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篇小說年度佳作2012（簡體書）

精選2012年度中國中篇小說中的佳作，公正客觀地推出思想性藝術性俱佳，有代表性有影響力的優秀作品，旨在使讀者能夠集中全面地瞭解中國中篇小說的創作成果。

賀紹俊，1951年出生于湖南長沙。198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瀋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曾任文藝報社常務副總編輯，《小說選刊》主編。長年從事文學理論和批評，主要著作有《重構宏大敘述》（論文集）、《文學批評學》（與人合著）、《中國當代文學圖志》（與人合著）、《鐵凝評傳》、《還在文化荊棘地》（論文集）、《魯迅與讀書》、《伊甸園的困惑：文學中的性愛描寫》等，發表論文二百余萬字。

《中國中篇小說年度佳作(2012)》內容豐富，故事精彩，情節感人，發人深省，回味無窮。閱讀《中國中篇小說年度佳作(2012)》，能使讀者領略中國二十一世紀中篇小說的魅力，打開一扇通往小說藝術世界的門。

每到年底將近的時候，就是好幾個出版社張羅著編選年度文學作品選集的緊張時刻了，我已經參與編選了好幾年，一開始也許帶著幾分興奮和驚喜，但幾年下來，竟變得有些精神麻木了，覺得年復一年的編選是在做一樁重復性的工作，因為作品中相似性的東西太多。為此難道我們就要去責怪作家們原創力不夠？不能不說，我一度就是抱著責怪作家們的態度的，我覺得他們的創作在衰退，所以不能給我們帶來驚奇。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位多年不見的朋友突然來到我家看我，他大為驚奇地說你住的地方變化太大了。我開始還對他的驚奇不以為然，后來才明白，這種變化是在慢慢發生的，它發生在我眼皮底下，就像一根秒針悄無聲息地移動著，我對它熟視無睹。朋友的到訪提醒了我，我應該反思我閱讀當代文學的態度，作為一名從事評論的專業閱讀者，我不應該只對驚奇感興趣，而應該以最認真最細微的觀察，去捕捉正在悄然進行中的變化。因為我們不能指望作家們每時每刻都在制造驚奇，這不是文學的常態，如果一個社會不斷地出現文學的驚奇，那也許是進入到了一場文學的大革命，但眼下我們的文學并沒有跡象在醞釀一場革命，它仍然沿著正常的軌跡在向前發展。在這樣的情景下，最需要人們去關注在發展進程中滋長起來的漸變，這樣的漸變積累起來就會是偉大的驚奇。我想，這應該是我們編選年度文學作品所秉持的態度。我希望我能夠以這樣的態度進入到2012年的中篇小說，不要遺漏其中的點滴漸變。
思想·批判
我一直強調小說的思想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小說是社會的思想容器，它承載了一個時代或一個階段的最新思想發現。在中篇小說的寫作中，作家們越來越注重對思想的表達，作家們對于社會與人生的認識也在不斷地更新和深化。我們要特別珍惜作家們在思想上的更新和深化。比如弋舟的中篇小說《等深》，這是一篇把銳利的思想埋藏得很深的小說，故事不過是發生在一個家庭里的小事，十四歲的兒子從一個男人對自己母親的過分親密的舉動中感覺到了家庭的危機，他在滿十四歲這一天，懷揣一把短刃要結束這個男人的性命。但作者從這個家庭小事里看到的是歷史命運的變遷。等深，這是一個海洋科技的專業術語，其專業內涵也許我們不懂，但即使從字面上理解，也似乎能明白作者為什么要借用這個專業術語來表達他的思想憂慮。一代人的失職，將會在另一代人身上看出其沉重的代價，這就是歷史的命運。我很敬佩小說中的那位才十四歲的周翔，作者弋舟敏銳地發現，他懷抱短刃上路了。這把短刃固然能夠被同樣敏銳的劉曉東截走，但劉曉東截不走另一把短刃。我是說，在周翔的頭腦中還有一把精神的短刃，假如我們這一代人還有一點責任感的話，我們不必在乎這把精神的短刃，就認真護送著周翔們上路吧。
劉繼明的《啟蒙》可以說是這個年度里非常難得的一篇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啟蒙》的思想深度特別體現在作者在進行一次解構神話的工作。他解構的是關于啟蒙的神話和關于知識分子的神話。啟蒙和知識分子又是合而為一的，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從誕生起就擔當起了啟蒙的使命。啟蒙，將知識分子送到了一個道德的制高地，從此知識分子仿佛就具有了道德上的豁免權。劉繼明首先就是從質疑知識分子在道德上的豁免權開始的。小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寫起。那是一個知識分子揚眉吐氣的時代，他們從“文革”的苦難中解放出來，以親歷者的身份大聲批判“文革”，再一次高揚起啟蒙的旗幟。小說中的蕖伯安就是這樣一位啟蒙的英雄。蕖伯安曾經被打成右派，在椿樹島進行勞動改造。他以這段生活為素材所寫的精神自傳式的小說《椿樹淚》，表達了他的“只有俄羅斯知識分子才有的對大地和勞動人民的熱愛”，引起了社會巨大反響，他也被青年們視為“精神導師和偶像”。他也成為了那個時代引領思想潮流的精神領袖，啟蒙自然是他掛在嘴上的關鍵詞，他支持年輕的大學生們創辦《啟蒙》思想刊物，強調喚醒青年覺悟的重要性。蕖伯安這個人物形象把我們帶入到八十年代的文學場景之中。那時候，文學顯得多么神圣，作家顯得多么偉大；這一切皆因為作家們正在通過文學，進行著一場拯救民族和人民的事業。但關于啟蒙和知識分子的神話也由此而建構起來。劉繼明找到了解構關于啟蒙和知識分子神話的鑰匙，這就是道德豁免權。他在小說中圍繞著蕖伯安的道德表現大做文章：蕖伯安是個“勾引姑娘的高手”，在農村蓮子用她的愛保護了蕖伯安，他回城后卻很快與蓮子離婚，他一面與安然相愛，一面又上了漂亮女作家葉子的床。后來他搖身一變成為企業家，又對椿樹島進行掠奪性的開發，完全是一副資本家的模樣。劉繼明揭秘式地寫出了蕖伯安的言行不一、內心丑陋的一面，在作者看來，這就是當代知識分子神話的真相。問題在于，如此不堪的知識分子又為什么能被當成神話來傳誦呢。這就涉及另外一個關于啟蒙的神話了。蕖伯安們是憑依著啟蒙的神話，才會把自己也神話化的。但在劉繼明的筆下，啟蒙不過是蕖伯安實現個人功利目的的一個工具。新時期之初的啟蒙使得蕖伯安把自己的所謂“受難”變成了政治資本，從而取得了文學上的話語權；而到了市場經濟時代，他的“啟蒙宣言”就變成了“為了發展，付出再大環境代價也值得”。在劉繼明的敘述中，我們獲得這樣一個印象：啟蒙之所以成為一個神話，就在于它一直處在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狀態之中，它最終成為了知識分子掩蓋自己欲望的包裝。盡管劉繼明所塑造的蕖伯安只是當代作家的一種表現形態，但他通過這一形象，強調了知識分子的知行合一，強調了在一個法治社會，誰也不能擁有道德的豁免權，我以為這一點正是這篇小說的思想價值所在。
盧一萍是一位長期生活在西北邊陲的軍旅作家，他的《光榮犧牲》就把我們帶到了一個生命生存都非常艱難的高原兵站。這篇小說顯然可以歸入到軍旅小說中，反映當代軍人生活的軍旅小說這些年來似乎星光暗淡，但2012年有了《光榮犧牲》，軍旅小說也變得光彩奪目了。軍旅小說的閃光之處就在于軍人總是與戰爭聯系在一起的。盡管我們身處和平年代，盧一萍卻不是用和平的眼光而是用戰爭的眼光去觀察他所書寫的對象的，因此他說：“一個人只要進入了這座高原，也就進入了一個無聲的戰場”。這使他在寫作中始終懷著一種肅穆和莊嚴的姿態。小說講述的事情很簡單，一位剛剛從軍校畢業的年輕軍官楊烈被分配到海拔五千多米的天堂灣邊防連，他到達邊防連后就因為不適應高原氣候而猝死在廁所里。但當盧一萍以戰爭眼光注視這一事情時，就發現了一個最簡單卻又被人們都遺忘的問題——楊烈猝死的地方是生物學家所認為的“生命禁區”。盧一萍便沿著“生命禁區”一路質疑下去，發出了一位作家出于人文關懷的批判聲音：為什么從來沒有人提出過，給上高原的軍人進行體檢？為什么不能給上高原的軍人進行適應性的訓練？小說的批判力度還在于，作者進一步寫出楊烈死后部隊各個方面的反應：因為楊烈的死影響到連隊的授稱，也涉及團長和政委的“前途”。這些反應揭露出部隊從來就缺乏“生命禁區”的意識。在反映當代軍旅生活的小說中具有如此的批判鋒芒，是很難得的。這篇小說的敘述采取了多視角的敘述方式，這似乎是盧一萍偏愛使用的敘述方式，其長處是能夠使問題獲得多棱角的展示。但這絲毫沒有掩飾作者盧一萍的鮮明的立場：盡管這是一個“看不見烽火硝煙，聽不見槍聲炮聲”的和平年代，但作者把他的寫作當成了踏入一個殘酷的戰場，我們可以從他的敘述中發現他瞄準了目標他叩動了扳機。
溫暖·平等
中篇小說的另一個主要變化就是作家從著力于對社會現實的反映轉向了對人性和心理的表現。作家不滿足于把現實問題反映或再現出來，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對人心的探詢上，也希冀從人的精神層面尋找到拯救社會的動力。
有意思的是，在表現人性和人的內心世界時，作家們總是愿意以非正常人作為剖析的對象。方方的《聲音低回》就寫了這樣一位弱智者阿里。阿里雖然是個弱智者，但他可以說是東亭一帶生活得最快樂的人。這不是別的原因，就因為阿里有一位偉大的母親，母親知道自己的兒子是一個弱智，這就意味著他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樣地思維和生活，他會在未來的生命歷程中遇到難以克服的障礙，母親要為兒子遮風擋雨，為兒子克服一切障礙。母親是這么想的，也是這么做的，她讓阿里成為了東亭最無憂無慮的人，她的愿望就是讓阿里“快活地活一輩子”。為此她吃了很多苦，更是透支了自己的生命，突然有一天，她就再也承擔不住而倒下了。但母親臨死前還惦記著自己的愿望，她把愿望托付給她的丈夫。母親是這篇小說的靈魂，也是這篇小說最閃光的形象。方方塑造母親的方式也是很講究的。她把母親交代清楚后就讓母親突然死去，母親在后面的故事情節中是缺席的，然而我們在閱讀中分明能感覺到母親的身影貫穿在敘述的一字一句中，分明能感到母親的強大力量，母親的強大力量不僅征服了小說中的所有人物，也征服了作為讀者的我們。單從塑造人物的角度說，方方以無形寫有形，塑造了一個缺席卻始終在場的母親形象，這是一種小說敘述的技巧，方方用得如此嫻熟，就應該贊一句。當然方方這樣寫也使得小說所要表現的愛不局限在母愛。小說中的母親為什么那么看重對弱智兒子的關照，道理很簡單，弱智兒子無法憑借自己的能力獲得幸福。在母親看來，每一個生命都應該獲得幸福，既然弱智者無力自己獲得幸福，那么我們就應該幫助他獲得幸福。所以母親在臨死前托付自己丈夫時也是這么說的：“要對得住他的命”。在這里，方方傳達出非常可貴的民主意識。任何一個生命，都有權利獲得社會的尊重，都有權利從社會中獲得幸福。小說還寫了一位勇于擔當、信守承諾的年輕人，他是弱智者的弟弟阿東。母愛保護了弱智的阿里，而阿東則讓母愛成為一種無處不在的愛，他證明了一個真理：人類之間的愛是共通的。
鄧一光的《你可以讓百合生長》也是寫的愛，但他更強調了平等的意識。小說的情節自然非常感動人，讓人感覺到愛的溫柔。的確，小說的基調是溫柔的，但在溫柔的后面又藏著作者堅硬的力量。這種堅硬的力量是針對著社會歧視而出擊的。小說中的少女蘭小柯生活在一個極其糟糕的家庭里，父親吸毒，母親缺乏生活能力，哥哥智障。蘭小柯的問題說到底并不是來自家庭本身，她并不為自己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中而哀怨，相反她能夠承擔起她該承擔的一切，她靠勤工儉學擔負起養家糊口的擔子，悉心照顧智障的哥哥，她具有窮苦人家出身的孩子的一切優點，但她又是一個問題孩子，總會要給學校的老師和同學們制造一些不愉快。鄧一光要告訴我們的是，我們千萬不要以歧視的眼光來對待像蘭小柯這樣的問題孩子。他塑造了一位充滿愛心的音樂義工左漸將，也許可以說，是左漸將以愛溫潤了蘭小柯。但我發現僅僅這樣說并不準確。愛，是許多作家樂于表現的主題；愛，也是許多小說感動我們的力量。但鄧一光為愛加入了平等的元素，從而使愛的和聲更為渾厚。左漸將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從來不認為自己高人一等，他對人充滿著愛，但他并不認為愛是一種施舍物，因為施舍本身就構成了一種不平等的關系。他是把愛看成是一種平等的交流，他以這種態度與蘭小柯交往，一直對外界充滿敵視、對歧視充滿敏感的蘭小柯也正是被左漸將的平等態度所打動，她才會以真情與愛心回報左漸將。這篇小說的故事情節并沒有什么特別新異之處，從左漸將來說像是一篇教育小說，從蘭小柯來說又像是一篇勵志小說。但是，無論是教育小說也好，還是勵志小說也好，當鄧一光加入了平等的觀念以后，一切都變得煥然一新。
周瑄璞是最近幾年涌現出的一位小說作家，我發現這位年輕的作家對于城市的生活形態充滿興趣，她的不少中短篇小說與其說是在寫人物，不如說是在寫一種生活形態。在對城市生活形態的觀察和評判中，自然傳達了一位年輕作家的世界觀，她在2012年發表的好幾篇中短篇小說都是反映當下城市現實生活形態的，在這些小說中都都感受到一個共同的旋律：孤獨感。看來這是作者最近集中思考的一個問題。孤獨感，是城市化進程中的普遍頑癥：城市中的道路越來越擁擠，人口越來越稠密，然而人與人之間隔膜越來越大，孤獨成為了最為流行的“呼吸道感染”，仿佛一個人只要張嘴呼吸，就不可避免地遭到孤獨這一病毒的侵擾。因此孤獨感也成為城市小說中一個最常見的主題，會在眾多小說中得到充分的展現。周瑄璞對孤獨也有自己的見解。《勝利稗記》寫到了一個很卑微的男人，他沒有非凡的能力，沒有強壯的身體，但他也沒有轉而去做一個無賴惡棍；他是一個被動者，常常被人左右，常常被人利用。我相信這樣的男人是不會討女人喜歡的，小說中的幾個女人無不都是在利用他，敷衍他。這樣的男人無疑是值得同情和可憐的，事實上，他在生活中得不到別人的同情，也不會有人去理解他的內心。盡管如此，這樣的人物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雖不景氣，卻可以活得平靜快樂。我欣賞這篇小說有兩點，一是作者寫一個弱者，卻沒有像通常那樣刻意以一種同情和憐憫的姿態去寫，這實際上是放下了某種優越感，以平等的意識去面對人物。二是小說寫出了另一種孤獨感。這樣一個平庸和卑微的男人不也是一個孤獨者嗎？但作者沒有以文人慣有的抒情化、詩意化的方式來消遣之，而是讓其潛伏在客觀的敘述之中。這同樣也體現出一種平等的意識。
滋潤在“文學的現實”里
中國的現當代小說是以現實主義為主流的，這不僅與中國的政治思想主潮相吻合，也適應了中國人的傳統審美習慣。中國的讀者似乎更愿意從小說中尋找到現實的影子。所以小說寫得一點也不真實就成為了讀者否定一篇小說的理由。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中進行寫作，作家們有意無意地都會讓自己的敘述朝著寫實的方向靠攏。所以當代小說的寫實性敘述是相當成熟的。但我也發現，寫實意識的過于強盛帶來了另一個后果，這就是小說家們弱化了建構文學審美世界的追求。因此小說寫作在強調貼近現實的同時，也要具有一種反現實的覺悟，要把小說寫作當成是在建構一個不同于現實的“文學的現實”。仍然有一些作家在做這樣的努力，他們滋潤在“文學的現實”里。
鐘求是的《兩個人的電影》講述了一個溫軟優美的愛情故事。電影是這個愛情故事的媒介。昆生與鄰居少婦相互之間都有好感，相約了一起去看一場電影，未曾想這次看電影竟導致了昆生的三年監獄生活。出獄后，兩人天各一方，卻共同懷有一個看電影的情結，不約而同地在他們第一次看電影的日子里去了同一個劇院看電影。從此他們相約每一年都要在這一天一起看一場電影。雖然每年只有這一天才會在一起，但因為有了這一天，他們的精神和情感才多了溫暖和憂傷，多了期待和懷想。這個愛情故事完全可以用晶瑩剔透來形容，毫無疑問，這樣一個晶瑩剔透的愛情故事是不可能完全從現實生活中照搬過來的，它是作家精心編織出來的一種“文學的現實”。或者說，現實生活盡管瑣碎、蕪雜，但也不乏詩意，小說家要做的事情不僅是要從蕪雜中發現詩意，而且要把詩意小心地從蕪雜中剝離出來，然后以這現實生活中的詩意為基礎，創造出一個“文學的現實”來。《兩個人的電影》首先是審美的，從這一點來說，它恢復了小說的榮譽。因為受所謂現代性的影響，小說越來越趨向于表現丑陋和異象，語言樂于粗鄙化和市儈化，講故事也變得越來越形而下。讀者似乎也接受小說朝著丑陋和粗鄙發展趨向的事實，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現實生活本身正在變得越來越丑陋。但是，小說不應該滿足于成為一面反映現實丑陋的鏡子，小說恰恰是要用美好和理想來填補現實的不足。為了達到這一效果，鐘求是對現實采取了一種提純的方式，整篇小說變得非常干凈，文字是干凈的，情感是干凈的，這就讓讀者閱讀起來會有一種清潔舒服的感受。其次，干凈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審美，干凈本身就是與現實的不干凈針鋒相對的。正如鐘求是在一篇創作談中所說的：“在眼下這個世俗的社會，有二奶、小三，有閃婚、離婚，但也必須有最干凈的愛情。”
說到底，小說是虛構的藝術，是想象的盛宴。“文學的現實”是靠虛構來完成的，因此“文學的現實”能否征服讀者，關鍵在于作家的虛構能力。年輕一代的作家似乎對虛構有著更親近的沖動，這是我推薦王威廉的主要原因。《第二人》顯然不是直接再現生活的小說，也不是直接針對社會現實的問題小說，它是一位作家將自己對于社會和人生的思考轉化為文學想象的結果。讀這樣的小說，讀者想必是不會去與現實生活“對號入座”的，而是盡情地游走在作家虛構的文學世界里。這個虛構的世界帶給我們的思索和啟迪絲毫不會比現實世界帶給我們的少。王威廉是這么理解虛構的：“文學的力量在于真實，而真實的路徑卻是虛構。虛構并不是謊言，虛構是條件的設定、睿智的發現；虛構是容器，容納了生活中無辜、溫柔與罪惡的一切；再往深里說，虛構是一種理想。懷揣著理想，不一定能實現什么，但畢竟可以使人走得更遠。”他在《第二人》里較好地實踐了自己的創作理念，小說中有著耐人尋味的隱喻，隱喻中有著深邃的內涵。
文化多元與多極的魅力
小說集最后一篇《阿瓦古麗》的作者阿拉提·阿斯木是一位維吾爾族作家，我特別要強調作者的維吾爾民族身份，就在于這正是我選取這篇小說的理由。我想要提醒人們注意，中國當代文學的色彩異常豐富，這是因為調配了眾多民族文化的色彩。當代文學的魅力首先就是文化多元和多極的魅力。特別是維吾爾族和藏族這兩個民族的文化精神對當代文學的影響更為明顯。以維吾爾族文化為例，當代很多漢族作家都直接從維吾爾民族中獲得了有益的文學資源，如王蒙、紅柯、董立勃、劉亮程，等等。我曾專門研究過王蒙的小說，我以為，沒有維吾爾民族文化，就不會有王蒙后來所形成的鮮明的文學風格。王蒙在新疆生活了十六年，他學會了維吾爾語，王蒙說：“一講維吾爾語，我就神采飛揚，春風得意，生動活潑，詼諧機敏”。這既是維吾爾語的特點，也是維吾爾民族的文化性格，這一切又轉化成了王蒙的文學風格。王蒙文學世界中的深邃的哲理、睿智的幽默和樂觀的生活態度都是與維吾爾民族文化有關的，如果說，王蒙的文化基因中本來就有樂觀、機智、幽默的種子，但這些種子只有移植到新疆維吾爾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才會長成一棵特別粗壯的樹。王蒙自己曾很驕傲地說，他有另一個舌頭，就是能講維吾爾語的舌頭。維吾爾族化何止成就了王蒙。當代小說寫作一度曾過于呆板、滯重，過于拘泥于寫實，也許正是維吾爾民族文化的開放、浪漫的性格，多少挽救了當代小說寫作，使它不至于在呆板、滯重的路途上滑得更遠。現在就讓我們從一位真正的維吾爾族作家的小說中體會一下維吾爾民族的風采吧。
阿拉提·阿斯木是一位雙語作家，他主要進行維吾爾語的母語寫作，但他同時又能進行漢語寫作，這種寫作上的便利，就使得他能將兩種語言的特點和風格進行交流和溝通，維吾爾民族文化的獨特性也就通過他的一支進行雙語寫作的筆，順暢地進入到了他的漢語小說中。《阿瓦古麗》從故事的角度說比較單純，作者的小說敘述也基本上沒有采用什么現代小說的技巧，但他的語言恣肆奔放，有著一種奇異的色彩，他的想象也是那么的跳躍。這篇小說收入到了阿拉提·阿斯木最新出版的小說集《蝴蝶時代》里，在這本小說集的封面上，編輯寫了一段話：“維吾爾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賦予漢語新的質地，用一種我們熟悉而又陌生的，熾熱、豐饒的漢語，淋漓盡致地展現人性深層的善惡與愛恨。”這段話雖然是為宣傳圖書而寫的，但我以為說得很準確到位。
一本中篇小說集的篇幅有限，我不奢想通過這本集子囊括2012年度最優秀的中篇小說，何況優秀不優秀見仁見智，但我希望能在這本集子里體現出這一年度中篇小說所傳達出的一些新的信息，這些新的信息正是漸變過程中產生的；同時我也希望這些新的信息會帶給讀者不一樣的閱讀期待。

序言等深聲音低回兩個人的電影第二人阿瓦古麗啟蒙你可以讓百合生長勝利稗記光榮犧牲

她坐在我面前，我們之間隔著張鋪有臺布的桌子。
這樣的場面必定發生過很多次，但每一次身臨其境，我的心里都會泛起微瀾。這沒什么可說的，就像歲月中總有些蠻不講理的滋味，在我們的心里盤桓不去。比如，她的名字叫莫莉，而在我的心頭，從一開始，就是以這兩個字來稱謂她的——茉莉。她或許并不知道，當我每次叫她的時候，其實我是在叫著——茉莉。這算是我自己的一個秘密。最初，這個內心的秘密無疑蘊含了情意，隨著時光荏苒，這個蘊含著情意的秘密當然也無疑地麻木了，它不再是一個發自心底的愛稱，而是猶如戶口本上橫平豎直的實名。這時候，莫莉或者茉莉，都只是一個女人的名字罷了。而我依然固執地以“茉莉”稱呼她，不過是因為一切已經成了習慣。
她說：“曉東，原諒我總在這種時候來找你，我知道，你并不能幫我把他們找回來，但是，將自己的艱難說給你，對我似乎已經成了習慣……”
我凝視著她。她也在說“習慣”。
我還記得三年前那個深夜被電話鈴聲吵醒的情景：我從一個輾轉的夢中醒來，抓起電話“喂”了一聲，就被自己發出的聲音嚇住了。我的聲音喑啞，粗澀，像一陣風從砂紙上擠過去。怎么會這樣？睡覺之前還是好好的，我還和一個女人通過電話，一切如常，我用自己溫和的男中音，成功地將那場通話帶向了我所希望的氛圍，并且將那樣的氛圍一直延宕進了夢中。接聽這個深夜來電，我的聲音卻突然發生了轉變。我驚悸于自己聲音的無端轉變和轉變后心情的無端頹廢。我試著讓自己清醒一些，調整臥姿，在被子里坐正，使脖子舒展開，又“喂”了一聲——似乎好了點兒，但依然令我感到陌生。電話卻被那邊的人掛掉了。我怔忪地靠在床頭，覺得一下子枯萎了，有種一落千丈的下墜感。我是一個相信生活中充滿了隱喻和啟示的人。深夜打來的電話和自己突然的變聲，都令我陷入到陰郁的猜測之中。我用力地咳嗽了兩聲，電話鈴聲又響了……
這個電話就是茉莉打來的，時隔二十多年，她向我匯報：“我打電話給你，是想告訴你周又堅失蹤了。”
周又堅是我大學時代的朋友，她的丈夫。
而剛才，時隔三年，她坐在我的對面，隔著張鋪有臺布的桌子告訴我：她的兒子周翔也在三天前失蹤了。
“茉莉，”我頓一頓，“別這么說，你沒什么需要被我原諒的，談不上——”
“我知道！可我必須這么說，曉東，我快崩潰了！”
看得出，她的確是快崩潰了。在打斷我之前，她放在桌面上的左手攥成了拳頭，不自覺地砸了一下桌子。
我將那杯檸檬水向她的手邊推了推。“喝口水，茉莉。”
她動作戧直地舉起水杯，喝了一大口，別過頭去的時候，用另一只手的手背恨恨地抹去了我尚未看到的淚水。
我說：“你來找我沒錯，起碼，把一切說說也好。”
我這么說不過是想令她的情緒緩和下來。我一直盯著那只被她攥緊的水杯，幾乎已經看到了這只水杯在她緊張的手里破裂時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