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在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上,董仲舒的命運很奇特:一方面從反傳統的立場出發,他幾乎成為胡適所說的箭?式的人物,一提到儒家在歷史上的罪過,很少放過他的;另一方面,不論是反傳統或是維護傳統的人,似乎對他都缺乏研究的興趣,直到最近十年,研究成果才稍有增加,但比起對孔、孟、荀的研究,質與量仍顯得極其貧乏。
反傳統的人不屑於研究董仲舒,是可以理解的,維護傳統,尤其是以復興儒家為職志者,為什麼也不重視他?至少有兩個原因:第一,批評董仲舒的人,多半集中在他三綱的倫理觀,以及與專制的關係上,就思想層次或評價的態度而言,這方面的批評是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據的,如有人公然加以維護,在這接受「新潮」的時代裏,是很難獲得同情的。第二,復興儒家的人,其重點是放在儒學上,對儒家在實際歷史中發展的情況,較少討論,在儒學的層次上,董仲舒的成就自不及孔、孟、荀。他是處在一個各家爭結帝王之歡的時代,使儒家接受專制體制考驗的人物,所以要了解儒家在漢代的發展,以及儒家面對專制如何反應,如何自處,董仲舒的思想就居於關鍵性的地位。論者常指出,董仲舒的儒家與先秦儒家,其精神與面貌都不相同,要了解其中的原因,對二者迥異的處境,是不可忽視的。
在我學習和思考的過程中,曾有上述兩種不同背景的經驗,因此心靈上對董仲舒其人及其思想一向保持相當的距離,這使我八年前寫《中國思想史》到這一部分時,曾發生一些困難,當時想到而又未能解決的問題,就希望有一天能再回到這問題上,把它弄清楚。嗣後,一九八二年七月,於夏威夷大學出席國際朱子學會議期間,與杜維明兄有過一次長談,維明談到儒家在歷史上的兩條路線:一條是政治化的儒家,一條是要以道德去轉化政治,遂形成專制體制下儒家的抗議傳統。他的話給我印象很深,從此,儒家政治化的問題(這與先秦儒家以外王為理想的問題不同),一直盤旋在心中,強化了我全面探討董仲舒思想的動機。二年前我與傅偉勳兄受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之託,負責主編「世界哲學家叢書」,終於有機會一償宿願。
全書共十章,其內容可分三個部分:
前面三章是第一部分,從董仲舒的生平與先秦各家(主要是儒、道、法三家)思想上的關聯,以及董氏《春秋》學,大抵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資源、學術基礎和智性發展的線索。仲舒自創的思想糸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來的。遺憾的是,陰陽家的典籍早已散佚,使二者之間的關係難以深論,僅在第四章追溯陰陽、五行的源流時,略加討論。
四至八章為第二部分,是企圖重建仲舒自創的思想糸統,首先就天、氣、陰陽、五行、災異、法天等基本概念,重現其理論結構,然後再就其系統的各面(包括人性論、倫理思想、政治思想、歷史思想)做深入的探討。從這一部分可以看出,仲舒的系統的確是以政治為其思想的中心問題,他使理想主義的儒家落實在現實的政治之中,遠一轉化的過程,雖未能使先秦儒家內聖外王的理想實現,卻使儒家影響現實政治成為可能。從道德理想主義的觀點來看政治化的儒家,顯然是一貶辭,如從促使儒家在實際歷史中的發展而言,當可有另一番了解:儒家在現實上支持專制,專制帝王也擁護與三綱精神吻合的禮教,並根據這套禮教制訂法律,使儒家成為維繫政治與社會秩序的基石,從這方面來看,政治化以後的儒家,對傳統中國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
最後兩章為第三部分,第九章對最為近人詬病的尊儒運動的真相做了一番澄清:在先秦思想史中,孔子就已居於中心的地位,儒家社會化的工作,秦始皇時代就已開始,漢初官方的政策雖在黃老,儒術的提倡並未中斷,武帝朝的尊儒運動,主要是長期歷史演變的結果,武帝、董仲舒及其他幾位大臣,都不過是促其實現的一股助力而已。此外,董仲舒面臨的新課題是:既要適應大一統的專制,又要保持儒家的立場,以便對朝政發揮批判的精神,這是一大矛盾,董仲舒究如何協調這兩個互相矛盾的因素,並發展出一套足以滿足這雙重要求的理論,是第十章探討的目標。根據這一章探討的結果,董仲舒這位政治化的儒家,對先秦儒家的文化理想仍有相當程度的堅持,因此,儒家的兩條路線,在他的身上也有某種程度的結合。
必須說明,〈董仲舒處理儒家與專制關係的理論〉這一章,本來不在全書的計劃之中,而是應黃俊傑兄在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主持的「中國思想史上的經世傳統」研究計劃而寫,並曾在此一研究計劃告一段落所舉行的研討會上討論。因為這一機緣,使我對本書做了很重要的補充,也因為是一篇獨立的論文,難免與其他章節有少數重複之處。
我要特別戚謝賴炎元教授,由於他注譯的《春狄繁露》適時的出版,使我的工作減少許多困難。這部古籍至今沒有好的版本,所以本書引用《春狄繁露》原文及所註頁碼,悉以賴著為準。
韋政通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九日於內湖碧湖之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