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

「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是一個難度很高的研究主題。因為日本帝國不斷的擴張，與當時已經遍佈亞洲的基督教會有著各式的互動關係。在研究上除需掌握日本官方的政策與治理的實務外，還要參酌到多語文、多檔案、多教會宗派的各種史料。
本書十二篇論文，分成兩部分，六篇探討「日本宗教統治與日人牧長」，另外六篇則專注「教會事工與經驗」。其所涵括的內容與史料非常豐富與多元，呈現出許多新的觀點，在深度與廣度上都擴大了對於「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的瞭解。

王成勉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東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Arizona）博士，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員。曾任：歷史研究所所長、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明清研究中心主任、歷史研究所特聘教授。創立「台灣基督史學會」，並擔任第一、二屆理事長。
曾擔任荷蘭「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的「歐洲漢學講座教授」（European Chair of China Studies），先後在Yale, Michigan, UC-Berkeley, Toronto, Stanford等校擔任客座研究員。
主要研究領域為：基督教在華史、十七世紀明清鼎革之研究、中美外交史。教會史方面出版的書籍有：《文社的盛衰——二○年代基督教本色化之個案研究》（1993）；《所傳為何？基督教在華宣教的檢討》（2000）；《將根紮好——基督宗教在華教育的檢討》（2006）；《教會、文化與國家》（2006）；《十字架前的思索——文本解讀與經典詮釋》（2010）；《補上一頁欠缺的歷史：蔣介石夫婦的基督教信仰》（2013）；《傳教士筆下的大陸與臺灣》（2014）；《華人情境下的基督宗教與社會關懷》（2016）；Contextu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 Evaluation in Modern Perspective（2007）。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迄今已有七十多年。對於這場人類的浩劫，已有成千上萬的著述。然而現今仍有不少領域欠缺注意，有待學界進行探索。例如，日本在亞洲擴張所佔領的區域，因為是淪陷區，本國資料自然無法周延，而日方檔案與記載亦屬有限，在研究上難度甚大。而在淪陷區的基督教會，受到戰亂與日本政府統治的影響，難以自由表達意見，史料的欠缺與散亂，是長期被學界忽略的重要原因。
戰亂往往是宗教的試金石，可以反映出宗教團體在戰爭及政治上的立場，其如何持續對人群的關愛，以及信徒如何維持甚至推展其宗教信仰，在在考驗著宗教的存在與意義。基督宗教在19世紀時已遍布亞洲各國，基督教的教堂、醫院、學校，以迄各種慈善與社會組織都可以見諸各大城市。故自戰爭伊始，基督教會就受到或大或小的衝擊。不但是教產受到戰火毀壞，教勢發展也受到影響。特別是珍珠港事件後，傳教士與教會領袖、信徒死於戰火，或是遭到日軍下監、殺害的案例非常多。
但是對於日本帝國佔領區中的基督教會，在研究上卻是難度很大。就過去的學術成果而言，此項主題一直是基督教會史中著作最少、研究資料最散亂，中外學術界連一本專書都沒有的情況。這一方面固然是當時處於戰亂之中，教會遭到戰火破壞，多以應付各種惡劣環境為主，沒有時間與精神注意史料的保存，也沒有特意對戰亂階段加以記載。如今要從事研究，首先面對的是散亂在不同的檔案館與圖書館的各種相關史料。
其次，日本是19世紀末崛起，以巧取豪奪或是武力侵佔的方式不斷在亞洲擴大它的帝國，從臺灣、韓國、東北、華北、華中，以迄香港、菲律賓、星馬等，一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才告一段落。日本帝國政府的宗教政策和處理基督宗教團體的辦法，是逐漸成形發展的。要建構日本對於教會團體的控制與治理，則必須要同時注意到官方檔案、地方政府的統治，以及各地教會團體的因應。由於教會團體眾多，加上許多傳教士來自於歐美，牽涉到多國語言與檔案的使用，這也加深了研究的難度。
第三，雖然基督宗教的教義與教會本身都是反對武力與侵略，但是教會在面對實際戰爭時，卻未必有一致的立場。所以在日本佔領時，雖然很多教會學校與機構撤離，但是部分教會、教堂與機構卻選擇留下，繼續宣教的使命與照顧信徒。這些留下的教會人士，面臨日本政府的統治，一方面謀求延續教會和他們的信仰，而另一方面則要應付日本政府控制宗教的政策，這種微妙的心理，以及謀求教義的支持與適當的解釋，在研究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工作。
是以時至現代，二戰史、基督教史都轟轟烈烈發展了數十年之久，「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仍是一個極少被關注的題目。反過來看，如果這個主題未被適度的開發與探討，則二戰史與基督教史也顯得有所缺憾和並不完全。基督教會在二戰時一樣經歷過苦難，其在信仰與愛心的堅持，在政教關係上的因應，或是在戰火與逼迫中的軟弱，也一直缺乏研究，故無從提供後代作為借鑑。鑒於「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這個主題是一個難度甚高，但是又長期被忽略的重要議題，筆者在兩年前特別在臺灣、香港與上海等地邀集學術同行，商議如何提倡研究，獲得很好的回應，咸以為值得舉辦數次研討會，互相切磋，並提振學界對於這方面的研究。
在臺灣方面，則由臺灣基督教史學會邀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輔仁大學天主教史研究中心聯合舉辦國際會議，定名為「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18年3月2~3日舉行，邀請學界同仁，全面檢討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此次會議擬探討之相關議題有四，分別為：（1）此段時期的政教關係，包括日本（及其地方）政府對於基督宗教的政策與管制策略、日本政府所推動之教團與其委派牧師的作用與角色；（2）傳教士、中國信徒或教會菁英的反應及自處，包括教會界知識份子有關時局的論述；（3）教會機構因應時局的措施，包括教會在人事上、組織上、教權上之變化等；（4）教會對於宣教使命之觀點、維持與進行，及與傳教士和西方教會之關係。
經過半年多的約稿與邀請，此次會議共徵得一位主題演講與20篇論文，參加學者分別來自美國、日本、臺灣、香港與中國大陸。其中有資深學者，亦有多位中生代的學者。而參與者的背景也非常多元，從大學教授到神學院的教授、牧師都有。至於研討的題目則非常多元與豐富，從日本對教會的控制到中日基督徒的互動，以迄在日本佔領區的教會與基督徒；而討論的區域，從日本到朝鮮、東北、華北、臺灣、香港；其中更有探討來自歐美傳教士的態度與作為。雖然有些學者臨時無法與會，但仍提供論文參與討論。近百位學者出席這次研討會，進行相當深入與豐富的討論。會後則組成編輯委員會，一方面要求學者們先行修改論文，另一方面則將論文送交同行外審，最後選出12篇論文編輯成書。這些論文區分成兩個主題來編排，分別是「日本宗教統治與日人牧長」與「教會事工與經驗」。每一主題各有6篇。
在「日本宗教統治與日人牧長」這一方面，首先的兩篇文章是關於日本帝國政府的統治。過去學界似乎都認為日本政府在臺統治初期，對於基督教是和諧與友好的。但是鄭仰恩教授提出新的看法。他的文章〈現代化與後殖民：初探1900-1930年間英加長老教會在臺宣教工作與日本總督府殖民體系間的競合關係〉引導大家注意20世紀最初三十年的歷史，此時英國與加拿大長老教會與日本總督府可以視為兩股帶有「現代化特質」的勢力，對臺灣社會的影響產生競合關係。但因為政府掌握國家體制的優勢，到了1930年代初期，英加長老教會的宣教體系就無能再與之競爭。徐炳三教授的文章〈近代日本對中國東北基督教的宗教調查及其政治意圖〉，則證明日本帝國政府對於佔領區的控制，其實是無所不在。例如，日本以各種社會調查著稱，但是在佔領區的各種調查都有政治目的。如其在東北的宗教調查，就是針對有西方背景的基督教會懷著戒心，不但誇大宗教中的政治元素，還提出控制宗教的建議，成為日本制定宗教法案的重要依據。
日本帝國政府先後在東北、韓國、臺灣、華北等佔領區成立基督教教團，派遣日本牧師前來協助教團，以達到對於當地基督教會的控制。這些被派遣日本牧者的工作與角色，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議題。過去對於教團的研究中，已經指出其為日本政府控制的一個手段，此次有兩篇文章提出了新的觀點。Yuki Takai Heller教授的文章“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ole of Japanese Christians in the Formation of Coerced ‘Church Union’ in Wartime Japanese Empire” 以「日本基督教臺灣教團」為例，指出教團中的日人牧者保護了臺灣教會，避免了日本軍方解散的陰謀。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香港，陳智衡教授在〈香港日治時期中日教會領袖的接觸與互動（1941-1945）〉的文中，也發現到日本統治香港時期的三位日本牧長，做到保護香港教會，幫助華人教牧與信徒，同時也贏得了香港教會領袖信任。這兩篇文章的論點不同於過往對於教團的研究，到底是少數個案，還是宗教情誼大於國家忠誠，值得學界對此繼續的探討。
到底日本牧師在日軍佔領區的定位如何，在此書中有兩篇文章進行了個案研究。一篇是〈安村三郎：「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唯一的日本成員——「日軍的內線」抑或「和平工作者」？〉，松谷曄介（MATSUTANI, Yosuke）博士研究了在南京的安村三郎。另一篇〈「恆居其間，民將自化」——澤崎堅造的「東亞新秩序」觀及其熱河宣教〉則是宋軍教授研究在河北的澤崎堅造。
在南京大屠殺時，在華傳教士組織「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來保護中國民眾，這已是大家所熟知的歷史。但是此組織中有一位日本成員安村三郎，卻缺少學者的關注。安村三郎是日本浸信會的牧師，留學美國，曾受日本陸軍與外務省的派遣，到中國來扭轉歐美傳教士的反日態度。但是對於日軍在華的暴行，他加入了「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直率指出日軍暴行會令中國人失去對日本的信賴，還建議日本當局不應逼迫歐美傳教士。松谷曄介博士認為，安村三郎雖然幫助解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一些困難，但是分析他對戰爭的觀點以及對日軍佔領的態度，其實他是「大東亞共榮圈」的支持者。
澤崎堅造的案例顯示出另一個多元又複雜的日本牧師。他是深愛自己國家的日本人，同時也是有著普世視野的基督徒；是學者，也是宣教士。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學者嚴謹與深邃思想，在宣教士的身分上，則有著宣講基督的堅持，以及對於蒙古人宣教的努力。他願意融入中國環境中身著長衫進入偏僻窮荒的小鎮定居，最後甚至葬身於荒野。澤崎堅造也是一個難以定論的案例，超越了常被用來二分法的狹隘觀點，頗值得史家與教會學者的深思。
在「教會事工與經驗」這一部分，主要是以一些實際個案事工來探討。通常來說，在19世紀與20世紀中葉時，配合教會宣教的有三大事工，分別為醫療事工、教育事工，與文字事工。此次文集所收集的文章，也包含了這三方面。
就醫療事工方面，蕭錦華教授的文章〈日本帝國主義下的醫療事工——基督教大連聖愛醫院之研究（1906-1943）〉，討論了一個奇特的案例，就是日人基督徒建立的大連聖愛醫院。大連聖愛醫院享有政府的優待，在政治上配合政府推行的活動，邀請官員向員工及病人宣傳日本殖民政策及日中滿親善、共存共榮的帝國主義思想。而在宗教上，醫院同時本著基督博愛理念來診治病人，還推行禮拜、聖誕會等傳教事工。當時在華有幾十萬的日本僑民，其中的基督徒很少受到學者的注意，而此個案提供一個視野，探索日人基督徒在華的生活與事業。
在教育事工有兩篇文章，顯示政治上兩個相對的立場。陳能治教授〈求存以致用——日軍佔領下山西銘賢學校「太谷校區」的維繫（1937-1941）〉所研究的是美國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協助成立的山西銘賢學校。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銘賢本部南遷四川，但在「太谷校區」繼續小學教育，以延續學校使命，服務當地民眾。而在政治因應上，採取增聘美國教員，教授日文和使用日本軍部通過的教科書等措施來配合日軍—維新政府的政策，這立場乃是基於「求存以致用」的考量。而Yuko Watanabe（渡辺祐子）教授在她的文章〈滿洲國的基督教教育與國民道德——圍繞強制參拜孔廟問題〉中則指出，在滿洲國的長老教會學校，不同於韓國和臺灣教會學校，決定在1938 年結束他們的教育工作。他們退出的理由，並非是宗教性，而是見滿洲國政府要求所有私立學校要成立「學校法人」，以利政府控制學校，那將來自會進而要求學生參拜孔廟與神社。故長老教會關閉學校，乃是基於教會對於日本政治運作的觀察而做的決定。
在文字事工方面的文章，是關於英文版中國基督教會年鑑出版的研究。年鑑不是普通的出版品，其內容通常被視為具有權威性和代表性。英文年鑑（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之所以重要，是其出版時間一直到1940年底，而且1937年後移往美國出版，未若中文年鑑自1937年起即停刊。同時英文年鑑更有國際性的影響力，可以看出中外基督徒在報導中國教會的努力。王成勉教授的文章〈戰火下的關懷——「協進會」對中日戰爭與淪陷地區的報導〉，即是在檢視與分析年鑑在「九一八事變」迄「珍珠港事變」前，對於中日衝突與日本佔領區下教會的報導。
此本文集的最後兩篇文章，則是傳教士與基督徒的生活經歷。吳蕙芳教授的文章〈戰亂下的傳教士生活：韓克禮神父回憶錄中的景象〉以天主教聖言會士韓克禮神父（Fr. Joseph Henkels, 1901-1997）為研究對象。韓克禮神父在1936年底被調至河南新鄉傳教區，負責傳教員學校與難民救助工作。隨後他親身經歷了對日抗戰與二次大戰的生活。在動亂中他一方面救助難民，另一方面為教民們提供信仰服務，其中經歷許多辛苦與風險，使教會事業不致中斷。盧啟明先生的文章〈臺灣基督徒的滿洲經驗與殖民遺緒〉很適合與前述蕭錦華教授的文章對照來看。他注意到在東北有不少的臺灣基督徒，在他們中間也有許多從事醫學領域的工作。這些臺灣基督徒移民東北，努力於自己的事業，獲得社會的肯定，成為當時另一特別的移民群體。但是因為戰後身分認定的問題，他們多隱身於社會，故甚少為外界注意。
整體來看，這12篇論文有其互相呼應的內在性。藉由日本政府的控制、教會內部的考慮、牧長與信徒的觀點，再加上各地案例比較，合力建構出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的不同面向。此成果有助於我們對於這個苦難的時代與教會有更實質與重要的認識，也裨益日後進一步的探討，相信這也是所有會議籌備者與參與者共同的心願。
最後，此次研討會與會議專書的出版，要感謝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輔仁天主教史研究中心、臺灣基督教史學會、財團法人純智文教基金會等單位的支持與贊助，以及中央大學周景揚校長及文學院李瑞騰院長的多方協助，在此特別書誌。
 
王成勉
2019.07.06

序 / 王成勉
現代化與後殖民：初探1900-1930 年間英加長老教會在臺宣教工作與日本總督府殖民體系間的競合關係 鄭仰恩
近代日本對中國東北基督教的宗教調查及其政治意圖 徐炳三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ole of Japanese Christians in the Formation of Coerced “Church Union” in Wartime Japanese Empire Yuki Takai-Heller
香港日治時期中日教會領袖的接觸與互動（1941-1945） 陳智衡
安村三郎：「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唯一的日本成員——「日軍的內線」抑或「和平工作者」？ 松谷曄介
「恆居其間，民將自化」——澤崎堅造的「東亞新秩序」觀及其熱河宣教 宋軍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醫療事工——基督教大連聖愛醫院之研究（1906-1943） 蕭錦華
求存以致用——日軍佔領下山西銘賢學校「太谷校區」的維繫（1937-1941） 陳能治
滿洲國的基督教教育與國民道德——圍繞強制參拜孔廟問題 渡邊佑子
戰火下的關懷：「協進會」對中日戰爭與淪陷地區的報導 王成勉
戰亂下的傳教士生活：韓克禮神父回憶錄中的景象 吳蕙芳
臺灣基督徒的滿洲經驗與殖民遺緒 盧啟明

現代化與後殖民：初探1900-1930年間英加長老教會在臺宣教工作
與日本總督府殖民體系間的競合關係
鄭仰恩
 
摘要
探討日本治臺期間（1895-1931）兩股被視為對臺灣社會帶有「現代化特質」的宗教與政治勢力之間的競合關係。日本據臺時，正值英加長老教會來臺宣教從草創階段轉向組織化時期，對臺灣社會也開始展現體制性的影響力，而後到的日本總督府則擁有明治維新後的現代化實力和國家體制優勢，兩者之間出現競合關係，等到日本軍國主義逐漸抬頭的1930 年代初期，幾乎可以確定英加長老教會的宣教體系已經無法和日本殖民體系競爭，本論文也以該年代作為時間的分水嶺。本文試圖探討其過程中的「現代化」特質並提出一些「後殖民」觀點作為評價。
 
關鍵詞：日本總督府、現代化、後殖民
 
 
一、前言
1895年4月17日，大清帝國在甲午戰爭失敗後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在枉顧臺灣人民的意願下，將臺灣全島及其附屬島嶼永久讓予日本。此事引起臺民忿恨，原清國官員和地方鄉紳也於5月25日成立「臺灣民主國」，為要引入第三國插手干涉臺灣問題，以便逼使日本放棄佔領臺灣。結果，日本的北白川宮近衛師團於同年5月底登陸澳底，6月7日進佔臺北城，6月17日舉行「始政式」。隨後，移駐安平的民主將軍劉永福於10月19日搭船逃離臺灣，「民主國」全面潰敗，日本遂佔領全臺。
當時南北的長老教會面臨日本佔領過程中的雙重誤解和刁難，一方面有許多基督徒被日軍視為抗日份子，另一方面則又被臺灣人視為通日份子。由加拿大長老教會創設的北部教會有20間教堂被日軍佔為駐軍之用，三分之一的信徒（735名）被殺害或失蹤。英國長老教會創設的南部教會則有打貓（民雄）、麻豆、土庫、觀音山（位於花蓮玉里，舊名「迪階」，現改名「加蜜山」）等教會被毀，25人被殺（特別是麻豆事件中有19名信徒及其友人殉教）。在這動亂過程中，也發生了基督徒領袖參與「引領日軍和平入城」的重大事件，其中包括在辜顯榮領日軍入臺北城事件背後的主使者之一的李春生長老、領日軍由澎湖登陸布袋港的林學恭（林赤馬）傳道師，以及受邀以「和平使者」身分領日軍入臺南城的巴克禮及宋忠堅兩位牧師等。
大體言之，日本治臺的五十年間，長老教會與日本總督府的互動關係可以約略分成二個時期：1931年之前，長老教會和日本政府關係良好，宣教師與日本官員也私交甚篤。1931年之後，日本政府為好戰的軍國主義者控制，開始敵視基督教，日本當局也對臺灣教會施加壓力，尤其是1937年日本大規模侵略中國（北支事件）後，推動「精神總動員運動」，企圖動員教會支持其政策。此外，神道教、軍國主義、天皇崇拜結合下的「皇民化運動」更在太平洋戰爭（1941）後加速推行。
本文探討日本治臺「承平時期」（1900-1930）的政教互動模式，焦點置於英國與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體系與日本總督府殖民政治體系這兩股在當時被視為帶有「現代化特質」的宗教及政治勢力對臺灣社會的影響及競合關係。之所以稱這段期間為「承平時期」，主要是因為它介於日本據臺期間所引發的動亂以及後期開展的「戰時體制」之間，是一段相對上比較承平、穩定的時期。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領臺的1895年，正好是英國長老教會在臺灣南部開啟宣教的三十週年，也是南北長老教會由草創、開拓時期進入組織、體制化時期的轉變階段，而經過1895至1900年間的動盪時期後，日本在臺的新殖民政權也逐漸穩固下來，準備一展身手。此段期間，逐漸組織化的英加長老教會宣教工作開始展現體制性的影響力，而後到的日本總督府則擁有明治維新後的現代化國家實力和殖民體制優勢，兩者之間出現明顯的競合關係。等到日本軍國主義逐漸抬頭的1930年代初期，幾乎可以確定英加長老教會的宣教體系已經無法和日本殖民體系持續競爭。本文以1900-1930年代作為時間的分水嶺，試圖探討其過程中的「現代化」特質並提出一些「後殖民」觀點作為評價，由於篇幅及文獻資料的限制，本文的論述及觀點將以英加長老教會的宣教體系為主，不涉及日本殖民體制的觀點。
 
二、日治初期的英加長老教會：邁向「體制化」之路
日治初期，南北長老教會逐漸和日本統治者建立良好關係，也獲得日本總督的承諾與保證，願意給予教會最大的協助。因此，在南部有巴克禮（Thomas Barclay, 1849-1935）、宋忠堅（Duncan Ferguson, 1860-1923）、廉德烈（Andrew B. Nielson, 1863-1937）三位牧師協力工作，十年間信徒增加一倍。中部有梅監務牧師（Campbell N. Moody, 1865-1940）和蘭大衛醫生（David Landsborough, 1870-1957）一起協力工作，在十年間也開拓了18間的教會。大甲、苑裡一帶地區經由劉忠堅牧師（Duncan MacLeod, 1872-1957）的努力，也相當有進展，特別是陳其祥長老及其一家的歸信影響甚大。在北部方面，吳威廉牧師（William Gauld, 1861-1923）於1892年來臺後，是教會組織者、建築家，也是富民主素養的領導者。後來有負責神學教育工作的約美但牧師（Milton Jack）、積極推動醫療工作的宋雅各醫師（James Young Ferguson, 1875-1965），以及從事婦女教育事工的金仁理（Jane M. Kinney）和高哈拿（Hannah Connell）兩位姑娘前來，北部的教士會（Mission Council）就此成立。
1896年2月24日首屆「南部中會」（當時稱「臺南長老大會」）在新樓中學成立，選出巴克禮牧師為會正（議長），並於1898年4月分別封立潘明珠及劉俊臣（劉茂堃）為臺灣南部最早的本地人牧師。到1930 年時南部教會再分設為四中會，並成立南部大會。北部則於1904年10月4日在牛津學堂召開首屆「北部中會」（當時稱「臺北長老中會」），選出吳威廉牧師為會正，將北部教會分為12個堂會。不久之後，吳威廉隨即指出，在漢人社會中建立地方教會的長老制度較為容易，但要建立中會制度則相當困難。其後，由於南北兩長老教會雖分屬不同差會，但是在信仰與教制上並無差異，因此乃有聯合之議。在「聯合宣教師協議會」的主導下，南北教會於1912年10月24日在彰化西門街禮拜堂成立「臺灣大會」，選出甘為霖牧師（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為會正，會後由小馬雅各（即馬雅各二世，James Laidlaw Maxwell, Jr., 1873-1951）和小馬偕（即偕叡廉牧師，George William Mackay, 1882-1963）參與主持聖餐，極富歷史意義。
臺灣大會成立前後共計三十年之久，直到1942年為止開過24回的大會，其中重要議決有制定教會之名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提議合併臺南、臺灣二神學院為一聯合神學院、將《臺南教會報》及北部教會所辦的《芥菜子報》合併為《臺灣教會公報》，以及制訂〈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等。除此之外，長老教會也在日治時期分別經歷了南部教會的「三自運動」和北部教會的「新人運動」等稍具雛形的本土化運動。
很具關鍵性的是，在此一時期中長老教會進入了全面組織化及體制化的階段，因日治初期和統治者的良好關係帶來了宣教上的便利與穩定成長，也提供了教會機構得以發展並組織化的機會和空間。當然，組織體制的發展往往也會引發派系、人事的紛爭，此一時期有幾個重要事件值得關注。首先是臺南及臺北兩所神學校的聯合風波，1915年臺灣大會議決臺北為聯合神學院的會址，因此1925 年北部教會停辦臺北神學院（以二年為限），由熱心合一的劉忠堅牧師帶領11名學生南下就讀。但是1926年在南部中會的提議下，大會又決議將校址改在臺中，於是1927年大川正牧師帶學生回臺北，聯合之議破裂至今。
另一件事是加拿大母會的分裂所造成的衝擊：1925年，因受到加拿大教會聯合運動的影響，三分之二的加拿大長老教會決議加入加拿大聯合教會（UCC），三分之一卻仍繼續維持原來的長老教會（PCC），臺灣北部的宣教事工因而大受影響。主要原因是大多數宣教師都贊成且已決意歸屬加拿大聯合教會，但在1926年6月，臺灣北部這塊宣教區卻被判決為歸屬加拿大長老教會，以致大批宣教師離開，只剩偕叡廉夫婦、明有德牧師（Hugh MacMillan, 1892-1970）夫婦，以及戴仁壽醫生（George Gushue-Taylor, 1883-1954）。宣教師的大批離去，造成領導階層的「集權化」，這也影響到北部後來的所謂「新人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