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傳

本書特色
1. 爬梳史料，從趙匡胤的成長背景重現宋朝開國史。
2. 故事性強，書中引用許多傳說，令整體風格更貼近現代閱讀習慣。
3. 特別闡述從皇帝到官家的皇權定位，這是宋朝獨有的政治心態。

終結五代十國，鞏固中國版圖，
開啟多項創舉。
設立市舶司，重啟海上絲路；
發展印刷，刻印《大藏經》、
編印醫書與法典通行；
行醫濟世，推動醫藥發展；
同時研發造船、火器，
促進民生與貿易。
 讓宋朝的文化、科技獨步世界。

趙匡胤利用長年累積的實力，於五代十國紛亂的局面中等待時機、累積人脈、逐漸崛起。待時機成熟，憑藉「陳橋兵變」而「黃袍加身」，兵不血刃地取代後周，開創宋朝。
宋太祖趙匡胤登基後，南征北討致力統一全國大業，並二度「杯酒釋兵權」，解決唐朝中葉以來藩鎮割據的亂局，加強中央集權，保證了社會穩定。更設立「封樁庫」，勤加儲蓄，以期向契丹贖回燕雲十六州。
在治國方略上，他改革科舉、復興學術、建立募兵制、重修法律，令武將讀書，大舉任用文臣，開啟長達三百年的文治時代。更振興經濟、改善社會結構、關注民生，使宋朝工商業、手工業得到高度發展。
宋太祖在位十七年，為宋朝打下良好基礎，其死因、繼立問題卻成為千古謎團，這究竟是不是宋太祖為鞏固江山而設計的策略？宋代歷史專家王育濟、范學輝以「宋太祖及其時代」為基本論述角度，參考學界的研究成果，以豐富史料解讀宋太祖如何承先啟後地成就大宋王朝！

王育濟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教學名師獎獲得者。治學領域為：宋代政治史、宋元明清思想文化史、歷史文化資源與文化產業等。著有《理學．實學．樸學：宋元明清思想文化的主流》、《天理與人欲——理學理欲觀演變的邏輯進程》、《中國文化發展史．宋元卷》等專書。發表〈「金匱之盟」真偽考〉、〈論「杯酒釋兵權」〉、〈宋太祖傳位遺詔的發現及其意義〉、〈「官家」與宋代皇權的理性定位〉等宋初政治史論文。

范學輝
逝世於二〇一九年，享年五十歲。二〇〇一年在山東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後留校工作，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兼任《文史哲》雜誌編輯，二○一九年獲評山東大學傑出中青年學者。著有《宋代三衙管軍制度研究》、《宋太宗皇帝實錄校注》、《宋朝開國六十年》等專書。發表〈變法與變意：宋太祖募兵制度改革芻議〉、〈「將從中御」始於宋太祖考〉、〈釋宋太祖「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宋太祖朝的翰林學士〉等宋初政治史論文。

「宋太祖即位後，兢兢業業，為鞏固其江山而努力，雖然可以說是出於個人的利益，但也不可否認他有安定天下的遠大志向與切實可行的政治手腕。……宋太祖在治理國家時最明顯的表現，其一為收藩鎮兵權集權於中央，其二即是嚴懲贓吏。……『宋祖親見五代時貪吏恣橫，民不聊生，故御極之後，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濁亂之源也。』在宋太祖的治理之下，宋朝逐步走向安定繁榮。」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



導讀 〈宋太祖及其時代〉

雷家聖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

一
宋太祖趙匡胤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割據分裂，開啟了宋朝的治世，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基本歷史知識。然而中國歷史上有許多結束長期分裂局面、統一天下的皇帝，如秦始皇統一六國、晉武帝司馬炎結束三國分裂、隋文帝統一南北朝，宋太祖與他們相比，又有何特殊之處？
筆者以為，唐朝自安史之亂以來，藩鎮割據問題嚴重，最後導致唐朝被朱全忠所篡，其後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相繼由節度使篡位稱帝；地方上各節度使更自立政權，這便是五代十國的亂局。這一亂局不但導致國家四分五裂，更可能由於政治的分裂進而導致文化的分裂，秦始皇以來中國大一統的局面有徹底分崩離析的可能。前輩學者經常引用的兩條史料，反映了當時中國北方文化凋敝的情況，其一為唐代晚期，已有「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球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鬬之事」（杜牧《樊川文集》卷九〈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的記載；其二為河朔地區出現「俗謂（安）祿山、（史）思明為『二聖』」（《新唐書》卷一百四十〈張弘靖傳〉）的現象。對此歐陽修感慨說道：「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新五代史》卷三十四〈一行傳〉）歐陽修的感慨絕非虛語。因此，與春秋戰國有諸子百家、魏晉南北朝有世家大族不同，唐末五代並無一脈明顯的文化典範與學術道統，來維繫傳統文化於不墜。故此時期在政治分裂之際，同時也面臨著文化存亡絕續的問題。
另一方面，自從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之後，使中原失去北方屏障，有隨時被契丹入侵的可能。而在南方，越南北部地區有吳權、丁部領相繼稱王稱帝，已獨立建國，脫離中國的版圖。如果此時沒有人能夠儘快結束五代分裂之局，則中國將可能面臨徹底崩潰瓦解的危機，如同羅馬帝國瓦解之後，便無統一重建的可能。趙匡胤建立了宋朝，完成了中國的統一，鞏固了中國的版圖，並為日後的學術復興提供了安定的環境。因此，宋太祖對歷史的影響可能遠超過我們一般的認知。

二
宋太祖趙匡胤原為後周的殿前都點檢，透過「陳橋兵變，黃袍加身」而篡位稱帝，稱帝的過程當然算不上光明正大，但是正因為其得位不正，深恐皇位被他人用類似的方法奪取，因此才有了「杯酒釋兵權」與收藩鎮事權等種種措施，此部分在本書的第三章與第五章有詳細的描寫，茲不贅述。故宋太祖即位後，兢兢業業，為鞏固其江山而努力，雖然可以說是出於個人的利益，但也不可否認他有安定天下的遠大志向與切實可行的政治手腕。王夫之《宋論》稱讚宋太祖：「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終以一統天下，厎於大定，垂及百年，世稱盛治者，何也？唯其懼也。……無赫奕之功而能不自廢也，無積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故承天之佑，戰戰栗栗，持志於中而不自溢。則當世無商、周、漢、唐之主，而天可行其鄭重仁民之德以眷命之，其宜為天下之君也，抑必然矣。」宋太祖的戒慎恐懼，除了「杯酒釋兵權」、收藩鎮事權之外，並逐步建立各種制度，例如設置轉運使掌管一道（路）的財賦，並兼有考核官吏、治理百姓的責任，使得宋代「路、府州軍監、縣」三級地方行政制度逐漸形成。在這一過程中，有一項舉措牽涉到宋代官制之重大變化者，便是在地方設置轉運使、知州、通判、知縣等「差遣」，派中央官員治理地方。
研究宋代官制者都知道，北宋前期（神宗元豐改制前）的官制相當複雜，有寄祿官、館職、差遣的區別。所謂寄祿官，原為唐代三省六部諸寺監體制下的各類職官名稱，如六部尚書與侍郎、諸司郎中與員外郎、諸寺卿與少卿、諸監與少監等，館職為各館閣學士之謂，差遣則為官員的實際職務。為何會有如此複雜的現象？在唐代，地方各州的長官為刺史，各縣的長官為縣令，宋太祖收地方藩鎮權力時，將原本由藩鎮控制的地方官任免之權，收歸中央。宋太祖乾德元年（九六三年）六月庚戌，「命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祜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清縣，常參官知縣，自嶼等始也」（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此處奚嶼等人並不是改任為縣令，而是仍然帶著中央的官銜，到地方上去「知」（管理）各縣的事務，這些帶有中央官銜的官員，到了地方上成為一縣之長，便不再執行原有中央官職的職務，因此這些知縣，雖然仍舊保留了中央官職的名稱，但是成為「寄祿官」，僅作為官員階級與俸祿的依據，不再負責原來事務，其實際執掌則由新指派的「差遣」決定。這一做法的目的，就是為了彰顯中央的權威，讓這些「知縣」仍帶有中央官職，象徵他們是中央派遣而來的官員，與地方藩鎮自行任命的縣令作出區別。
這一做法在北宋前期被常態化、普及化，轉運使、安撫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知縣都是「差遣」，他們都另外帶有中央的官職（寄祿官）。舉例言之，宋仁宗宋夏戰爭期間，康定元年（一〇四〇年）五月己卯，「以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為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范仲淹為龍圖閣直學士，並為陝西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長編》卷一百二十七）起居舍人是韓琦的寄祿官，知制誥是原有的差遣，陝西安撫副使是新的差遣；吏部員外郎是范仲淹的寄祿官，陝西都轉運使是原有差遣，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是館職，陝西安撫副使是新的差遣。北宋前期官制為何如此複雜多變，其中有著宋太祖獨到的用心。

三
宋朝許多「祖宗家法」大致成形於太祖、太宗時期，因此我們可以將宋太祖與宋太宗的治國方式作一比較。宋太祖在治理國家時最明顯的表現，其一為收藩鎮兵權集權於中央，其二即是嚴懲贓吏（參見本書第八章第五節）。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四〈宋初嚴懲贓吏〉條說道：「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輕減，獨於治贓吏最嚴。蓋宋祖親見五代時貪吏恣橫，民不聊生，故御極之後，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濁亂之源也。」在宋太祖的治理之下，宋朝逐步走向安定繁榮。
不過宋太宗時代的做法卻與宋太祖有許多差異。宋太宗時，集權中央已大致完成，宋太宗完成了集權中央的最後一步，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年）八月戊辰，太宗採納右拾遺李瀚的建議，將天下各州皆直屬於中央，「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長編》卷十八）。將藩鎮掌控的地方各州管理權完全收歸中央之後，集權中央已經完成，但宋太宗更進一步分割中央各行政機構的事權，以期達到互相制衡、集權於皇帝的目的。在宰相制度方面，淳化元年（九九〇年）十二月辛酉，詔從謝佖之奏，「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長編》卷三十一），宋朝宰相與樞密使對持文武大柄的體制正式確立，此即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所談之「相權的分割」，造成了「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十四，〈國用考二〉）的嚴重問題。在國家制度的設計上，宋太祖強調集權中央，多著眼於完成國家統一，削弱藩鎮勢力；而宋太宗則是分割中央機構事權，加強了皇帝專權，卻讓中央官吏互相制衡掣肘，有減低行政效率之虞。
此外，在治國的心態上，相對於太祖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太宗的治國力道則日漸鬆弛，個人也流於奢靡，端拱二年（九八九年）八月癸亥，太宗耗費億萬計，在開寶寺修建的十一級佛塔完工，這佛塔即是今日的開封鐵塔。開寶寺塔雖然雄偉壯觀，但是當時知制誥田錫批評：「眾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長編》卷三十）太宗流於奢侈享樂，可見一斑。
透過太祖與太宗的對比，我們更能看出太祖在治國上的優秀之處。宋朝之所以沒有變成如同五代政權般的短命王朝，實有賴於宋太祖的雄圖壯志與治國手腕。

四
本書作者王育濟教授與范學輝教授，都是宋史學界的優秀學者，這一部《宋太祖傳》更是經過多年的撰寫，十年磨一劍，參考資料宏富，非常值得學習宋史或對宋朝有興趣者一讀。作者之一的范學輝教授，為本書付出心力甚多，但卻在本書尚未付梓之際，驟然早逝，這對宋史學界而言是巨大的損失。在本書出版之際，草此數言，區區不勝悼惋之心，聊慰學輝兄在天之靈。

第一章 家世、時代與成長

第一節 涿州與保州：趙匡胤的祖籍
從認祖歸宗的角度說，甘肅天水是天下趙姓公認的郡望。因為這個緣故，宋太祖趙匡胤開創的宋朝一經建立，就與「天水」連在了一起，被稱作「天水朝」。開創「天水朝」的這支趙姓的家族世系，曾被追溯至上古大禹時代的伯益，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就很肯定地講，「國朝世系，實出於伯益」。史載伯益輔佐大禹治水有功，禹遂「以天下授益」。但伯益即位不久就被禹的兒子啟殺害了，「趙家」痛失天下數千年，直到趙匡胤建立了宋王朝，故蘇轍慨歎說：「天之報益，其在我朝乎？」宋神宗時，又有人依據《史記．趙世家》，把皇家世系上推至春秋末晉國著名的「趙氏孤兒」趙武，並請封祀保護趙氏孤兒的程嬰和杵臼。神宗皇帝當然樂成其事，遂封二人為成信侯和忠智侯，並在絳州立廟。
然而，從伯益到趙武再到趙匡胤，趙氏家族是怎樣一步步走過來的？實在沒有任何人可以說得明白，所以蘇轍等人的推斷在宋朝並無多大反響，相比之下，另一種說法倒是得到了廣泛的認可。這種說法比蘇轍等人的推斷更為實際一些，認為「本朝，廣漢之後也」，即把趙匡胤家族的遠祖上溯到西漢的名臣趙廣漢，宋代官修的《會要》和《國史》都記載並認可了這種說法。據說，在宋代臣民的奏章中，也是不能直接提「趙廣漢」之名的。
其實，趙廣漢與趙匡胤家族的關係之所以能被宋代朝野廣泛認可，倒也並不是因為有多少史實為證，這其中可能的原因只有一個，即趙廣漢是西漢涿郡人，而趙匡胤家族也曾數代居住涿郡，彼此之間有一種地緣上的關聯。涿郡，是西漢初年設郡時的名稱，唐初曾改稱范陽，唐中期又稱涿州，其治所在今天河北省的涿州市。就目前所能查到的史料看，趙匡胤家族的歷史是從其高祖趙朓才開始有較確切的記載，其家族世系為：高祖父趙朓→曾祖父趙珽→祖父趙敬→父親趙弘殷。北宋建國後，分別追封他們為僖祖、順祖、翼祖和宣祖。
宋代文獻中關於趙朓的記載雖有幾處，但大都是重複性記載。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知道，趙朓曾娶崔姓女子為妻，擔任過唐朝的永清、文安、幽都縣令（這三縣都在涿州附近）；趙匡胤建宋後，趙朓被追封為「文獻皇帝」。另外，還有個別史料記載趙朓「生於涿，長於燕」，「以儒學顯」，其祭日為「十二月七日」。這三點雖然未為研究者所重視，卻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資訊。「生於涿，長於燕」，說明趙家至少在趙朓之前已定居於河北了；「以儒學顯」 ，據此大致可以斷定趙朓是一個讀書人，暗示了趙家的文化素養；「十二月七日」的祭日，同樣可以折射出趙家的文化背景和傳統，否則這一具體的祭日是很難下傳四代卻仍能被子孫準確獲知的。
趙匡胤的曾祖為趙珽，娶桑氏女子為妻。史書中對他仕宦生涯的記載極為簡略，只有「歷藩鎮從事兼御史中丞」一句。不少學者曾據此推斷趙珽是「朝廷高級監察官員」，趙氏家族此時的發展已經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不過，唐末五代官制混亂，藩鎮的一般幕僚，甚至於軍隊中的小頭目，都可以兼領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之虛名，稱之為「憲銜」，趙珽的「歷藩鎮從事兼御史中丞」 ，也很可能是屬於後一種情況。
涿州趙氏傳到趙匡胤的祖父趙敬時，有關記載變得豐富起來。趙敬歷任營州、薊州、涿州三州刺史，屬於地方高級行政官員。趙敬的發跡可能源於他的婚姻，他娶的是平州刺史兼幽薊墾田使劉昌之女。劉昌是河北保州保塞人，大概懂得一些相術，他認定趙敬「非常人」，遂招為婿。史書中多稱趙敬「少有大志」、「慷慨有大志」，少年時的趙匡胤在這一點上很像他的爺爺。趙敬這一代，應是涿州趙氏在河北最興旺的時期。但這時卻是中國—尤其是河北地區—最動盪的時期，亂世中的興旺是沒有多少保障的。
動亂始於唐朝的安史之亂，而涿州趙氏所在的河北地區，又恰恰是安史之亂的發源地和重災區。唐玄宗天寶十四年（七五五）的冬天，身兼唐朝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在范陽，也就是涿州趙氏的家鄉（涿州，唐初稱范陽，安史之亂後改稱涿州）起兵叛亂。「漁陽鼙鼓動地來」，安軍由河北南下，一路勢如破竹，下洛陽，入長安，唐玄宗逃亡四川，安祿山自立為大燕皇帝，但不久即被其子安慶緒謀殺。與此同時，安祿山的部將史思明占據了河北十三州的土地，兩年後，史思明又殺掉安慶緒，在范陽稱帝。安史之亂前後達七年之久，戰禍波及北方大部分地區，最嚴重的地區甚至出現了「人煙斷絕，千里蕭條」的慘烈景況。
安史之亂時期，唐朝的軍隊大多被調集到內地平叛，邊防空虛，西域、河隴地區相繼被吐蕃占領，南方也受到南詔的騷擾。由於河北是「安史之亂」的策源地，故唐王朝對河北以北的整個東北邊疆的少數民族更是完全失去了控制。後來，趙匡胤建立的宋王朝曾長時期與遼（東北地區）、西夏（西北河隴地區）、大理（南詔地區）等少數民族政權對峙並存，這種格局也是始於「安史之亂」。
內地各州郡節度使的勢力也在「平叛」的過程中急劇膨脹，他們各自控制了不同的勢力範圍，成為割據一方的大小藩鎮（又稱方鎮），史書記載當時的情形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藩鎮與藩鎮之間，藩鎮與中央之間，以及藩鎮內部，戰亂頻起，天下兵連禍結，陷入了長達百餘年的戰亂時期。從時間上推算，涿州趙家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也正是從這樣一個戰亂的時期開始的，更為不幸的是，趙家所居住的河北涿州一帶，又是戰亂最嚴重的中心地區。
安史之亂被平定後，安史餘部還保持著相當大的勢力，他們表面上服從唐王朝的統治，而作為一種妥協，唐王朝則「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由安史餘部瓜分和控制了河北地區，形成了一批幾乎完全獨立於唐中央政府之外的藩鎮，這其中最為桀驁不馴的是成德、魏博、盧龍三大藩鎮，史稱「河朔三鎮」。成德鎮主要控制現在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地區；魏博鎮控制河北、山東、河南交界地區；盧龍鎮在最北端，控制河北北部和遼寧西部。三鎮在政治上自行任命下屬州縣的刺史、縣令，節度使的職務也基本是自行決定，或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或由部將推立，三鎮前後有五十七名節度使，而為朝廷所任命者僅有四人。財政上，三鎮稅賦不入中央，恣意征斂；軍事上則屯大兵以自重，以此要脅中央或威脅他鎮。陳寅恪對此曾有總結性的描述：

唐代中國疆土之內，自安史亂後，除擁護李氏皇室之區域，即以東南財富及漢化文化維持長安為中心之集團外，尚別有一河北藩鎮獨立之團體，其政治、軍事、財政等與長安中央政府實際上固無隸屬之關係，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即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

趙氏的家鄉涿州，隸屬於「河朔三鎮」中的盧龍鎮，與盧龍節度使的駐地幽州毗鄰。從時間上推斷，趙匡胤的高祖趙朓在家鄉為官時，正是「河朔三鎮」興盛之際。據記載，當時曾大規模撤換清洗所屬州縣官吏。而趙家從趙朓開始，中經趙珽，傳至趙敬，祖孫三代都能安保其位，「累代仕宦」，趙朓甚至在盧龍節度使的駐地幽州出任「幽都令」，表明趙家與盧龍藩鎮的關係是十分緊密的，可以說是盧龍節度使的嫡系或親信。涿州趙氏百餘年間走的正是一條緊密攀附軍閥藩鎮，而「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的道路。然而，無論在亂世中如何周旋，禍患還是落到了趙家頭上。
大約在趙敬任「營、薊、涿三州刺史」前夕，北方地區又發生了更大的動盪—八七五至八八五年，黃巢領導的六十餘萬人的暴動席捲了大半個中國。在黃巢軍的衝擊下，唐王朝元氣盡喪，「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只剩下一個空殼；與此同時，遍布全國的大大小小的舊藩鎮也受到黃巢軍的猛烈打擊，「所在雄藩，望風瓦解」，著名的「河朔三鎮」中，只有趙敬所在的盧龍鎮尚稱強藩。
與舊藩鎮的瓦解相反，在平定黃巢暴動的過程中又崛起了一批新的藩鎮軍閥，其中勢力最強大的，就是控制河南地區的宣武節度使朱溫和控制山西一帶的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朱溫本是黃巢軍的大將，他的倒戈降唐，導致了黃巢軍的徹底失敗，也成就了朱氏在北方的霸業；李克用則是應唐朝之邀進入中原的沙陀族軍事首領，他率領的四萬餘眾兇悍善戰的沙陀勁旅，是絞殺黃巢軍的主力。
此後的二十幾年間，北方就成了朱、李兩家的天下，其餘藩鎮，包括「河朔三鎮」，只能依違於朱、李之間，饑附飽颺。而朱、李雙方為了擴充地盤和制服對方，更是連年征戰，製造了更大的戰禍。九○二年，朱溫利用李克用的疏漏，大敗李軍，「自是，李克用不敢與全忠（即朱溫）爭者累年」。
九○七年，朱溫廢掉了唐朝最後的一個皇帝，自立為帝，建國號為梁，史稱「後梁」。歷時二百八十九年的唐王朝滅亡。此後的五十四年間（九○七—九六○），中原地區先後出現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王朝；大致在同一時間段裡，江淮以南和北方的山西則先後出現了十個割據政權，歷史進入了「五代十國」時期。涿州趙氏在劇烈的政局動亂中備受煎熬和磨難。
五代初年，趙敬是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的屬下。劉仁恭出身於河北武將世家，他的父親本為盧龍節度使可舉的部下，劉仁恭卻暗中與李克用聯絡，在李克用的支持下，奪取了盧龍節度使一職。不久，朱溫、李克用交戰，劉仁恭乘機反攻李克用，遂躍居「河朔三鎮」之冠，成為北方僅次於朱、李的第三大強藩。此後不久，劉氏內訌，劉仁恭次子劉守光囚父殺兄，自任盧龍節度使，並於九一一年自立為大燕皇帝。但皇位尚未坐熱，就被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擊敗，九一三年劉氏家族結束了在盧龍鎮的統治。
趙敬「事劉仁恭父子」，出任過數州刺史，顯然是劉氏的親信。還有一件事實可以說明劉、趙兩家的關係：劉仁恭的曾孫劉廷讓是趙匡胤的「義社十兄弟」之一，也是宋太祖、太宗兩朝最受重用的將領之一，劉廷讓的九個兒子則都在宮廷任皇帝的貼身近衛。劉廷讓建隆二年（九六一）出任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任此要職近十三年，這種情況在宋代武將中是十分少見的。這應該說是劉、趙兩家早年交情的延續。
劉、趙兩家的關係既然如此密切，趙家也就不能不因劉氏家族的敗亡而遭受劫難。《資治通鑑》中曾記載說，李存勖消滅劉守光後，派大將周德威鎮守盧龍鎮，於是劉氏舊臣，盡遭排斥，甚至「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在這種血腥的氛圍中，趙氏家族自然在劫難逃，面臨著覆巢之卵的危險。
關於趙家是如何逃脫劫難、化險為夷的，史書中沒有留下直接記載，但有一個似乎尚未引起當代史家注意的細節，卻透露出值得重視的資訊。這就是趙家由世代居住的涿州，遷到了百里之外的保州保塞縣豐歸鄉東安村。這一次遷徙應該是在趙敬時發生的，因為他的兒子趙弘殷就是在這裡長大，估計趙家採取古代最常見的「避難他鄉」，擺脫了險境。至於為何選擇保州保塞縣避難，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因為趙匡胤的奶奶，即趙敬的夫人劉氏為保州保塞縣人。至此，趙家結束了在涿州的歷史，轉而定居於保州。
趙家在保州的情況和在涿州時一樣，也沒有留下多少文獻記載。綜合現存的宋人記載，可以知道三點：第一，保州保塞縣豐歸鄉東安村，是「宣祖之舊里」、「皇家之故鄉」；宣祖是趙匡胤當了皇帝後對父親趙弘殷的追封。第二，趙家在保州的後裔不只趙敬—趙弘殷這一支，還有趙敬的其他子孫一直留居保州保塞縣，直到宋朝建立三十多年後，真宗皇帝才想到這支宗親，曾特別下詔旨，對這支「久安地著」的「天潢宗室」加以優待。第三，趙弘殷後來由保州南下，死在河南，葬在開封，是有明文記載的。但他的父親，即後來被追封為「翼祖」的趙敬，其葬地卻沒有明確紀錄，宋代就有不少人推測趙敬應葬在保州，「真宗即位，有言順祖、翼祖葬保州者」。但也有「落葉歸根」的說法，認為趙敬的陵墓應在涿州趙氏的老家涿州、幽州一帶。當時趙氏後人對此已然弄不清楚了，宋真宗即位之初，曾專門派人實地「詢訪」，但最終也無法得出明確的結論。從這三點，尤其是第二、第三點可以看出，經歷了一次較大的變難和遷徙之後，趙家在保州時已是倉皇潦倒，家道中落，完全淪為一般的民庶之家。
日本學者竺沙雅章在《宋太祖與宋太宗》（宋の太祖と太宗）一書中說：「涿州趙氏世代都沒有離開本鄉，並一直擔任涿州這一帶的地方官，是這一地區很有名望的家族。」此說未必成立，因為涿州趙氏既有過遷徙，也有過淪落。
另外，在宋代史籍中，同時保存有趙宋皇族祖籍在涿州（幽州）和保州的兩種原始記載，迄今為止的研究者大多只肯定其中一種記載，而懷疑另一種記載的真實性，進而在趙宋皇族祖籍問題上形成了「涿州說」和「保州說」兩種對立的見解。其實，若是放棄「趙氏世代都沒有離開本鄉」這一前提，便不難發現這些源自宋人的大量原始記載都是有各自依據的，也並不矛盾，只不過「涿州說」的是趙朓—趙珽—趙敬三代的情況，而「保州說」的是趙敬—趙弘殷兩代的情況。事實上，涿州、保州兩種記載的同時存在，恰恰是趙家經歷過由涿州而遷徙保州的最好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