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常培文集 第四卷（簡體書）

羅常培先生是著名語言學家，教育家。其一生從事語言教學和研究，對漢語音的韻學和漢語方言研究卓越有成績，被學術界譽為“繼往開來”的語言學大師。 《羅常培文集》是羅先生用畢生心血凝結而成的研究碩果的集中呈現。 《羅常培文集(第4卷)》為“羅常培文集”系列第4冊。 《羅常培文集(第4卷)》包括《貢山俅語初探》、《貢山怒語初探》、《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等。

羅常培先生是著名語言學家，教育家。其一生從事語言教學和研究，對漢語音的韻學和漢語方言研究卓越有成績，被學術界譽為“繼往開來”的語言學大師。 羅常培先生的思想和學術至今還在潤溉著一代代學人，甚至他在當時對學人的告誡，至今仍然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羅常培文集》的出版對于總結這位文化大師的學術成果，繼承和發揚他的學術思想，傳承他的優良學風，給中國語言學史保留一份里程碑式的學術文獻，推進我國學術文化的發展等方面意義重大。 《羅常培文集(第4卷)》為“羅常培文集”系列第4冊，包括《貢山俅語初探》、《貢山怒語初探》、《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等。

貢山俅語初探 (一)引言 (二)音系概略 (三)語法一斑 (四)俅語的系屬 (五)日常會話 (六)漢俅詞匯 (七)俅漢詞匯貢山怒語初探 (一)引言 (二)音系概略 (三)語法一斑 (四)怒漢詞匯蓮山擺彝語文初探 《蓮山擺彝語文初探》說明 羅序 (一)引言 (二)文字 (三)音系 (四)短句 (五)詞匯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 增訂本說明 初版前言 第一編 緒論 一 八思巴以前蒙古人所用的文字 二 八思巴蒙古字的創制及推行 三 八思巴字拼寫漢語的文物 第二編 資料 一 碑刻 北京大學文研所所藏八思巴字碑拓□目 八思巴蒙古字碑刻拓本 二 事林廣記百家姓 元至元鄭氏刊本事林廣記百家姓跋 元順帝至元六年鄭氏積誠堂刊本事林廣記蒙古字 百家姓 日本元祿十二年復刻元泰定二年刊本事林廣記蒙古字 百家姓 元文宗至順間建安椿莊書院刊本事林廣記蒙古字 百家姓 元刊別本事林廣記蒙古字百家姓 三 蒙古字韻 蒙古字韻跋 關于蒙古字韻 寫本蒙古字韻 蒙古字韻校勘記 第三編 音韻 一 字母 二 音韻 三 八思巴字和古官話(龍果夫原著) 第四編 字匯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到八思巴字推行初期，主要是應用于“頒降璽書”、“宣命□付”、“省部臺院奏目及文冊”、“官府文移”及“省部臺諸印信”、“鋪馬刮子”等等。除此之外，根據現存的文物，還略可考見八思巴字在其他方面應用的概況。關于八思巴字寫蒙語部分，不在本書范圍，暫置不論。現在只把寫漢語的部分，就我們所見到的，略加介紹，而這些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能應用的參考材料。 碑刻元代的漢文聖旨，每用八思巴字寫漢語與漢字并書。前人在少數的元碑里，已有發現。據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所藏的一批元八思巴字碑拓和前人的發現，綜合看來，這種元碑大致不出以下幾類： 第一類是頒發廟宇宮觀的聖旨碑。元代頒發佛道廟宇宮觀的聖旨，常常刻在石碑上，以使過往官民看到後，不敢再肆意破壞。這類聖旨碑大部分都是用八思巴字寫蒙語，漢文白話譯意。八思巴字寫漢語的僅在元朝初年見之，其中如陜西韓城龍門神禹廟至元十二年(1275)聖旨碑(圖版四)和陜西□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的第二、三兩截至元十四年(1277)的令旨和聖旨(圖版五)都是。前一碑的漢文夾用白話，乃自蒙語聖旨中譯出，但八思巴字所寫的并非原來的蒙語原文而是漢文白話譯文的漢字音譯。這種例子，在八思巴字與漢字合書的元碑中，甚少見到。大概初期八思巴字在譯寫聖旨方面的應用，或譯音或譯意，尚無定制。後來，應用的方式比較固定，就不再有這種情形了。 第二類是保護孔廟的聖旨和崇奉或加封孔、孟、顏及其父母妻等的制詔，如孔子廟學聖旨碑(圖版七)、加封孔子制(圖版九、十、十一)、加封孟子鄒國亞聖公制(圖版十六)、加封孟子父母制(圖版十五)、加封兗國復聖公制追封兗國夫人制(圖版十七)、加封顏子父母制(圖版十八)等等。這些制詞原來都是先用漢文寫成，文辭典雅，多出于當時漢族文人之手。八思巴字只是用來譯寫漢語的音，好讓不識漢文的人也能夠讀；另一方面，也可表示它是出自蒙古統治者的。保護孔子廟宇的詔旨(圖版七)文字應用的情形也大略相似。 第三類是封漢人私人的制誥。受封的人把它刻在石上，以表示皇帝的“榮寵”。如：齊祜廣聖王廟碑(碑文剝蝕太多，不能制版，原拓片存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特贈鄭制宜制誥(圖版十二)、特贈鄭鼎制誥(圖版十三)等是。 除了這三大類之外，自還有其他例子。但就現存文物看來，這三類為數最多。從這里我們也可看出：譯寫漢語八思巴字應用的直接對象主要的還都是漢人。 此外，八思巴字在碑刻中的應用，還可有其他方式。最常見的是用來寫碑額。這種材料，現存的還很不少，但人們往往忽略了它，因而未能充分加以利用。今考這種八思巴字所寫的碑額，并不限于八思巴字的碑。漢字聖旨碑的碑額，用八思巴字寫聖旨或詔書二字，如無錫加封孔子制(圖版二十四)之類，已為人所習知。此外，如：重修崇慶院記(圖版二十一)、大元武略將軍遼州知州劉公(義)神道碑(圖版二十三)、靈濟昭佑顯聖王廟記(圖版二十五)等，全碑都用漢字，而碑額用八思巴字。又如張氏先塋碑碑陰(圖版二十六)全用蒙古畏兀字，碑額也用八思巴字。可見八思巴字在碑額上的應用范圍很廣泛，碑文中的文字或漢或蒙，并不受什么限制。又碑額中有時也漢字與八思巴字并書?，但大部都是只寫八思巴字，沒有相對的漢字。把這些字考釋之後，便可發現它所寫的差不多都與碑中的漢字全題相合。它的字體也不只限于八思巴字的正體，有時還用八思巴字的“篆書”?、雙鉤書；也有時候把八思巴字陽刻突起。可知當時碑額上用八思巴字，也與漢字碑的碑額用篆書、隸書相似，除了對這種“國字”表示尊崇外，更有一些藝術的意味。 此外，蒙、漢文聖旨碑，除正文中兩體合書外，在前面寫付與某人等字，也多用雙鉤書八思巴字。這些字并沒有相對的漢字，必須經過考釋之後才能認出，因而前人往往把它誤認作“署年月字”。這種旨前的題字，在元聖旨碑中也數見不鮮。 漢字碑中又有用八思巴字署名的，但都是用來寫蒙語，寫漢語的還沒有見到。 官印 在八思巴字推行之際，便首先宣布“諸省部臺印信并用蒙古字”?，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了。因為這種官印都是由中書禮部造發，所以當時統一規定用蒙古字，也較易實行。元代官印現在保存的還不算太少，其中多半都是八思巴蒙古字。近人所編的書籍如《隋唐以來官印集存》里便收有元八思巴字印十一種，《東北古印鉤沉》里也收有五種，其他散見于諸家印譜里的還不在少數，這里不再一一列舉。近年以來，各處仍陸續有所發現。1951年春季，浙江永嘉還發現了一顆元八思巴字“總把之印”。又現存元代碑刻里也往往刻有八思巴字的印璽。 就現在所見到的文物看來，元代八思巴字的官印，以地域而論：從江南直到東北，都有遺存；以時間而論：則直到北元時代，仍然發現鑄造八思巴字官印的。清《西清續鑒》甲編附錄有北元八思巴字“太尉之印”一方(參看圖一)，并著有乾隆所題詩一章，詩序略謂?： 定邊左副將軍成兗扎布奏進銅印一，云：巡卡臺吉于額爾遜特斯地鄂博問得之。印方得三寸有十分寸之一，厚十分之五。三臺遞上各減二分有半，上臺方二寸有十分寸之六。直紐：高寸有十分之七，縱寸有十分之三，橫十分寸之六，其末微斂，縱減分之二，橫半之。通印之高二寸有十分之七。重六十九兩。文日：“太尉之印”，蒙古篆，八疊文。覆首：右署太尉之印，左署宣光元年十一月日中書禮部造，凡十有七字(下略)。乾隆辛卯春御題。《西清續鑒》的編者又在後面附了一個小跋說： 右尺寸文式具御制詩序。背鐫“太尉之印，宣光元年十一月中書禮部造”。按鄭麟趾《高麗史》載：洪武十年丁巳，北元遣使來行宣光年號。其時高麗猶奉表貢獻，并貽諸大官太尉蠻子等土物。《建元考》云：順帝駐應昌一年，國人謚日惠宗。太子阿裕錫哩達喇嗣立，改元宣光。十一年，謚日昭宗。又有天元紀年。P236-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