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宋傳奇小說選

宋傳奇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扮演著繼往開來的角色，它一方面繼承了唐傳奇遺留的財富，另方面則發展出朝通俗文學演進的趨勢。宋代文言小說少了唐傳奇那種豪氣干雲的浪漫想像，卻多了觀照現實與重理性思考等風格。內容注重平凡人生的講述與日常生活的描摹，主角著眼於小知識分子、破落貴族乃至市井小民，書寫主題則反映市民生活實況。與唐傳奇相較，有著腳踏實地、平易可親的特色。本書編者精選流傳廣泛、文詞優美、影響力深遠的宋傳奇作品共三十八篇，注釋明確，語譯流暢，研析精當，讀者可藉由篇篇精彩的故事，體驗宋傳奇不同於前人的新面貌、新格調與新趣味。

注譯者

束忱，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現從事廣電工作。著有《新譯唐傳奇選》、《新譯宋傳奇小說選》等。

導讀(節錄)

宋傳奇的風格與特性
宋代是中國小說史上一個重要階段，是一個繼往開來的時期。宋代的文言小說一方面繼承了唐傳奇的財富，一方面又因時代風會而發展嬗變，出現了向通俗文學方向演進的趨勢。
這些變化可從以下幾個方面把握。
一、想像力的消退和現實性的增強
與唐傳奇富於浪漫想像的特點不同，宋代的傳奇小說更偏重於現實的審視與觀照。
研究者公認：唐人作意好奇、「有意為小說」，對傳奇創作的虛構性和文學性有了較為充分和自覺的認識；而到了宋代，文言小說的創作觀念又在紀實和創作之間發生了搖擺。如歐陽脩在《新唐書‧藝文志》序言中說：「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把小說歸於史家之流，無視小說作為文學創作的獨立價值。再如張邦基在〈墨莊漫錄跋〉中說：「唐人所著小說家流，不啻數百家，後史官采摭者甚眾。……故予鈔此集，如寓言寄意者皆不敢載，聞之審、傳之的，方錄焉。」則表現出小說作者為抬高自己的身分而依附於史傳。這樣的認識自然導致小說作者「避虛就實」，不注重虛構與想像而多著眼於實錄與紀事。
我們以宋代規模最為龐大的小說集《夷堅志》為例。其作者洪邁曾任史官，在小說集的序言中他說：「人以予好奇尚異也，每得一說，或千里寄聲，於是五年間又得卷帙多寡與前編等，乃以乙志名之。凡甲乙二書，合為六百事，天下之怪怪奇奇盡萃於是矣。」可見他雖然喜歡奇聞異事，但卻述而不作，較少虛構和藝術加工，即所謂「偏重事狀，少所鋪敘」（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宋人黜虛崇實的寫作態度除去小說觀念的影響外，更多的是受到了時代風尚的浸染。宋代統治者對於晚唐以來地方割據和五代政權不斷易手有痛切的感受，因此尤其注重中央集權的保障。一方面削弱藩鎮武將勢力並從政治制度設計上加強君權，防止地方勢力孳生；與此同時，也進一步加強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宋代統治者優待文士，一再擴大科舉取士的名額，提倡優遊文史、整理典籍的風氣，實際上這是一種籠絡與挾制知識階層的方法。以科舉考試而論，其內容自真宗以後由詩賦、策論轉變為集中於儒學，立論必須依據儒家經典，諸子書不合儒學的都不許採用。到仁宗以後，進一步在各州縣建立學校講授儒學，作為培養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對讀書人精神生活的控制。與此同時，宋代的理學也在強調外在倫理規範的同時，要求知識分子有內在心性自覺地控制和修養，這無疑也是對文人精神品質的一種規範和約束。因此，唐人那種豪放浪漫、飛騰恣肆的時代精神特徵為之一變，轉而成為內斂與務實。就文言小說而論，明人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九中說：「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後，論次多實，而彩豔殊乏。」桃源居士〈宋人小說序〉中也認為宋人小說比起唐人來「奇麗不足，而樸雅有餘」。唐傳奇那種豪氣干雲、想像出群的文風到了宋代已經很少再能見到；但是與此同時宋傳奇卻也有腳踏實地、平易可親的優點。較之唐傳奇，宋傳奇更注重平凡人生的講述、日常生活的描摹，小說對於現實有了更深層次的觸摸和挖掘，對於社會也有了更為廣闊和深刻的反映，這一點是宋傳奇非常值得寶貴的財富。
二、情感的收斂和理性的提升
上面說到：由於統治者的壓制與束縛、由於主流社會思想的籠罩，宋代知識分子的群體個性表現為內斂與務實，也可以說他們比較重理智而輕感情；比較注重政治責任與道德義務，而抑制個性的自由發展、自由表露。與唐代文士相比，宋人思想更成熟深沉，情感更含蓄內斂，而缺乏唐人那種豪氣干雲、天真爛漫的精神氣質。因此，在宋代各個文學門類中，都比較普遍地看重並自覺踐行「詩以諷諫」、「文以明道」的觀念，比較強調文學的政治與教化作用。這一點，在文言小說創作中也有比較明顯的體現。
從宋初樂史等人的創作開始，宋傳奇便表現出很明顯的、疏於情感抒發而重於理性思考的特點。魯迅說「篇末垂誡，亦如唐人，而增其嚴冷，則宋人積習如是也，於〈綠珠傳〉最明白」（《中國小說史略》）。宋代傳奇中有不少歷史題材的作品，其中著名的如〈趙飛燕別傳〉、〈楊太真外傳〉、〈梅妃傳〉等。這些作品中主要以暴露古代帝王貴族驕奢淫逸為宗旨，譴責他們的荒淫亂政。試圖對歷史上亡國的教訓進行反思和總結，為當代的朝政提供借鑑，政治和倫理方面的功利色彩非常明顯。不少作品由於過於偏重理性的思考，對於情感和個性的描寫便不及唐傳奇。如描繪綠珠之死，作者只說：「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于君前。』崇因止之，于是墜樓而死。」對於主角的神態、內心活動缺乏深入細緻的挖掘與表現。
三、通俗化的趨勢
在宋代，城市與商業的發達刺激並孕育了市民文學的興盛。據宋人筆記記載，在以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臨安為中心的城市中，普遍建有被稱為「瓦舍」、「勾欄」的娛樂場所，演出各種各樣的技藝。其中最流行的是說話（說書）。吳自牧《夢粱錄》和耐得翁《都城紀勝》均載有當時的「說話四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說」和「講史」。與此同時，紙張成為普通的商品、印刷術進一步普及，文學不再是少數階層的專利，而出現了一個普及化的進程。一大批本來被摒除在知識階層之外的下層讀書人、商賈市民，也加入文學的創作中來。這對宋傳奇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唐傳奇中，士大夫占據著舞臺的中心，中上層知識分子、貴族婦女是絕對的主角；但是在宋傳奇中，小知識分子、破落貴族乃至市井小民逐漸走向舞臺的亮處。特別是北宋後期到南宋，小說中有很大的比例反映了市民生活，這一點在《夷堅志》中看得非常清楚。《夷堅志》本是以志怪為主的小說集，但是卻有大量反映市井生活的篇目：〈李將仕〉、〈臨安武將〉、〈吳約知縣〉分別寫三個利用女色詐財的騙局，〈豐樂樓〉、〈滿少卿〉等篇什的主角為城市平民。再如著名的「大桶張氏」的故事，其主要人物為商人、經紀人、仵作，全部為「士」階層之外的「細民」，小說中寫到富商張某背棄婚約、另攀高門，這本是一個負心漢的老題材，但女主人公孫氏卻不像鶯鶯那樣忍氣吞聲，更不似霍小玉那樣鬱鬱而亡，她選擇的方式是直接跑到負心人的家門前怒罵扣問，討要說法。這樣的行為舉止是由其商賈之女的身分所決定的，這樣的女主人公形象也是前代所沒有的。
從形式角度看，宋傳奇也有向通俗文學靠攏的跡象。如劉斧所編《青瑣高議》，各卷分類，每篇題下均有七字標目，與話本體制相似。而李獻民《雲齋廣錄》裡設立了「靈怪新說」、「神仙新說」等門類，和小說家話本的分類息息相通。而南宋一些文言小說更開始引入口語，如《夷堅志》之〈劉元八郎〉中便有「世上卻有如此好人，真是可重」、「兩三日服事你，如何略不陳謝？且與我十萬貫」、「我自無飯吃，那得閒錢」；《摭青雜說》之〈守節〉中有「彼自姓賀，自與你范家子了無半毫相惹。汝道世間只有一個范家子耶？」等等，都透露出了文人創作走向通俗、走向平民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