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簡體書）

《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內容簡介：莎士比亞或塞萬提斯，荷馬或但丁，喬叟或拉伯雷，閱讀他們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進內在自我的成長。深入研讀經典不會使人變好或變壞，也不會使公民變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靈的自我對話本質上不是一種社會現實。西方經典的全部意義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獨，這一孤獨的最終形式是一個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

作者：(美國)布魯姆?布魯姆 (Bloom.H.) 譯者：江寧康

布魯姆?布魯姆(HAAROLD BLOOM) 1930-，當代美國極富影響的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出生于紐約市，先後就學于康奈爾大學和耶魯大學，獲博士學位，自1gss年以來任教于耶魯大學、紐約大學和哈佛大學，著述甚豐，獲得過諸多獎項與榮譽。六十年代布魯姆通過對英國浪漫派詩人的深入研究，動搖了T．S．艾略特的保守形式主義批評在美國學界的支配地位。七十年代前期轉向一般文學理論研究，與保羅?德?曼、杰弗里?哈特曼和希利斯?米勒并稱耶魯四大批評家，以詩歌誤讀和影響的焦慮理論
更新了對文學傳統的認識。九十年代以後布魯姆又轉向《聖經》和宗教研究。
哈羅德?布魯姆作品
《雪萊的神話創造》(1959)
《想象的群體》(1961)
《塔里敲鐘人：浪漫派傳統研究》(1971)
《影響的焦慮：一種詩歌理論》(1973)
《誤讀之圖》(1975)
《詩歌與壓制》(1976)
《競爭：一種修正主義理論》(1982)
《影響的詩學》(1988)
《J書》(1990)
《美國宗教》(1992)
《西方正典》(1994)
《莎士比亞：人的創造》(1998)
《如何讀，為什么讀》(2000)
《天才：創造性心靈的一百位典范》(2002)

《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是由譯林出版社出版的。

中文版序言
序言與開篇

論經典
經典悲歌

貴族時代
經典的中心：莎士比亞
但丁的陌生性：尤利西斯和貝亞特麗絲
喬叟：巴思婦人、贖罪券商和莎劇人物
塞萬提斯：人世如戲
蒙田和莫里哀：真理的不可捉摸性
彌爾頓的撒旦與莎士比亞
薩繆爾·約翰遜博士：經典批評家
歌德《浮士德·第二部》：反經典的詩篇
民主時代
經典記憶：早期的華茲華斯與簡·奧斯汀的《勸導》
沃爾特·惠特曼：美國經典的核心
艾米莉·狄金森：空白、欣喜、暗者
經典小說：狄更斯的《荒涼山莊》
和喬治·艾略特的《米德爾馬奇》
托爾斯泰和英雄主義
易卜生：山妖和《彼爾·京特》

混亂時代
弗洛伊德：莎士比亞式解讀
普魯斯特：性嫉妒的真正勸導
喬伊斯與莎士比亞的競爭
伍爾夫的《奧蘭多》：女性主義作為對閱讀的愛
卡夫卡：經典性忍耐和“不可摧毀性”
博爾赫斯、聶魯達和佩索阿：
西萄語系和惠特曼
貝克特、喬伊斯、普魯斯特和莎士比亞

排列經典
哀傷的結語
附錄：經典書目

加油鼓勁是可以轉移到學術領域里的積極思考力量。西方經典的正規學子尊奉認知活動中內在的否定力量，欣賞審美感悟中艱辛的愉悅，摸索學識教給我們行走的隱秘之路，并讓我們拒絕輕易得來的快樂，包括拒絕一些人無休止的呼喚，這些人宣揚某種超越一切個人審美經驗的政治美德。
輕率的永生觀念在包圍著我們，因為當今流行文化的主題不再是搖滾音樂會，而是被搖滾樂錄像所取代，其本質是一種瞬間的不朽，或一種不朽的可能性。宗教與文學的不朽觀念之間的關系總是糾纏不清，即使在古希臘羅馬時代也是如此，當時的詩藝和奧林匹斯諸神之間的關系也是混亂復雜的。這種煩惱可以容忍，在古典文學中甚至是良善的，但它在基督教的歐洲則變得更為不祥。天主教對神的永生和人的名聲之間區分十分明確，因為那是牢固建立在神學教義之上的，這種區分一直延續至但丁出現，但丁自認為先知并暗中賦予《神曲》一種新聖經的地位。但丁實際上取消了世俗和神聖經典構成的區分，這一區分再沒恢復過，這是我們對力量和權威產生煩惱意識的另一個原因。
“力量”和“權威”這兩個詞在政治學領域里的意思實際上相左，在我們應該稱為“想像性文學”的領域里也是如此。如果我們難以看出這一對立，也許是因為存在一個“精神的”中間地帶。精神的力量和權威總會無人不曉地影響到政治和詩。因此我們必須把西方經典中的美學力量和權威同由之衍生出的任何精神、政治及道德後果區分開來。雖然閱讀、寫作和教學當然屬于社會行為，但甚至教學也有自己孤獨的一面，用斯蒂文斯的話來說，這是一種只有兩個人能分享的孤獨。格特魯德·斯坦因認為，寫作是為自我及陌生人而為，我要將這一高見引申為一個對應的短諺：閱讀是為自我及陌生人而為。西方經典的存在不是為了增強預先存在的社會精英。它將被你和陌生人所閱讀，于是，你和那些從未謀面的讀者能感受真正的美學力量，以及波德萊爾（和以後的埃里希·奧爾巴赫）所說的“美學尊嚴”的權威。美學尊嚴是經典作品的一個清晰標志，是無法借鑒的。
美學權威和美學力量都是對能量的一種比喻或象征，這些能量本質上是孤獨的而不是社會性的。海登·懷特早就揭示了福柯的一個大錯，即他對自己的隱喻變得盲視，對這位尼采的信徒來說這是一個具有諷刺性的弱點。福柯以自己的比喻替換了拉夫喬伊的思想史比喻，但他常常忘記他的“史料”是有意或無意的反諷。新歷史主義者的“社會能量”也是如此，他們永遠記不住“社會能量”和弗洛伊德的“利比多”一樣都是不可量化的。美學權威和創造力也是比喻，但它們所指代的東西，不妨稱為“經典性”，卻有著大體上可量化的特征；這就是說，威廉·莎士比亞寫了三十八部戲，其中二十四部是杰作，而社會能量這種東西卻寫不出一場戲。作者之死是一個比喻，隱含惡意；作者的生平卻是一個可以量化的實體。
一切經典，包括時下流行的反經典，都屬精英之作，世俗經典從未封閉過，這使“破解經典”之舉實屬多余。雖然經典如同所有書目一樣都傾向于收納而非排斥，但我們如今所面對的是花畢生精力去閱讀再閱讀也難以通覽的西方經典。事實上，今日想要掌握經典毫無可能。這不僅意味著要細讀三千來本書，這些書若非大多數也有相當一部分具有真正的認知和想像難度，而且這些作品之間的關聯也會由于我們視野的擴展而更復雜麻煩。西方經典的內涵還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和矛盾性，而決不是一種統一體或穩定的結構。沒有一個權威可以告訴我們西方經典是什么，當然，這不是指自1800年到現在這個時期。它不會也不可能正好和我及其他人所開列的書單一樣。即便是一樣，這樣的書單也只是一個崇拜物，另一件商品。不過，我不打算同意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即西方經典是“文化資本”的又一例證。我不清楚像美國這樣充滿矛盾的國家，除了一些高雅文化的碎片促進了大眾文化而外，是否會有產生文化資本的環境。自1800年以來，即從美國革命後一代人開始，我們并沒有一種正式的高雅文化。文化統一是一種法國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德國的產物，卻不是十九或二十世紀美國的現實。在我們的語境中并從我們的觀點來看，西方經典是一份幸存者的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