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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侃(四八八一五四五)，南朝梁經學家。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師事賀瑒，盡力研習，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性孝，日誦孝經二十遍。任國子助教，于壽光殿講禮記，武帝稱善，加員外散騎侍郎。著有論語義疏、禮記講疏、禮記義疏、孝經義疏等，唯論語義疏存世。一皇疏的流傳與整理論語義疏，又稱論語義、論語疏，成書于梁武帝普通、大通年間(五二〇-五三四)，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郡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宋史藝文志皆有著錄。梁書儒林傳記曰：“(皇侃)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並見重于世，學者傳焉。”唐貞觀十四年(六四〇)太宗下詔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講疏，宜加優賞，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錄姓名奏聞。”宋國史志評曰：“侃疏雖時有鄙近，然博極群言，補諸書之未至，為後學所宗。”可見該書在梁至宋間被重視以及流行的程度。皇疏雖一度盛行，但因它以道家思想解經，且多依傍前人，較少創獲，又“時有鄙近”，頗為後世學人不滿。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政治傾向、學術思想風氣的轉變，至北宋咸平二年(九九九)，朝廷便命邢昺等人改作新疏。邢咼刪削皇疏之文，而歸向儒學本來之義理，時人以為邢疏優勝於皇疏，視邢疏為論語之標準注疏。自此，皇疏漸微，至南宋時失傳。

大正十一年（1922），懷德堂（大阪漢學私塾）紀念會同仁商定請武內義雄（1886―1966）重新校勘皇疏，恢復其六朝舊體。武內義雄以日本舊抄本中年代較早的文明本為底本，同時參校了其他十多種抄本、刊本。大正十二年（1923），武內義雄校訂本出版，即“懷德堂本”。懷德堂本《論語義疏》正本四冊外，校勘記另為一冊。武內義雄又專寫了《校論語義疏雜識》一文，對《義疏》的來歷、現存皇疏舊抄本、皇疏之原形、經注之

本書又名《論語義》《論語疏》，是皇侃為何晏《論語集解》所作的疏解。本書集江熙《集解論語》所載晉人十三家及諸儒之說，保存大量漢魏六朝注疏家對《論語》的解說。皇侃又 自為疏解，兼采老莊玄學解經，體現了南朝學風。本書至南宋時失傳，清乾隆時由日本傳回中國。本

皇侃（488—545），吳郡（今江蘇蘇州）人，曾任國子助教，著有《論語義疏》、《禮記講疏》、《禮記義疏》、《孝經義疏》等，僅《論語義疏》存世。《論語義疏》成書于玄、佛思想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故儒家主旨中雜染著老莊玄學思想。此書代表了南北朝時期經學家詮釋《論語》的最高水平，曾一度被奉為解經典范，對我們研究六朝經學和玄學有重要的資料價值，對朱熹《

《藏書閣：名家集注論語（套裝共4冊）》對於整個東方的文化而言，孔子是一個特殊的存在。西方人總試圖將儒學作為宗教來理解，他們所看到的孔子是一位精神偶像，如果所有無法擺脫的精神制約都可以視為宗教的話，那麼，孔子確實是這樣一位偉大精一神的直接締造者。在孔子的影響下，中國不會出現像文藝復興那樣的人性覺醒期，因為中國人的眼睛片刻沒有從人們生活的世界移開到上帝的宇宙中去過。當我們捧讀被千年頌揚的《論語》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