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從被出賣到凌虐，台灣被殖民與自我殖民的困境

長期受日本殖民與知識份子將西方文化崇尚化，
被殖民的台灣人，
是否錯亂了民族情結與自我認同？

你無法想像：
‧為何有5千個台灣知識菁英要跑去日本扶植的滿州國，其中竟有1千個是醫生？
‧為何抗戰勝利後，大後方竟比汪精衛政府統治的地區還落後，成為國民黨在大陸全面潰敗的主因之一？
‧為何蔡英文執政後在琉球樹立的「台灣之碑」，是刻意扭曲歷史，是屈辱台灣的表現？

日本之覬覦台灣，為期甚早。日本軍國主義擴張路線擘劃藍圖，便已經將「北割滿洲之地，南收台灣、呂宋諸島」列為國家目標。日本帝國主義佔據台灣之後，先人奮起反抗，賽德克巴萊不是電影，是歷史。
然而，被殖民的知識菁英，為了追求「現代性」，不惜拋棄自己的文化傳統，而盲目推崇殖民主所提倡的價值觀，逐漸形成所謂「自我殖民」的現象。
更清楚地說，從一九○五年清廷廢止科舉以來，所謂「大學」的一切建制，都是外來的。在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文化欠缺相應理解的情況下，他們很容易將西方大學的建制加以神聖化，盲目崇拜，而產生「自我殖民」的心態。
尤其二次大戰之後，來自「大後方」的「勝利者」，雖然大權在握，但他們歧視「淪陷區」的大學，將他們貶抑為「敵偽」大學，卻不敢貶抑其殖民母國的大學，因為後者隱含有較高的「現代性」或「進步性」。
本書從國民政府特工楊鵬與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徐復觀，探討為何國民政府在短短四年失掉大陸，敗走台灣。如何從「文化中國」的史觀，看出儒家文化中的國家興衰之理。

黃光國
臺北市人，1945年11月6日出生。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現任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致力於結合東、西方文化，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發展本土社會科學。
著有中英文學術論文近百篇，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優良研究獎十餘次，曾任臺灣大學終身特聘教授，臺大講座、傑出人才講座、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總統府國策顧問、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亞洲社會心理學會會長、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會會長。

本套書總名為《夾縫中的台灣》，內分三冊，第一冊《中西文明的夾縫》，旨在說明西方殖民帝國主義興起之後，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為什麼會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第二冊《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前半部敘說日本帝國主義佔據台灣之後，先人奮起反抗的歷史。第六章〈被屈辱的台灣〉，則由蔡英文執政後在琉球樹立的「台灣之碑」，說明獨派為了追求獨立，如何刻意扭曲歷史。
這種扭曲歷史的現象，反映出本書第三冊《殖民現代性的辯證》所要探討的一個根本問題：被殖民的知識菁英，為了追求所謂的「現代性」（modernity），不惜拋棄自己的文化傳統，而盲目推崇殖民主所提倡的價值觀，結果形成所謂「自我殖民」的現象。這種現象從獨派人物選擇性地推崇後藤新平已經可以看出其端倪，這也是本書第二章〈被修理的台灣〉所要闡述的重點。
要了解「殖民現代性」的成因，二次大戰前後，還有兩個值得探討的區域，一是日本在中國東北扶植成立的「滿洲國」；一是日本對中國發動戰爭後，在淪陷區成立的汪精衛政府。
不管其目的為何，日本人在這兩個地區都曾經致力於「現代化建設」，這兩個地區人民的生活確實也有所改善。先拿前者來說，一九三○年代，滿洲國成立後，在東北積極從事建設，吸引了許多台灣的知識菁英前往工作。在作為「殖民地」的台灣，台灣人始終是被當做「次等公民」對待：台灣人學校畢業後，進入公務機構工作，職位最高只能升到「郡守」（課長）；滿洲國成立後，立即有台灣人出任「外交總長」（謝介石）。不僅如此，在台灣進入職場做同樣的工作，日本人的薪給硬是比台灣人多六○％！
基於這樣或那樣的種種原因，在那個時代，台灣的知識菁英竟然掀起一股「來去滿洲」的熱潮，到二次大戰結束時，有五千個台灣人到滿洲去找工作，其中竟然有一千個是醫生！許多東北人以為台灣是「醫師島」，其實是因為作為殖民地的台灣，年青人要想進入高等院校，只有「醫科」和「農科」可作選擇，法政科系是「統治階級」專用的知識，殖民地人民休想問津。
滿洲和台灣比較，儘管有這樣的反差，但這並沒有辦法改變當時的滿洲是日本附庸國或次殖民地的事實。本書第七章〈末代皇帝的墨鏡與認同危機〉說明溥儀是在什麼樣的主客觀條件下，半推半就地接受日本人的脅迫，出任滿洲國的「執政」。然而，溥儀畢竟無法改變他作為「傀儡皇帝」的情勢，本書第八章〈末代皇帝的御醫〉說明了這位傀儡皇帝的生命處境與歷史命運。
除了滿洲國之外，抗戰期間在中國領土上成立的傀儡政權，還有南京的汪精衛政府。本書第九章〈南京大屠殺〉之後，藉由一位國民黨政府特工的視角，說明當時「淪陷區」的經濟建設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其實都比「大後方」來得高。
抗戰勝利，在短暫的歡欣過後，來自「大後方」接受大兵目空一切的氣焰，已經使「淪陷區」的人民產生反感，宋子文不理周佛海的建議，硬是將「國幣」和淪陷區「儲備券」的兌換比率訂為一○比二○○，已經注定國民黨在大陸潰敗的命運。這種錯誤的決策，就很難用「殖民現代性」來加以解釋了。這一點，從楊鵬的生命敘事中，可以看得最為清楚。

導讀
第一章　被出賣的台灣
第二章　被遺棄的台灣
第三章　被踐踏的台灣 第四章　被修理的台灣
第五章　被凌虐的台灣
第六章　被屈辱的台灣
第七章　末代皇帝的認同危機
第八章　軍國主義與傀儡皇帝
第九章　南京大屠殺之後

第九章　南京大屠殺之後
一位「軍統特工」的「見證」
《見證一生》是一本非常奇特的書。作者楊鵬的父親，楊潤之先生，原本是南京附近「瓜埠」地方上的一位鄉紳。抗日戰爭爆發，南京大屠殺之後，接受國民政府的指派，成為軍統轄下「忠義救國軍」一支游擊隊的隊長，後來竟被暗殺。
楊鵬天生體弱，他為了報父仇，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被「軍統」人員吸收，在南京為軍統局做事，成為國民政府的一名特工。抗戰勝利後赴重慶，受戴笠軍統局高級幹部班訓練；國民政府撤守台灣後，他又奉派到日本，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國共對立時期，他先後在日本及香港從事情報工作。一生經歷過許多奇險，但平生做事卻恩怨分明，從不違背良心，最後總能得到奇人相助，化險為夷。從「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華文化傳統來看，楊鵬在《見證一生》中記錄了許多他親身經歷過的「因緣果報」，故事最為珍貴，也最可以用來教化人心。然而，這卻不是本書的目的。
本系列題為《夾縫中的台灣：殖民與自我殖民》。從本書的角度來看，《見證一生》跟本書主旨有關的部分有二。第一，是該書第二章「南京游擊部隊的興起與解散」，可以讓我們看出：抗戰前後，傳統中國社會的特色；第二，是該書第四章「日本投降了，中國失敗了」，可以讓我們看出日本文化的特色；以及抗戰勝利後，為什麼國民政府會在短短四年後就失掉大陸，敗走台灣。
楊鵬身為國民政府的「特工」，青年時期又在所謂的「日偽」淪陷區中成長和工作，但他對這個問題的觀點，跟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徐復觀，卻是不謀而合。由於本書的目標在於提供一種「文化中國」的史觀，因此本章比較他們兩人的觀點，希望藉此看出儒家文化中的國家興衰之理。
第四節　在勝利中失敗
美國以原子彈投擲日本廣島長崎，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這突然而來的「抗戰勝利」，沖昏了全體中國人的頭。上從蔣委員長和政治領袖，下至平民百姓。一個個震驚興奮如癡如狂。
中國自動的列為世界五強，政府官員一個個以英雄功臣自居，面對廣大的淪陷區家鄉父老驕傲地眉飛色舞，不可一世。廣大淪陷區的兩億同胞，自八月十日從廣播中得知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家家戶戶以無比歡欣鼓舞的心情，翹首仰望政府「還都」回來。誰也沒有想到，這勝利的開始，卻也是國家失敗的開始。
「失掉民心」
當南京市民從廣播中聽到，國軍最精銳部隊「新六軍」由軍長廖耀湘率領，於八月十六日抵達南京接防。將自中山門進城，步行與民眾見面。全城民眾，家家戶戶搶購國旗炮竹，扶老攜幼，滿街排立，歡欣鼓舞，翹首迎接國軍的到臨。每一條人們看到旗兵手持青天百日滿地紅的國旗到來，立刻大喊大叫，手持國旗跳躍，高呼蔣委員長萬歲萬萬歲。大多數人簇擁部隊兩旁，隨部隊前行。那個場面真是驚天動地。展現出中華民國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民大團結。
距「光復」「接收」實際上不到四年。能夠堅強抵抗強大日軍的幾百萬國軍，卻被北方農村爬出來的土共打得一敗塗地，節節後撤，終於退到台灣，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失掉民心」。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為什麼國民黨「失掉民心」會讓它「失掉天下」呢？
在抗戰勝利後，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中央黨部聯合秘書處副秘長的徐復觀，依他參與高層應對時局變化的經驗指出：
有四件事，已決定了政權的命運，不是地位低微的我所能力的。
第一、由瘋狂劫（接）收更進一步為瘋狂的物質享受的追逐。
第二、由頑固而又非常自私的整編政策，變成無可用之將，無可用之兵。當時硬性遣散游離部隊的口號是要『讓這些東西去害死共產黨』，山東、東北的共產黨，就是這樣害大了的。
第三、「三個月消滅共匪」，「六個月消滅共匪」的作戰指導方針，輕突盲進，軍力受到大量的消耗。
第四、黨內瘋狂的選舉競爭，在生死關頭，選到從中央地方的虛脫狀態。
針對第一點，徐復觀認為：
國民政府「接收」人員，如果能以「同胞」的身份和態度來進行「淪陷區」的政權和治權轉移，則中國就可能平順的走上復興的道路。事實上「接收」人員卻是以「勝利者」的心態進入「淪陷區」，「先搶漢奸的財產，繼搶敵人留下的物資……這批『劫收』闖將，從工廠、交通機關等搶入私囊者不過百分之二、三，但是工廠、交通機關的百分之九十七、八皆隨百分之二、三的抽筋折骨而殘廢」。
「抗日英雄」與「草民百姓」
楊鵬在「淪陷區」成長，又曾經在汪政府中工作，他的切身經驗當然比徐教授深刻得多。當時他看到的是；自從國軍還都後，南京街景變了，後方來的人一天天增加，大街上突然出現美製的吉普車，車上坐的都是軍官，穿著美製的緊身小夾克，腰間圍著一條皮帶，掛著一支小手槍。神氣極了。沒有多久，車上就坐上了年輕漂亮的女郎，招搖過市，車子所到之處，不斷按喇叭，要其他人讓路，如有不順，立即用四川口音開罵。市民也多逆來順受，因為他們是高人一等的「抗日英雄」。
在茶樓、餐廳、舞廳、夜總會、電影院、公園等等公共場合，他們若非著軍裝而穿西裝，則必在胸前別一枚勛章，口操幾句四川話，稍有不稱心意，則開口罵人；如欲頂嘴或言語對抗，他們就會出口罵出「你們這些日本走狗」、「你們是小漢奸」、「你們受的是奴化教育」、「敵偽學生」等等。受者只有忍氣吞聲、俯首受辱。楊鵬在淪陷區生活八年，而且是地下抗日份子，心中非常了解：汪精衛政府的下級官員未必很優秀，但沒有對老百姓壞到如此地步。
淪陷區的老百姓受辱之餘目瞪口呆。料不到離散了八年的「父母」，竟是這樣的一付面目，楊鵬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勝利來得太突然，政府匆忙之間，就要派出部隊到廣大的淪陷區各大城市，去「接收」，沒有完整的策劃，沒有周詳的政策要領。各級首長或部隊長對下屬也沒有正確的教育訓練和指示。
他們的心中沒有「愛」、沒有「仁」。一個個把抗戰勝利的套在自己的頭上。勝利是屬於他們的，而不是全民的。在淪陷區的「草民百姓」面前，他們是英雄、是豪傑、是功臣、是救星；他們所到之處要恭維、要讚美、要崇拜，要人敬畏。要五體投地的感恩載德。這些不知天道地厚、自我膨脹的害群之馬，到達首都南京、上海，就搞得民心全失，最後都被共軍打敗。
「經濟剝削」與「經濟崩潰」
汪精衛政府治下淪陷區人民豐衣足食，商業繁榮，物價穩定，是中華民國成立以來，經濟上最好的一段時期。日本投降後的一個月，楊鵬被調到重慶受訓十個月。
楊鵬看到人民的衣食住行和經濟情況差到極點，政府的財政也壞到極點。這是可以理解的。在這樣的對比下，國幣的幣值理應低於汪政府「中央儲備銀行」所發行的「儲備券」的幣值。但是在政府「還都」的那幾天，突然宣佈：「國幣和儲備券的兌換率是一比二百」！由重慶到淪陷區的人，用一塊錢可以在淪陷區買到價值兩百塊錢的東西。
這個決定完全違背了物價指數和貨幣計價的正規法則，等於是在對淪陷區兩億同胞的資產作廉價的沒收，引起淪陷區人民極度反感。後方來的人則是興高采烈，大肆揮霍，任情採購。所有聲色場所到處充滿了半生不熟的四川話，顯示他們是來自大後方的「抗戰英雄」。淪陷的一切都是他們的戰利品。淪陷區的人民用二百元對他們的一元，似乎應該是沒有話說的。
楊鵬到重慶受訓時，曾經聽到受訓學員告訴他的一則故事：其實周佛海一直和戴笠有秘密聯絡。受訓的同學，現在也住在小白宮內陪周佛海，抗戰勝利後，戴先特地派專機，把周佛海從南京接到重慶。周住進小白宮後不數日，宋子文即到小白宮會晤周佛海。主要目的是研商國幣和儲備券的兌換率。周說明他在南京發行鈔票的相對基金黃金數目和價值超過發行量。國府如有財政困難，可以考慮以一兌一。宋聞後不悅。周立刻改口說「以一兌二」也可以。宋仍不悅，旋即離去云云。
沒想到宋子文回南京後，竟然宣布以一兌兩百。其狂妄大膽和蠻橫，不但傷透兩億人民的心。最後經濟崩潰，人民朝不保夕，大堆鈔票買不到一斗米。蔣先生如何不敗？中共豈能不勝？宋在危國家急時，辭去行政院長遠走美國，從此隱姓埋名，無人知其音訊。
「淪陷區」與「大後方」的對比
在我看來，當年國民政府之所以會作出一系列嚴重的政策錯誤，主要問題在於「艱苦抗戰」的「大後方」和「生活富裕」的「淪陷區」生活條件存有強烈的反差，在萬分艱苦的條件下苦撐的國軍官兵，沒想到美國的原子彈迫使日本立即投降，一夕之間變成了戰勝的英雄，而以「戰勝者」的姿態，變成「接收」，回到被「光復」的「淪陷區」，雙方生活條件的強烈反差，使他們忘了「直道而行」，而開始「劫收」各種「戰利品」。許多國民政府官員得意忘形，而又「飢不擇食」地假公濟私，大搞「五子登科」，最後是整個體制的快速崩潰。
楊鵬被軍統局調到陪都重慶去受訓的時候，他立刻注意到重慶「市區房屋簡陋陳舊不堪，斷簷殘壁到處都是」，相反的，「淪陷區除了南京大屠殺以外，在汪精衛治下，老百姓過的是物質充沛的富裕生活」（頁一○五~一○六）。他舉了一個自己的親身經驗過的故事為例，說明當時「大後方」和「淪陷區」的明顯對比：
在磁器口附近，有一個叫沙坪壩的大學校區。整個校區在幾座不太高的山地上，計有中央大學、重慶大學、西南聯大、浙江大學和交通大學。五所大學分不清楚各校地界限，禮堂球場圖書館等公共場所由五所大學合用。校舍建築和設備與淪陷區內的大學根本不能相比，可用小巫與大巫形容。
有些教授是數校兼任，多數教授著西裝，質料很差，學生衣服更不用提，天冷都是中山裝式的布質棉衣，男女皆顯得臃腫。布鞋草鞋，皮襖鞋很少。有一天楊鵬穿著南京帶去的西裝皮鞋，跟一位張姓同學去聽音樂會。唱罷，有幾位男女同學經張介紹圍坐閑聊，有人伸手來摸他衣袖，驚奇是呢料子作的，有人也問他的一雙光亮皮鞋是什麼皮做的。問得楊鵬十分後悔，不該穿著這麼整齊光鮮，來到這樣艱苦的環境，讓人羨慕。
「自我殖民」與「現代性」
楊鵬親身的經驗告訴他，後方大學的校舍、師資、設備……等等卻和他就讀的中央大學相差甚遠，他感到很不服氣的是：政府不但不承認他們的學歷，反而給他們扣上一頂「敵偽」的大帽，迫使他們必須隱藏學歷。「說自己是高中畢業嘛？實在是心有不甘，說有大學學歷吧！反而招來輕蔑筆試的眼光」（頁五一）。
他們不服氣的是：日本當年是「敵」國，「但到日本留學的畢業生，無論抗戰前、抗戰後以及抗戰期間，其學歷不但承認，而且堂而皇之的承認，且有尊奉的心態，和留德國、英國、美國、俄國一樣的被政府和民間捧為『外國歸國學人』（頁五一~五二），」認為「其間的矛盾是非，令人不解」。
來自「大後方」的「勝利者」，雖然大權在握，他們敢於歧視「淪陷區」的大學，將他們貶抑為「敵偽」大學，卻不敢貶抑其殖民母國的大學，因物後者引含有較高的「現代性」或「進步性」。
這個問題已經涉及更深層「殖民現代性」議題。更清楚地說，從一九○五年清廷廢止科舉以來，所謂「大學」的一切建制，都是外來的。在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文化欠缺相應理解的情況下，他們很容易將西方大學的建制加以神聖化，盲目崇拜，而產生「自我殖民」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