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的新視野（簡體書）

《比較文學的新視野》收錄的二十八篇論文分別從學科理論建設、跨文化研究、翻譯研究、文學關系研究四個方面展示了北外學者最新的比較文學研究成果，凸顯了各外語院系學者從事比較文學的新視野。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比較文學研究具有優良的傳統，王佐良、周玨良等學者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先驅。北外也是國內最早進行比較文學教學和研究的高等院校之一。

張西平，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國際漢學》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世界漢語教育史學會會長。代表作有《歷史哲學的重建：盧卡奇與西方當代社會思潮》、《中國和歐洲早期哲學與宗教交流史》、《歐洲早期漢學史》。
顧鈞，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教授。畢業于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獲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美國漢學史和近代中西文學交流史，代表作有《衛三畏與美國早期漢學》、《魯迅翻譯研究》。

學科理論研究
跨文化視域下的海外漢學研究
一個學科的誕生：比較文學的民族性與普世性
中國的俄羅斯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
從建構主義視角觀察文化和跨文化交際研究
錢鐘書與早期“漢學學”
翻譯研究
再創造與譯本的獨立性
關于魯迅著作的英文譯本
論村上春樹的翻譯
論初大告對中文典籍英譯的貢獻
從“三國演義”到魯迅：中國文學在泰國的啟示
十七世紀來華耶穌會士對儒學概念的譯介--以“性”的翻譯為例
跨文化研究
龐德與中國：“東方主義”和民族身份的建構
顧彬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三題
“道”與“超靈”--老子與愛默生哲學觀之比較
女性怪誕 中美風格--張愛玲、韋爾蒂、麥卡勒斯小說中怪異女性的比較研究
《白蒼鷺》與《三三》中城鄉二元秩序的建構與顛覆
裔然與《孝經》
海上絲綢之路與南亞
鴉片戰爭後美國來華傳教士與中國形象
17世紀西方人眼中的老北京城--以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 -書為中心
魏晉南北朝時外來的珍珠
文學關系研究
“高爾基《母親》的當代版本”--評“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薩尼卡》
巴金與屠格涅夫的文學因緣
試論詩章結構對語義生成的影響--以俄、漢詩歌文本為例
“把外潮的洶涌來沖擊自己的創造力”--曾樸的自傳體小說《魯男子》
20世紀初日本有關“文學”及“中國文學史”觀念的考辨
齊如山與20世紀初的中西戲劇比較研究
西方中國形象成因的復雜性初探--以17、18世紀英國旅華游記為例

一、海外漢學研究的基本內容
如果將域外漢學（中國學）史作為一個學術的對象來把握，我們所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文化是通過什么途徑傳播到國外的？漢學家們所閱讀的中文典籍是如何流傳到他們手中的？他們所閱讀的中文典籍的譯本是如何形成的？因為任何一個漢學家，他從事漢學研究的基本條件就是要閱讀中國文化的典籍，無論是原本的中文文獻還是翻譯的文本。
從前者來說，中文典籍的外傳，構成了域外漢學家研究中國文化的基礎，所以，正如嚴紹先生所說：“國際中國學（漢學）的基礎性研究，就必須以原典性實證方法論，解明中國典籍向世界的傳播，探討這種傳遞的軌跡和方式，并從事收集、整理和研究相關的文獻。失卻了這一基本性功能，所謂對國際中國學（漢學）的研究，都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這點，嚴紹對中國典籍向日本的傳播的研究，對整個漢學（中國學）史的研究都具方法論的意義，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搞清中文文獻在西方的流傳史，這直接影響我們對西方漢學史的研究。
從後者來說，西方大多數漢學家研究中國的文本使用的是各種西方語言的譯本。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結的通道是不同的，域外漢學家們所得到的翻譯的文本是不同的，這些不同的文本決定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例如，在西方漢學的歷史上對《四書》的翻譯就有羅明堅的譯本、柏應理的譯本、衛方濟的譯本、理雅格的譯本、衛禮賢的譯本、陳榮捷的譯本等。這些譯本由于時代不同，譯者的文化背景不同，所表達的《四書》的含義有著很大的不同。因而，認真摸清中國典籍的外譯是進行西方漢學史研究的基礎性工作，雖然困難很大，特別是對傳教士的早期拉丁語譯本的梳理和研究，但從學術的整體和長遠發展來說，應該去做。本書所收入的柳存仁先生的《百年之英譯（論語>其一：讀西蒙·李（SimonLeys）》、周發祥先生的《中國古典小說西播述略》是研究中國典籍西譯的經典之作，我們應沿此路向發展。
如果這樣從學術上掌握漢學的知識來源，我們就必須進入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在研究西方早期漢學時為什么我們一定要熟悉和了解入華傳教士的活動，就可以理解為什么費正清認為中西文化交流中人華的傳教士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因為人華的傳教士實際上是站在一個雙行道上，“他們在向西方傳遞中國形象的同時也塑造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觀點”，不了解傳教士我們就弄不清他們向西方所介紹的中國形象。理解的中國儒家的基礎是柏應理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而到今天為止能真正讀懂這本拉丁文著作的中國學者屈指可數。同樣，讀過龍華民的《中國宗教的若干問題》的學者很少，但研究萊布尼茨和“禮儀之爭”的論文和著作卻每天在增加。而如果讀不好龍華民的這本書，是很難真正理解“禮儀之爭”和萊布尼茨的儒學觀的。如果從中國漢學（中國學）史研究的歷史來看，對西方傳教士漢學著作的翻譯工作只是在近幾年才開始的，我們到現在為止還不能將這個基本的學術脈絡梳理得很清楚。同樣，到今天為止我們還沒有認真研究過晚清時裨治文等人所辦的《中國叢報》中所介紹的中國的基本情況，而正是這份報紙塑造了19世紀西方人的中國觀，它為19世紀的西方漢學家提供了基本的文獻。近年來學術界開始翻譯晚清時入華傳教士的西文著作，但基本的著作和文獻我們仍是不清晰的。米憐的著作、麥都思的著作、盧公明的著作都尚未深入地研究。目前，雖然開始有了對理雅格和衛禮賢的研究，但至今國內尚無真正對他們的中國典籍的翻譯文本進行徹底的研究，而沒有對這兩個傳教士所翻譯的中國典籍的文本研究，實際上是說不清19世紀以來西方對儒家和中國文化的理解的，因為直到今天，理雅格和衛禮賢所翻譯的中國典籍的譯本仍是大多數漢學（中國學）家案頭必備之書，他們是通過理雅格和衛禮賢的譯本來理解中國文化的。
另一方面，這些傳教士漢學家和當代的漢學家的一個重要區別是他們長期生活在中國，如果了解他們筆下的中國，他們的中國觀，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介紹，那必須進入中國明清史的研究中，必須考察他們在中國的活動，這又要求我們必須對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個深入地了解。而“近幾百年來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西方人逐步‘發現’和建構的歷史，而探討和研究中國被歐洲人逐步發現，和重構，的歷史，無疑是當今的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研究者的一大理論課題”（王寧），這點我們下面還要專門論述，這里只是說明：歷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是漢學（中國學）研究者必須涉及的領域。編人論文集的著名荷蘭漢學家許理和的《十七一十八世紀耶穌會研究》和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的《新教傳教士著作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都是從歷史角度研究入華傳教士漢學的典范之作，對我們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