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之勇：日美必戰論（簡體書）

《無知之勇》是一部今天讀來都很有現實意義的作品，尤其在中國目前的地緣政治處境下。全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講美國面臨的威脅及其軍事體制的諸多缺陷，第二部分分析美國和日本在太平洋的地緣政治形勢。

作者 荷馬李（Homer Lea），1876年出生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美國地緣政治戰略家。荷馬李因幼時意外而致殘，身高1.5米，嚴重駝背，視力很差，但偏偏喜愛軍事，常以亞歷山大和拿破崙為榜樣鼓勵自己。荷馬李從1904年起就在為孫中山效力，並於1912年擔任孫中山的首席軍事顧問，同年，因中風去世，享年36歲。

 

譯者 李世祥，河北泊頭人，文學博士，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主要研究領域為凱撒、修昔底德以及地緣政治學。主要譯著有《凱撒的劍與筆》、《什麼是政治哲學》等。

 

1. 作者荷馬李，美國軍事戰略家，曾不遠萬里遠赴中國，參與並見證了現代中國革命，為中國革命奔波勞碌，先後被康有為和孫中山授予將銜。
2. 劉小楓教授為本書撰寫長達4萬字的“代序”。
3. 《無知之勇》這一書名的意思是美國人的勇敢源於對國際政治形勢和軍事科學的無知。在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爆發前的35年，荷馬李已經預言了日美之間必然爆戰爭。
4. 荷馬李的開創性在於，他最早認識到日本和太平洋的戰略意義以及日德俄結盟的可能性。
5. 書末附有諸多珍貴材料，包括孫中山先生與荷馬李之間的多封通信。

代序：歐洲文明的“自由空間”與現代中國（劉小楓）　／　1

 

荷馬李與現代中國的開端(李世祥)　／　1

 

前言　／　1

序言一　／　1

序言二　／　1

 

第一卷 軍事的衰落與西半球的控制權　／　1

 

第一章 愛國主義　／　3

第二章 國家的興衰　／　6

第三章 共和國的未來　／　12

第四章 不斷縮小的距離　／　18

第五章 民兵與志願者　／　24

第六章 國家與財富　／　35

第七章 仲裁與自然法則　／　43

第八章 裁軍　／　52

第九章 《門羅宣言》　／　60

第十章 多民族國家　／　68

第十一章 民眾與政府　／　78

 

第二卷 軍事的衰落與太平洋的控制權　／　85

 

第一章 迫在眉睫　／　87

第二章 種族差異、經濟依賴與戰爭　／　91

第三章 種族歧視　／　99

第四章 太平洋的戰略意義　／　107

第五章 日美艦隊實力對比　／　121

第六章 海軍和陸軍的短板　／　128

第七章 兵力投送　／　137

第八章 太平洋海岸的防禦　／　147

第九章 南加利福尼亞的戰略位置　／　157

第十章 三藩市的戰略防禦　／　168

 

附錄一　／　181

附錄二　／　210

附錄三　／　237

 

荷馬李與現代中國的開端
李世祥

1941年12月7日清晨6點10分，日軍的炸彈突然從天而降，睡眼惺忪的駐珍珠港美軍亂作一團，損失慘重。聽到這一消息後，美國民眾先是驚恐繼而憤怒，羅斯福總統把這一天稱作美國的奇恥大辱。半個月後，日本又舉兵入侵菲律賓，在呂宋島西側的林加延灣和東側的拉蒙灣同時登陸，對首都馬尼拉形成鉗形攻勢。
這一嚴峻的政治現實讓美軍高層人士才猛然想起，有人早在33年前在書中就警告說：日本和美國必有一戰！此人甚至預料到日本進攻菲律賓的確切登陸地點。怎麼就把這樣一位軍事先知給忘得一乾二淨了呢？ 美國人一邊自責一邊如獲至寶似地瘋狂加印這本書。1942年3月，哈珀兄弟出版社一周內連續印刷5次。由於時間匆忙，書頁都來不及切開，讀者只能拿回家用刀片邊割邊看。與美國人此前的漠然相反，日本人早就關注到這本書，1911年將其譯為日語，名為《日美必戰論》，據說再版有24次之多。 此書應該有多個譯本，筆者所瞭解到的日譯者就有三位：池亨吉（Ike Kyokichi）、 望月小太郎和佐藤正三。望月小太郎譯本的出版時間是明治44年2月10日，也就是辛亥革命爆發的那一年。這離英文本的面世還不到兩年，由此可見日本人用心之細密。
這本書就是荷馬李（Homer Lea）的《無知之勇》（Valor of Ignorance）。 作者是地道的美國人，1876年出生於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因幼時意外而致殘 ，荷馬李身高不過1.5米，體重不足100斤，嚴重駝背，眼睛高度近視且伴有劇烈的頭痛。這樣一個“小羅鍋兒”偏偏喜歡軍事，對戰爭史耳熟能詳，崇拜凱撒、亞歷山大和拿破崙，甚至想去考美國的西點軍校。他常常吹噓自己是美國南北戰爭時南方盟軍司令羅伯特李（Robert Edward Lee）的親戚，其實兩個人的“李”只是讀音相同而已。1897年，荷馬李到位於洛杉磯的斯坦福大學西方學院讀書，兩年後由於健康原因被迫輟學，此後再也沒進過大學的校門。1912年11月1日，荷馬李在加利福尼亞因病去世，他短暫卻極富傳奇色彩的的生命定格在36歲。
荷馬李存世著作有三部，除了《無知之勇》外，還有《撒克遜時代》 和小說《朱砂筆》。 其中前兩部著作體現了荷馬李敏銳的戰略分析和預見能力。有論者甚至認為，荷馬李的遠見卓識甚至可與早他幾十年出生卻晚他去世的美國著名戰略家馬漢（Alfred Mahan）相提並論。就是這樣一位重要人物卻與中國有著不解之緣。他曾不遠萬里遠赴中國，參與並見證了現代中國革命，為中國革命奔波勞碌，先後被康有為和孫中山授予將銜。這位預見到美日戰爭的必然性、參與過中國革命的戰略家為何會淡出今天中美學者的視野？荷馬李又為何對中國情有獨鍾？個中緣由頗令人費解。
關於荷馬李與中國的不解之緣，有人說這可追溯至荷馬李在西方學院的學習生活。他在這期間結識了幾名中國留學生，經常和他們到唐人街喝酒廝混，並在那裡接觸到保皇會。還有人說，荷馬李的中國情結源於家庭，他父母有一個朋友叫伍盤照（Ng Poon Chew）。 此公是美國西海岸華人社會的知名報人，有“中國的馬克吐溫”之稱，但另一身份是“保皇會”和洪門的骨幹成員。伍盤照曾在危難關頭解救過孫中山，這已是後話。通過伍盤照的介紹，荷馬李加入了保皇會並結識譚濟騫（Tom Tsai Hin）。 荷馬李說服譚濟騫派他到中國，理由是若要推動中國的改革，他就需要到中國本土去指揮軍事行動。家人擔心他的健康問題極力勸阻，父親甚至中斷了每月300美元的生活費。荷馬李只是笑言，使命未完成，自己不會死，更何況保皇會的同仁已經給他湊足了路費。
1900年6月 ，荷馬李在保皇會的資助下從舊金山乘“中國號”客輪前往中國。第二天，《舊金山呼聲報》（San Francisco Call）以頭版頭條報道荷馬李去中國的消息，標題是“斯坦福學生荷馬李攜鉅款前往中國，意圖組建軍隊打敗老太后”。 文章稱荷馬李是保皇會的秘密代表，帶著6萬美元到中國籌備軍隊。這一消息立即被當地各大報紙轉載，引起了滿清王朝駐舊金山總領事何祐（Ho Yow）的關注。在荷馬李離開後不久，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也從檀香山啟程回國。 1900年7月11日，荷馬李途經夏威夷和菲律賓後到達日本橫濱（Yakohama），幾天後，荷馬李抵達香港。據說荷馬李在此期間與康有為有過會面，但具體地點有待考證。克萊爾（Clare Boothe）女士認為兩人的會面地點是北京（1942年版《無知之勇》緒言）：

荷馬李坐著轎子跋涉數百英里從廣州秘密趕到北京，半夜在紫禁城與康有為會面。康有為看到這個有殘疾的年輕人很驚訝，“你為什麼要來這裡？你能做什麼？”“我是來幫助中國擺脫母老虎，解救光緒，引領你的軍隊取得成功！”康有為笑了笑：“你還太年輕。”荷馬李回答道：“我與拿破崙在裡沃利時的年紀相仿。”康有為大笑，但荷馬李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最後，康有為讓荷馬李到陝西訓練志願者。帶著兩名轎夫、一名嚮導以及一位背著小包袱和卷軸的密使，荷馬李就這樣離開了北京。

克萊爾的記敘頗具戲劇性和傳奇色彩，但可信度有待商榷，因為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清政府正懸賞10萬元緝拿康有為，兩人在北京會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1900年7月底，荷馬李到兩廣招募軍隊，8月被授予中將軍銜。 他在華期間為保皇會訓練過一支由2萬5千名勞工組成的軍隊，據說還曾率部隊同八國聯軍一道攻入北京城。但荷馬李的中國之行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慈禧太后仍像紅蜘蛛一樣盤踞在龍椅之上。
1901年1月，荷馬李啟程回國，途中在東京郊外會見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認真聽取對方關於中日關係和國際形勢的分析。 回到加利福尼亞後，荷馬李繼續幫助保皇會訓練軍隊，目的是積蓄力量以東山再起。但康有為此時開始對荷馬李感到不滿。1901年7月，他曾致信保皇會洛杉磯分會會長譚良（Tom Leung），指責荷馬李不瞭解中國國內形勢，想法不切實際，只知道伸手要錢。 還有傳聞說荷馬李參與了容閎（Yung Wing）1902年密謀推翻清政府的計劃，但此事沒有確證。 不過，荷馬李在1904年確實與容閎的代表黃開甲（Wong Kai Kah）就軍隊訓練事宜舉行過磋商。 1905年2月，康有為到美國訪問並檢閱保皇會的軍隊中華帝國維新軍。由於梁啟超沒有與康有為溝通就任命法肯伯格（Richard Falkenberg）擔任部隊司令，使荷馬李誤認為康有為有意削奪其訓練軍隊的權力，這導致康、荷二人矛盾陡然激化。 康有為最後不得不發表一則聲明來化解此事：

致美國人民：
我特此宣佈，荷馬李將軍是我唯一認可並任命的中國在美所有軍事學校的負責人，從未任命過所謂“中華帝國維新軍”的司令。維新軍並不存在，任何聲稱擔任這一職務的人都是騙子。
康有為
中國維新會會長
1905年4月7日

即便康有為此舉意在緩和矛盾，但荷馬李與保皇會已然貌合神離，一是因為中國的維新派此時已回天無力，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荷馬李見到了一個人――孫中山。
1911年10月，孫中山接受紐約《濱海雜誌》採訪時談到與荷馬李的初次見面。黃季陸考證說兩人第一次會面應該是1904年在美國。 孫中山對這次會面印象深刻，詳細敘述了自己對荷馬李的印象：

有一次，當我向一群追隨我的同伴演說時，我看到一位體形矮小的年輕人。他不滿五尺，與我的年齡相仿，面色蒼白，看來身體孱弱。講演結束後，他走到我的面前說：“我願意與您共同奮鬥，我願意幫助您。我相信您的宣傳會成功。”從他的腔調，我知道他是美國人。他伸出手來，我握著他的手，並且謝謝他，但不知道他到底是何許人。我猜想他是一位教士或學生。在他走後，我問一位朋友：“那個駝背的小個子是誰？”“噢，”他說：“那是荷馬李上校，是現當今世界上出色的天才軍事家之一，也許是最出色的一個。他對於現代戰術無所不曉。”我吃驚得倒抽了一口氣。我說：“他剛剛表示願與我共同奮鬥。”
第二天早晨，我拜訪了荷馬李，現在是將軍，以《無知之勇》一書而聞名。我告訴他，假如我的革命獲得成功，而國人又授權給我時，我將聘他為首席軍事顧問。“不要等到您做了中國總統之後，”他說：“也許您做總統以前就會需要我。若沒有軍隊，您既不能組織政府，也無法維持政府。我非常相信，中國人經過相當訓練之後，都可以成為軍隊”。

二人的關係長期保持秘密狀態，直到1910年11月7日孫中山在信中仍叮囑說“請提防在美與你接觸的所有華人，絕不可向任何人透露你我的關係。” 荷馬李這段時間表面上仍與保皇會保持聯繫，為之訓練新軍，暗地裡為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在美籌集經費。1905年6月15日 ，荷馬李還陪同康有為到白宮拜見老羅斯福總統。後來，康有為把海外華人籌集的大筆經費用來在墨西哥和南美投資，此舉讓荷馬李很是不齒，兩人的關係進一步惡化。1905年11月30日，康有為從墨西哥寫信通知荷馬李，以華商失望為由免除他負責培訓軍隊的職務。
此後，荷馬李把主要精力從訓練軍隊轉向寫作《無知之勇》，繼續闡述他對於世界戰略格局的看法。1906年夏天，荷馬李從洛杉磯搬到了加利福尼亞的長堤居住。1908年，小說《朱砂筆》出版，作者試圖通過描述一個中國鄉村女孩的愛情故事思索當時中國面臨的政治困境及其解決途徑。令荷馬李失望的是，讀者對該書的反響並不大。出於對日本軍事發展的警覺，荷馬李認為有必要深入研究日本入侵美國本土的可能性，花了近7個月的時間到美國西海岸進行實地考察。荷馬李拖著病體跋山涉水，察看加利福尼亞州沿岸的海灘、港口、要塞、山地和沙漠，陪同他的是助手奧班尼恩（Ansel O’Banion） ，還有一頭名叫“寶貝兒”的驢子。荷馬李把這段遊歷特意寫到《無知之勇》的附錄中：

作者耗時近7個月從軍事的角度考察了聖哈辛托、聖貝納迪諾、聖蓋博和特哈查比這些山脈，莫哈韋沙漠及其周邊沙漠，行程1000至2000英里，結果都寫在文中。[頁344]

1909年3月，《無知之勇》由哈珀兄弟出版社出版，書名的意思是美國人的勇敢源於對國際政治形勢和軍事科學的無知。整本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強調軍事對於國家的重要性，分析美國面臨的諸多挑戰，如民兵制、工業主義、仲裁和裁軍、多民族構成等等，這些問題都有可能使美國在未來戰爭中一敗塗地；第二部分分析美國與日本發生戰爭的必然性，指出經濟相互依賴並不能防止日美發生戰爭，評估日本進攻菲律賓和美國西海岸可能採取的作戰計劃。
1909年11月8日，孫中山從歐洲到紐約籌集資金 ，次年2月至3月在長堤別墅與荷馬李及銀行家布思（Charles Boothe）多次會面。三人共同磋商中國下一步的行動計劃，實際上這份計劃便是廣州黃花崗起義方案的雛形。在記敘這次會面時，安舍爾（Eugene Anschel）對孫中山和荷馬李做了一番頗為有趣的對比。 他說兩人性格類似，樂觀自信、堅韌頑強、有膽識，屬￿那種自學成才的人。兩人在自己的祖國都稱得上是個局外人。孫中山受的是西式教育，缺少中國領袖所應具備的傳統古典教養，革命活動也多是在域外進行。同樣，荷馬李也沒有受過完整的西式教育，雖然《無知之勇》使其揚名海外，但美國軍政兩界似乎並不怎麼買帳。孫中山欣賞荷馬李的軍事才幹，也認同其主張的達爾文式社會進化論。
1911年6月，兩人在洛杉磯再次會面，商討擬於1912年3月舉行的下一次暴動計劃。孫中山同意在革命成功後由荷馬李制訂中國的外交政策。荷馬李還建議利用自己在英美政府內的關係來實施自己的地緣政治安排，希望兩國能幫助推翻清王朝並支持孫中山使中國變成自由民主國家的計劃。1911年7月，荷馬李因視力急劇惡化和鮑爾絲女士前往德國威斯巴登（Wiesbaden），請著名眼科醫生帕根施特賴歇爾（Pagenstreicher）博士診治。 這次治療效果不錯，孫中山8月11日還專門致信表示祝賀。克萊爾女士說，威廉二世在此期間曾邀請荷馬李參加德國當年的閱兵，二人坐著同一輛馬車檢閱部隊。但安舍爾認為這是傳言，威廉二世並未發出邀請，荷馬李向美國駐德國大使館提出的申請也被婉言拒絕。那位同樣有殘疾在身的德國皇帝據說讀過《無知之勇》並印發各級軍官傳閱，僅此而已。不過，荷馬李確實參加了威斯巴登附近德國第18集團軍的閱兵並結識一些中高級軍官。這次德國之行顯然沒有給荷馬李留下太好的印象，他後來這樣闡述自己對德國的看法：

俾斯麥的鐵血精神並沒有消失而是擴散到了日耳曼民族的血液當中。因此，在其他國家必須調整適宜環境等待天才出現時，德國需要等待的只是機會。
德國對外擴張之後，大英帝國領地四分五裂。在這一過程中，英國無須設法對付德國人而是要處理決定德國擴張的條件。正如俾斯麥期待的一樣，德國等待的只是符合自己的條件。俾斯麥的鐵血精神深深地浸潤著這個民族，即使俾斯麥不在，他們也能夠完成這個使命。德國已經成了俾斯麥的德國，他的精神被奉為圭臬，他略帶愁容的樣子無處不在。日耳曼人繼承了他的傑出天才，也繼承了他的殘酷無情。日耳曼人認同他的真理標準，日耳曼式的標準；認同他的殘忍，視正義如無物；認同他的國家理念，令人崇敬的國家理念。
整個日耳曼民族在得意洋洋之中忘記了上帝的存在。（頁132）

讓荷馬李反感的並不是德國的擴張，而是日爾曼人的民族性格。在他看來，任何國家強大後都會擴張，這是自然法則，德國這樣做無可厚非。他憎惡的是日爾曼人殘忍無情、沒有正義感。在自然法則的支配下，英國與德國的衝突已然不可避免，令人感歎的是一方在磨刀霍霍，另一方仍陶醉在溫柔鄉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孫中山分別於10月31日和11月1日接連致信身在倫敦的荷馬李介紹革命形勢。當時荷馬李正會見英國陸軍元師羅伯茨和友人辛克萊（John Sinclair）爵士，利用他在倫敦的影響力和人脈竭力爭取英國人對於辛亥革命的承認，同時想辦法繼續籌集活動資金。11月20日，荷馬李前往巴黎與孫中山會合，之後一同乘船返回中國。12月21日兩人抵達香港，胡漢民、廖仲凱、陳少白、山田純三郎、宮崎寅藏等人到碼頭迎接。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據說荷馬李是就職儀式上唯一的白種人。在總統就職儀式之後的招待會上，荷馬李和孫中山進行了簡短的談話。荷馬李並沒有像其他那樣向孫中山表示祝賀，而是說了這樣一番話：

中國現在成為了一個共和國。美國也是一個共和國。你們的共和國必須時刻警惕，用刀劍保衛美麗與和平……中國的敵人現在是歷史上反復出現的和平主義、政治腐敗……和日本。這三者是我們共同的敵人……我為這兩個偉大國家已經做不了什麼了。作為行將就木之人，我已經用書警告過美國，現在親口來勸誡你……除非你們的內心深處煥發出（武僧那樣的）尚武精神，否則自由的中國將會消亡。如果武僧沒有到來，這個古老王朝的告別時刻就已經降臨……

荷馬李把中國和美國都稱為共和國，二者共同的敵人是和平主義、政治腐敗和日本。在三個敵人中，荷馬李尤其重視和平主義，因為和平主義會致使中國喪失尚武精神，一旦出現這種局面，中國的命運將岌岌可危。
參加完典禮不久，荷馬李就突然中風，5天后徹底失明。1912年4月13日，荷馬李夫婦被迫從上海啟程返回美國。1912年6月，《撒克遜時代》一書在美出版，但應者寥寥。更為不幸的是，荷馬李10月27日病情加重，11月1日便與世長辭。荷馬李下葬時穿的是中華民國將軍服，其遺願是希望埋在中國。半個多世紀後，蔣介石親自下令將荷馬李夫婦的骨灰遷至臺灣陽明山第一公墓，並允諾待兩岸統一後再移柩南京中山陵畔。
回顧荷馬李的一生，人們不禁會心生疑問，荷馬李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可他為什麼會如此熱愛中國？這份情愫難道不會與其美國公民的身份相衝突？有人給出一個頗為冷靜、理性的解釋。按照這種觀點來看，荷馬李對中國革命的全力支持是基於其國際政治形勢的判斷。當時的英、德、俄、美、日均屬世界列強，英國在歐洲的主要對手是德國和俄羅斯，美國在亞太的主要對手是日本。需要指出的是，一戰前日本的強大和美國的虛弱遠超出我們今天在美國全球霸權圖景下的想像力。當時，日本通過甲午海戰消滅了中國北洋水師，通過對馬海戰和日俄戰爭遏制住俄羅斯在亞太的擴張，其崛起勢頭之迅猛令人心驚。這樣讀者才能理解荷馬李為什麼在《無知之勇》中用那麼大篇幅分析日本入侵美國本土的可能性。要應付這樣的地緣政治格局，美國就需要與英國聯手在歐洲對抗德國和俄羅斯，在亞洲對抗日本和俄羅斯。為實現這一目標，英美必須使中國擺脫頹勢成為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荷馬李認為，一個強大的中國有助於維護盎格魯·撒克遜人在遠東的霸權。與此同時，要想讓英美支持孫中山的新政府，中國就需要給予兩國比其他列強更高的地位。通過支持中國，英美可以獲得巨大的戰略優勢：“首先，有了英美的財政支持和軍事顧問，中國可以發展成為地區大國。其次，中國可以成為英美在亞太的安全壁壘，與日俄對抗。最後，英美通過特殊地位可以獲得其他國家在華的巨大經濟利益。
按照這一邏輯，荷馬李作為美國人支持中國革命似乎理所應當。但這種解釋太過理性，人世間的事情並非都是純粹的利益算計。如果他這樣做只是基於清醒的戰略考量，我們就很難理解，荷馬李為何兩次冒著生命危險千里迢迢趕赴中國，為何死後執意要把自己的骨灰埋在中國的大地上。或許一個神乎其神的說法更能說明問題。荷馬李說他少年時做過一系列奇怪的夢，夢見自己是武僧朱元璋轉世，要率領軍隊保衛中國。這種說法近乎荒誕，卻有助於人們理解荷馬李的中國情結。理性與情感本來就是人類精神世界相克相生的兩面，正是這種非理性因素加上對國際形勢的戰略判斷，才使得荷馬李深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除了在《無知之勇》中多次談到中國，荷馬李還寫過多篇有關中國的文章，如“中國的防禦”、“中國還能戰鬥嗎？”“王安石變法的失敗”，甚至還有“中國經濟建設規劃”。一個人對中國傾注如此多的心血，無論如何僅僅用戰略利益來解釋是說不通的。
臺灣軍事史專家紐先鐘先生認為，“對荷馬李影響最大的是19世紀流行的達爾文主義以及日耳曼學者所主張的國家有機體論”，但同時指出“他的確是一位獨來獨往的天才……無所師承，甚至沒有太多的前人著作可以作為其發展思想的踏腳石”。 荷馬李的基本思想概括起來說就是反和平主義、反重商主義和地緣政治大戰略。
和平主義起于19世紀初，第一個和平協會於1815年在紐約成立，到20世紀初在美國仍頗為流行。其立場是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或暴力，認為通過談判協商就能解決爭端。荷馬李在斯坦福大學的校友喬丹（David Starr Jordan）便是一名和平主義的鼓吹者，此公終其一生都在激烈批駁荷馬李的觀點。在《無知之勇》問世後，喬丹發表書評，稱荷馬李是江湖騙子，極其好戰，此書完全是胡說八道。荷馬李反過來認為，和平主義者完全沒有看清人世政治的本來面目，軍事實力才是國家生存的基礎，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槍桿子裡出政權”。通過談判和仲裁徹底實現國家間的永久和平，這無異於癡人說夢。仲裁根本無法消除戰爭的原因，充其量是在拖延戰爭爆發的時間。同許多理論分歧一樣，兩人都沒有說服對方，但在荷馬李死後旋即爆發的世界大戰為這場爭論劃上了句號。
重商主義產生於16世紀中葉，主張工業和商業是國家生存的基礎，國家的根本目標是追求財富。荷馬李強烈反對重商主義，認為這會使國家變成一個饕餮之徒。如果不對重商主義提早防範，“工業在國家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會墮落成為重商主義從而造成國家最終的毀滅”（頁27）。當一個國家把追求財富作為首要目標時，民眾也會隨之把金錢作為人生的目標，把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當所有人成為拜金主義的信徒，沒人會去考慮國家真正需要的東西。國內的各利益團體為爭奪財富往往不擇手段，不計後果。一旦出現這種情況，我們進一步的推論就是，一個國家會對其軍隊採取兩種極端策略：要麼為發展經濟削減對軍事發展的投入，使軍力嚴重受損，無力抵禦外敵入侵；要麼在軍工利益集團的推動下頻繁發動戰爭，借此增加國家的軍費開支以滿足一部分人的私欲，使國家陷入不必要的麻煩之中。
荷馬李批評的一種論調是，經濟依賴可以消除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日本經濟學家金子堅太郎（Baron Kaneko）在美國發表文章說，如果日本停止向美國出口絲綢和茶葉，美國人就穿不上綢緞衣服，喝不上茶。相反，沒有美國的棉花、麵粉和石油，日本人的日子也過不下去。因此，日本和美國不會發生戰爭。 對此，荷馬李分析說：

同和平時期一樣，商品交換在現代戰爭中仍受供需法則的支配，這取決於貿易航線的多樣性和國際交流的複雜性。只有在生產手段被毀壞或出口國家的貿易航線被海軍控制時，這些因素才會受影響……在兩國戰爭期間，跨太平洋貿易會暫時停止，但兩國各自的商品需求依然存在，商品交換依然進行，只不過是交通的航線和手段不同而已。通行于蘇伊士運河的中立船隻會繼續進行在太平洋暫時停止的貿易。日本和美國商品交換的變化只是運輸時間更長和在歐洲港口的運輸成本更高。運輸所增加的成本會反映到商品價格同等幅度的增長上並以從價關稅的形式影響到消費者，這對兩國的政府或民眾來說沒有區別或者說差別很小。（頁165-166）

由於兩國的經濟高度依賴，由於擔心開戰後日本會停止出口絲綢和茶葉，美國人就不會宣戰。這種想法要麼是過於天真，要麼是別有用心，因為金子堅太郎說這些話時“臉上會帶著漠然和冷笑（頁164）”。戰爭不會使美國人得不到絲綢和茶葉，也不會使日本停止出口絲綢和茶葉，這兩種商品會以其他的貿易渠道經過多層轉運進入美國消費者家中，只不過由於成本增加，價格會翻上幾倍。反之，美國的棉花、麵粉和石油也是如此。荷馬李真正想說的是，經濟是國家強大的基礎但不等於國家利益的全部，甚至也談不上是國家的最高利益。沒有強大的軍力，一個國家越富裕就越會引起他國的覬覦從而加速自己的滅亡。
與金子堅太郎恰恰相反，荷馬李認為美國與日本的戰爭已不避免。隨著軍力的增大，日本通過甲午海戰和對馬海戰戰勝中俄兩國後必然要稱霸太平洋。要實現這一雄心，日本一定會想辦法把美國趕出太平洋，甚至派兵攻佔美國的本土。荷馬李做出這一判斷的理由是，國家同個人一樣有著誕生、成長、衰敗的生命循環。如果說決定著個人生命力的是體力，那麼支配著國家命運的則是軍力。” 按照這一邏輯推斷，日本擁有強大軍力之後不可能不對外擴張，荷馬李可以說看透了日本人的心思。由於美國各州當時紛紛掀起排外行動侵犯外國人權益，荷馬李認為，這會使日本挑選一個合適的時機對美國宣戰，“當日本展示美國的不良行徑並宣戰時，全世界都會認為日本的立場不僅合法而且正當（頁183）”。一旦開戰，日本會迅速出兵搶佔關島和菲律賓等軍事要地，戰爭就是對於戰略位置的爭奪。令人瞠目的是，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戰略戰術與荷馬李的預測如出一轍，真不知是因為荷馬李具有先知般的預見性還是因為日本人把《無知之勇》當作了教科書。
同經濟問題一樣，民族問題也是荷馬李的重點關切。種族的同質性是一個國家穩定的基礎，也就是說，民族構成越單一，一個國家就會越穩固。因為種族的同質性有助於國家克服各種臨時性的腐敗。“當一個國家由不同的種族組成時，其穩定性的強弱取決於政府是由一個主導性種族所掌握，還是權力分散在不同的種族和政治要素中（頁117）。”當權力逐漸分散到諸多民族手裡時，國家就會出現政治分裂和軍事割據。讓荷馬李擔憂的是，美國的民族構成正在變得日益複雜，大量移民從歐洲、亞洲、美洲不斷湧入，這使得單一種族越來越難單獨掌控權力。外來移民又大多居住在城市，他們會通過投票慢慢改變美國統治階層的性質，整個國家最後會陷入內部的爭權奪利中。此外，對於美國實施宗主權的菲律賓、波多黎各和古巴，荷馬李警告說，美國不要幻想著能通過政治教育把這些民族同化為美國人，這一天永遠不會實現。

癒合的傷口總會被揭開，在人類的所有激情中，被征服者的仇恨最具持久性。一個征服的國家絕不能忘記：通過武力得到的東西，必須繼續通過武力來持有。（頁122）

這些話對於現代人來說可能比較刺耳，但荷馬李只不過是把很多政客遮遮掩掩羞於啟齒的問題挑明而已。難民問題和恐怖主義如今把歐洲人搞得焦頭爛額，繼續堅持一貫的政治正確還是放任極端右翼滋蔓，這確實是歐洲人不得不面對的艱難選擇。
此外，荷馬李最大的思想遺產應該是在地緣政治領域，此類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德國學者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他在1897年發表的《政治地理學》（Politische Geographie）中把地理學、政治學和達爾文主義結合在一起，提出國家有機體理論，即國家的興衰過程有著生命有機體一樣的規律。荷馬李完全贊同這一觀點，在《無知之勇》中專門用一章來論述國家的興衰。同人的生命一樣，國家的誕生、成長和衰敗也受自然法則所支配，“國家的政治有機體是理性存在物（即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原子）的集合體”（頁8）。如果說人的健康取決於體力，國家的壽命則取決於國力，其核心是軍事實力。國家在戰爭中誕生，也在戰爭中滅亡，“這一冷酷法則從未停止或改變過”。個人的生命不會靜止，國家的生命也不會停滯，其政治邊界要麼擴張要麼收縮。國家在成長的過程中邊界會不斷向外延伸，當兩國擴張的邊線成鈍角時戰爭爆發的時間可能是數百年以後，但當成銳角且推進速度較快時，戰爭很可能是幾年或幾十年之內的事情。反之，國家在衰落過程中擴張邊線會停滯不前，甚至向後收縮。決定著一個國家擴張邊線的推進方向、速度的是其民眾的願望、國內政治經濟的發展階段、軍力、重商主義的影響、權力的集中程度等諸多要素。正是根據這一理論基點，荷馬李提出美國和日本在亞太遲早會有一場大戰，因為兩國的擴張邊線正是在這一地區迎面相撞。荷馬李的開創性在於，他最早認識到日本和太平洋的戰略意義以及日德俄結盟的可能性。這對德國地緣政治學派產生了深遠影響。德國戰略學家豪斯霍弗（Karl Ernst Haushofer）後來就採納荷馬李的三國結盟構想，並使之成為二戰時德國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對地緣政治學的貢獻相比，荷馬李反倒更在乎自己在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他臨終前念茲在茲的仍是能否親眼看到中國革命取得成功。令人汗顏的是，對於這樣一位深度介入現代中國誕生過程的歷史人物，我們的研究少得可憐。大陸報刊到21世紀初才有兩篇文章，也不過是荷馬李生平的泛泛之談。“往事無蹤，聚散匆匆”，遺忘有時是最好的解脫，但有些人、有些事著實應銘記在心，更何況是這位對中國情有獨鍾的戰略奇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