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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近年來環境法治體系不斷完善與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鮮明反差表明，我國環境法治存在部分甚至較大部分失靈的現象。從環境法治自身來看，其失靈的原因可歸結為環境法治觀念衝突、環境法律制度權威不足和環境法治運行不暢等方面。社會資本作為當前解釋經濟、政治、社會等現象的一種全新且頗具說服力的理論範式，從其核心構成的網絡、規範、信任三個視角考察，環境法治失靈的原因可解析為環境法治的網絡、規範和信任等社會資本的缺失；矯正環境法治的失靈，應當從社會資本理論視角優化環境法治的網絡、整合環境法治的規範和建構環境法治的信任。簡言之，我國環境法治建設需要社會資本的支撐和保障，我國環境法治績效的提高需要社會資本的投入和積累。

消解中國環境法治績效的二元結構，從社會資本視角分析，需要從優化網絡、整合規範、建構信任三個層面投入和積累中國環境法治的社會資本。優化中國環境法治的網絡，在模式選擇上應從國家法團主義走向社會法團主義，即先通過國家和政治組織有意識地安排和指導社會組織的發展壯大，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後，再激勵社會組織自我發展，緩解國家和政治組織對社會組織的控制，逐步實現社會組織在環境法治建設中的獨立地位；在戰略部署上應支持環保NGO等社會組織發展，積極發揮他們在環境法治中的獨特作用，並鼓勵公民積極參與環境法治實踐、培養保護生態環境的公共精神；在實踐路徑上應有針對性地優化環境立法網絡、環境執法網絡、環境司法網絡和環境法治監督網絡。整合中國環境法治的規範，應走向一元多樣的環境法治規範整合模式，在環境法治核心價值理念和基本制度這個“一元”的統帥下，融合創新環境文化規範、梳理選擇環境習俗規範、規範化和系統化環境軟法規範，並通過生態人文精神的塑造來推動環境法治觀念的規範整合，通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方式來推動環境法律制度的規範整合，通過生態實踐理性的一以貫之來推動環境法治運行的規範整合。建構中國環境法治的信任，應圍繞從具體信任走向抽象信任、從特殊信任走向普遍信任、從強信任走向弱信任的目標定位，推動個體從理性“經濟人”的計算走向文化價值的認同、社會從特殊信任走向普遍信任、政府從習俗型信任走向契約型和合作型信任，並在環境法治觀念、環境法律制度和環境法治運行中，不斷增強和提升中國環境法治的人際信任、社會信任和政治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