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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四卷，為人們提供了約翰·杜威的重要著作——《確定性的尋求：一種知行關係的研究》(The Quest for Certainty: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的一個權威版本。 《確定性的尋求》是以杜威於1929年4到5月間在愛丁堡大學所作的吉爾福特講座為基礎而成書的。由蘇格蘭的四所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十卷，它為人們提供了杜威的重要著作――《作為經驗的藝術》(Art as Experience)的一個權威版本。《作為經驗的藝術》是由約翰·杜威於1931年2月至5月在哈佛大學所作的威廉·詹姆斯講座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作為詹姆斯講座的首講者，杜威有機會系統地探討一個他曾經被指責為忽視了的領域。從1931年到1934年，他對十次的演講稿進行了修改和擴充；在這期間，他在與阿爾伯特·C·巴恩斯（A. C. Barnes）的通信中，給出了他創作過程的詳細記錄，他也正是把這本書獻給巴恩斯的。這部著作在1934年出版後得到了熱烈的評論。戴維·懷特·普勞爾（David Wight Prall）稱讚，本書具有非凡的“實際成就的廣度”；在《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中，迪諾·費拉裡（Dino Ferrari）稱之為“對藝術的‘生物學的’方面徹底的、刺激的、輕快的簡潔論證”。歐內斯特·薩瑟蘭·貝茨（Ernest Sutherland Bates）視之為杜威哲學的“王冠”，是“美國所作出的對於美學最為重要的貢獻”；並得出結論說，它將吸引“任何一個關心人類命運勝於自己個人職業的人――任何一個理解藝術與生命的關係的人――任何一個欣賞自己生命最佳瞬間的意義的人”。時至今日，《作為經驗的藝術》仍然在藝術和美學的領域中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杜威自己所寫的：“最終只存在著兩種哲學。其中的一種就是，在其所有的不確定、神秘、懷疑以及一知半解中接受生命和經驗，並且把這個經驗轉而加諸自身，以便深化和強化它自己的性質――轉向想像以及藝術。”

許多人認為，《經驗與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一書是約翰·杜威成熟的哲學思想的最全面表達，因而也是他受到最廣泛評論和探討的著作。它首次出版於1925年，再版於1926年，並在1929年重新出版時新增了前言，修改了第一章。自1929年之後還有幾個新的版本，並重印了許多次。這表明，它一直是一本激發人們思想的哲學著作。《經驗與自然》共有10章，它包括杜威在兩年時間裡對在卡魯斯講座所作的首次系列講演中的三次演講稿的擴充和發展。一些聽演講的評論家曾經一直期待著這本著作的出版，並在出版之後的短短幾年裡寫了35個評論從1929年杜威出版有新一章的《經驗與自然》，直到1951年他寫下那些最後的導言，在這一段時間裡，他開始認識到，要讓自己對“經驗”這個詞語的使用被別人廣泛地接受和理解是不可能的。就像悉尼·胡克（SidneyHook）在其對本卷的導言中所說：“為了避免誤解，他準備在其長期的哲學生涯的最後拋棄那兩個詞（“經驗”與“形而上學”）。對於“經驗”，他寧願用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來替代。文化標誌著人在哪裡被塑造成為人，從而將人性與動物本性區別開來的東西。”因此，杜威在其1951年新導言的草稿中這樣寫道：“假如我今天來寫（或者重寫）《經驗與自然》，我將用《文化與自然》作為書的標題，並對特別的主題進行適當的修改。我會放棄“經驗”這個術語，因為我越來越認識到，對於實際的效果來說，妨礙我使用“經驗”的理解的那些歷史障礙是不能超越的。我將用“文化”這個術語來替代它。因為就現在它確定的各種含義來說，它能夠全面而直接地傳達我的經驗哲學。”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第十一卷，收錄了杜威在1935―1937年間的所有作品，包括論文、書評、雜文，他擔任莫斯科審判指控列夫·托洛斯基罪行調查委員會主席時發表的聲明，以及《自由主義與社會行動》（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的權威版本，還有他在弗吉尼亞大學所作的佩基-巴伯系列演講等。本卷的90余篇文章反映了杜威在這一時期處於精力充沛的寫作和演講狀態。他從《邏輯：探究的理論》（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一書中抽取出一些注釋，寫了3篇文章；並討論了查爾斯·S·皮爾士（Charles S. Peirce）、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F. C. S. 席勒(F. C. S. Schiller)、享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伯蘭特·羅素(Bertrand Russell)、喬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喬治·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等人的著作。他的有關教育的一系列散論，發表在《社會前沿》雜誌的“約翰·杜威專欄”上；在這些散論中，他捍衛學術自由，加入傳統教育與進步教育的爭論，批評羅伯特·M· 哈欽斯(Robert M. Hutchins)提出的返回古典教育的主張，評價霍拉斯·曼(Hrace Mann)的貢獻，勸告教師積極參與社會和勞工運動。杜威寫了一篇又一篇文章來分析、批評自由主義。當他的頗有爭議的《自由主義與社會行動》出版時，霍拉斯·M· 卡倫（Horace M. Kallen）在提出”做一個自由主義者是否仍有可能”這一問題之後寫道，杜威“在他所屬時代的條件下、用他所屬時代的語言重新陳述了傑斐遜(Jefferson)在所屬時代的條件下用所屬時代的語言公佈的《獨立宣言》”。莫斯科缺席審判托洛茨基和他的兒子西道夫，指控他們反對蘇聯，這一事件激起了抗議風暴。為列夫·托洛茨基辯護的美國委員會建立了一個公正的國際調查委員會。此時，杜威已屆77歲高齡，正在完成《邏輯：探究的理論》的撰寫工作。儘管杜威在意識形態上不同於托洛茨基，但他還是同意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雖然家庭和朋友為杜威著想而反對他承擔這項工作，杜威還是在墨西哥主持了對托洛茨基的訊問，並在《真

本卷為《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第六卷。杜威在1931-1932兩年間的著作，除他與詹姆斯 ∙ H ∙ 塔夫茨合著並收錄於第七卷的《倫理學》之外，均收錄於本卷中。本卷為現代語言協會學術版本委員會認可文本。本卷收錄的86篇文章大多反映出了1931和1932年大蕭條造成的一系列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對約翰 • 杜威和美國人民產生的影響。這些影響甚至在杜威的哲學著述中也有所體現。他的論文《人性》概述了這一術語在人類歷史過程中賦有的意義，表達了這樣的信念：“那些斷言人性基本不變和相信人性具有極大可改造性的人們之間發生的爭論，主要正是圍繞著戰爭前景和受利益驅動的競爭性資本主義的未來問題展開的。”這一信念決定了杜威所持的戰爭非法化立場，也影響到了他對赫伯特 ∙ 胡佛和富蘭克林 ∙ D ∙ 羅斯福大蕭條期間採用經濟措施持有的看法。西德尼 ∙ 拉特納在本書序言中寫道，《人性》一文是哲學分析的一個“出色樣本“，它顯示出杜威如何用他的大量思想充實了歷史學和人類學的學科研究。大蕭條對教育的方方面面造成了衝擊，杜威通過撰文演講討論了美國教育的主要問題。拉特納特別提到了《擺脫教育困惑的出路》一文，該文談到了致力學術研究或職業訓練的學校課程的相對地位，可以把它看作是這時期杜威發表的一份有關教育問題的重要聲明。在1931年所做的題為“美國的教育：過去和未來”的全國廣播講話中，杜威為當時的教育問題呈示了歷史的背景，他在其中總結道：“當我們整個教育體制真正實現了民主的理想，它們就會再次成為我們國家生活的現實。”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八卷，收錄了論文、評論以及《我們如何思維：重述反思性思維對教育過程的關係》在1933年的權威版本。杜威撰寫於1933年的其他作品都收入在第九卷中。本卷為美國現代語言協會學術版本委員會認可文本。1933年，杜威擴充修訂了1910年版的《我們如何思維》，特別是邏輯部分。他寫道，希望他的修改“增加了該書的清晰性和可讀性”。許多評論者稱讚這個修訂本很好地回應了教師和邏輯學家的批評。伊薩多·斯塔爾（Isidore Starr）在1970年的回憶中評論道，越來越多的教師受到這個修訂本的吸引和影響。他最後總結道：“我們每個人都非常容易從循規蹈矩走到頑固不化。對這種根深蒂固的毒害的最好解藥，就是要定期朝拜一下杜威的經典。”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在導言中考察了杜威與他的各種讀者的關係以及他的“反思性思維”的發展，仔細分析了貫穿整部著作的“某種無法避免的緊張關係”，“這就是把這位哲學家想像為一個社會活動家，他關心著通過不斷批評當下實踐和機制的恰當性而保持改革精神的活力，以及把這位哲學家想像成一個政治上中立的理論家，一個在諸如邏輯規則、科學性質或思想性質等特殊的哲學問題方面的專家和權威”。《教育前沿》是由威廉姆·海德·基爾帕特裡克（William Heard Kilpatrik）主編的文集，也是作為全國高校教育學科教師學會的年刊出版，是對背離了傳統理論的進步分子所導致的大蕭條的回應。悉尼·胡克（Sydney Hook）在1933年把這描述為“提供了一種社會經濟分析”，“捍衛了一種作為直接社會行動基礎的實驗哲學”。羅蒂指出，杜威與約翰·查爾茲（John L. Childs）合寫的兩章“非常大膽地要求體現在《我們如何思維》中的教育哲學可以被算作改變美國體制的特徵”。本卷還包括了杜威為《社會科學百科全書》所寫的文章《邏輯》、《戰爭非法化》和《哲學》，以及為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觀念的冒險》、馬丁·舒茨(Martin Schutze))的《文學和藝術領域中的學術幻覺》、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Rexford G.Tugwell)的《工業規律和管理藝術》等書所寫的書評。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十七卷，也即《杜威全集》的最後一卷，收錄了未曾被收錄此前各卷的杜威作品。本卷為美國現代語言協會學術版本委員會認可文本。悉尼·胡克（Sidey Hook）在本卷的導言《約翰·杜威思想的時代關切》(The Releyance of John Dewey s Thought)中指出：“當我說起約翰·杜威思想的時代關切的時候，我側重的不是歷史關頭的危機狀況，而是人的處境；人在選擇合意的生活道路的時候，只要對自己的行動有所反思、有所審視，他就會遭遇到種種問題和困惑，關於戰爭與和平，關於好的時代與壞的時代。約翰·杜威的成年生涯跨越了四分之三個世紀；對於那個時期湧現出來的種種話題，他寫下了數以百萬計的文字。”本卷來源多樣，涵蓋了杜威成年生涯的大部分，其中最早的文章發表於1885年；最晚的文章發表於1953年，在杜威去世以後。杜威在他的一生中作過無數次演講。本卷中，七篇發表過的以及數篇未曾發表的演講稿，顯示出他那寬闊的視野和廣博的遊歷。1928年，杜威和一群教育家組團訪問了蘇聯，旨在調查事實。回國以後，杜威在芝加哥大學作了演講，描述了他對俄羅斯的印象以及“俄國學校體系”。他評論說“他們的未來是一個非常非常偉大的未來……我真的相信，這兩個民族――至少是老式的美國人、先鋒的美國人――在很多方面的類型和性情，比起當前世界的任何兩個其他國家來，都要更為相似。”1901年在楊百翰大學所作的十次教育學講座曾經在當地發表過，但之前未被收入杜威的文集。之前未曾發表的作品包括《倫理學中的歷史方法》（The Historical Method in Ethics）一文,它表現了杜威早先的論點：假如我們能夠像研究科學中的事實那樣聯繫行為來研究和“操作、信念與觀念”相關的事實，那麼，“道德的科學”是可能的；在《科學與哲學的一些聯繫》（Some connexions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這篇文章中，上述進路得到了進一步的展開。《哲學的未來》（The Future of Philosophy）這篇文章簡潔地表現了杜威晚年的看法：“哲學的事情跟存在於人類和他的世界之間的關係有關，就兩者都受到文化的影響而言。”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的第三卷，收錄了杜威寫於1927-1928年的所有文字，除了收錄于《杜威晚期著作》第二卷中的《公眾及其問題》(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戴維·西多爾斯基（David Sidorsky）在介紹的開頭這樣寫道：“本卷所收的哲學論文、書評、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分析和政治評論反映了它們所發表年代（1927年和1928年）的美國文化潮流，隨後的大蕭條和變化的歐美關係深刻地轉變了美國思想生活的諸多方面。” 這些文章寫于杜威哲學思考的兩個里程碑之間，也就是1925年的《經驗與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和1929年的《確定性的尋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正如西多爾斯基所說的，這些文章“大體上反映了他的兩大哲學興趣：在某種意義上回溯性地捍衛自然主義形而上學，向前為一種經驗主義倫理學正名並把它運用於實際。” 這一卷的其它亮點還包括喬治·桑塔亞那和杜威就後者的《經驗與自然》所展開的交流，對桑柯－凡澤迪案件的不公正審判的激烈譴責，以及杜威於1928年夏天赴蘇俄旅行之後寫給《新共和》(New Republic)的六篇見聞。

本卷為《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第五卷，收錄了除《確定性的尋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之外杜威撰寫於1929―1930年間的所有作品。本卷為美國現代語言協會學術版本委員會認可文本。在本書導言中，保羅·庫爾茨（Paul Kurtz）稱杜威“正處於創造力和影響力的巔峰”。這一形容頗為貼切：1929年，杜威已是七十歲高齡，卻仍在1929-1930兩年間出版了四本專著和五十篇涉及哲學、教育、政治以及社會問題的文章。在本書所收錄的哲學論文中，《人文主義之我見》(What Humanism Means To Me)和《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兩篇文章表明了杜威對人類潛力與智慧的信念，另外兩篇文章則記錄了杜威與歐內斯特·內格爾（Ernest Nagel）、威廉·歐內斯特·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C. I. 劉易斯(C. I. Lewis)、 F. J. E. 伍德布裡奇(F.J.E.Woodbridge)在《哲學雜誌》(Journal of Philosophy)上的熱烈討論。《從絕對主義到實驗主義》(From Absolutism to Experimentalism)一文是杜威難得一見的自傳性文章，文中有一段話也許能夠幫助我們瞭解杜威日益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的動因：“總的來說，人和情境對我的影響要多於書本對我的影響。這並不是說我沒有從哲學書籍中學到很多知識，而是說，與一些親身經歷的、迫使我思考、思索的事物相比，我從哲學書籍中學到的東西是技術性的。”《新舊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Old and New）系列文章首次刊登於1929-1930年的《新共和》(New Republic)雜誌上。在這些文章中，杜威探討了在一個不斷變化社會中“失落”的個人的問題，個人“陷入了龐大的複雜關係網之中”，只有“聯繫現在……根據有意識選擇的可能性努力改變條件”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本書內容表明了杜威日益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同時也證明了科利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在《關於約翰·杜威的對話》(Dialogue on John Dewey)中對杜威的形容是正確的：“他是我所認識的哲學家中最喜歡非學術氛圍的哲學家。”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七卷。它提供了杜威和塔夫茨（James H.Tufts）於1932年撰寫的《倫理學》(Ethics)一書的權威版本，為美國現代語言協會學術版本委員會認可版本。亞伯拉罕•埃德爾（Abraham Edel）和伊麗莎白•弗勞爾（Elizabeth Flower）在他們的導言中指出：杜威的倫理學以其“關注具體、關注變化、關注融入可利用的最佳知識、關注倫理學理論的啟蒙作用、關注對創新思想和智慧的召喚”，和20世紀80年代“剛好相關”。杜威和塔夫茨在前言中說：“在一個戰爭可能摧毀任何國家或個人生命、財富和不安全結伴同行、階級依然分化而宗教卻不再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性的世界裡，對研究和反思的需求變得愈加明顯。”儘管某些人擔心道德理想和標準的消失，但這兩位作者滿懷信心地總結道：“道德生活深深地紮根于人的本性和人的需要之中，不可能喪失或被拋棄。”因此，倫理科學的任務是：“發現道德生活的規律和原則，從而使其進步更快、更自由、更可靠，也更理智。”1908年版和1932年版的《倫理學》都很受歡迎，並被廣泛地用作教材。儘管本卷保留了早期著作的書名和總體計劃，但它針對的是當代的問題，是和24年間的巨大變化相對應的主題。作者聲明，他們的目的是要“引入細緻的深思熟慮和展望個體行為和社會政策的充分意義”。在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之後，作者分析了現代工業社會面臨的問題，根據伍德伯恩（A. S. Woodburne）所說，要“公正地面對現代文明的道德問題”，他們主張，倫理學必須經常關注日常生活中不斷變化的問題。

作者與同仁譯有羅爾斯的名著《正義論》，在國內影響甚廣，此書不僅僅就該書討論正義理論，而且聯繫其前後發展脈絡進行梳理，對核心文本進行了細緻的解讀，對於中國讀者理解西方的正義理論與羅爾斯其人其書頗有參考價值。

本書首先簡要回顧了阿倫特的生平，幫助讀者通過其經歷來瞭解阿倫特思想的形成、發展過程，並就其關於極權主義、人類的境況等方面的思想進行了清晰論述。她的哲學研究清楚地顯示了那種在她看來對人類的生活至關重要的前途和希望，並同時為當代的哲學、政治、倫理、社會等啟迪著的重要問題。

美國當代政治學家邁克爾?沃爾澤擁有一種驚人的跨學科研究能力，包括社會學、哲學、歷史學、倫理學與宗教研究等。他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哲學家。他的研究領域也很獨特，幾乎涉及了政治哲學的所有重要領域，包括清教徒的革命、戰爭倫理、分配正義、複合平等、政治寬容、文化多元主義和猶太政治傳統等。本書將沃爾澤定位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按照年代順序對其主要論著進行了解釋和研究，對其思想歷程、重要論題以及思想特點進行了呈

列奧·施特勞斯被認為是20世紀西方最深刻的政治哲學家。他對經典文本的細緻閱讀與闡釋方法，構成20世紀解釋學的一個重要發展：他的全部政治哲學研究致力於檢討西方文明的總體進程，強調重新開啟古人與今人的爭執，並由此審視當代思想的種種潮流。本書把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看作是以現代性為問題意識而展開的，通過探析施特勞斯對現代性批判所做的批判，可實現對其政治哲學的整全式理解。施特勞斯把以進步觀念為引導的整體稱之為現代性，他從西方文明的兩重根入手認為，現代性首先表現為現代的理性主義對聖經信仰和聖經神學的排斥，其次表現為現代的哲學和科學觀念取代古典的哲學或科學觀念，並把現代觀念看作是絕對正確和唯一正確的解釋系統。作為政治哲學的論題，施特勞斯判定現代性的本質在於它是政治化的哲學或哲學化的政治，其核心特徵是工具理性和價值無涉，其中必然孕育著虛無主義的結局。既然現代性所招致的危機源自于現代政治哲人對中古哲人教誨和古典哲人教誨的雙重拋棄，從而使啟示與理性的平衡及哲學與政治的平衡遭到破壞，因此，要想化解現代性的危機就只能重拾古人教誨，複返政治的哲學，通過重建啟示與理性的平衡及哲學與政治的平衡以樹立起根本的價值理性。

作為英美政治哲學界最具影響力的著作，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激起了多個領域的廣泛爭議。在這本論證嚴密和高度具有原創性的作品中，柏格既強有力地捍衛又建構性地批評了羅爾斯的著作，為政治哲學的進步提供了合理基礎。而且在捍衛、批評和擴展羅爾斯的正義觀念中，柏格主雄辯地提出了如果政治哲學想對社會和政治實踐產生影響而必須承擔的使命。 柏格堅持認為，羅爾斯在根本上被他最有力的批評者，比如自由至上主義者諾齊克和社群

本書首先對蒯因的思想進行了概述，使讀者對其有較全面的把握，然后再選擇性地著重對其“經驗論”、“整體論”、

本書選擇性地主要對羅蒂關於“哲學是什麼”、“心智與人性”、“自我與道德”以及“社會與道德”等方面的思想進行了深入細緻的闡述，幫助讀者把握其富有啟發性和包蘊性的思想。

安•蘭德（Ayn Rand, 1905―1982）是美國當代影響最大的作家、哲學家。她反抗西方傳統倫理，力倡個人主義，崇尚尊重個體，提出“自私的美德”，她認為不能使個人利益和尊嚴得到最大伸張的社會，就不是理想社會。她公開為市場經濟與商業貿易辯護，反對美國大政府的控制。安•蘭德認為理性是人類的最高美德。她創立的客觀主義哲學從20世紀50年代起風靡美國，影響了幾代美國人，一直持續到現在，現在她的影響已遍及世界。1982年安•蘭德去世後，許多國家創立了諸多蘭德書友會和專門研究安•蘭德的機構。 三十年來，關於安•蘭德的傳記有很多，根據她的生平拍攝的紀錄片和故事片曾獲奧斯卡獎，但是，漢語出版界至今尚無一種。本書是中國出版的第一部安•蘭德傳記，全面參考了權威資料，清晰扼要地勾勒出安•蘭德的生平與思想，全書文筆流暢，要言不煩，史料豐富，立場客觀公正，不乏學術性的審視和批判，堪稱近年來傳記佳作。

《施特勞斯與古典研究》共18萬字，包括論文9篇，附錄2篇。屬於“中國比較古典學學會第二屆年會主題論文選”。由“中國比較古典學學會”編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