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評傳（簡體書）

《中國現代文化名人：丁玲評傳》以紀事的筆觸，生動記述了丁玲歷盡坎坷、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傳奇人生。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現代女作家、散文家。原名蔣偉，字冰之，又名蔣煒、蔣瑋、丁冰之，筆名彬芷、從喧等，湖南臨澧人。1918年就讀於桃源第二女子師範學校預科，次年轉入長沙周南女子中學。後入岳雲中學就讀。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陳獨秀、李達等創辦的平民女子學校學習。在長沙等地上中學時，受到五四運動思潮的影響。1923年經瞿秋白等介紹，入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習。次年夏轉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學旁聽文學課程。1925年與胡也頻結婚，1927年開始發表揭露舊中國黑暗現實的小說作品。處女作《夢珂》于同年年底發表於《小說月報》，1928年，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引起文壇的熱烈反響。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1929年與胡也頻、沈從文在上海合辦《紅黑》雜誌。1930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完成第一部長篇小說《韋護》。1931年，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斗》主編及左聯黨團書記（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時期她創作的《水》《母親》等一些作品，顯示了左翼革命文學的實績。1933年被捕，被軟禁在南京，1936年脫離禁錮，離開南京到陝北。

《中國現代文化名人評傳叢書:丁玲評傳》以紀事的筆觸，生動記述了丁玲歷盡坎坷、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傳奇人生。

不到什么辦法，總得進城去籌點小款，方能支持下去，作太太的便從床下把柳條箱拉出來，揀出些不適用的衣服，用一個花標作成的包袱包好”，交給胡也頻“進城從當鋪換錢”。
丁玲與胡也頻結識、同居，是有共同的思想情感基礎的。兩人都有著不幸的早年經歷，在現實中又都是寄居在北京的漂泊者。他們都懷揣著“五四”所賜的“自由”夢想，在各自的艱難困苦中，共同走人了“孤獨的憤懣、掙扎和痛苦”。雖然兩人的結合并沒有給丁玲帶來物質上的富裕，但是其精神上的意義卻不可低估。其意義主要就在于：它不但使她在特殊歷史時期里找到了一個精神上的同道，從而使她在與胡也頻的相互鼓勵、相互支撐中更加堅定了自己的“自由”信仰，而且在耳濡目染之中也使她在諸多可能中最終堅定地選擇了堅守個體自由的行為方式——這就是“文學”。所有這些，使處在茫然無措狀態中的丁玲終于確定了自己的人生航向。
如上一章所述，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丁玲實現了“個人，的發見”和人性的解放，形成了以反對束縛、追求自由、實現自我價值為基本內容和以“叛逆”、“自主”為核心的現代個性思想。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我個人一直是認為要自由思想，自由行動。”當1922年春天丁玲來到上海求學時，“五四”新文化運動已進入退潮期。那時，“《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許多知識分子都感到了深沉的精神苦悶。即便是作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的魯迅，在此期也有“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之感，其“戰斗的意氣”也“冷得不少”。面對這種殘酷的現實，丁玲雖然也有“夢醒了卻無路可走”的苦悶，但是，她卻沒有鎩羽而歸，而是始終以“五四”個性思想為其思想元點，“固執地要在自由的天地中飛翔，從生活實踐中尋找自己的道路”，堅持“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她的這種個性思想是如此鮮明、如此強烈，導致了她對“組織”、“紀律”的排拒。或者說，正是在她對“組織”、“紀律”的排拒中，鮮明而強烈地彰顯了她的個性思想。
因為特殊的經歷，丁玲與中共早期黨員和領導人有過較多的接觸。她說過，她“老早就進過共產黨辦的由陳獨秀、李達領導的平民女子學校，和后來的上海大學。在革命的隊伍中是有著我的老師、同學和摯友”。其中，交往較為密切的就有向警予、瞿秋白、馮雪峰等人。1923年暑假里，丁玲在上海見到向警予。可能是因為向警予聽到“有人在她面前說我是什么無政府主義思想，說我孤傲。因此她對我進行了一次非常委婉的談話”。1924年到北京后，瞿秋白也與她有過多次來往。雖然她當時對自己接觸到的“個別共產黨員的浮夸言行”表示“看不慣”，但總的來說，她通過與大多數黨員的接觸，還是感覺到了“共產黨是好的”。盡管如此，她還是在較長時間里自覺地游離于黨團組織之外。在平民女子學校和上海大學時，都有人征求過她的意見，想發展她入團、入黨，但她都拒絕了。不但如此，甚至在瞿秋白等共產黨人鼓勵她和王劍虹進上海大學時，她還表現出很強的疑慮：“我們懷疑這可能又是第二個平民女子學校，是培養共產黨員的講習班，但又不能認真地辦。”在得到“學校要宣傳馬克思主義，要培養年輕的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