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真集：朱維錚先生紀念文集（簡體書）

《懷真集：朱維錚先生紀念文集》中對如我這樣外行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任何一種歷史研究，那第一步都只能用力於討論對象‘是什麼’，然後才可能追究‘為什麼’。”靜心想來，我們所有學科的研究的第一步不都是在用力於討論對象的“真”嗎？然而，對於經歷過連牛頓、愛因斯坦等的名字都不許提及，對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等物理原理都要猛烈批判的“文革”年代的中國人來說，都會深深體會到作為人文學者要做到這一點的特殊困難。還在“文革”的遺風仍相當盛行的年代，朱先生就大聲疾呼：“不可以帶著現在的感情，對歷史做輕易的價值判斷”，“有一種人習慣于紅衛兵的思維方式，根本不看重學問，把學問當作一種工具，搞來搞去”，“我們現在有一批教授，就是當年的紅衛兵，他們的思維還是當年的紅衛兵思維”，……能夠如此勇敢、不留情面地斥責學界的“紅衛兵”，除了朱先生，恐怕很難找到同類。即便在今天，如此直抒胸臆的人文學者也不再多數。
朱先生說的都是真話，“真話”無非就是把握和傳達了實際情況的本質，並恰如其分地表達了我們需要面對的現實對象（或事件）的屬性及其內在的因果關係，但恰恰因為這個簡簡單單的“真”字的潛在力量，反而使得要想說出真話者面臨巨大的壓力！其實，真話的邏輯非常簡單，許多都是常識性的；在連常識都被廣泛忽視的情況下，說些常識性的真話都會被看作是“另類”。難怪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的斷言會成為名言。因此，編者將紀念朱先生的文集取名為《懷真集：朱維錚先生紀念文集》是十分貼切的。

《懷真集:朱維錚先生紀念文集》由復旦大學歷史系編，收入了著名歷史學家、復旦大學特聘資深教授朱維錚先生去世之后，他的學生、好友、同行等各界人士書寫的紀念文章。

楊玉良 序言
朱維錚 教授學術生平
李天綱 旦復旦兮憶吾師

王堯 紀念諤諤之士朱維錚先生
余子道 憶朱維錚先生青年時代的二三事
傅敏怡 朱先生片憶
汪榮祖 悼念朱維錚教授
劉志琴 特立獨行朱維錚
王家范 悼念朱維錚先生
王守常 憶維錚先生
王汎森 記憶中的朱維錚先生
虞雲國 書名聯挽朱維錚先生
施宣圓 憶朱維錚先生二三事
董秀玉 朱維錚先生與三聯書店
鄧正來 憶大哥維錚先生
李零 維錚先生二三事
葛兆光 那一道不曾消失的風景
——在往日書信中懷想朱維錚先生
馮錦榮 朱維錚先生憶拾
茅海建 記朱維錚先生
王慶其 深深水，靜靜流，悠然遠去
——追念朱維錚先生
張建智 追思朱維錚先生
陳麥青 人有個性魅力 書見學問擔當
-紀念朱維錚先生
魏承思 亦師亦友朱維錚

張隆溪 “走出中世紀”的啟示
——懷念朱維錚教授
劉夢溪 學之諍友而士之君子
——朱維錚先生其人其學
姚大力 貫通于周秦、晚清之間
——悼念朱維錚教授
羅志田 一位堅持自己獨立思想的學者
——紀念朱維錚先生
葛兆光 學“不隨術變” 堅持啟蒙主義立場
蔣維崧 也許這是他最後的學術文字了……
金文明 學者風範
——朱維錚教授的一封信

魏達志 追憶恩師朱維錚
——在朱老師身邊學習與工作的日子
鄒振環 朱維錚先生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史”
蘇勇 三事憶朱師
馬勇 朱維錚先生對章太炎的解讀
閔道安 恪守自己的理念走向世界
——朱老師
李天綱 學術生命仍盎然
——維錚師
徐洪興 學術之門的引路人
——維錚師
楊志剛 從學記
——朱維錚老師
陳居淵 朱先生的經學史研究
廖梅 導師朱維錚先生教我念書
王維江 二十年的師生緣
王東傑 以“書”為中心的思想史
吳通福 回憶朱先生給我的教誨和關懷
錢文忠 別樣的學人優雅
鄧志峰 雪月之靜穆與莊嚴
——朱師維錚先生
劉文楠 朱先生和魏教授
姜鵬 緬懷恩師
金光耀 為朱維錚先生做口述
傅傑 八卦碎片
汪堂家 史家的情懷
——維錚先生二、三事
張化 朱先生帶我做研究
潘光哲 從維錚先生游的點滴
黎漢基 拒絕平庸的思想鬥士
——朱維錚先生
王韌 悼念朱維錚先生
秦敏 徐冠群 朱維錚先生學術編年初稿

附錄一
秦敏 朱維錚先生病中談話
朱維錚先生的最後一課
傅敏怡 在授予朱維錚先生漢堡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儀式上的祝辭
朱維錚 接受漢堡大學榮譽博士的謝辭
呂森 在授予朱維錚教授漢堡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儀式上的主題演講
王維江 真正的對話與理解

附錄二
歷史學家朱維錚去世 生前曾感歎“假大師滿天飛”
不要用習慣的思維和語言再去造神
治古不忘今
——故著名學者朱維錚
朱維錚：遠去的那一道大學風景
26年後，無人領取的胸牌
三次談話，永難忘懷
——朱維錚先生
不要把自己變成狹隘的民族主義者
懷念思想者朱維錚
學者朱維錚：是“大師”不是神
和朱維錚教授的最後一面
朱維錚結緣《大師》的背後是擔當
朱維錚的學術與人生
朱維錚：“硬骨頭”的思想啟蒙者
巨星隕落 山河含悲
——文化大師朱維錚先生
朱維錚先生與中西書局
朱維錚的意義
朱維錚：說我“低調”可以，稱我“大師”我不認
——朱維錚先生的月旦評
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
高晞 吾師已逝 師德長存（代後記）

然而，朱老師留給我們的學術遺產，現在和將來都是要總結的。我以為：這兩個治學關鍵很重要，它們配得上清代晚期學者討論的問題，即“貫穿古今，橫通漢宋”；它們也應該和王元化（1920－2008，湖北江陵人）先生提倡的“有思想的學問，有學問的思想”一起討論。順便說：二十年多里，朱老師和元化先生交往最為相契。有一次，元化先生在衡山路慶余別墅201房間為一件事，特別對我講：在上海，最喜歡和你們的朱老師談學問，不但有學問，而且有真思想。
按既定教科書的規定，“中國近代史”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按朱老師提倡的觀點，中國近代歷史至少應該連貫整個十九世紀即嘉道年間來講，透徹一點的話，還應該上推至明末清初。記得朱老師1983年初次給我們一班研究生上課的時候，大家就認真而激烈地討論過這個問題。“以古代史的眼光看近代史”，十九世紀前后兩段歷史當然是連貫一致的，中國人的道路，正邪先不論，畢竟都是自己走出來的，內中有更多的延續性。這也是朱老師沒有辦法茍同說中國不能自己走出中世紀，只能被“轟出中世紀”的原因。顯然，說朱老師借用“中世紀”概念便是“西方中心論”也不成立，因為朱老師早就提出十九世紀清朝內部有“自改革”的主張。正好是龔自珍本人在《乙丙之際箸議第七》中提出：“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沒有鴉片戰爭，清朝也已經搞不下去了，必須改革。2000年，朱老師、龍應臺合作編輯的《未完成的革命》出版大陸版，易名《維新舊夢錄》在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線索就是“自改革”。我順此思路，應命寫了書評《歷史活著》，得到了朱老師的首肯。
因為這樣的歷史觀，朱老師便不會割斷清代的歷史，也去弄一部半吊子的近代史。“中國近代學術名著”收入的首部著作便是江藩（1761－1831，江蘇甘泉人）在嘉慶二十三年（1818）刻印的《漢學師承記》和道光二年（1823）刻印的《宋學淵源記》，還有方東樹（1772－1851，安徽桐城人）在道光年間刊刻的《漢學商兌》。這三本書都為一冊，以清代中葉的“漢宋之爭”作開端，再以清代末年的“康章之爭”（經今古文之爭）為結束，這樣的一部“中國近代學術史”，已經呈現出一個“經學史”的條貫，比一般外緣式的評論敘述深入許多。這三部“漢學與反漢學”是敘述清代學術的代表作，學者多用作“乾嘉故老”們的談助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