多，“你未唱罷他登場，城頭頻換大帥旗”。
但是，這個時期又是從皇權統治到共和政體的轉型過渡期，是革舊鼎新、百廢待興的時代，是國家開始融入國際社會的起步階段。建立國會、制定憲法、普及新式教育、頒布施行各種國家社會治理的制度法規、開展新式外交事務等，為中國從封建王朝走向現代型共和體制奠定了基礎。這個時期還是新文化在古老大地破土發芽的年代，是思想啟蒙主義實踐的年代，是波瀾壯闊、風云激蕩的革命年代。最后，這個時期更是英雄輩出的年代，他們對中國走向現代文明國家歷程的不同追求和各種努力，為中國之所以成為“二十世紀的中國”奠定了基礎。
《民國新聞月刊》以“模擬報刊”形式，通過對一九一一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間中國的歷史事件和與中國相關的國際事件的篩選、記述，向讀者展示民國初創階段這個“歷史高潮期”的多個場景。本書以月份作為編寫單位，按時間順序為經，以中外事件個案為緯，構成單位時間內的事件綜合，采用不分段落形式撰寫并配以相關圖片。每月以一個或多個對開為閱讀單元，所記之事時間以當月為下限，不設嚴格的瀏覽順序，重大事件的過程依事態進程按月份延伸敘述。每月刊頭頁設要聞欄目。歷史乃人與事的結合體，任何人物都是生活在特定時間段內的人物，對于當時之事，亦有其當時之認知與評判標準。本著“對歷史人物要放在歷史中觀察”的歷史道德原則，敘述內容多采用當時歷史環境下人們對所發生之事的態度評價，包括細節描述、報刊評論、文稿演講、函件通電、外界反應等。書后附有所征引圖文資料來源的“參考文獻目錄”。
《民國新聞月刊》的編撰承蒙諸多人士建議和幫助：北京文通天下圖書有限公司負責人石生瓊、禹成豪提供了全力支持，劉君承擔了全部圖文版面的技術操作，編輯部和出版部的呂夏喬、畢晶、梁茵、李溪、李寧、馬野、王艷等為本書最終成型付出了勤懇敬業的勞動。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聞立欣
二○一二年四月

民國九年（一九二○年）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

白俄將軍恩琴二月三日率由日本軍官指揮的俄蒙聯軍對庫倫展開圍攻，中國守軍孤立無援撤兵棄守，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白俄操縱下再度宣布外蒙古“獨立”，成立所謂“自治”政府并冊封恩琴為“雙親王”。科布多、烏里雅蘇臺等地再被恩琴率部攻占，外蒙全境幾乎都為白俄控制。庫倫失守淪陷后，向買賣城—恰克圖方向撤退的中國軍隊師敗兵疲孤懸塞外，援軍無望歸國無門，走投無路的駐庫倫最高軍政長官庫烏科唐鎮撫使陳毅十九日被迫向蘇俄提出“共同保衛買賣城—恰克圖一帶中俄交界區，以確保兩國商旅安全”的請求。蘇俄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最高負責人斯米爾諾夫認為，陳毅的“求援信”是莫斯科施加對外蒙古影響力并達到控制該地區的絕好契機，于是向莫斯科提出答復建議，即中國駐軍“應當向與外蒙古接壤的遠東共和國提出上述請求”，因為“它能夠為中國軍隊提供完全避難權并開赴蘇俄的自由”。莫斯科按照斯米爾諾夫的建議答復陳毅，復函寫道：“蘇俄是最有社會和政治寬容性和真正愛好和平的國家，正在為政治逃難者和白衛軍的受害者提供避難權和安全保證。”蘇俄這是“一箭雙雕”之計，既為其傀儡遠東共和國創造了出兵外蒙古的合理借口和條件，又在外交方面報復和羞辱了中國政府。因為此前蘇俄要求引渡逃入中國境內的自衛軍時，北京外交部總是引用國際法，將白軍視為“政治避難者”而拒絕引渡，這次蘇俄也將陳毅的部隊當成“政治逃難者和自衛軍的受害者”加以滯留。
【中國駐莫斯科總領事到任蘇俄急于了解代表赴華路線圖】二月三日，中國駐莫斯科總領事陳廣平抵達到任，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當天便照會陳，表示“承認陳為中國正式外交代表”，并保證陳氏及后續代表立即“享有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所規定的相應權利”。同時蘇俄方面還聲明，蘇俄在近期內將向中國派出外交代表，請陳廣平盡速呈報北京，并“告知蘇俄代表赴華比較方便的路線”。北京政府將布爾什維克之蘇俄與前沙皇俄國視為“一個國家”，中俄早就存在外交關系，只不過因“十月革命”導致俄內部政權更迭而中斷，所以給陳廣平赴的任定性是“恢復中俄邦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