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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的傳薪者　余英時 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最深遠的知識人 余英時文集涵括四大類、28種書目、總字數超過450萬字，完整呈現余英時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余先生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本套書計有6種： 我的治學經驗 余英時雜文集 余英時序文集 余英時時論集 余英時政論集（上、下） 余英時詩存 本套書特色 ● 彙整余英時先生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論，以及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臧否，對當代中國、香港與台灣的情勢與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 收錄余先生治史、治學的經驗談，一窺其學思歷程的演變與養成。 ● 集結余先生散佚各處，應各方請託的文章；亦蒐羅余先生追憶同輩學人的書寫，以及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 收集余先生與師長、親友，到同儕、門生之間的古典詩作、聯對，呈現其高超的文字造詣。 單書簡介 ▍《我的治學經驗》 作為史學工作者，余英時先生認為必須根據題旨和材料，採用種種不同的方法和預設 在思想上把自己隸屬於某一特定的哲學系統之內 即為其一向強調的「史無定法」 從新亞求學到哈佛深造，余英時先後受錢穆與楊聯陞兩先生指點治學門徑。自錢先生獲得中國傳統學問的基本指導，須從經、史、子、集上選取最重要原典下扎實的功夫，掌握基礎後才能發揮；由楊先生學習現代西方學界的治學方式，對原始文獻運用現代眼光加以考證與分析，同時廣讀相關著作，了解第二手資料，掌握英文、法文、日文等論著，強調做學問必須字字有來歷。錢先生擅於宏觀論斷，楊先生淵博和謹嚴，綜合與分析並重，余先生深感幸運，能有此可遇而不可求的機緣。 《我的治學經驗》內容為余先生自述或接受專訪，敘其治學、治史的經驗談與學思歷程的養成。不僅一窺余先生的求學與思辯歷程，更可探尋余先生對其學術研究主張的脈絡變化。 ▍《余英時雜文集》 懷憶亡友是情感上最承受不起的負擔，寫紀念的短文不禁觸緒萬端 余英時先生從緬想故人到文化關懷 以廣闊的胸襟去開拓一個無限的精神世界 《余英時雜文集》分為「學林憶往」、「文字因緣」兩輯。輯一收羅余先生過往曾在報章雜誌刊登過悼念同儕朋友們的追思文，那些相處的回憶對他而言彌足珍貴，每位友人的處世之道之於余先生都像是不同人生階段的老師，他懷念那些以文會友的歡愉時光，牽記一起共事的溫馨歲月。時間不曾為任何人停留，那些離去的故人們在余先生筆下

余英時先生不喜著墨於應酬式的文字，寫序必細讀全稿，力求把握住作者的整體意向或就原著旨趣加以引伸發揮，或從不同角度闡述自我心得無論從什麼方向下筆，都堅守一個原則：序文必須環繞著原作的主題發言 《余英時序文集》收錄余英時先生為他人著作之書序，言為心聲，序可明志，從中亦可見余先生對學術、人文關懷之所在。全書依其性質分為五輯，從著眼近代中國歷史與重要人物（如胡適、汪精衛、陳克文等）、師友論述（如錢穆、李遠哲、吳文津等），到關聯中共近代史（如文化大革命、魏京生、劉曉波等）、西方學術譯著，並蒐羅余先生未於台灣刊行著作之自序，更有未出版《余協中、尤亞賢文集》的卷頭語，以誌余先生著述流傳之紀錄。

懷憶亡友是情感上最承受不起的負擔，寫紀念的短文不禁觸緒萬端余英時先生從緬想故人到文化關懷以廣闊的胸襟去開拓一個無限的精神世界《余英時雜文集》分為「學林憶往」、「文字因緣」兩輯。輯一收羅余先生過往曾在報章雜誌刊登過悼念同儕朋友們的追思文，那些相處的回憶對他而言彌足珍貴，每位友人的處世之道之於余先生都像是不同人生階段的老師，他懷念那些以文會友的歡愉時光，牽記一起共事的溫馨歲月。時間不曾為任何人停留，那些離去的故人們在余先生筆下意趣形象躍然於紙上，雋永深刻。輯二則是存錄余先生為各大刊物創刊、刊慶的祝賀詞。「文化有傳統，也有變化因此保守和創新缺一不可。」「文化永遠是推陳出新而不是無中生有的。」余先生以文字復刻了輝煌時期的繁盛，與出版人因字結緣，留下他寫作史上難忘的暢酣經歷。

「如何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在革命狂潮與混亂時代中，余英時先生寫給年輕讀者之作 以理性掃除思維路上的亂石與荊棘，解開思想中的障礙與糾結 《到思維之路》是余先生在流亡歲月中，寫給青年讀者的一本小書，原於1954年在香港出版。書中各篇文字來自余英時先生在《自由陣線》週刊的「山外叢談」專欄，原以筆名「艾群」發表，專欄名稱則取蘇東坡「不見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之意。 書中指出，思想在古往今來的一切統治者的心中祇不過是一種統治工具，和刀劍槍砲沒有任何不同。然而思想絕不能成為政治的工具；任何美好崇高的思想，一旦變成了統治者的工具，便會立刻失去它的所有優點。 余先生將本書定位為寫給同時代的青年朋友，因此強調書中絕不說教、不煽動、不賣弄邏輯、不擺學究面孔，在寫作上完全採取一種談心式的輕鬆態度，真誠而直白。 身處於激烈的思想戰爭時代之中，余先生希望透過此書，讓讀者學習防身的本領，保持思想的自由，不受專制與極權左右，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選收余英時先生的十篇論文，對中國思想傳統提出了整體的觀察。余先生從價值系統探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並論述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之間的關係，同時也討論中國古代死後世界觀的演變、儒家「君子」的理想、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的相互影響，以及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的連結。 除通論外，余先生也做了斷代的專題研究，提出清代學術思想史所闡釋的重要觀念，更針對方以智、胡適深入探究，藉以說明中國思想傳統的內涵與核心。

近幾十年來，中國大陸和日本的史學界對明清商人的研究作出了辛勤的努力，他們蒐集並整理了大量的歷史資料，也對許多具體的制度進行了詳細的考證。但一般而論，由於基本預設、概念架構、以及分析方法都不相同，他們的主要興趣集中在商人的客觀世界和經濟活動方面。至於商人的主觀世界，包括文化背景、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各方面的問題，在他們的研究取向上是不佔重要地位的。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提出的是所謂「韋伯式」（Weberian）的問題：中國儒釋道三教的倫理觀念對明清的商業發展是否曾發生過推動的作用？作者分析禪宗、新道教和新儒家，從三教的入世倫理及社會影響這一特殊角度入手，特別注意三教在入世倫理方面相互交涉的複雜過程，尤其是禪宗對理學的影響。從而進一步研究宗教和道德觀念對中國商人階層的影響。 從十六世紀以來，中國商人階層的社會功能在實質上日益重要。與此相隨而來的是他們在社會價值系統中所佔據的位置顯然上升，甚至他們的法律身份也有改善的跡象。本書研究的是明清商人的主觀世界，包括他們的階級自覺和價值意識，特別是儒家的倫理和教養對他們的商業活動的影響。 本書增訂收錄〈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一文，探討明清時期「棄儒就賈」的社會運動，使得士商界線變得模糊，儒家價值觀念因士商合流而開始轉向。這種儒學內在的漸變，在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開始展現的早期，曾在暗中發生導向的作用。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由余英時先生的25篇論文組成，討論主題集中在從先秦到當代的中國思想史，釋證中國文化中的人文情懷和理性精神。書中體裁有專論、書評、條目和序跋，先後發表於1980-2006年。內容包括〈魏晉時期的個人主義和新道家運動〉、〈清代儒家智識主義的興起初論〉、〈孫逸仙的學說與中國傳統文化〉、〈20世紀中國國史概念的變遷〉等。

《論天人之際》是關於中國思想起源的一部專題研究，余英時先生在書中特別借用了「軸心突破」作為分析的概念。他認為，只有在其他古文化——特別是西方——的對照之下，中國軸心突破的文化特色才能充分地顯現出來。有關「軸心時代」、「軸心突破」一套說法，最初是雅斯培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到，直到帕森斯為英譯本韋伯《宗教社會學》所寫的〈引論〉，「軸心突破」一詞，才有了定義：即指西元前第一個千紀時，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等地的人，對於宇宙和人生的體認及思維，都跳上了一個新的層次。余英時先生從軸心突破的特殊角度探討中國古代系統思想史的起源，並將其置放於比較文化史的脈絡之中，加以系統的敘述，重新建構出一個條理井然的歷史敘事。

思想史的傳薪者　余英時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最深遠的知識人余英時文集涵括四大類、28種書目、總字數超過450萬字，完整呈現余英時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余先生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本套書計有10種：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民主革命論：社會重建新觀到思維之路民主制度之發展自由與平等之間文明論衡香港時代文集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現代史篇余英時書信選系列特色．收錄余英時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寫作年代集中於1950年代前半，文章多發表於各類報章雜誌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蒐羅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的學術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的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特別訪求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逾兩百封，輯錄成冊，從中既展現了余先生溫暖而慷慨的人格本色，也看出他的淵博知識與思想脈絡。單書簡介▍《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史學大師初試啼聲的首部作品回應中共馬列主義教條，重新肯定五四以來對於自由與民主的追求梳理近代文明發展脈絡的明快之作《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原於1953年在香港出版，是余英時先生第一本以書籍形式出版的著作。1950年，余英時先生自中國大陸來到香港之後，立即面臨的思想課題就是：如何反思並回應共產政權席捲全中國的歷史現實，一方面他要對抗中共及其馬列主義教條，另一方面則要肯定五四以來對於自由與民主等價值的追求，因而決心寫一本書「以民主主義為主題來敘述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的種種社會變遷」，並探問「民主究竟是怎樣從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中逐漸發展出來的？」本書在結構面力求系統化，梳理近代文明的脈絡；在取材上則盡可能扼要，精鍊浩如煙海的史實。因此作者自道：「這本書，與其說是『書』，倒不如說是論文──一篇較長的論文。」在書中，余先生以提綱挈領的形式，回答了這個時代的核心課題。他對極權主義的憂心與批判，以及對自由與民主的畢生追求，都已清晰地展現於本書的字裡行間。▍《民主革命論：社會重建新觀》民主是否只能從革命而來？革命是否必然帶來民主？余英時先生全面解析了民主與革命的歧途與正道提倡一種新的革命精神，並期許中國民主革命的重新展開《民主革命論》原於1954年在香港由自由出版社出版，初稿曾連續刊

作為史學工作者，余英時先生認為必須根據題旨和材料，採用種種不同的方法和預設在思想上把自己隸屬於某一特定的哲學系統之內即為其一向強調的「史無定法」從新亞求學到哈佛深造，余英時先後受錢穆與楊聯陞兩先生指點治學門徑。自錢先生獲得中國傳統學問的基本指導，須從經、史、子、集上選取最重要原典下扎實的功夫，掌握基礎後才能發揮；由楊先生學習現代西方學界的治學方式，對原始文獻運用現代眼光加以考證與分析，同時廣讀相關著作，了解第二手資料，掌握英文、法文、日文等論著，強調做學問必須字字有來歷。錢先生擅於宏觀論斷，楊先生淵博和謹嚴，綜合與分析並重，余先生深感幸運，能有此可遇而不可求的機緣。《我的治學經驗》內容為余先生自述或接受專訪，敘其治學、治史的經驗談與學思歷程的養成。不僅一窺余先生的求學與思辯歷程，更可探尋余先生對其學術研究主張的脈絡變化。

如何從文化知識的角度，反駁「中國傳統不適合西方民主」的論點？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上任至今的做法，與毛澤東有何異同？ 閱讀余英時先生對當權者的批判，對異議人士的評價，對世界局勢的思考 《余英時政論集》收錄余先生於2001年起，於自由亞洲電台擔任評論員期間發表的政治評論，展現深刻的思考，廣泛的關懷，還有他作為知識人的犀利觀察：五四運動的精神該如何繼承？劉曉波、方勵之等異議者何以可貴？中國的農民、工人又面對怎樣的問題？這又曝露出共產黨怎麼樣的缺點？ 全書共為上、下兩冊，以主題方向分有九輯，內容批判中共建立的秩序，剖析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作風、中國社會層面的諸多議題，並評論中國與美國、北韓、日本等國的互動；另外也關切台港的民主與自由，評價中國異議人士以及當局對異議的打壓，思考世界的局勢、中國文化的傳統與異變，以及對歷史事件與人物的反省。 書系總目 歷史與思想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 東漢生死觀 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 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 民主革命論：社會重建新觀 到思維之路 民主制度之發展 自由與平等之間 文明論衡 香港時代文集 我的治學經驗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現代史篇 余英時雜文集 余英時序文集 余英時時論集 余英時政論集（上、下） 余英時書信選 余英時詩存

余英時先生於1950年代研究文化哲學的成果 對中西文化爭論提出一針見血的見解 余英時先生於1950年代前半在香港時期的研究興趣，除了歷史學外，還涵括了文化哲學及社會哲學。其中關於社會哲學的著作是《自由與平等之間》，而文化哲學的研究成果則表現於《文明論衡》。 在本書中，余先生提出對中西文化爭論的看法，他認為必須問什麼是中國社會重建所需要的，合乎者不因它是外國的便拒絕接受；不合乎者也不因為它是中國的便加以保留，如此才能揚棄本位派、西化派、折衷派的弊端。 余先生強調，文明愈進步，野蠻的偽裝本領也愈大，它的真面目也因之愈不易為人所認識。他將「文明」視為與廣義的「文化」一詞的同義語，「文化」則分為廣狹二義，「文化界」、「文化工作」、「文化運動」的文化是狹義的；「文化接觸」、「中西文化」、「文化融和」的文化則是廣義的。且中文裡的「文化」兩字不足以盡西文civilization之義，唯「文明」兩字庶幾近之。

蒐羅余英時先生於1950年代發表、從未集結成書的文章 將余先生自喻鸚鵡救火，羽翼所濡的水滴輯為一冊 呈現一幅青年自由主義知識人的畫像 余英時先生一生有兩段較長的香港歲月，第一段是自1950年至1955年，在新亞書院就讀，直到赴美國哈佛大學為止；第二段則是1973年至1975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兼新亞書院校長期間。 早在1950年代初期，余先生即在《自由陣線》、《人生》、《中國學生周報》、《新亞校刊》發表大量評論及學術文章，這些論著除部分曾集結成書外，仍有為數眾多的遺珠鮮為讀者所知。 《香港時代文集》即以余先生1950年代在香港時期寫作，且未收入其他文集的作品為主軸，旁及1970年代於香港發表的文字。內容從教育家孔子到小說家魯迅；從聖女貞德到歷史學家湯因比；論中西文化、說善惡愛悔、評政局時務。 余先生曾於文中提及一則佛教故事。這個故事說：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 余先生將自己喻為故事中的鸚鵡，在故山大火之際，期盼能夠略盡心力，「所以五十年初期我在香港所寫的一些不成熟的東西都可以看作鸚鵡羽翼上所濡的水點。」

知識人、知識分子始終是余英時先生筆下最關切的對象。 在中國現代史世局動盪的百年篇章中， 知識人呈現了何種面貌？是否真的改變了自身及其國家的命運？ 從東漢士族、魏晉士風，到南宋朱熹的歷史世界，再到明清的士商互動，以及王陽明、方以智，還有清代的戴震、章學誠，清末民初的陳寅恪、胡適，余先生累積數十年的學術研究著作，構成了一幅中國知識人的圖譜。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旨在收錄余先生在台灣尚未發表或未收入專書中的學術文章，將原先散落於各處的珠玉合為一輯，是余先生浩瀚如海的著作最重要的「補篇」。 書名概念來自余先生獲頒「唐獎」漢學獎時的得獎演說講題「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余先生不僅是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泰斗，更有意識地對中國史研究經歷的重大轉變及自身的研究進行反思，因而總能見前人所未見、在不疑處有疑。 現代史篇共分三輯：輯一與輯二聚焦於在中國現代史的巨變之下，清末民初的知識人如何救亡圖存，並擺盪在傳統文化與全盤西化之間；輯三轉而論述政治史，包括兩篇平議張學良的論文及一篇省思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的長文。

余英時先生是一代典範的史學巨擘不僅學術思想允為一家，在怡情養性的藝術修為上亦有相當涉獵尤其於古典詩詞的創作，更有獨到風格《余英時詩存》蒐羅超過百首余先生自作詩詞，並附多首師友步韻唱和之作。書中詩詞最早作於1964年，最晚成於2020年，時間幅度跨越逾一甲子。詩作內容多為面人懷世之屬，題寫對象從師長、親友，到同儕、門生，如錢穆、馮友蘭、錢鍾書、張充和、楊聯陞、勞思光、高友工、史景遷、張灝、余國藩、董橋、李歐梵等等，情真意切，款款動人。本書亦選輯余先生所作銘文與聯對，顯露出其非凡的古文造詣。同時收錄多幀原始手澤，見字如人，加添了文學與藝術的相輔相成，也呈現余先生融會古今中外的學思涵養。

以學術研究回應時代的苦難與變局 在中西文化的融通中，追求自由與平等的意義與實踐 自由與平等本是起源於西方的概念，但在《自由與平等之間》中，余英時先生強調，追求自由與平等並不等於全盤西化，中國文化中存在許多足以接引民主體制的成分。他進而指出，過去自由民主運動的失敗也許正是因為未將運動安放在堅實的文化基礎之上，致使自由與平等的理想淪為空洞的口號。 此外，一般人經常以為自由與平等這兩個概念有著內在不可緩解的矛盾，彷彿兩者是取一捨一的關係。但余先生提醒，如果自由失去了平等的限制與平衡，便會走上絕對的自由主義之路；反之則會走上絕對的平等主義之路，近代歷史的發展實已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從民主的角度上看，不僅真正的自由包括了平等的原則，真正的平等也同樣涵攝了自由的意義，自由與平等其實是相互補充的。 本書初版於1955年，共分六章：首二章專論自由，三、四兩章專論平等，五、六兩章則綜論自由與平等的一般關係及其文化基礎。新版增收〈羅素論自由〉，以及由余先生翻譯之羅素〈自由是什麼〉與湯姆遜所著之《平等》，共同呈現自由與平等的相互關係。

史學大師初試啼聲的首部作品 回應中共馬列主義教條，重新肯定五四以來對於自由與民主的追求 梳理近代文明發展脈絡的明快之作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原於1953年在香港出版，是余英時先生第一本以書籍形式出版的著作。 1950年，余英時先生自中國大陸來到香港之後，立即面臨的思想課題就是：如何反思並回應共產政權席捲全中國的歷史現實，一方面他要對抗中共及其馬列主義教條，另一方面則要肯定五四以來對於自由與民主等價值的追求，因而決心寫一本書「以民主主義為主題來敘述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的種種社會變遷」，並探問「民主究竟是怎樣從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中逐漸發展出來的？」 本書在結構面力求系統化，梳理近代文明的脈絡；在取材上則盡可能扼要，精鍊浩如煙海的史實。因此作者自道：「這本書，與其說是『書』，倒不如說是論文──一篇較長的論文。」在書中，余先生以提綱挈領的形式，回答了這個時代的核心課題。他對極權主義的憂心與批判，以及對自由與民主的畢生追求，都已清晰地展現於本書的字裡行間。

研究胡適生平，總是存在著大大小小的疑點，余英時先生考據諸線索，提供後世這些疑點的澄清，並盡量還原真相。 從1917年到1962年，胡適無論在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於中心的位置，他一生觸角所及比同時代任何人的範圍都更廣闊，他觀察世變的角度自然也與眾不同。在胡適個人生命史上的每一階段，一向都存在著一些或大或小的疑點，他的博士學位問題，他的西洋哲學素養，他對毛澤東的影響，他和蔣介石的關係……隨著《胡適日記全集》的出版，其中有些問題已能夠獲得比較明確的解答。 余英時先生《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根據《胡適日記全集》的內在線索，探討胡適在各個階段與中國現代史進程的關聯，並就上述引起議論的疑點，擇其較有關係者予以澄清，讓胡適自己說話，盡量還胡適一個原來面貌。 本書為增訂版，新加一篇〈胡適「博士學位」案的最後判決〉，考證胡適為什麼轉學到哥倫比亞研究院？以及胡適考過博士口試的新證據。

《未盡的才情》是余英時先生為《顧頡剛日記》所寫的序言。 顧頡剛以倡導「古史辨」運動知名於世，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成績也集中在古代，上起夏、商、周，下至秦、漢。在我們一般印象中，他是一位典型「象牙塔」中學者，畢生與古籍為伍。 余先生從《顧頡剛日記》裡頭意外地發現：他的「事業心」竟在「求知慾」之上，而且從1930年代開始，他的生命型態也愈來愈接近一位事業取向的社會活動家，流轉於學、政、商三界。 另一個更意外的發現是，與大家過去的認識截然不同，顧先生並不僅僅是一位謹厚寧靜的恂恂君子。在謹厚寧靜的後面，他還擁有激盪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對譚慕愚女士「纏綿悱惻」的愛情，前後綿延了半個世紀以上，從1924年初識到1978年題詩日記，讀來極為動人。 這兩大意外的發現，使余先生感到必須深入他的內心世界，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志業、為學與為人。

《余英時書信選》收錄與師長、友朋的書信逾二百通 或訊息流通，或窮理論道，或分析人事，莊正隨和兼採並存 在文字園圃裡滋蘭樹蕙，深耕勤播，已蔚為大觀 余英時先生交遊廣闊，一生往來鴻儒無數。本書以人繫年，魚雁往返者自師長牟潤孫、王惕吾、楊聯陞，亦有生徒如王汎森、何曉清、周保松，間有金耀基、高行健、董橋、葛兆光、陳義芝、唐啟華等多位學術、政商、藝文領域人士，真實地再現了一代哲人的思想脈絡及世局關懷，也留下了德智歷程、日常唱和等公私情誼，字裡行間映照出20世紀的中西歷史縮影，同時還原質樸、慧黠的人格本色，不僅補充余先生學思外的豐富血肉，更是彌足珍貴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