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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名城廣州市保存有大量祠堂、名居、廟宇等傳統建築，其中一些建築保留有清末以致民國時期的壁畫。本書分上下兩卷，上卷以壁畫、位置示意圖及所在建築為主要內容，下卷精選廣州市海珠、越秀等11區壁畫，按人物、花鳥、山水、詩詞書法各類展示，並附祠堂廟宇各一個代表性建築及其壁畫。本書以廣州歷次文物普查成果為依據，是迄今最完整的廣州市傳統建築壁畫記錄。

廣州兩漢時期的墓葬裡出土了大量珠飾，材質豐富，形狀多樣，色彩斑斕。這些珠飾除了本土製造以外，有些在製作工藝上吸收了海外元素，有的直接屬於舶來品。《廣州出土漢代珠飾研究》全面梳理了廣州地區漢代珠飾的出土情況，結合考古類型學與科技檢測分析的綜合研究成果，對廣州出土漢代珠飾的源流進行探討，闡述了珠飾在漢代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重要地位，是一部全面系統研究區域性漢代珠飾的學術專著。

本書是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與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對增城地區進行區域系統考古調查的成果。調查隊從2016年3月開始進行田野調查，持續到2017年5月，歷時14個月。本次考古調查在考古數據收集、管理、分析和展示等方面均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調查隊在調查技術上，採用運用"考古通"、GIS等地理信息系統軟件全面收集遺物、遺跡的信息。此次調查在考古工作上具有探索、創新意義。調查隊探索出適合嶺南珠三角地區田野調查和聚落考古分析方法，構建起嶺南珠三角地區遺址分佈預測模型，開闢出適合珠三角地區的考古調查與分析的研究思路與方法。本次調查覆蓋增城區境11個鎮、街道，發現555處各時期遺址，對設計路線上所有新石器時代至清代遺物均進行信息採集，獲取的信息基本在本報告中予以全面公佈，具有重要意義。進一步補充及完善了廣州地區地下文物資料，為開展嶺南珠三角地區早期考古學文化編年及序列研究、增城地區早期人地關係研究提供了基礎，為今後廣州市增城區文物保護工作提供依據。該調查報告是較好的區域系統調查與分析報告，對珠三角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研究具有推動作用，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及出版價值。

“洛京風華——洛陽出土漢魏文物展”由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漢二陵博物館、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主辦，偃師博物館、新安縣博物館支持。洛陽作為漢魏之際的都城，保留有豐富的遺跡和遺物，本展覽結合洛陽多年考古發掘出土的兩漢和曹魏時期成果，加強與文博單位之間的展覽合作，深入挖掘漢魏時期洛陽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與觀眾共享洛陽考古成果，豐富全社會歷史文化滋養，提升考古工作的影響力。《洛京風華——洛陽出土漢魏文物展》為配套圖錄，是南漢二陵博物館展覽叢書之一。此書不僅是漢魏洛陽考古發掘成果的展示，還是館校合作教育成果的呈現。

南漢二陵博物館坐落于廣州大學城，是依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南漢德陵、康陵建設的專題博物館。《南漢歷史陳列》是南漢二陵博物館南漢歷史陳列部分的展覽圖錄，也是五代南漢史跡調查及資料資訊採集工作的系統性資料總結。該圖錄的出版對我國燦爛文化面向大眾推廣具有積極的經濟和社會價值。

該書為廣州市文化遺產普查成果之一。收錄了2014年10月廣州市文化遺產普查中各區上報的清代、民國廣州傳統建築壁畫200幅，對入選壁畫的範圍、標準、說明文字、排序都有統一的標準，它是對廣州清代、民國傳統建築壁畫第一次的整理，讓人們感受到古時廣州民間的文化風尚和藝術品位，起到傳承和弘揚廣府傳統文化的作用。 該書稿以圖為主，圖文並茂，體例統一。

本書是南越王宮署出土瓦當的圖錄，系統展示了南越王宮博物館近些年出土瓦當的風貌，時代從跨越秦漢，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南越王宮出土瓦當系首次系統公佈，是一批及其重要的考古材料，對研究嶺南地區物質文化史尤其是南越國時期物質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全書分為“秦漢”“西晉至唐”“五代十國(南漢國)”“宋元”“明清”五個大的時代，每個時代以瓦當的形制進行分類並舉典型瓦當進行詳細介紹，例如，秦漢時期的雲紋瓦當、萬歲文字瓦當，西晉至唐的蓮花紋瓦當，五代十國的獸面紋瓦當，宋元時期的荷花紋瓦當、團花紋瓦當，明清時期的壽字瓦當等。皆展現高清正背圖，並附線描圖。

2004年-2005在南越國宮署遺址的一口南越國時期滲水井(J264)內清理出一百多枚木簡。本書分為幾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發現篇，詳細介紹滲水井J264的發掘清理情況以及整取井圈和木簡的情況，最為重要的是100余支木簡文字的釋讀；第二部分為研究編，是對滲水井內出土的動植物遺存、樹葉、木片和木簡材質的分析鑒定研究；第三部分為木簡文字編；第四部分為彩色圖版，包括遺址發掘現場圖片和木簡彩色、黑白圖片。這批木簡為趙佗前期的遺物，主要是籍簿文書和法律文書。籍簿文書包括宮署管理出入簿、財務分類簿、軍事文檔等。法律文書包括律令、爰書、奏讞書。很零散，僅知體例與中原所見的漢文書簡、漢律簡相同。絕大多數單行書寫，只有一枚書兩行半字。簡上文字均為墨書，字數不等。目前清洗出的整簡中，文字最多的有23字，最少的只有3字，以 12 字居多。這批木簡的發現，不僅填補了嶺南地區簡牘考古的空白，改寫了廣東無簡牘出土的歷史，也極大地擴展了南越國歷史的研究範圍，其意義和價值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