圳流百年：嘉南大圳的過去與未來：真正改變臺灣這塊土地的現在進行式

其一〈米的日治臺灣史〉
你阿嬤吃的米不是你吃的米
米是亞洲諸國的主食，但是你吃的米跟你父母、阿公阿嬤吃的是同一種米嗎？很可能不是喔！
十七世紀初的文獻《東蕃記》中曾經記載臺灣：「無水田，治畬種禾，山花開則耕，禾熟，拔其穗，粒米比中華稍長，且甘香。」「畬」即是旱田的耕作方式，「禾」則是旱作的稻，也稱陸稻。後來，隨著漢人大舉移居臺灣，順勢移植了原鄉的耕作經驗與水田小區、精耕的經營模式，也引進當時的常用品種，於是原有的旱稻種原隨之被中國稻作主流──糯米與秈米所取代。
日治初期日本對臺灣稻米種類曾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十九世紀末的臺灣總共有四百零三種稻米（水稻三百七十九種、陸稻二十四種）。水稻品種當中，又分成秈稻二百九十種、糯稻八十九種，顯示臺灣已大量種植秈米。
口感乾爽的秈米對當時臺灣人而言是習以為常的滋味，但日本人可吃不習慣。一八七三年， 臺灣尚未割讓給日本，年輕的日本軍人樺山資紀祕密來臺進行調查和探勘，他怎樣也想不到， 二十多年後，自己竟成了第一任臺灣總督。據說樺山在臺灣調查期間最不能適應的就是米飯，熱飯乾而鬆散，冷飯不黏也不香，讓他食不下嚥。
臺灣秈米有這麼難吃嗎？其實這是雙方飲食文化的差異所致。日本種植的「粳稻」較有黏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食物就是壽司跟飯糰，鬆散的臺灣米完全不是日本人喜歡的口感，當然會覺得難吃了。
臺灣米淹腳目：臺灣成為帝國米倉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逐漸步入現代化，大量人口離開農村進入城市，農業產量無法滿足所需。日本政府雖試圖透過進口米糧來補充，但是隨著人口成長，米價始終居高不下，加上日本米一年只一穫，糧食供應有其風險。反觀臺灣米一年兩穫，生產相對穩定，於是在取得臺灣之後，當然就希望透過殖民地來解決母國的糧食問題。
因此，「農業臺灣，工業日本」就成了殖民統治的發展方針，總督府在臺灣採行米、糖二元發展的策略，積極推動農業改革工作，前述的私營水圳收歸國有、建設現代水利設施，都是在這個目標下推動而成。
一九○四年日俄戰爭爆發，激烈的戰爭讓日本產生嚴重的經濟恐慌，此時臺灣米不僅早成為日本本土重要的糧食來源，也曾支援前線，重要性大為攀升。為了確保輸入日本的臺灣米安全無虞，同年總督府開始實施「移出米檢查規則」，對臺灣輸往日本的稻米執行嚴格的品質檢查。
戰爭結束之後，日本國內的稻米不足問題浮上檯面，為確保母國的糧食供給，總督兒玉源太郎認為應該將臺灣的稻米生產納入日本糧食供需體系。於是總督府開始執行多項農業政策，計畫在臺灣進行稻米增產， 並開始嘗試改良品種，努力讓臺灣米更為日本人接受。
家庭主婦意外啟動大圳建設計畫
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爆發，讓遠離戰場的日本工業發了戰爭財， 詎料隨之而來的通貨膨脹卻引發了「米騷動事件」，幾乎動搖了日本的國本。
這事件的遠因是日本長期米糧不足，吃不到米、物資貴得離譜一直讓百姓心中憋著一把火。導火線則發生在一戰末的一九一八年，日本眼看俄國發生革命，決定出兵西伯利亞擴大在亞洲大陸上的利益。消息一出，米商紛紛囤積白米，想再發一筆戰爭財，結果卻導致日本國內白米價格暴漲。
米價飆漲讓人直呼活不下去，日本一女工就曾投書報紙，她說自己一家三口人每月收入二十一到二十二圓左右，在付完米錢和房租後，買菜錢就沒了，這怎麼生活呢？
後來，不只是升斗小民活不下去，就連有國家供給的警察與監獄單位也都有類似的難題。
俗話說：「惹熊惹虎，毋通惹到恰查某。」米價的飆漲讓家庭中擔任採買的媽媽們義憤填膺。一九一八年，二百多名買不到白米而忍無可忍的富山縣主婦聚集街頭，群起要求官方降低米價，抗議不果之後，氣憤的主婦們最後竟然衝進米店搶米，甚至與警察爆發了激烈衝突。
這場「家庭主婦的逆襲」很快蔓延全國，名古屋、京都等主要城市都發生搶米暴動。數日後，大阪市民和工人暴動，搶光了二百五十多家米店；隔天在米商最集中的神戶也爆發幾萬名市民暴動，米店損失慘重，有的大商人不只店鋪遭到攻擊，連住宅也被憤怒的市民一把火燒掉。
米騷動總共波及三十八個城市，約一千萬人參與其中，就連首都東京也無法倖免。警察雖加強戒備，在各米店、工廠和富人住宅前加了崗哨，仍無力鎮壓，日本政府只好出動軍隊，花了一個多月才暫時平息。
米騷動後，日本政府意識到事態嚴重，開始整治零售業，也注意到必須確保穩定的糧食來源。於是日本政府斷然採取了殖民地的稻米增產措施，並著手規劃建設作為稻米生命線的水利灌溉設施。
米騷動不僅導致原有的內閣下臺，也讓臺灣至此走向文官總督體制，進一步對臺灣實施同化政策、內臺一體等政治方針。為解決國內缺糧問題，日本對臺灣和朝鮮進行了更積極的稻米增產措施。
比起稻米一年僅能夠有一穫的朝鮮和日本，一年足以兩穫的臺灣，在糧食生產上顯然更具有優勢。而且日本米一年只有十月收割，臺灣則可以在五月至六月、十月至十一月間收割兩次。更進一步來說，臺灣米可以在日本的舊米用盡、新米尚未收成前補充國內所需的產量。
面對來自殖民母國的壓力，臺灣總督府一直不斷尋找可栽培水稻的水田用地，並計畫建設灌溉工程。然而，原本十年計畫的官設埤圳工程，接連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工程一再變更， 最需要水的嘉南平原官設埤圳工程遲遲沒有進展。
歷史就是這麼巧妙，在米騷動尚未爆發前的一九一七年，總督府技師八田與一就曾提出「官佃溪埤圳計畫」來改善嘉南平原的農業用水問題，不過當時並未通過預算案。直到米騷動發生之後，政局紛擾不安，日本當局感受到相當大的壓力，在增產糧食的迫切需求下，終於批准上述建造案，嘉南大圳的建造計畫由此啟動！那那些點燃了米騷動的富山縣主婦們大概永遠不會想到，她們的舉動竟意外改變了臺灣吧！

其二〈滾滾不停的圳水，代代傳承的念想〉
從凋零轉向新生：再造大圳
食衣住行育樂，即使在充滿變化與不確定性的二十一世紀，仍有許多需求未曾改變。「民以食為天」，這亙古不變的真理或許能成為再造大圳的關鍵。文化資產保存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讓文化景觀融入日常生活，而不是只去維持失去功能的空殼，對於這一點，大圳早在數十年前就已做到──只是當今的臺灣人並沒有意識到它與生活必需品之間的連結。
王淳熙以自身耕種的經驗出發，給出頗有興味的思考方向：「人的基本生活就是要吃，但是如果你不去理解『吃』這件事跟土地之間的關係，你就只是『吃到食物』而已。」我們對食物的想像往往跟現實脫節，過去「沒吃過豬肉，至少也看過豬走路」的戲語在如今已是完全相反的意義。民生物質不虞匱乏，反而削弱了人們與土地的連結，市面上充斥大量加工品，讓我們用看不見產地、看不見材料原貌的食物餵養下一代。在根本不知道食物從何而來的情形下，我們又要怎麼讓孩子學習知足、去保護腳下這片養育他們的土地？
對於這個問題，陳鴻圖與王淳熙給出了同樣的答案：體驗。
因為沒有實際務農的經驗，多數人無法理解「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辛勞，也對於農作物生長需要耗費的資源一無所知；未曾親眼目睹烏山頭水庫核心的運作，一般人無法知曉水利人員為臺灣的水資源做出多少奉獻。當人們對大圳與土地的認識只剩下一行行統計數據與文字敘述時，自然很難與之締結情感。
「我們需要的，是讓大家重新『注意到』大圳，以及大圳帶來的改變。」陳鴻圖以過去做研究的實踐精神為例，提議可以讓一般人去接觸農民、水利人員的工作，透過第一手經驗拉近民眾與這些工作的距離。
「我自己的小朋友也是在教科書上面學（跟大圳相關的知識），但是我發現只是這樣跟他們講並沒用，所以自己就安排全家在烏山頭水庫住了三天兩夜。」陳鴻圖說起自己如何帶領孩子認識大圳，以及親自接觸的經驗如何加深他們對整個大圳與水庫的印象，「我們從水庫出發，走了一段水路到東口去看整個灌溉景況，然後提醒他們：『你們看，《KANO》電影就有一段是在這裡拍的。』這樣一路走一路講，他們當然就會更了解嘉南大圳，也更了解八田與一。」
親身體驗的做法不只適用於大圳，而是整個人文教育都可以借鑑的思維。臺灣是有著豐沛自然資源以及多元歷史文化的寶島，身為西太平洋的交通樞紐，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吸引世界各國來此留下自己的足跡。這些足跡或許不屬於今日的臺灣人，但卻屬於這片名為「臺灣」的土地。我們依附這片土地而活，卻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慢慢忽略了這個事實；我們目光越放越遠， 步伐越跨越大，但忘了注意腳下被踩踏的土壤。
不管是文資處、環保局介入維護，或是入選世界遺產潛力點，這些做法都是為了加深嘉南大圳在臺灣人民心中的印象。然而王淳熙認為與其一味向外尋求國際的認可，臺灣更需要從內部著手打下厚實的情感基礎。
「嘉南大圳的價值大多存在於臺灣人與臺灣歷史中，這或許不適合放到世界的層級去比較。客觀來講，嘉南大圳雖然大，但卻不是最大的。當時是『亞洲第三』，現在已經不是了，一直緊抓著這個不放反而會模糊我們看待大圳的焦點。」
「農村、或者是受到水圳灌溉的區域可以多舉辦一些活動，讓小孩子有機會去培養對這些水圳的感情。」陳鴻圖又以美濃獅子頭水圳舉辦的戲水活動為例，開放水圳給一般民眾玩水不只是活用水圳本體，更讓當地居民自然而然「關心」起這條與他們生活密切連結的水圳─畢竟，沒有人會希望自己的孩子泡在有汙染疑慮的河水中。其他如彰化八堡圳「跑水祭」、桃園大圳「騎單車遊大圳」等活動也都是嘉南大圳很好的學習對象，讓水利設施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提升非農民對大圳的情感。
期許下一個百年
水，是一切的根本。沒有水的滋養，作物無法生長，資源不足就會限制人類社會的進步。即使我們平時接觸不到嘉南大圳與其他水利建設，卻仍會間接接受到水圳的滋養。
「同樣是北緯二十三．五度，非洲那邊可是撒哈拉沙漠啊！」陳鴻圖的一句笑語，點出嘉南大圳對臺灣的最大貢獻。因為嘉南大圳百年來的灌溉，才讓臺灣有現在的繁榮基礎；百年後的今天，我們應該回過頭想想如何照顧嘉南大圳了。
再造大圳的重點在於「造」字，既然臺灣已經沒辦法回到百年前的農業社會，生生不息的大圳自然需要被賦予新的意義與核心價值。嘉南大圳百年來經過硝煙砲火的洗禮、撐過產業變遷的衝擊，其存在的意義本就隨著社會進步不斷被重新檢視。時代在變，人也在變，誰也說不清楚下一個百年會是什麼樣子。「從某個角度來說，臺灣人沒有辦法等待太長的時間。但是這些事情幾乎是需要以『世代』為單位的時間來轉變。」講到臺灣人急躁的天性，王淳熙十分語重心長。
再造大圳所要挑戰的是社會結構上的革新，因此更需要建立一套能長久維繫人與土地、與水源之間連結的「觀念」。唯有觀念正確，我們才能看清自己的處境與目標，再視需求去整合各領域的資源，制訂相應的策略。
嘉南大圳百年來養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臺灣人，但一百年過去了，時代已然不同，現代面對的挑戰遠比過去更加嚴苛。八田與一所設計的大圳如同一輛老爺車，雖然跑起來吃力卻不會拋錨，如今的水利會也面對著比水利組合更大的挑戰，一方面得用新科技與現代工法給老爺車汰換零件，另一方面則要扛起農業轉型、組織轉型的艱鉅任務。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要謹記嘉南大圳是為農業而生的設施，如果沒有了農地、沒有了農民，大圳也將失去生存的意義。
「大圳的美，是來自於大圳賦予土地、賦予農業生命力的景觀。因為有水圳，所以有農田；因為有農田，所以有水圳。如果今天農田不存在了，水圳就會變成水溝。」王淳熙帶著深情道出大圳與土地之間的共生關係。
倘若沒有了平原上的萬頃良田，沒有了良田上種植的臺灣米糧，沒有了奔流不息的嘉南大圳，嘉南平原會是什麼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