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獻辨偽學研究(上下)（簡體書）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研究叢刊：清代文獻辨偽學研究（套裝上下冊）》對清代文獻辨偽學、中國學術史等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均有值得關注的參考價值。首先探討了有關辨偽學、文獻辨偽學的一系列理論問題，並在高度概括清以前文獻辨偽學發展的歷史及其成就、清代文獻辨偽學發展環境等問題的基礎上，分清初、清中期和清後期三個階段，將宏觀和微觀，縱向和橫向，個案和專題等研究方法相結合，系統考察了清人文獻辨偽研究的歷史及成就。全面清理清以前文獻辨偽發展的歷史，為考量清代文獻辨偽成就提供合理的參照標準，明確提出了文獻辨偽學的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系統考察清代文獻辨偽學的發展動力和外部環境，這也是以往學界多忽視的問題，全面分析清人文獻辨偽研究的理論方法和思想觀念，駁正對清代學者文獻辨偽學成就的不恰當定位，訂正清代史料中的記載及其解讀中的錯誤

《清代文獻辨偽學研究(套裝共2冊)》由佟大群所著，分清初、清中期和清后期三個階段，將個案與專題等研究方法相結合，系統考察了清代文獻辨偽研究的歷史及成就，對清代文獻辨偽學、中國學術史的研究有參考價值。清代學術在中國學術史上具有繼往開來的地位和影響，尤以經史考據為顯著特點。文獻辨偽不僅僅是文獻整理方法的一種，其中也有著深刻思想性意義的研究理論。

如前一章中所言，清以前的文獻辨偽研究，幾乎無不言及，留給清儒的，除了豐富的辨偽學遺產，就是深入開展文獻辨偽研究之艱難。亦言之，清以前的學者，已經做到了“知無不言”，明以后的學者，唯有“言無不盡”了。事實證明，清儒不負眾望，給文獻辨偽學，給中國傳統學術以滿意的答復。
二、樸學風尚與文獻辨偽
清中期，社會思潮又變，樸學之風興起，在樸學風尚的影響下，清代文獻辨偽學達到了它的巔峰境界。
1.樸學風尚的形成
樸學風尚在清代中期（即乾嘉年間）形成并盛行，是幾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其一，學術發展的邏輯。學術的發展，有其內在邏輯。清初學術黜虛返實，于是在研讀經史的過程中，發現了許多前人不曾遇到的問題。“不讀書不知書難讀”，這是清儒的基本認同。譬如《尚書》，素稱難讀，對此，朱熹有言：“須先看《大學》，然‘六經’亦皆難看，所謂‘圣人有郢書，后世多燕說’是也。知《尚書》收拾于殘闕之余，卻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至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姑闕之可也。”朱熹認為，《尚書》等“六經”，均較為難讀，不必句句都講出個義理來，應根據不同的情況，采取不同的解讀方式。他說：“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不必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于解？如《洪范》，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略解。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
根據文字的難易程度不同，采用不同的解經方法，對那些文字難曉者不必強解，以避免所謂穿鑿附會；而對那些文字易讀、義理分明者，也不必解，因為只要熟讀，則義理自現。朱熹的變通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即后人的不學。
清儒同宋明學者的最大不同，是以必求其是的態度和決心，直面難讀之書、難解之意。既然清初學者選擇了實事求是的治學路徑，一個邏輯的必然，就是面對文獻研讀中的疑難。如果選擇直面這些疑難，一種樸實的治學風氣必然形成。
其二，清初學人的魅力。實學思潮影響下的清初學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其示范性的作用，影響了幾代學人，其治學態度和治學方法，為后世學人所繼承和發揚。閻若璩、胡渭、毛奇齡繼之而起。如閻若璩即以“一物不知，以為深恥”①為座右銘。上述諸公，皆以精研經學而名家。在治經的實踐中，他們沿著顧炎武所謂“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②的路徑，一改宋、明空言說經之積習，原原本本，窮經考古，走上了博稽經史的治學道路。
其三，性理空談的淡出。古人從未停止對“天人之際”的探討和思索。至于所謂的義理和考據，只是他們慣用的手法。經過八十年的批判反思，心性之學的是是非非，已經在學理上基本得到解決。宋明諸儒探討道義的方式為清人所不齒，宋明學術也終于被清儒放在一個合適的位置。學術研究中的真空，何以填補？考據之法，考據之學，在乾嘉之際被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