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

文學批評的「論詩」意念歷經許多演變，
《詩言志辨》看見二千多年詩論的文學批評史。

論詩是文學批評的開端，論詩主要是論外交「賦詩」，也就是論歌唱入樂的詩。詩言志辨所談論的正是四條詩論、四個批評的意念，也就是「詩言志」、「詩教」、「比興」和「正變」。「詩言志」為論詩的開山綱領；「詩教」為漢時教導六藝的六學之一；「比興」和「正變」則為方法論，是「詩言志」和「詩教」的細目。

二千多年來這四條詩論、四個批評的意念多多少少都經歷了改變，朱自清著《詩言志辨》就是研究四條詩論的史的發展，透過四條詩論在各時代不同的用例，可以解釋四個詞句的本義跟變義、源頭和流派。散文大師朱自清透過清新質樸的文字，帶我們走過一遭詩論的文學批評史。

本書特色

朱自清從「詩言志」的意念為中心發展下去，書中收入四篇論文，研究言志、詩教、比興、正變四條詩論的史的發展。這四條詩論、四個詞句，在各時代有許多不同的用例。書中根據重要的用例解釋這四個詞句的本義跟變義、源頭和流派。

朱自清

原名自華，號實秋，後改名為自清，字佩弦。幼年受傳統的古典教育，大學時代即開始創作新詩，一九二三年發表長詩〈毀滅〉，在當時的詩壇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一九二五年，任清華大學教授，創作轉向散文，同時開始古典文學的研究。抗戰爆發後，曾與葉聖陶合著《國文教學》。享年五十一歲。

民初散文家郁達夫曾說：「朱自清雖是一個詩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夠貯滿著那一種詩意，文學研究會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葉聖陶則說：「現代大學裡，如果開現代本國文學的課程，或者有人編現代本國文學史，論到文體的完美，文字的全寫口語，朱先生該是首先被提及的。」可見朱自清在當代受到推崇的程度。

作品尚有詩集《蹤跡》、散文集《背影》、《歐遊雜記》、《你我》等，有著作二十餘種，約二百萬字。

西方文化的輸入改變了我們的「史」的意念，也改變了我們的「文學」的意念。我們有了文學史，並且將小說、詞曲都放進文學史裏，也就是放進「」文”或「」文學”裏；而曲的主要部分，劇曲，也作為戲劇討論，差不多得到與詩文平等的地位。我們有了王國維先生的《宋元戲曲史》 ，這是我們的第一部文學專史或類別的文學史。新文學運動加強了新的文學意念的發展。小說的地位增高，我們有了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詞曲差不多升到 了詩裏，我們有劉毓盤先生的《詞史》，雖然只是講義，而且並未完成，還有王易先生的《詞曲史》。民間的歌謠和故事也升到了文學裏，“變文”和彈詞等也跟著 升，於是乎有鄭振鐸先生的《中國俗文學史》 。這裏特別要提出的是，在中國的文學批評稱為“詩文評”的，也升了格成為文學的一類。陳中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僅後於《宋元戲曲史》，但到郭紹虞先生的那一本出來，才引起一般的注意，雖然那還只是上卷書。

詩言志
一 獻詩陳志
二 賦詩言志
三 教詩明志
四 作詩言志

比興
一 毛詩鄭箋釋興
二 興義溯源
三 賦比興通釋
四 比興論詩

詩教
一 六藝之教
二 著述引詩
三 溫柔敦厚

正變
一 風雅正變
二 詩體正變

詩言志
獻詩陳志

《今文尚書‧堯典》記舜的話，命夔典樂，教胄子，又道：

詩言志【1】，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鄭玄注云：

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為之。聲中律乃為和【2】。

這裡有兩件事：一是詩言志，二是詩樂不分家。《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也有「詩以言志」的話。那是說「賦詩」的，而賦詩是合樂的【3】，也是詩樂不分家。據顧頡剛先生等考證，〈堯典〉最早也是戰國時才有的書【4】。那麼，「詩言志」這句話也許從「詩以言志」那句話來【5】，但也許彼此是獨立的。

《說文》三上〈言部〉云：

詩，志也。「志發於言」【6】。從「言」，「寺」聲。

古文作「」，從「言」，「」聲。楊遇夫先生（樹達）在〈釋詩〉一文裡說：「『志』字從『心』，『』聲，『寺』字亦從『』聲。『』、『志』、『寺』古音蓋無二。……其以『』為『志』，或以『寺』為『志』，音近假借耳。」又據《左傳》昭公十六年韓宣子「賦不出鄭志」的話，說「鄭志」即「鄭詩」：因而以為「古『詩』、『志』二文同用，故許（慎）徑以『志』釋『詩』」【7】。聞一多先生在〈歌與詩〉裡更進一步說道：

志字從「」，卜辭「」作「」，從「止」下「一」，象人足停止在地上，所以「」本訓停止。……「志」從「」從「心」，本意是停止在心上。停在心上亦可說是藏在心裡。

他說「志有三個意義：一，記憶；二，記錄；三，懷抱」。從這裡出發，他證明了「志與詩原來是一個字」【8】。但是到了「詩言志」和「詩以言志」這兩句話，「志」已經指「懷抱」了。《左傳》昭公二十五所云：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捨，怒有戰鬥。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
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孔穎達《正義》說：「此六志《禮記》謂之『六情』。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漢人又以「意」為「志」，又說志是「心所念慮」，「心意所趣向」，又說是「詩人志所欲之事」【9】。情和意都指懷抱而言：但看子產的話跟子太叔的口氣，這種志、這種懷抱是與「禮」分不開的，也就與政治、教化分不開的。

「言志」這詞組兩見於《論語》中。〈公冶長篇〉云：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10】，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

〈先進篇〉記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各言其志」，語更詳。兩處所記「言志」，非關修身，即關治國，可正是發抒懷抱。還有，《禮記‧檀弓篇》記晉世子申生被驪姬才害，他兄弟重耳向他道，「子蓋（盍）言子之志於公乎？」鄭玄注，「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這也是教他陳訴懷抱。這裡申生陳訴懷抱，一面關係自己的窮通，一面關係國家的治亂。可是他不願意陳訴，他自己是死了，晉國也跟著亂起來。這種志，這種懷抱，其實是與政教分不開的。

《詩經》裡說到作詩的有十二處：

1.維是褊心，是以為刺。（〈魏‧葛屨〉）
2.夫也不良，歌以訊之。（〈陳‧墓門〉）
3.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小雅‧四牡〉）
4.家父作誦，以究王。（〈小雅‧節南山〉）
5.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小雅‧何人斯〉）
6.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小雅‧巷伯〉）
7.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小雅‧四月〉）
8.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大雅‧卷阿〉）
9.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大雅‧民勞〉）
10.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大雅‧桑柔〉）
11.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大雅‧崧高〉）
12.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大雅‧烝民〉）

這裡明用「作」字的八處，其餘也都含有「作」字意。（一）最顯，不必再說。（二）《傳》云，「訊，告也。」《箋》云：「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可使工歌之，是謂之告。」《經典釋文》引《韓詩》，「訊，諫也。」《說文‧言部》，「諫，數諫也。」段玉裁云，「謂數其失而諫之。凡譏『刺』字當用此。」（八）《傳》云，「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九）《箋》云，「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汝）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汝）【11】。」

這些詩的作意不外乎諷與頌，詩文裡說得明白。像「以為刺」、「以訊之」、「以究王」、「以極反側」、「用大諫」，顯言諷諫，一望而知。〈四牡篇〉的「『將母』來諗」，《箋》云，「諗，告也【12】。……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與〈巷伯〉的「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四月〉的「維以告哀」，都是自述苦情，欲因歌唱以告於在上位的人，也該算在諷一類裡。〈桑柔〉的「雖曰『匪予』既作爾歌」，《箋》云，「女（汝）雖距，已言『此政非我所為』，我已作女（汝）所行之歌，女（汝）當受之而無悔。」那麼，也是諷了。為頌美而作的，只有〈卷阿篇〉的陳詩以「遂歌」，和尹吉甫的兩「誦」。〈卷阿傳〉說「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陳志」就是「言志」。因為是「獻詩」或贈詩（如〈崧高〉、〈烝民〉），所以「言志」不出乎諷與頌，而諷比頌多。

《國語‧周語》上記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邵公諫道：

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晉語》六趙文子冠，見范文子，范文子說：

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惑也）；風（采也）聽臚（傳也）言於市，辨祆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

《左傳》襄公十四年記師曠對晉平公的話，大略相同；但只作「瞽為詩」，沒有明說「獻詩」。

從這幾段記載看，可見「公卿列士的諷諫是特地做了獻上去的，庶人的批評是給官吏打聽到了告誦上去的【13】」。獻詩只是公卿列士的事，輪不到庶人。而說到獻詩，連帶著說到瞽、矇、瞍、工，都是樂工，又可見詩是合樂的。

古代有所謂「樂語」。《周禮‧大司樂》：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這六種「樂語」的分別，現在還不能詳知，似乎都以歌辭為主。「興」、「道」（導）似乎是合奏，「諷」、「誦」似乎是獨奏；「言」、「語」是將歌辭應用在日常生活裡。這些都用歌辭來表示情意，所以稱為「樂語」。《周禮》如近代學者所論。大概是戰國時作，但其中記述的制度多少該有所本，決不至於全是想像之談。「樂語」的存在從別處也可推見。《國語‧周語》下云：

晉羊舌肸聘于周。……（單）靖公享之。……語說「昊天有成命」（《周頌》）。單之老送叔向（肸的字），叔向告之曰：「……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是道成王之德（道文武成其王德）也。……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

韋昭解道，「『語』，宴語所及也。『說』，樂也。」似乎「昊天有成命」是這回享禮中奏的樂歌，而單靖公言語之間很賞識這首歌辭。叔向的話先詳說這篇歌辭—詩，然後論單靖公的為人，並預言他的家世興盛。這正是「樂語」，正可見「樂語」的重要作用。《論語‧陽貨篇》簡單的記著孔子一段故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歷來都說孔子「取瑟而歌」只是表明並非真病，只是表明不願見。但小病未必就不能歌，古書中時有例證；也許那歌辭中還暗示著不願見的意思。若這個解釋不錯，這也便是「樂語」了。

《荀子‧樂論》裡說「君子以鍾鼓道志」。「道志」就是「言志」，也就是表示情意，自見懷抱。《禮記‧仲尼燕居篇》記孔子的話，「是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這雖未必真是孔子說的，卻也可見「樂語」的傳統是存在的。《漢書》二十二《禮樂志》論樂，也道「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樂語」的作用正在暗示上。又，《禮記‧樂記》載子夏答魏文侯問樂云：

今夫古樂，……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這裡「語」雖在「樂終」，卻還不失為一種「樂語」【14】。這裡所「語」的是樂意，可以見出樂以言志，歌以言志，詩以言志是傳統的一貫。以樂歌相語，該是初民的生活方式之一。那時結恩情、做戀愛用樂歌，這種情形現在還常常看見；那時有所諷頌，有所祈求，總之有所表示，也多用樂歌。人們生活在樂歌中。樂歌就是「樂語」；日常的語言是太平凡了，不夠鄭重、不夠強調。明白了這種「樂語」，才能明白獻詩和賦詩。這時代人們還都能歌，樂歌還是生活裡重要節目。獻詩和賦詩正從生活的必要和自然的需求而來；說只是周代重文的表現，不免是隔靴搔癢的解釋。

獻詩的記載不算太多。前引《詩經》裡諸例以外，顧頡剛先生還舉過兩個例【15】：《左傳》昭公十二年，子革對楚靈王云：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又，《國語‧楚語》上記左史倚相的話：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

〈祈招〉是逸詩。〈懿戒〉韋昭說就是〈大雅〉的〈抑篇〉，「懿讀之曰抑」。「自儆」可以算是自諷。這兩個故事雖然都出於轉述，但參看上文所舉《詩經》中說到詩的作意諸語，似乎是可信的。這兩段是春秋以前的故事。春秋時代還有晏子諫齊景公的例。《晏子春秋‧內篇‧諫下》第五云：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嘆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為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

《晏子春秋》雖然駁雜，這段故事的下文也許不免渲染一些，但照上面所論「樂語」的情形，這裡「歌諫」的部分似乎也可信。總之，獻詩陳志不至於是託古的空想。

春秋時代獻詩的事，在上面說到的之外似乎還有，從下列四例可見：

1.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左傳》隱公三年）

2.狄人……滅衛。……衛之遺民……立戴公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左傳》閔公二年）

3.鄭人惡高克，使帥帥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同上）

4.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左傳》文公六年）

（一）《詩序》云：「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二）《序》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16】」（三）《序》云：「（鄭）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四）《序》云：「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詩序》雖多穿鑿，但這幾篇與《左傳》所記都相合，似乎不是向壁虛造【17】。《詩經》中「人」字往往指在位的大夫君子【18】，這裡的「衛人」「鄭人」「國人」都不是庶人；《詩序》以「鄭人」為公子素，更可助成此說。「賦」是自歌或「使工歌之」；〈碩人篇〉要歌給莊公聽，〈載馳篇〉要歌給戴公聽，〈清人篇〉要歌給文公聽，〈黃鳥篇〉也許要歌給康公聽。這些也都屬於諷一類【19】。

「詩」這個字不見於甲骨文金文，《易經》中也沒有。《今文尚書》中只見了兩次，就是〈堯典〉的「詩言志」，還有〈金滕〉云：「于後（周）公乃為詩以詒（成）王，名之曰〈鴟鴞〉。」〈堯典〉晚出，這個字大概是周代才有的。—獻詩陳志的事，照上文所引的例子，大概也是周代才有的。「志」字原來就是「詩」字，到這時兩個字大概有分開的必要了，所以加上「言」字偏旁，另成一字；這「言」字偏旁正是《說文》所謂「志發於言」的意思。《詩經》裡也只有三個「詩」字，就在上文引的〈巷伯〉、〈卷阿〉、〈崧高〉三篇的詩句中。《詩序》以〈巷伯篇〉為幽王時作、〈卷阿篇〉成王時作、〈崧高篇〉宣王時作。按〈卷阿篇〉說，「詩」字的出現是在周初。似乎和〈金滕篇〉可以印證。但《詩序》不盡可信，〈金滕篇〉近來也有些學者疑為東周時所作【20】，這個字的造成也許並沒有那麼早，所以只說大概周代才有。至於《詩經》中十二次說到作詩，六次用「歌」字，三次用「誦」字，只三次用「詩」字，那或是因為「詩以聲為用」的緣故；《詩經》所錄原來全是樂歌【21】，樂歌重在歌、誦，所以多稱「歌」、「誦」。不過歌、誦有時也不合樂，那便是徒歌，與謳、謠同類。徒歌大都出於庶民，記載下來的不多。前引《國語》中所謂「庶人傳語」，所謂「臚言」，該包含著這類東西。這裡面有「謗」也有「譽」，有諷也有頌—鄭輿人誦子產，最為著名。也有非諷非頌的「緣情」之作，見於記載的如《左傳》成公十七年的聲伯〈夢歌〉。但這類「緣情」之作所以保存下來，並非因為它們本身的價值，而是別有所為。如《左傳》錄聲伯〈夢歌〉，便為的記夢的預兆。《詩經》裡一半是「緣情」之作，樂工保存它們卻只為了它們的聲調，為了它們可以供歌唱。那時代是還沒有「詩緣情」的自覺的。

賦詩言志

《左傳》裡說到詩與志的關係的共三處，襄公二十七年最詳：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入之所得聞也。」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印段（子石）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公孫段（子石）賦〈桑扈〉。趙孟曰：「『匪【22】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王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這裡賦詩的鄭國諸臣，除伯有外，都志在稱美趙孟，聯絡晉鄭兩國的友誼。趙孟對於這些頌美，「有的是謙而不敢受，有的是回敬幾句好話」【23】。只伯有和鄭伯有怨，所賦的詩裡有云，「人之無良，我以為君！」是在藉機會罵鄭伯。所以范文子說他「志誣其上而公怨之」。又，在賦詩的人，詩所以「言志」，在聽詩的人，詩所以「觀志」「知志」。「觀志」已見，「知志」見《左傳》昭公十六年：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

「觀志」或「知志」的重要，上引例中已可見，但下一例更顯著。《左傳》襄公十六年云：

晉侯與諸大夫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孔穎達《正義》說，「歌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好之義類，所以說「諸侯有異志」。

這都是從外交方面看，詩以言諸侯之志、一國之志，與獻詩陳己志不同。在這種外交酬酢裡言一國之志，自然頌多而諷少，與獻詩相反。外交的賦詩也有出乎酬酢的諷頌即表示態度之外的。雷海宗先生曾在〈古代中國的外交〉一文中指出：

賦詩有時也可發生重大的具體作用。例如文公十三年鄭伯背晉降楚後，又欲歸服於晉，適逢魯文公由晉回魯，鄭伯在半路與魯侯相會，請他代為向晉說情，兩方的應答全以賦詩為媒介。鄭大夫子家賦〈小雅‧鴻雁篇〉，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遠行之勞，暗示鄭國孤弱，需要魯國哀恤，代為遠行，往晉國去關說。魯季文子答賦〈小雅‧四月篇〉，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這當然是表示拒絕，不願為鄭國的事再往晉一行。鄭子家又賦〈載馳篇〉之第四章，義取小國有急，想求大國救助。魯季文子又答賦〈小雅‧采薇篇〉之第四章，取「豈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魯國過意不去，只得答應為鄭奔走，不敢安居【24】。

鄭人賦詩，求而兼頌，魯人賦詩，謝而後許。雖也還是「言志」，可是在辦交涉，不止於酬酢了。稱為「具體的重大作用」是不錯的。但賦詩究竟是酬酢的多。

不過就是酬酢的賦詩，一面言一國之志，一面也還流露著賦詩人之志、他自己的為人。垂隴之會，范文子論伯有、子展、印氏等的先亡後亡，便是從這方面著眼，聽言知行而加推斷的。《漢書》三十〈藝文志〉說，「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這也是「觀志」，《荀子》裡稱為「觀人」。春秋以來很注重觀人，而「觀人以言」（〈非相篇〉）更多見於記載。「言」自然不限於賦詩，但「詩以言志」、「志以定言」【25】，以賦詩「觀人」也是順理成章的。如此論詩，「言志」便引申了表德一義，不止於獻詩陳志那樣簡單了。再說春秋時的賦詩雖然有時也有獻詩之義，如上文所論，但外交的賦詩卻都非自作，只是借詩言志。借詩言志並且也不限於外交，《國語‧魯語》下有一段記載：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綠衣〉之三章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韋昭解這回賦詩之志是「古之賢人正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可見這種賦詩也用在私室的典禮上。韋昭解次「合」字為「成」；以現成的詩合自己的意，而以成禮，是這種賦詩的確釋。清勞孝輿《春秋詩話》卷一云：

風詩之變，多春秋間人所作。……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歟？蓋當時祇有詩，無詩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為己詩，彼人之詩，此人可賡為自作，期於「言志」而止。人無定詩，詩無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

論當時作詩和賦詩的情形，都很確切。

這種賦詩的情形關係很大。獻詩的詩都有定指，全篇意義明白。賦詩卻往往斷章取義、隨心所欲、即景生情，沒有定準。譬如〈野有蔓草〉，原是男女私情之作，子大叔卻堂皇的賦了出來；他只取其中「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兩句，表示歡迎趙孟的意思。上文「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以及下章，恐怕都是不相干的【26】。斷章取義只是借用詩句作自己的話。所取的只是句子的文義，就是字面的意思；而不管全詩用意，就是上下文的意思。—有時卻也取喻義，如《左傳》昭公元年，鄭伯享趙孟，魯穆叔賦〈鵲巢〉，便是以「鵲巢鳩居」、「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杜預注）。但所取喻義以易曉為主；偶然深曲些，便須由賦詩人加以說明【27】。那時代只要詩熟，聽人家賦，總知道所要言的志；若取喻意，就不能如此共曉了。聽了賦詩而不知賦詩人的志的，大概是詩不熟，唱著聽不清楚。所以衛獻公教師曹歌〈巧言篇〉的末章給孫蒯聽，諷刺孫文子「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師曹存心搗亂，還怕唱著孫蒯不懂，便朗誦了一回—「以聲節之曰『誦』」，「誦」是有節奏的【28】—。孫蒯告訴孫文子，果然出了亂子【29】。還有，不明瞭事勢也不能知道賦詩人的志。齊慶封聘魯，與叔孫穆子吃飯，不敬。叔孫賦〈相鼠〉，諷刺他「人而無儀，不死何為！」他竟不知道。後來因亂奔魯，叔孫穆子又請他吃飯，他吃品還是不佳，叔孫不客氣，索性教樂工朗誦〈茅鴟〉給他聽；這是逸詩，也是刺不敬的。但是慶封還是不知道【30】。他實在太糊塗了！賦詩大都是自己歌唱。有時也教樂工歌唱；《左傳》有以賦詩為「肄業」（習歌）的話，有「工歌」「使大師歌」的話【31】，又剛才舉的兩例中也由樂工誦詩。賦詩和獻詩都合樂；到春秋時止，詩樂還沒有分家。

教詩明志

論「詩言志」的不會忘記〈詩大序〉，〈大序〉云：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前半段明明從〈堯典〉的話脫胎。〈大序〉託名子夏，而與《毛傳》一鼻孔出氣，當作於秦漢之間。文中說「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卻又說「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說「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正義》云，「情謂哀樂之情」，「志」與「情」原可以是同義詞；感於哀樂，「以風其上」，就是「言志」。「在心」兩句從「詩言志」、「志以發言【32】」、「志以定言」等語變出，還是「詩言志」之意；但特別看重「言」，將「詩」與「志」分開對立，口氣便不同了，此其一。既說「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說「情發於聲」，可見詩與樂分了家，此其二。「正得失」是獻詩陳志之義，「動天地，感鬼神」，似乎就是〈堯典〉的「神人以和」。但說先王以詩「美教化，移風俗」，卻與獻詩陳志不同；那是由下而上，這是由上而下。也與賦詩言志不同，賦詩是「為賓榮」，見己德—賦詩人都是在上位的人，此其三。獻詩和賦詩都著重在聽歌的人，這裡卻多從作詩方面看，此其四。總而言之，這時代詩只重義而不重聲，才有如上的情形，還有，陸賈《新語‧慎微篇》也說道：

故隱之則為道，布之則為文（衍文？）詩；在心為志，出口為辭。

「出口為辭」更見出重義來。而以詩為「道」之顯，即以「布道」為「言志」，雖然也是重義的傾向，卻能闡明「詩言志」一語的本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