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選舉

選舉≠民主

拒絕政客情緒勒索、拒絕含淚投票！

英國人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
──盧梭《社會契約論》

代議制民主已身陷困境，這一點越來越顯而易見。如今，西方國家的投票率越來越低，政黨成員越來越少，政客們越來越傾向於根據選舉日期來調整策略，結果就是，西方社會患上了作者所稱的「民主疲勞症候群」。該如何醫治這一疾病呢？凡‧雷布魯克在本書中給出了分析和答案。

◎本書繁體中文版依據二○一六年七月 The Bodley Head 出版社版本增補修訂。

國際作家、媒體一致好評：

「透過全民投票選出領導人，並不能產生真正的民主政府——這似乎是歷史向我們展現的結論。范雷布魯克發出切實有力的呼籲，提倡重返抽籤制，並勾勒了一整套經過深思熟慮、落實抽籤式民主的計畫。抽籤式民主勢必會遭到大眾媒體及政黨的強烈反對，難以輕易獲得採納，儘管如此，付諸實踐的時機或許到了。」——柯慈（J. M. Coetzee）（200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這本出色的作品打破傳統陳規，迫使我們嚴格檢視所有既有的想法及根深柢固的信念，這時機再及時不過了。范雷布魯克揭露了令人震驚的歷史事實，即法國和美國之所以選擇選舉制，恰恰是因為選舉是不民主的，他接著毫不留情地證明，選舉制非但沒有捍衛我們的自決權，實際上反而在阻礙我們的民主發展。」——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神的歷史》作者）

「極具說服力……政治領域鮮少出現新的創見，也很少有人能夠回應民主政治面臨的嚴峻挑戰……令人振奮並推動一個大有可為的實踐法……新鮮、富挑戰性、清楚明瞭。」——《泰晤士報》

「充滿說服力地說明了，我們一直以來都誤將民主與選舉混為一談。」——《觀察家報》

「范雷布魯克希望復興一種體制，其政府不僅為人民服務，而且真正由人民組成……本書對於這種以民眾同意為堅實基礎的制度，提供了相當具說服力的描述。」——《金融時報》

「當民主體制病入膏肓，本書提出一帖激進的藥方，力圖挽救民主的本質。
這個聳動的書名並未道出全貌。正如歐洲知識分子范雷布魯克在書中所主張，我們需要的不是削減民主，而是更純粹的民主。他寫道，將民主等同於選舉是大錯特錯。事實恰好相反，選舉是反民主的，選舉創造了一批脫離選民、且不被選民信任的政治貴族。是以，「由此看來，『民主疲勞症候群』的根本病因在於，我們全都成了選舉基本教義派，既瞧不起當選人，又將選舉奉若神明。」假如民主疲勞症候群就是那急速惡化的疾病，又有何治療方法？作者以歷史方法謹慎立論，提倡回歸古典時代雅典的民主原則，其公民參與的方式並非投票，而是抽籤。代表人民組成政府的執政者，其遴選方式就如現代民主國家選擇陪審團一樣，將重要的決策交付隨機抽選出的公民手中，由他們進行商議並達成共識，而非透過投票或功績制推舉人選。此提案的靈感來源中，較新近的是一名德州學者提出的「審議式民主」概念，該學者有鑑於愛荷華和新罕布夏等較不具代表性的州，卻對總統選舉擁有極大影響力，從而提議由一個規模較小、較多元化的團體組成議會進行審議，這樣的程序也許會比現在的兩極分化更有機會改變想法。面對如此激烈的變革，最感震驚的莫過於擔任守門人的政黨、媒體，以及其他既得利益者。然而，「我們為何接受遊說團體、智庫和各類利益集團得以影響政策，然而對於是否將決策權給予普通民眾，卻感到猶豫不決，他們不正是與政策最為休戚相關的嗎？」
讀者若不認同本書提出的療法，至少應會承認其診斷確實一針見血，精準敏銳。──《科克斯書評》

目錄
第一章 症狀

狂熱與懷疑：民主的悖論
合法性的危機：支持率下滑
效率的危機：活力下降

第二章 診斷

政客的過錯：民粹主義
民主制的過錯：專家治國
代議民主制的過錯：直接民主
選舉代議民主制的過錯：一種新的診斷

第三章 致病機轉

民主制的程序：抽籤（古代和文藝復興時期）
貴族制的程序：選舉（十八世紀）
選舉的民主化：虛假的過程（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

第四章 良藥

抽籤選則的強勢回歸：審議民主（二十世紀末）
民主實踐的革新：國際性浪潮（二○○四─二○一三年）
未來的民主創新：以抽籤模式為基礎的立法機構
以抽籤為基礎的民主藍圖
呼籲雙代表制

結論
致謝
參考文獻
注釋

第一章 症狀

狂熱與懷疑：民主的悖論

人們對民主的態度甚是古怪：每個人似乎都心生嚮往，但無人再對它心存信任，儘管國際統計資料向我們表明，越來越多的公民自稱擁護民主。數年前，大型國際研究項目「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對來自五十七個國家的七萬三千多人展開了調查，這些國家的人口數量占全球人口的近八五％。當被問及是否認為民主是治理國家的良策時，不少於九一‧六％的調查對象做出了肯定回答。全世界贊成民主思想的人口比例從未如此之高。
如此高昂的熱情真是令人不可思議，尤其考慮到不到七十年前，民主制度還是「一片狼藉」。在經歷了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及殖民主義之後，全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僅有十二個名副其實的民主制國家。*2不過，在民主制國家的計數器上，指針開始緩慢地往上爬：到一九七二年時，共有四十四個自由民主制國家；到一九九三年時則高達七十二個；時至今日，全球一百九十五個國家中有一百一十七個以選舉程序為基礎的民主制國家 ，而其中的九○％可以說是實踐意義上的自由民主國家。縱觀歷史，民主制國家的數量從未如此之多，對這種政府形式的呼聲也從未如此之高。
然而，人民對民主的狂熱出現了降溫趨勢。這項「世界價值觀調查」還表明，在過去十年中全世界越來越熱烈呼喚「不必因議會或選舉之事而費盡心思」的強人領導者的出現，而與此同時，公民對議會、政府和政黨的信任度已降至歷史冰點。人們似乎青睞民主這一思想，但不喜歡已被付諸實踐的民主，或者說至少不喜歡當前的民主實踐。
這一逆轉在一定程度上因新成立的民主制國家而發生。在柏林牆倒塌二十年後，原東歐集團的多個國家發生了嚴重的希望幻滅。「阿拉伯之春」似乎並沒有宣告一個民主之夏的到來，而且即使在那些執行了選舉程序的國家（突尼斯、埃及），許多人都看到了新政體的陰暗一面。那些第一次經歷民主制的人發現，現實中的民主並不完美，因而感到失望至極，尤其當他們發現儘管他們的國家推行了民主制，但暴力與腐敗仍然橫行，經濟衰退也未能避免時。
但還有其他緣由。甚至堅定的民主派也越來越頻繁地處於矛盾之中，時而看到民主制的魅力無限，時而對其持否定態度。在歐洲，這一矛盾最為突出。雖然歐洲的民主思想源遠流長，且享有廣泛的群眾支持，但人們對民主制度各個機構的信任度正在顯著下降。二○一二年秋季，歐盟的官方民意調查機構「歐洲晴雨錶」（Eurobarometer）指出，只有三三％的歐洲人仍對歐盟懷有信心（二○○四年時這個數字是五○％），而仍信任自己國家的議會和政府的公民比例甚至更低，分別是二八％和二七％。此調查數字為多年來最低，意即今天，對於自己身處的政府機構，三分之二乃至四分之三的人都表現出不信任的態度。儘管保持一定的懷疑精神是有批判能力的公民最起碼的義務，但我們可以思考：這種懷疑可以發展到什麼地步？到了何種程度，健康的懷疑將會變成真正的厭惡？
近來的調查資料極好地反映了歐洲公民的普遍懷疑態度。他們所懷疑的，不僅僅是嚴格意義上的政府機構，還有包括郵政系統、醫療系統、鐵路系統在內的公共服務部門。就廣義的政治信任而言，針對政府的信任不過是其中一項。而在民主制度下的各種機構中，政黨面臨的信任危機顯而易見最為嚴重：以十分為總分，歐洲公民給政黨的評分平均值為三‧九分，然後從低到高依次才是政府（四分）、議會（四‧二分）和媒體（四‧三分）。
然而，不信任是相互的。荷蘭研究員彼得‧坎內（Peter Kanne）調查了海牙政黨代表對荷蘭社會的看法，並於二○一一年 公布了一些值得重視的資料。八七％的荷蘭政府精英自視崇尚自由、具有國際視野的革新者；但是八九％又認為，荷蘭人的思想偏傳統主義、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所以絕大部分政客認為公民的價值觀與他們的相左、上不了檯面。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其他歐洲國家也會呈現同樣的狀況。
不過我們還是說回公民。對於公民的不信任，最常用的一個解釋是淡漠。個體化和消費主義似乎抑制了公民批判性的參政能力，他們對民主的信念因而不再強烈。如今，一旦涉及政治，人們就會漠然、愁苦、變化不定，還會轉移話題。所以才有人說「公民『退場』了」。事實並非全然如此。當然，很多人對政治的確興趣有限，且這類人歷來都占很大比例。那就不能說近來公民對政治興趣減淡了。研究表明，他們的政治熱忱反倒升溫：較之以往，如今人們與朋友、家人、同事談論政治的頻率增高。
由此看來，民眾對政治的態度並非一面倒的淡漠。但這樣就能安心嗎？還有待觀察。如果一個時代，公民的政治熱忱逐漸增強，而對政治的信任度卻一再跑低，那麼這個時代在某些方面必然是緊張的。事實上，公民眼見執政者在執政的道路上離自己所想越來越遠，而且對公民眼中政府不可推卸之責任，政府都置若罔聞，因而鴻溝只能越來越大。這就引起了一種失落。當越來越多的公民滿懷激情地關注當權者的所作所為，卻又對他們越來越不信任時，這種情況會給國家的穩定造成怎樣的影響？一個政體可以承載多少嘲諷的目光？而在一個所有人都可以透過網路表達並分享自我情緒的時代，難道嘲諷的目光就只會是目光？
我們所處的世界與一九六○年代截然相反。在一九六○年代，普通的農民村婦可以毫不關心政治，卻同時表現出對民主的絕對信任。社會學研究顯示，這種信任普遍存在，是很多西歐國家的共性。所以那時的箴言是：淡漠並信任。而今天我們說：狂熱並懷疑。我們活在一個躁動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