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書衣海報珍藏版）

我以為他們是想治我的罪，但他們只是想審判我的人格。
他說，他曾探索我的靈魂，但卻一無所獲。
我必須承認，這、根、本、一點也不重要。

存在主義必讀經典
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荒誕哲學大師 卡繆經典代表作

李茂生（台大法律系教授）、黃雅?（中央哲研所助理教授）──專文剖析

 

燠熱的烈陽下，槍鳴彈落，直到面前的阿拉伯人再也無法動彈。
這天的陽光和母親下葬那天一樣，刺痛著我的額葉。

莫梭原本樸實無華到不值一提的人生，
卻在母親逝世後，每一件事都突然失速偏離軌道。
那個不願見母親遺容的事、那個在守靈夜喝了咖啡牛奶的事，那個在葬禮上不落淚的事、那個喪禮隔天看了喜劇片的事……那些根本毫無關聯的瑣事，居然在未來通通變成了莫梭人格的量尺，一步一步被解讀為定罪的證據。

「正在接受審判的究竟是誰？」
莫梭知道是自己，但有好幾個瞬間，他又不是很確定。
在檢察官與律師每一次的相互詰問中，他感覺自己的靈魂都在不斷地被抽離出去，被排除於事件之外，被排除於法庭之外，被排除於現場所有人的心靈之外。
在莫梭想出答案之前，社會的模板還在無情的輾壓，將人們型塑成同一種樣貌，用世界的法則將每個人都寫成標準答案。

而你，想成為的是世界裡的一般人，還是世界外的異鄉人？

卡繆（Albert Camus，1913－1960）

一九一三年出生於北非法屬阿爾及利亞，父親在他未滿周歲時，就不幸葬身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而幼小的卡繆和哥哥便隨著文盲且近乎全聾的母親搬回外婆家居住。外婆家並不富裕，一家人靠著母親替人洗衣打掃承擔家計，儘管生活環境十分艱難，但卡繆因其小學及中學的老師慧眼識英雄，而扭轉了他看似昏昧無光的命運。而阿爾及利亞的陽光、沙灘和地中海風光，不僅轉化為卡繆思想與精神上的奠基，也變成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十七歲那年，卡繆由於感染上肺結核的緣故，好幾次的發病都讓他不得不提心吊膽死亡的突然來襲。面對這麼一個隨時可能結束的生命，也造就他在作品中不斷提及「死亡」的命題。

一九三三年起，卡繆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在阿爾及利亞大學攻讀哲學，而後加入了法國共產黨。畢業後，卡繆以記者的身分，報導了許多中下勞動階層與穆斯林的生活疾苦，同時也積極參加政治活動並創立劇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曾任《共和晚報》及《巴黎晚報》編輯，德軍侵法後則領導地下反抗運動報紙《戰鬥報》，成為法國最重要的意見領袖。最終卻在一九六○年一月四日，因意外自撞路樹而不幸去世，享年僅四十七歲。

「荒謬」與「反抗」一直是卡繆思想的核心，他也是第一個讓「荒謬」成為存在主義重要概念的人物，並與沙特並列為法國文壇的兩大思想巨擘，其著名作品包括《快樂的死》、《反與正》、《卡里古拉》、《薛西弗斯神話》、《鼠疫》、《反抗者》、《墮落》、《放逐與王國》、《附魔者》等，以及死前未完成的自傳性小說《第一人》。

譯者簡介
韓書妍

法國蒙貝里耶第三大學（Université Paul Valéry）造型藝術系畢。旅居法國九年。目前定居台灣，為專職英法譯者。

「他的文學作品以明察而熱切的眼光，照亮了我們這時代人類良心的種種問題。」──瑞典學院諾貝爾委員會讚辭

「他的風度，他的關懷，他擁有的廣大讀者，以及他在巴黎公共領域無所不在的身影，似乎凝聚了一切最典型的法蘭西特性，體現文學、思想和政治介入的結合。」──托尼．朱特（英國歷史學者）

推薦╱法律人讀《異鄉人》 李茂生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導讀╱不被理解的異鄉人 黃雅嫻

這個夏天彷彿還沒結束就已被另一個夏天取代。隨著第一波高溫來襲，我知道事情即將有新的發展。我的案件被安排在重罪法庭的最後一次開庭期，而開庭期將於六月結束。開庭的時候，外面將會是豔陽高照的日子。我的律師向我保證，審判最多只會持續兩、三天。「況且，」他補充：「審判不會拖延太久，因為您的案件並不是這次開庭期最重要的，後面緊接著還有一樁弒親案呢。」早上七點半，他們來接我，囚車將我載到法院。兩個法警把我帶進一個透著陰影氣味的房間。我們坐在一扇門旁邊等待，可以聽進門外的人聲、上訴、椅子發出的聲響和七嘴八舌的討論，令我想到街區的慶典，音樂會結束後，人們會挪開大廳的椅子清場，挪出跳舞的空間。法警跟我說必須等待這場訴訟結束，其中一個法警還問我要不要來根菸，我拒絕了。稍後他問我「是否會怯場」，我說不會。某方面來說，能夠看見開庭的過程反而很讓我感興趣呢，之前我從來沒有機會參與。「話是沒錯，」另一個法警說：「不過最後你就會覺得受夠了。」
不消多少時間，房間裡響起一陣微弱的鈴聲。他們銬上我，打開門，讓我走進被告席。法庭裡簡直人滿為患。即使有簾子，陽光還是從各個角落滲入，空氣已經相當沉悶，室內的窗子全都關上了。我坐下後法警便圍住我，這時候我才看見眼前有一排臉孔，全都盯著我看，我立刻明白那些是陪審員，但是我看不出來他們之間有什麼不同。我唯一的感覺，彷彿自己正面對輕軌電車的座位，這些無名的旅客全都打量著這個剛上車的傢伙，試圖找出其荒謬之處。我知道這個想法很愚蠢，畢竟他們在這裡要的不是荒謬，而是罪行。然而兩者之間的差異不大，總之我就是出現了這個念頭。
密閉空間的人潮也讓我有點眼花撩亂。我再次看了看法庭，沒有認出任何一張面孔。我認為，這是因為一開始我沒有料到這些人全都是為我而來。平常人們並不會注意到我的存在，我費了好一番功夫，才明白這股騷動正是因我而起。我對法警說：「人真多呀！」他回答我，這是報紙的關係，然後他指出陪審團席下方桌子旁邊的一群人。他對我說：「就是他們。」我問：「他們是誰？」他又說：「報社的人啊。」他認識其中一位記者，那位記者這時候看到法警，朝我們走來。記者是一位上了年紀的男人，相貌有點兇惡，不過人很友善，他非常熱絡地和法警握手。這時我注意到所有的人都在交際、寒暄與談話，有如在俱樂部巧遇同一個圈子的人那般歡欣。我也因此理解為什麼稍早有種奇怪的印象，感覺自己是多餘的，有點像個入侵者。然而，記者帶著微笑轉向我。他說，希望我一切順利。我向他道謝，他又說：「您知道嗎，我們稍微報導了您的案件。夏天是報紙銷售的淡季，只有您的故事和那樁弒親案還有點看頭。」接著他指著他剛離開的人群，其中有個矮小男人，長得像一隻胖鼬鼠，戴著大大的黑圓框眼鏡。他說那是巴黎報社的特派記者：「他不是為您而來的。不過由於他負責匯報弒親案的審判，上頭要求他順便報告您的案件。」這時我差點就要向他道謝，不過我認為這樣太荒謬了。他向我做個友好的手勢便離開了。我們又等了幾分鐘。
我的律師來了，披著律師袍，被許多同僚包圍。他走向記者們，與他們一一握手。他們有說有笑，一副輕鬆自在的模樣，直到法庭裡的鈴聲響起。所有的人紛紛就位。我的律師走向我，和我握手，建議簡短回答對方的提問，不要主動發言，其餘的就交給他。
我聽見我的左邊有椅子往後拖動的聲響，我看見一個高瘦的男人，一身紅袍，戴著夾鼻眼鏡，坐下的時候小心翼翼地順了順袍子的褶痕。那是檢察官。執達員宣布開庭。同時，兩臺大型風扇也開始轟隆運轉。三位法官─兩位穿黑袍、一位穿紅袍─帶著卷宗進入法庭，快步走向高起的法官席。穿紅袍的法官坐在中間的椅子上，將法官帽放在面前，用手帕擦拭光禿禿的小腦袋，宣布公開聽訊開始。
記者們手裡早就握著鋼筆。他們全都一臉漠然，又帶點嘲諷的模樣。然而，其中一位年紀很輕的記者，穿著灰色法蘭絨西裝和藍色領帶，將鋼筆放在面前，看著我。在他那有點不對稱的臉上，我只注意到他的眼睛顏色很淡，非常明亮。他專注地審視我，讀不出絲毫表情。
我突然有種奇異感，彷彿正被我自己盯著。或許是因為這樣，再加上不了解法庭的功能，我並不是非常理解接下來發生的事：陪審員抽籤後，審判長對律師、檢察官和陪審團（每當他說話，陪審員的頭都會同時轉向法官們）提問，他迅速唸完起訴書（我認出其中的地名和人名），然後再次向我的律師提問。
審判長說要傳喚證人了。執達員唸了幾個名字，引起我的注意。在剛剛難以辨認的人群中間，我看見證人一一站起身，接著消失在側門。他們是安養院的院長和管理員、老托瑪．培雷茲、雷蒙、瑪松、薩拉曼諾以及瑪麗。瑪麗對我做了不安的小手勢，我很訝異自己剛才竟然沒有立刻認出他們。當唸到最後一個證人的名字時，瑟雷斯站了起來。我認出他旁邊是餐廳那位矮小豐滿的女人，依舊穿著那件短外套，神情堅定果斷。她緊緊盯著我，但是我沒有時間多想，因為審判長開始說話了。他說審判現在將正式開始，他認為無需特別要求民眾保持安靜。根據他的話，他在這裡是為了以客觀的態度，引導案件審訊的公正性。對於陪審團提出的判定結果，他將以公正的精神參酌做出判決，還有，一旦出現任何輕微的干擾行為，他都會撤離陪審團。
溫度不斷攀升，我看見法庭裡的助理們紛紛用報紙搧風。這個動作不斷發出細小的沙沙聲。審判長示意，執達員便拿來三把草編扇子，三位法官立刻搧了起來。
對我的訊問立即展開。審判長向我提問，態度平和，我甚至隱約覺得有些友善。他們再度要求我說明自己的身分，雖然我感到厭煩，不過我也認為這是非常理所當然的事，要是審錯人就嚴重了。然後審判長從頭敘述我的所作所為，每唸三個句子便轉向我，問：「是否如此？」每一次我都依照律師的指示，答道：「是的，審判長先生。」這個過程十分冗長，因為審判長的敘述包含許多瑣事。這段期間，記者們寫個不停。我感覺得到那位年輕記者和機器人般的矮小女人的目光。輕軌電車的座椅現在全都轉向審判長。審判長清了清喉嚨，翻翻他的文件，接著一邊搧扇子一邊轉向我。
他說他現在必須問我一些問題，雖然看似和案件不相干，但是或許和案件有極大關聯。我明白他又要談到媽媽了，同時我也感到這件事令我多麼厭倦。他問我為什麼讓媽媽住在老人安養院，我說這是因為我沒有錢讓媽媽留下並妥善照顧她。他問我個人是否對此感到為難，我說媽媽和我對彼此或任何人都不再有期待，我們兩人都很習慣各自的新生活。審判長說，那麼他不想繼續著重在這一點上，並問檢察官是否有其他問題要問我。
檢察官轉過半個身子，看著別處說，如果審判長准許，他想要知道我是否有殺死阿拉伯人的意圖，因此獨自回到清泉。「不是。」我說。「那麼為何帶著武器，而且正好回到該處？」我說那是巧合。檢察官語帶惡意地說：「我暫時沒有問題了。」接下來的一切有點令人摸不著頭緒，至少對我而言是如此。但是一陣悄聲的交頭接耳後，審判長宣布暫停聽審，下午再繼續聽取證詞。
我完全沒有思考的時間。我被帶走，坐上囚車，直奔監獄讓我吃飯。過了一會兒，我才剛剛感覺到自己累了，他們又接走我，然後重複同樣的過程。我回到同樣的法庭，面對同樣的臉孔，只是溫度更加逼人，不過奇蹟似地，每一個陪審員、檢察官、我的律師以及幾個記者，人人都有一把草編扇子。年輕記者和矮個子女人依舊坐在那兒，只差沒有搧風乘涼，但仍不發一語地看著我。
我擦去滿臉的汗，直到聽見傳喚養老院院長，我才稍微回神，想起身在何處、自己是誰。他們詢問，媽媽是否埋怨過我，院長說是，但是院裡的老人們或多或少都會埋怨他們的親人。審判長要他進一步說明，媽媽是否怪我把她丟在養老院，院長又說是的。但是這次，他沒有多說什麼。對於另一個問題，他回答葬禮當天我的冷靜令他詫異。他們問他「冷靜」的意思。院長盯著鞋尖，說我不想見媽媽的遺容，一滴眼淚也沒有掉，而且葬禮之後，我也沒有到媽媽的墓前默哀就離開了。還有另一件事情讓他感到吃驚：一位葬儀社的員工告訴他，我不清楚媽媽的年紀。法庭內一片沉默，然後院長問他是否指的就是我。院長不懂問題的意思，審判長告訴他：「這是法律規定。」然後審判長問檢察長是否有問題要問證人，檢察官高聲說：「喔，沒有，這樣就夠了。」聲音如此響亮，望向我的眼神如此得意，多年來我第一次萌生想哭的愚蠢念頭，因為我感覺到自己被眼前這群人如此憎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