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投降（簡體書）

目 錄
第一章 “必須保持絕密”
第二章 在瑞士的使命
第三章 投降路上的障礙
第四章 和平的探索者
第五章 投降的背景 
第六章 不確定的開始 
第七章 將軍來訪
第八章 阿斯科納的秘密會見
第九章 成功變得更遙遠了
第十章 直面希特勒
第十一章 日出
第十二章 投降書已簽署 , 但未送達
第十三章 高潮
第十四章 餘波 
後記
參考文獻

第一章 “必須保持絕密”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即將結束的前幾天，1945年5月2日，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出人意料地出現在國會下議院。不過，首相沒有立即參與正在進行的辯論。如往常一樣，他在“吊大家的胃口”，並沒有急著公布他所知道的重大消息。在請議長允許他做一個簡短的報告之前，他瀏覽了一遍講稿，然後平靜地宣布了德國向同盟國在二戰中的第一次大投降。沒有華麗的辭藻，他只用事實說明一切：意大利北部有近100 萬人投降，那裡的反納粹和反法西斯 a 戰爭已經結束；歐洲戰在線，戰爭也已接近尾聲。
丘吉爾先生說：“元帥哈羅德·亞歷山大爵士（Sir Harold Alexander） 剛宣布，德國的西南戰區司令兼陸軍 C 集團軍總司令馮維廷霍夫（von Vietinghoff）將軍率領的陸海空三軍已無條件投降；投降書已於星期日（4月29日）下午由德軍的兩名全權代表及盟軍司令部總參謀長W.D.摩根（W.D.Morgan）中將，在位於卡塞塔（Caserta）的盟軍司令部簽署。投降條款規定，在5月2日格林尼治標準時間中午12點停止敵對行動。”
下議院發出一片驚訝之聲。國會議員們意識到，丘吉爾首相把這個重要的消息從4月29日投降書簽署之日起隱瞞了三天後才公布。對為何保密之事，丘吉爾先生感覺欠下議院一個解釋，於是他補充道：“直到最後一分鐘仍有許多不確定因素，德方最高司令向其軍隊發出投降的命令得到有效確認後，亞歷山大元帥才發來這個消息。”
然後，丘吉爾簡單地回顧了意大利戰線的情況。在登陸意大利半島後的長途跋涉中，一支由不同國家和民族——美國人及日裔美國人、英國及其自治領的人、法國人、波蘭人、巴西人、意大利人和其他民族組成的軍隊，肩並肩地在艱難中與頑固抵抗的敵人英勇作戰。這支軍隊的榮耀在於它迫使德國第一次無條件向盟軍投降。
丘吉爾說，投降的納粹和法西斯力量分別是22個被打殘了的德國師和6個意大利師。盟軍奪回的地區包括：意大利北部的伊松佐河（Isonzo）地區，奧地利的福拉爾貝格州（Vorarlberg）的整個地區、薩爾茨堡（Salzburg）、蒂羅爾州（Tyrol）及卡林西亞州（Carinthia）、施蒂裡亞州（Styria）的一部分。位於阿爾卑斯山脈的德國陣地整個南翼已被拿下。盡管納粹曾企圖在那裡堅守，但是現在進入山地堡壘的鑰匙已經被我們奪過來了。
在丘吉爾結束對亞歷山大元帥、馬克·克拉克（Mark Clark）將軍及組成駐意大利盟軍的各民族軍人的稱讚之後，下議院的一位議員詢問這次投降的情況，以及這位德國將軍本人是否承擔投降的責任。對此，丘吉爾給予肯定的回答，並繼續說：“在一段時間內，這些談判是私人性質的。談判在某些時間比另一些時間更有希望，但是我在最後兩天就已經知道會出現什麼結果，不過直到最後一分鐘還不能確定談判是否會被中斷。所以，必須絕對保密。”
外界不知道的是，自1945年2月末起，由我負責的美國戰略服務局（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OSS）駐瑞士的使團，就已與在意大利的德國將軍有秘密來往和信息傳遞。在關鍵的兩個月裡，忙於作戰的雙方指揮官通過我在伯爾尼的辦事處尋求結束意大利戰線戰斗的方式，使納粹在意大利的投降成為可能，從而導致它在歐洲的總投降。為了加快處理信息和保密，我們給這個行動起了一個代號——“日出”（Sunrise）。後來我們才知道，密切關注此事進程的溫斯頓·丘吉爾已經給這個行動起名為“字謎”（Crossword）。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頑固而愚蠢的政策阻礙了我們更早取得成功。盡管他的軍隊已陷於絕望的境地，但他仍不準任何地區的任何部隊投降。他的將軍們有充分理由懼怕未經他授權就停止戰斗，因為這會使他們付出生命的代價。這意味著，他們不可能接受持白旗越過戰線而來的談判者，我們也不可能進行公開的和談或正式的談判。替代的辦法是由一個秘密的情報組織接手這項不尋常的任務：建立初步的接觸，認真地同敵方談判，直到準備簽署投降書。在亞歷山大元帥的批準下，我們成為盟軍與德軍雙方高級司令部之間保持溝通的渠道。
美國戰略服務局在那時有明確的職責，由於其創始者和局長威廉·多諾萬（William Donovan）的遠見和主動，戰略服務局組織了一批已經準備好執行這項敦促投降任務的核心人員。
多諾萬是天生的領袖人物。他有不畏艱難的毅力和高度熱情，而且有巨大的勇氣和聰明的才智。令人信服的個性使其成為卓越的談判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多諾萬因在愛爾蘭第69戰斗師的杰出軍事服務貢獻而很快被提升為上校。由於作戰勇敢，他獲得了“國會勇敢獎章”和公認的外號——“野蠻的比爾”。一戰結束後，他曾是紐約市的著名律師，1933年代表共和黨競選州長，其對手是赫伯特·萊曼（Herbert Lehman）。萊曼後來說，多諾萬的競選活動是他迄今見過最幹凈的。1933年對共和黨的候選人來說不是一個吉祥年a，票選結果是多諾萬屈居第二。這對美國政界來說是一個損失，卻是美國情報界不可估量的一個收獲。
多諾萬的興趣不限於法律和政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幾年，他已經在研究軍事，並規劃美國一旦成為交戰國所需要的情報組織，他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他總是喜歡親自考察事件。不管哪裡有戰事，只要有可能，他都會去那裡。1936年，第二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亞戰爭期間，他專程去了埃塞俄比亞；1936—1937年，西班牙內戰時期，他特地到西班牙。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39年9月爆發時，多諾萬是最早察覺到現代戰爭性質變化的少數美國人之一。20世紀30年代，他預料全球性的衝突即將到來。在那時，他就已確信，在未來戰爭中，現在我們稱為“非常規戰”或心理戰將會占有重要地位。
在這方面，多諾萬完全同意溫斯頓·丘吉爾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遵循了錯誤戰略的觀點。1915年、1916年和1917年英法的進攻證明了丘吉爾所述的“竭盡全力的政策導致愚蠢的大屠殺”。法國和英國在這幾年中損失了諸多民族精英——成年男子。丘吉爾說道：“戰役是靠屠殺和靈活機動贏得的。一位將軍在靈活機動方面貢獻越多，犧牲就越少，他就越偉大。”他補充說：“在戰爭中有多種方式的靈活機動，有些只是在戰場上實施機動，包括向側翼和後方的遠距離機動，還有在時間、外交、過程和心理方面的，而這些靈活機動雖遠離戰場，卻往往能對戰爭起決定性作用，它們的目標都是尋求比純粹大屠殺容易得多的途徑去達到主要目的。”
多諾萬同樣反對血腥的塹壕戰思想。他認為必須迫使敵人在其弱我強的地區作戰：“我們必須利用對方的弱點，並由我們自己確定作戰的地點。”他覺得非常規戰和特種戰使我們能利用敵方陣營內的不滿情緒，其證據是在納粹和法西斯控制的一切國家內的洶涌澎湃的地下活動。
鑒於納粹組織已開始改變歐洲的版圖，多諾萬不得不投入一項能喚起同胞們警惕所面臨的危險的行動中。幸運的是，他得到了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的信任，而且與海軍部長弗蘭克·諾克斯（Frank Knox）特別親近。多諾萬常常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們爭論關於情報工作的作用及非常規戰的實施，贏得了他們的尊敬，並最終取得與他們的合作。
1940年，法國淪陷後不久，英國也處於戰爭最黑暗的階段。多諾萬在這一年酷熱的8月來到華盛頓，在國會為當時的軍事訓練法案做證。他意外地被傳喚到白宮。在那裡，他發現羅斯福總統與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陸軍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c 和海軍部長弗蘭克·諾克斯在開會。多諾萬上校不明白他為什麼會被傳喚到此。諾克斯部長首先發言，問多諾萬是否願意接受秘密訪問英國的使命，並回來向總統報告那裡的情況，特別是要搞清楚這樣一些問題：英國能否如丘吉爾承諾的那樣繼續單獨對希特勒作戰？他們有這樣做的手段嗎？如果他們繼續作戰，美國給他們提供哪些東西最有效？多諾萬還必須報告納粹“第五縱隊”在歐洲的活動，這多多少少是為了掩護他的主要使命。
那時，英國的命運正處於最低谷。法國已經求和，並已簽訂停戰協議。英國度過了敦刻爾克災難，救出了有限兵力的主要部分，但是在作戰所需的彈藥和財力方面，英國處於絕望的境地。美國總統必須很快決定，是否繼續實施《租借法案》，把老舊的驅逐艦轉讓給英國以及執行其他的援英計劃。總統要求多諾萬做出判斷，不是判斷英國未來能否打贏戰爭，而是判斷美國給了這些戰爭援助後，英國是否能繼續戰斗。
多諾萬在倫敦與英國的某些領導人進行了一系列談話後回到美國。他把確定的意見告訴羅斯福總統：即使勝利的概率很小，英國也要繼續戰斗。他不能預測英國能否贏得戰爭，但是總統可以影響英國作戰的決心。多諾萬還提出一系列措施以加強英國保衛自己的能力。後來，根據《租借法案》，這些措施大部分被付諸實施。
多諾萬在英國還研究了英國情報工作的組織和技術。這使他認為，美國的軍事計劃及整個國家戰略將要前所未有地依靠情報環節，美國的情報機構應該完全改組。他還從英國了解到他們所知道的納粹“第五縱隊”的活動，這些活動在德國攻占波蘭、比利時、荷蘭和挪威時起了很大的作用。多諾萬知道，美國沒有足夠的防衛力量以對付敵方的“第五縱隊”，沒有組織好對付它所需采取攻勢。他強烈地感到，美國應裝備好以對付此事。多諾萬與芝加哥《每日新聞》的埃德加·莫勒（Edgar Mowrer）合作，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旨在喚醒美國嚴肅面對“第五縱隊”活動帶來的危險。這些文章由多諾萬和莫勒共同署名，被美國的主要新聞機構傳播到全世界，二人還受到諾克斯部長的贊揚。
多諾萬的英國之行使他確信，地中海即將成為盟軍生死攸關的戰場，關鍵是要保持交通線通暢。因此他成為後來1942年秋季盟軍在法屬北非成功登陸的熱心參與者。他們迫使納粹和法西斯在盡可能遠離家鄉和補給基地的地區作戰，迫使他們不斷延長易受盟軍日益增長的海軍和空軍力量攻擊的交通線，這就是他曾建議的策略！
在完成赴英使命之後，多諾萬並沒有在美國待很久。他使羅斯福相信，地中海將注定成為關鍵的戰場。1940年12月1日，他被召到華盛頓，總統問他是否願意執行第二個使命——對地中海地區做一個經濟、政治和軍事的戰略評估。他立即接受了。1940年12月6日，他進行了一次長達3個半月的2.2萬英裡的旅行，坐飛機從地中海的一端到另一端。
1941年4月回國後，在給總統的報告中，多諾萬極力強調落實其關於美國情報服務工作的思想，尤其是心理戰、政治戰及破壞活動和遊擊戰。多諾萬把所有這些手段視作一個整體作戰的各個部分，他提出一份計劃，設立一個創建和指揮這些活動的組織。他的報告中有一個專門章節，敘述他在地中海之旅期間發現的英國突擊隊。他指出，英國皇家總參謀部在敦刻爾克大撤退後建立了一支英國遊擊隊特種力量，以此為背景，他敦促羅斯福總統根據美國的地位組建類似的軍事力量。他估計，至少需要花兩年時間招募、培訓和裝備能在一對一的戰斗中打敗德國人的軍隊。同時，美國必須準備好運用非常規戰的技巧。
那時，多諾萬在費城的一次演講中說：“我們的方向有誤。我們總是談論援助英國，似乎英國是大門外的一個乞丐；準確的事實卻是，英國一直是我們的屏風——我們可以在它後面穿襪子、系鞋帶和整裝，它也是我們的實驗室。”
羅斯福總統任命了一個內閣專門委員會，評估多諾萬的思想並推薦行動計劃。成員有陸軍部長史汀生、海軍部長諾克斯和總檢察官羅伯特·杰克遜（Robert Jackson）。結果是，作為美國總統兼陸海軍總司令的羅斯福在1941年7月11日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設立一個情報協調者辦公室（the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Information，OCI），並指定多諾萬為主任。該部門的職責是：收集和分析與國家安全有關的一切信息和數據，使這些信息和數據互相關聯，並能為總統及總統確定的政府部門和官員們所用。
該命令給實施“可能有助於對保護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輔助信息活動”賦予附加授權。雖然這項命令不是專門針對非常規戰的，但其實指的就是非常規戰。多諾萬無疑是這樣理解的。在簽署這項行政命令時，美國當然還是一個中立國。當時距珍珠港事件還有5個月。
珍珠港事件之後，總統發布了一項新命令，把情報協調者辦公室改為戰略服務局，多諾萬擔任局長。總統在1942年6月13日簽署的這項命令把OSS置於參謀長聯席會議管轄之下。除了其前身OCI收集和分析情報的職能之外，還授權OSS“規劃和實施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可能指定的特種服務”。有了這些條件，多諾萬就可以完成其關於協調戰略情報收集工作的藍圖。
“特種服務”在情報界意味著：非常規戰、用突擊隊襲擊敵區、援助遊擊隊，以及以隱蔽手段應對希特勒和墨索裡尼帝國的弱點。由於OSS的規章中包含“特種服務”條款，美國首次建立了一個把收集情報、反間諜、援助地下抵抗活動、搞破壞，以及將幾乎一切有助於國家事業而常規武裝力量做不了的任務置於一體之內的情報組織。今天人們不斷論爭這種安排是否明智，但很少有人能回憶組建OSS及其後續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決策曾得到過各方的高度支持。
多諾萬邀請社會各階層的各種人士幫助他，有軍人、民間領袖、教師、銀行家、律師、商人、圖書館管理員、作家、出版商、球員、傳教士、棄惡從良的保險箱竊賊、酒吧調酒師、拖船操作者等等。他需要懂得某些技能或者能得到有用東西的人。這些男男女女開始工作之前，由於戰事緊急，沒有時間學習情報行業知識。他需要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找到具有專門知識的人：有一位酒吧調酒師曾經被他雇用，並非因為善於調制飲料，而是由於會說純正的意大利語，並且住在亞平寧山脈的一個隘口；一位傳教士被雇用，是由於其熟悉緬甸的部落和當地語言；還有一位雕刻家，其能精準地偽造特工人員所需要的證件，幫助他們通過敵方戰線。
多諾萬最初的計劃之一是，呼吁在歐洲的重要友好和中立地區建立情報前哨站。他沒有浪費時間，立即推動美國國務院做出一項安排：在瑞典、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及摩洛哥丹吉爾設立OSS的辦事處，其中一些由美國在當地的外交使團承擔。這個建議自然遭到職業外交家們的反對，但是多諾萬最終如願以償。有些辦事處還有不同形式的更深掩護。
我成為多諾萬早期吸收的成員之一。在珍珠港事件後不久，他邀我入伙，並描述了OSS將如何幫助贏得戰爭。我們討論了歐洲的形勢，特別是那些被納粹和法西斯占領的國家，在嚴酷的獨裁統治下那些國家已經出現了民眾動亂的跡象。在這些地區，他的非常規戰和心理戰理論都可以得到試驗。他不需要過多地說服我，因為我完全相信他的做法總體健全及當前這項工作的重要性。
多諾萬是我的一位老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曾在華盛頓的司法部工作，後來在紐約做律師。那時他就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早期我在世界各地教書，後來我還在德國、奧匈帝國和瑞士任外交官。在瑞士任職時，我的實際活動是給華盛頓提供關於德國、奧匈帝國和巴爾幹地區事務的情報。
起初，多諾萬要我去倫敦，在那裡同他和戴維·布魯斯（David Bruce）一起工作，從而建立與英國情報機構的關係。但最終我說服他讓我去一個比較不起眼的，但我覺得我過去的經驗會有用處的地方——瑞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