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學史‧明代卷（簡體書）

《中國儒學史:明代卷》內容簡介：明太祖朱元璋經過幾年的戰爭，翦除了元末農民軍諸部，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相號召，推翻了蒙古入主中原建立的元朝，建立了明帝國。明代處于中國歷史的晚期，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特別是經過“仁宣聖世”相對平靜的.發展之後，商業和手工業發展迅速，出現了許多新的都市，原有的大城市的工商業活動愈益繁榮，形成了市民階層，以城市工商業者為主體的政治、經濟活動，遠比它以前的朝代發達。工商業所帶來的文化形態在明朝表現得最為典型。
明朝政治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它高度的皇權專制和持續的黨爭。明代初期，政治體制沿襲元朝：中央有中書省，下統六部，掌行政；大都督府，掌兵事；御史臺，掌監察。地方設行中書省，統管一省行政、軍事、財政、司法。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下令撤銷各地的行中書省，將原行中書省的職掌一分為三，設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三司互不統轄，受中央垂直領導。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借胡惟庸謀反案，撤中書省，升六部；撤大都督府，其職掌分于五軍都督府，六部和五軍都督府直接向皇帝負責。這樣就形成了“乾綱獨斷”、“事皆親決”的局面。為防止後代子孫變亂此格局，朱元璋在祖訓中明確規定：“以後子孫做皇帝時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朱元璋這種加強皇權、不設丞相的措施，對明代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起了重大影響。明代皇權之集中，各種專制措施之強勢，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絕無僅有。皇帝親自處理庶政，勢不得不設內閣票擬，不得不設司禮監批紅。內閣與宦官之間的權力制衡，宦官與外廷結納植黨，為爭閣臣而有的庭臣之間的傾軋和爭斗，皆勢不可免。這些都對明代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施行產生了重大影響。

《中國儒學史:明代卷》是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我們為什么要編著一部《中國儒學史》，這是由于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民族復興的進程之中。民族的復興必然與民族文化的復興相關聯，而“儒學”在我國的歷史上曾居于主流地位，影響著我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學的復興和中華民族的復興是分不開的，這是由歷史原因形成的。儒學自孔子起就自覺地繼承著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從歷史上看它曾是中華民族發育、成長的根，我們沒有可能把這個根子斬斷。如果我們人為地把中華民族曾經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子斬斷，那么中華民族的復興就沒有希望了。因此，我們只能適時地在傳承這個文化命脈的基礎上，使之更新。就目前我國發展的實際情況看，我估計在二十一世紀儒學作為一種精神文化在中國、甚至在世界（特別是在東亞地區）將會有新的發展。為什么儒學會有一個新的發展？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經濟的原因，更與“西學”（主要指作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學等等）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所進行的全方位的沖擊有著更密切的關系。回顧百多年來中國的歷史，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中國文化（“中學”）在與西方文化（“西學”）的搏擊中節節敗退，“全盤西化”（或“全盤蘇化”）占盡上風，甚至“打倒孔家店”成為某些中國知識分子標榜“進步”的口號。可是在這樣艱難的“中學”日衰的形勢下，中國仍然有一代又一代的學人，一方面堅忍地傳承著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另一方面又以廣闊的胸懷融合著“西學”的精華。他們深信“中學”，特別是“儒學”不會斷絕，自覺地承擔著中國傳統文化“存亡繼絕”和復興中國文化的使命。因此，正是由于“西學”對中國文化的沖擊，使得我國學者得到了對自身文化傳統進行自我反省的機會。我們逐漸知道，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應該發揚什么、應該拋棄什么，以及應該吸收什么。因而在長達一百多年中，我們中國人在努力學習、吸收和消化“西學”，這為儒學從傳統走向現代奠定了基礎。新的現代儒學必須是能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能為當今人類社會“和平與發展”的前景提供有意義的精神力量的儒學；應該是有益于促進各民族結成團結、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處的大家庭的儒學；新的現代儒學該是“反本開新”的儒學。“反本”才能“開新”，“反本”更重要的是為了“開新”。“反本”必須要對儒學的源頭有深刻的了悟，堅持自身文化的主體性。我們對儒學的來源及其發展了解得越深入，它才會越有對新世紀的強大生命力。“開新”要求我們全面、系統地了解當今人類社會所面臨的亟待解決的生存和發展的重大問題和思想文化發展的總趨勢，這必須對儒學作出適時的、合乎時代的新解釋。“反本”和“開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發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我們才可能適時地開拓儒學發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對當前人類社會存在的新問題，才能使儒學的真精神得以發揚和更新，使儒家在二十一世紀“反本開新”中“重新燃起火焰”，以貢獻于人類社會！

導言 代初年國家的儒學政策
第一節 寬猛相濟的文化策略
第二節 三部《大全》的頒布及其對科舉的影響
第三節 誅殺方孝孺事件對明代士風的影響
第一章 明代初年的儒學
第一節 宋濂對中原文獻之學的傳承
第二節 宋濂的儒學思想
第三節 宋濂的儒佛融合
第四節 方孝孺對金華文獻之學的發展
第五節 方孝孺的《周禮》學與治平術
第六節 方孝孺的正統論

第二章 明代前期的儒學
第一節 曹端對理學的重張
第二節 薛瑄的河東之學
第三節 吳與弼的實踐儒學
第四節 胡居仁的敬義夾持

第三章 陳獻章、湛若水與明代心學的起始
第一節 陳獻章的自然之學
第二節 陳獻章的弟子
第三節 湛若水對江門之學的開發
第四節 湛若水的弟子

第四章 王陽明的儒學思想
第一節 誠意的凸顯
第二節 心外無理，心外無物
第三節 知行合
第四節 良知
第五節 致良知
第六節 四句教

第五章 浙中王門的儒學思想
第一節 徐愛及陽明學的初傳
第二節 王畿的先天正心之學
第三節 錢德洪的後天誠意之學
第四節 黃綰的“艮止”
第五節 季本的“龍惕”
第六節 浙中其他儒者

第六章 江右王門的儒學思想
第一節 鄒守益的“戒懼”
第二節 歐陽德的良知體用一如
第三節 聶豹的“歸寂”
第四節 羅洪先的主靜體仁
第五節 王時槐對江右王學的拓展

第七章 泰州諸人的儒學
第一節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與“淮南格物”
第二節 王棟、王襞與泰州之學的分化
第三節 顏山農的“大中學庸”
第四節 何心隱的“性乘于欲”
第五節 羅汝芳的平民教化與《易》《庸》貫通
第六節 焦茲的和會三教與復性之旨

第八章 明代中後期王門以外的著名儒者
第一節 羅欽順對朱子學的闡揚
第二節 王廷相對實證之學的復歸
第三節 呂坤對晚明政弊的抉發及其修身之學
第四節 黃道周對理學與心學的綜合及其新經學

第九章 丘瀋與張居正的儒學與吏治
第一節 丘濬與《大學衍義補》
第二節 丘溶的儒術與治略
第三節 丘濬的“明禮樂”與“崇教化”
第四節 張居正的儒學與吏治
第五節 張居正儒學的其他方面
第六節 張居正與王門後學的交游

第十章 東林與蕺山的儒學思想
第一節 東林黨人
第二節 顧憲成對王學流弊的糾正
第三節 高攀龍對東林之學的深化
第四節 劉宗周對明代儒學的總結

第十一章 明代經學概述
第一節 《周易》
第二節 《詩經》
第三節 《尚書》
第四節 《春秋》
第五節 三《禮》

第十二章 明代儒學與宗教思想的融合會通
第一節 四大高僧與明代儒佛融合
第二節 儒學與道教的融會
第三節 天主教初傳時期與儒家的沖突與會通
第四節 儒學與伊斯蘭文化的會通

萬歷年間馮復京所著之《六家詩名物疏》五十四卷，不主義解，專釋名物，于明代一般注詩之家為別體。故在明代詩經學史上有重要地位。所謂六家詩，即齊、魯、韓、毛之詩與鄭玄箋、朱熹集傳。其中齊、魯、韓詩已亡，存者余三家而已。而齊魯韓詩，仍可從群書之引詩中得其仿佛，故仍名六家詩。此書卷首有序例，交待作疏之體例，首言此書之旨趣專在考釋名物。對古今注詩第一公案之小序，認為非古經之舊，小序之作者，又古今聚訟紛紜，故對小序置而不論。
此書釋名物，所下工夫甚大，首先其所釋之名物，分三十二門，如天、神、時序、地、國邑、山、水、人體、親屬、姓氏、爵位、飲食、服飾、器具、布帛、寶玉、禮、樂、兵、舟車、顏色、藝業、夷狄、鳥、獸、鱗介、蟲、木、草、谷、雜物等，詩中名物，包羅略盡。每門中所釋之物有多有少，多者數十，少者數種。每一物下必注出篇名出處。并于每個古字奇字下，皆注出反切。字同用異的，兩見皆注，以示不同。聲異字同的，只注一音，以絕異釋。尤為難能可貴的是，本書疏釋名物，引用書目至為繁多。計有古今《詩》注60部、《禮》注33部、《樂》注10部、《春秋》注17部，以及《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小學》，下迨讖緯，共計經部引書240余種；正史、雜史、職宮、地志、譜牒等史部書115種；子類引書更雜，儒、墨、道、法、名、陰陽等九流，下迨天文歷數、兵法醫方，無不包羅，計180余種；集部分總集、雜集，亦不在少數。引書雖多，但選擇精審，考據詳核。自謂：“此疏之設，本為明經。以經解經，譬猶以水投水，雖欲無合，其可得乎？故詳加莧輯，鮮或缺遺。子史文集，則簡汰浮華，導揚指要。”?對歷來詩注中有爭論的地方，則援據古書，出以己見：“詩人詠物，據謠俗以屬篇；先哲解經，緣師門而聚訟。所以種類紛糅，訓故舛駁。予不揆禱昧，輒附管窺。庶或助錦帶之揮麈，解青衿之疑網。”?
釋《詩》之名物之專書，以三國吳陸璣之《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為最古。後人多有仿作。但因草木蟲魚，古今異名，加之遞相注解，舛訛良多。孔穎達《毛詩正義》，對名物頗為注意，盡量加以釋注。宋鄭樵有《爾雅注》三卷，其中有草木蟲魚之釋，但數量不多。朱子《集傳》，名物多有解釋，但務為簡明，不多援據，故所注多簡略。明儒注《詩》，多由義理。名物之注多且細者，馮復京此書為僅見。故《四庫總目》對此點特為表彰，謂征引頗為該博，改正《集傳》之誤多處；議論皆有根柢，為征實之學。焦弦為此書所作之序，認為詩有實有虛。虛者為詩之宗旨，而說詩者往往以穿鑿坐實；實者詩中之名物度數，而說詩者往往以孤陋而不注。至于草木鳥獸這類非援據不明，非參證不實的，往往置而不顧，故詩之真正意旨難求。馮復京此書，“取疏略而廣之，綴輯昔聞，參以新義。自鳥獸草木而外，如象緯、堪輿、居食、被服、音樂、兵戎，名見于經者，種種具焉。足以補陸（璣）鄭（樵）之遺而起其廢疾。至詩人之意則存而不論，俟讀者虛心而自得之。此于孔門之言詩，不庶幾近之也哉？”?這篇序對馮氏卓異之處指陳甚為明白.對他在詩學史上的貢獻評價恰如其分，可謂深得此書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