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化對五四新文學的影響

作者對於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關係的研究，源於二十世紀八○年代在揚州師範學院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時。當時，作者大量閱讀「五四」時期的文學作品，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文學現象，諸多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有著某些關聯，或受洗入教，或親近基督教，在他們的創作中先後出現與基督教文化有關的題材，或描寫教會生活，或塑造教徒形象，或提倡博愛，或提倡寬恕。

「五四」是一個欣欣向榮的時期，「五四」也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時期，僅對於基督教文化就有著許多不同的態度，讚賞者有之、批評者有之、反對者有之，就是陳獨秀在「五四」時期對於基督教文化就有比較複雜的姿態。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背景中的基督教文化思潮，對於梳理探究此時期基督教文化思潮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本書特色

1.梳理五四時期基督教文化斯朝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

2.研究五四時期中國隻事份子與基督教文化的關係。

3.分析教會人士對於非基督教運動的反駁與護教運動。

4.研究五四時期基督教教會人士對於教會本色化的見解。

5.深入評價五四時期知識份子與基督教文化的關係。

6.研究五四時期文學創作與基督教文化的關係。

楊劍龍

1952年生於上海市，博士、教授，現為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點學科帶頭人，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紐約大學訪問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作家協會理事。

著有長篇小說《湯湯金牛河》、中篇小說《租賃男友》、短篇小說《消失了的朦朧》、散文《歲月與真情》等，學術著作《鄉土與悖論——魯迅研究新視閾》、《中國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文化》、《中國現代鄉土文學論》、《上海文化與上海文學》、《文化批判與文化認同》等。

後記

我對於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關係的研究，源於20 世紀80年代在揚州師範學院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時。當時，我大量閱讀「五四」時期的文學作品，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文學現象，諸多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有著某些關聯，或受洗入教，或親近基督教，在他們的創作中先後出現與基督教文化有關的題材，或描寫教會生活，或塑造教徒形象，或提倡博愛，或提倡寬恕。最初我想以此論題做碩士學位論文，後來卻以20 世紀20 年代鄉土文學研究為論題，但是我並沒有放棄對於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關係的研究，後來便成為我的博士學位論文《曠野的呼聲：中國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文化》，論文由陳思和先生作序，於1998 年為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9 年為新加坡青年書局再版。

2003 年，我應香港中文大學之邀請，在崇基學院開設「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選修課，有30 餘位博士生、碩士生選修，後來我將學生的課程作業修改編輯成《文學的綠洲─中國現代文學與基督教文化》一著，2006 年10 月由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出版。在香港中文大學任客座教授期間，香港中文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邀請我作一場公開學術報告，邀請者提出講宗教而不講文學。我經過認真準備，以「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對五四時期一個角度的回溯與思考」為題，成功地進行了演講，演講稿於2004 年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成為我後來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緣起。2005 年，我以〈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基督教文化思潮〉為題，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案獲得批准。

「五四」是一個欣欣向榮的時期，「五四」也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時期，僅對於基督教文化就有著許多不同的態度，讚賞者有之、批評者有之、反對者有之，就是陳獨秀在「五四」時期對於基督教文化就有比較複雜的姿態。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背景中的基督教文化思潮，對於梳理探究此時期基督教文化思潮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該論題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案後，我努力搜尋資料探究問題，課題中的前期成果先後在學術刊物上發表：〈論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的人道精神〉，《世界宗教研究》2008 年第2 期；〈論少年中國學會的宗教論爭〉，《甘肅社會科學》2008 年第5 期；〈論基督教文化與冰心、許地山小說的敘事模式〉，《中國比較文學》2009 年第3 期；〈論「五四」知識份子與基督教文化〉，《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05 年第3 期；〈衝突與接受：基督教文化與中國家族觀念〉，《廈門大學學報》2008 年第2 期；〈教會學校文化教育與中國現代作家〉，《江海學刊》2007 年第4 期；〈論冰心的聖詩創作〉，《文化中國》（加拿大）2004 年第1 期；〈寫出文化衝突與融合中基督徒的複雜心態〉，香港《二十一世紀》2005 年12 月號；〈寬容與復仇：魯迅〈復仇（其二）〉與《聖經》之比較〉，《文化中國》（加拿大）2005 年第2 期；〈論非基督教思潮與中國教會本色化運動〉，《甘肅社會科學》2010 年第1 期；〈論鬱達夫小說的宗教意味〉，《江西社會科學》2008 年第10 期；〈論「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基督教文化思潮〉，《世界宗教研究》2011 年第3 期；〈論「五四」時期陳獨秀對基督教的複雜態度〉，《社會科學家》2011年第6 期。其中有些論文為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資料全文轉載，在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和聲譽。

該項目的階段性成果〈論「五四」小說中的基督精神〉、〈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先後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論基督教文化影響與中國家族觀念的嬗變〉獲上海市社會科學界第四屆學術年會優秀論文獎。

在該論題的研究中，我的幾位博士生、碩士生參與了有關章節的起草，上編第二章蔣進國、第五章張?、第六章林雪飛、第八章趙鵬，由我擬定提綱，他們起草後，由我統一修改潤色。

《基督教文化對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是一個具有相當容量和複雜性的課題，雖然該課題的研究告一段落，但是其中仍然尚有一些可以繼續深入探究的問題。

楊劍龍
2011 年11 月23 日

緒論：基督教文化思潮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上編 非基督教運動與五四知識分子
第一章 少年中國學會關於宗教問題的論爭
第二章 非基督教、非宗教運動的興起與發展
第三章 「五四」語境中的基督教新文化運動
第四章 陳獨秀的宗教觀與對基督教的複雜態度
第五章 真理社、生命社對「非基督教運動」的回應
第六章 《真光》雜誌對於非基督教言論的反駁
第七章 非基督教思潮與中國教會本色化運動
第八章 基督徒知識份子的思索與應對
第九章 「五四」知識份子與基督教文化

下編 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新文學
第十章 教會學校文化教育與中國現代作家
第十一章 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新文學的人道精神
第十二章 中國現代小說敘事模式與《聖經》文本
第十三章 基督教文化與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
第十四章 論郁達夫小說的宗教意味
第十五章 論冰心聖詩創作的基督教價值
第十六章 寫出文化衝突與融合中基督徒的複雜心態
第十七章 論基督教文化與冰心、許地山小說的敘事模式
第十八章 基督教文化影響與中國家族觀念的嬗變

附錄 在文化傳佈與影響下的深入研究與探索
後記

緒論：基督教文化思潮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立足於民族自省文化批判的政治運動、文化運動，在中華民族面對列強欺凌中期盼民眾的啟蒙、民族的自強。基督教文化是由西方宗教傳入中國的文化思潮，在經歷了唐朝景教、元朝也里可溫教、明末清初基督教在中國三次傳教高潮後，「禮儀之爭」導致了雍正皇帝的近百年禁教。鴉片戰爭後，隨著列強對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又蓬勃開展。「五四」成為基督教文化思潮在中國發展的複雜時期，對於基督教文化的推崇與抨擊、對於基督精神的弘揚與質疑都交織在一起，成為一種十分複雜的社會現象、文化現象。

如何看待「五四」時期新文化先驅者們對於基督教文化的複雜態度？如何看待教會人士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進態度？如何看待非基督教、非宗教運動？如何看待教會人士對於非基督教、非宗教運動的反駁？「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基督教文化思潮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關係？等等，這是我們需要認真梳理與研究的問題。

一
有學者將中國近代社會的啟蒙運動稱為洋務運動、政治維新和新文化運動三部曲。倘若我們能夠比較客觀地看待1840 年鴉片戰爭對於中國的巨大影響，我們應該看到：一方面它打開了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門戶，使閉關鎖國的華夏古國受到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凌；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中國人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契機，從而看到中國的積弱與他國的強盛，進而形成了中國知識份子的一種民族焦慮感，思考如何借鑒西方的思想資源、先進技術，改變中國落後民族的淪落的狀況。

鴉片戰爭後，在努力追求船堅炮利的國策中，中國社會努力接受西方近代的先進思想，基督教文化也成為被「拿來」的一部分。康有為曾「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他認為基督教「然其所長者，在直接在專純，單標一義，深切著明曰人類同胞也，曰人類平等也，皆上原於真理，而下切於實用，於救眾生最有效焉」，康有為曾以基督教的馬丁路德自稱。孫中山從基督教中汲取有關因素形成其三民主義，並提出「為基督徒者，正宜發揚基督教之教理，同負國家之責任，使政治宗教，同達完美之目的」。孫中山還認為：「再像耶穌教，從前自歐洲傳到美洲，近代傳到亞洲，流行於中國，世界上到處都有他們的教堂，這樣普遍的道理，也是由於耶穌教徒善於宣傳。宗教之所以能夠感化人的道理，便是他們有一種主義，令人信仰……。」他認為「（基督教）是活的真理，可以實行的」，還聲明他「知革命真理，大半由教會所得來」。晏陽初甚至說：「中國近代的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如孫中山先生、王正廷先生、余日章先生等，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受過基督教教育的造就。就是那班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人，也莫不是直接地或間接地受過基督教教育的影響的。」

在新文化運動先驅者中，陳獨秀是極為重要的人物，他對於基督教的態度影響了當時社會。雖然他在1918 年發表的〈偶像破壞論〉中，對於如耶和華上帝等一切偶像作了抨擊，認為一切宗教的偶像都應該破壞；但是他在1920 年在〈新文化運動是什麼？〉中卻指出：「宗教在舊文化中佔有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沒有他。」甚至說：「現在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人，既不注意美術、音樂，又要反對宗教，不知道要把人類生活弄成一種什麼機械的狀況，這是完全不曾瞭解我們生活活動的本源，這是一樁大錯，我就首先認錯的一個人。」1920年他在〈基督教與中國人〉一文中甚至說：「我們今後對於基督教的問題，不但要有覺悟，使他不再發生紛擾問題，而且要有甚深的覺悟，要把那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污濁坑中救起。」陳獨秀在「五四」時期有關基督教的言論，在當時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不僅影響了新文化人物，而且也受到基督教界人士的推崇，他的有關言論一再被教會人士所引用。

在「五四」反傳統的背景中，近代西方文化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資源，基督教文化也就成為西方精神資源的一部分。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曾盛讚希伯來文化的深刻影響：「……次為希伯來，雖多涉信仰教誡，而文章以幽邃莊嚴勝，教宗文術，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茲未艾。」《聖經》中耶穌受難給魯迅以極為深刻的印象，他甚至指出：「馬太福音是好書，很應該看，猶太人釘殺耶穌的事，更應該看。」周作人認為近代歐洲文明起源於希臘和希伯來的思想，「現代文學上的人道主義思想，差不多也都從基督教精神出來」，指出「《馬太福音》的確是中國最早的歐化的文學的國語，我又預計他與中國新文學的前途有極大極深的關係」。周作人甚至提出「覺得要一新中國的人心，基督教實在是很適宜的」。許地山認為當時中國所需要的宗教是易行、能修習、道德情操強、有科學精神、富有感情、有世界性質、注重生活、合於情理的，認為「按耶教近年發展的趨勢似甚合於上述的理論」。梁啟超提出：「要而言之，信仰是神聖的。信仰在一個人為一個人的元氣，在一個社會為一個社會的元氣。中國人現在最大的病根，就是沒有信仰。……所以和尚廟裏頭會供關帝供財神，呂祖濟公的乩壇，日日有釋迦牟尼、耶穌基督來降乩說法。像這樣的國民，說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我實在不能不懷疑。」胡適發表〈基督教與中國〉一文，認為：「中國知識階級對於基督教，我認為應該有兩種態度。第一是容忍（Toleration）；第二是瞭解（Understanding）。承認人人有信仰的自由，又承認基督徒在相當範圍的有傳教的自由：這是容忍。研究基督教的經典和歷史，知道他在歷史上造的福和作的孽，知道他的哪一部分是精彩，哪一部分是糟粕，這是瞭解。」錢玄同說：「我認耶穌基督是一千九百年以前一個宣導博愛、平等、犧牲各主義的偉人，他並且能自己實行。」「我以為基督的可佩服，是由於他有打破舊慣、自創新說、目空一切、不崇拜任何的革命精神……」「總而言之，我承認基督是古代一個有偉大和高尚精神的『人』，他的根本教義─博愛、平等、犧牲─是不可磨滅的，而且人人─尤其是現在的中國人─應該實行的……」「五四」時期，受了洗的冰心成了基督教團體「生命社」的成員，「生命社的成員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其共同目標是『證明基督教的真諦和價值，以及基督教對中國的現實意義』。」黃廬隱談及其宗教觀時說：「在童年的時候，我皈依了耶穌。等到我離開那所教會學校後，我本來不徹底的信仰，便漸漸的趨於破產。當然以耶穌偉大的人格，博愛的精神，很夠得上人們的崇拜，我就以他為人生的模範，並不算壞。」張東蓀說：「果真如此，則基督教似乎也分占西洋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基督教傳到中國來，並未起何等惡影響。……所以佛教只可以有高深知識的人來談，而不能通俗化；耶教似乎不然，很有許多地方可以矯正中國的習慣。所以專從實用上講，我以為基督教比較適宜些。」新文化運動先驅者們從不同的視角闡釋與接納基督教文化，將基督教文化看作改造國民性的精神資源。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中，基督教知識份子也深入思考基督教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甚至形成了基督教新文化運動的說法。教會人士徐寶謙回憶說：「新文化運動與愛國運動，在此時期發軔，我身在首都，……與同事胡君學誠，發起一種基督教新思潮運動。邀集中外教內及教外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在西山臥佛寺交換意見。」徐寶謙認為，基督教可以對新思潮做出重要貢獻，主要體現在進步的精神、建設的同情、以道德為標準、行為的徹底。1921 年5 月，在中華續行委辦會第九次年會上，基督徒知識份子劉廷芳、畢來思、柴約翰、羅運炎等就「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基督教的關係分別發表了演說。劉廷芳闡述了新文化運動對基督教的影響，認為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一、新文化運動以科學精神掃除舊中國的迷信習俗，為基督教的傳播做準備；二、它促進社會觀念的轉變，使人們認同基督教推行的各項社會事業，能夠「給基督教所做的工，一個認可的證書」；三、對人道主義的宣導有助於推廣基督教「愛人如己」的宗旨；四、社會改良激發基督教宣傳真正的社會福音；五、白話文運動有助於培養教徒的靈性修養；六、對宗教問題的關注促使人們去研究基督教。因此，他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稱為「主賜教會的一個大機會」。畢來思認為，新思潮的大眾傳播、白話、科學、自由思想，均來自基督教，認為基督教不僅應「導源」，還應該負責指導、約束、警戒、鼓勵和勸勉。柴約翰認為新文化運動呈現出的打破舊式文明、批判現存制度、主張民主科學精神、博愛等特點與基督教的需要是共通的。羅運炎認為基督教可以在新思潮中表現本身與科學理性無間，新思潮是「無上佈道機會」，「我們基督教會，須要利用新文化的運動，去襄助推廣上帝的國度」。劉廷芳在〈新文化運動中基督教宣教師的責任〉一文中，提出「新文化運動，在中國的前途。不但能生存，而且能發展、增長，有無窮的、雄偉的、遠大的前程」。甚至提出基督教與新思潮之間並不存在對立，相反「有些信徒，從新文化運動，得了一種猛進的精神，起了革新的志願」。基督教新文化運動對「五四」運動是持歡迎態度的：一是肯定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要求「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態度有其積極的方面；二是肯定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科學民主精神；三是肯定新文化運動對改良社會所起的作用；四是肯定新文化運動對愛國運動的影響。其實基督教知識份子在強調基督教信仰、追隨「五四」新文化運動過程中，並未完全否定放棄中國文化傳統，因此有學者認為：「總之，近代儒學對於西學東漸基本上是一種形下層面的反應性的吸納，然而卻仍然保持著極其強烈的中國文化主體意識。」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一些基督教知識份子提出「基督教救國論」回應新思潮：徐寶謙指出新文化運動「引起了國民愛國的思想，許多的青年立志為愛國，為他們的主義奮鬥到底。這種偉大的成就當然使中國基督徒發生一種反躬自問的感想」。簡又文提出要以基督教的博愛、犧牲精神來彌補社會道德的缺失，主張「基督教將以基督的人格來救國」。趙紫宸認為「新思潮進來，人都覺得中國民族，須有徹底的新道德，方能向前建造文化和社會。我們道德的力量，十分薄弱。所以對於宗教的祈向，極其懇切。基督教既是道德的宗教，自能當此時機，應此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五四」時期的基督教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呈現出某種互動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