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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序
代總序
在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歷史長河中，知識積累與創新造成了最為關鍵的作用。在知識領域，理論研究主要展現為「概念導向」和「實踐導向」兩種模式，人們常說的「問題導向」本質上屬於後者。「概念導向」在西方思想界中有著悠久的歷史，柏拉圖透過「理念王國」的建構開創了理論研究遵循「概念導向」的先河。柏拉圖的「理念王國」主要是透過概念或者概念之間的演繹、歸納、推理建構起來的。柏拉圖在《理想國》裡曾說過：「在一個有許多不同的多種多樣性事物的情況裡，我們都假設了一個單一的『相』或『型』，同時給了它們同一的名稱。」在柏拉圖看來，世上萬事萬物儘管形態各異，但只不過是對理念的摹仿和分有，只有理念才是本質。只有認識了理念才能把握流變的現象世界，理念王國的知識對於現象世界的人具有決定性意義。因而，只有關於理念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是永恆的、完美的「理智活物」，才最值得追求。在這裡，理念的意義完全來自邏輯的規定性，即不同概念之間的相互關係，而與任何感性對象無關。雖然柏拉圖的「理念」並不完全等同於「概念」，但二者都被視為對事物的一般性本質特徵的把握，是從感性事物的共同特點中抽象、概括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理念在柏拉圖那裡實際是透過概括現實事物的共性而得出的概念。柏拉圖的概念化的王國，打造了形而上學的原型，並形成為綿延兩千多年的哲學傳統。
「概念導向」與「實踐導向」有著顯著的差別。首先，「概念導向」關注的是形而上學的對象性，「實踐導向」關注的是現實活動的、互動主體性的對象性。也就是說，「概念導向」關注的是抽象的客體，而「實踐導向」則是以在一定境遇中生成的具有互動主體性的「事物、現實、感性」為研究對象，遵循的是「一切將成」的生活世界觀，所以其基本主張就是突破主、客體二元對立。「事物、現實、感性」即對象，是人和對象活動在一定的境遇中生成的，具有能動性，事物、現實和感性不應是單純靜觀認識的、被表象的、受動的、形式的客體存在，而是人和對象共同參與的存在。在共同參與之中，人與對象在本質力量上相互設定、相互創造。其次，「概念導向」習慣於抽象化思考，「實踐導向」習慣於現象化思考，即「概念導向」習慣於在認識活動中運用判斷、推理等形式，對客觀現實進行間接的、概括的反映。或者拋開偶然的、具體的、繁雜的、零散的事物表象，或人們感覺到或想像到的事物，在感覺所看不到的地方去抽取事物的本質和共性。或者運用邏輯演算與公理系統等「去情境化」、「去過程化」地抽取事物的本質和共性為思考方式，研究出充滿形式化的結果。「實踐導向」以「事物總是歷史具體的」為理念，特別強調思想、觀念應回到現實的人和現實世界的真實生成之中，回到實踐本身，認為思想、觀念應「從現實的前提出發，它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強調思想、觀念應回到實踐本身，「就其自身顯示自身」、存在的「澄明」及「被遮蔽狀態的敞開」。再次，「概念導向」偏重於靜態化理解對象，「實踐導向」偏重於動態化的理解對象。由於偏重靜態論的理解，所以「概念導向」容易機械的、標籤式框定研究對象，僵化地評判對象，將本來運動變化著的客體對象靜止化，將豐富多彩的對象客體簡單化，從而得出悲觀性的結論。「實踐導向」在研究中偏重於「存在者的本質規定不能靠列舉關乎實事的『是什麼』來進行」的理解方式，把對象置於歷史性的生成過程之中動態化地去認識，認為問題是一種可能性的籌劃，是向未來的展開，它的本質總是體現為動態性質的「有待去是」，而不是現成的存在者。
我非常強調實踐導向的研究，主張研究的一切問題要來自於實踐，要由實踐出真知，而且知道「概念導向」存在著諸多不足。但是，在旅遊學研究中，我一直在苦苦探索著幾個核心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卻有賴於概念的突破。
旅遊學研究中，我苦惱的問題如下所述：
第一個問題：旅遊學能否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從哲學高度看，特別是以科學哲學的評判標準看，旅遊學具備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條件。
其標準有三：
其一，旅遊學要有自己獨立的研究對象；
其二，旅遊學與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人類學和地理學等緊密相關的學科邊界要清晰，不能簡單地採用拿來主義，而是要有明確的聯繫與區別；
其三，旅遊學要有自己獨立的方法論。
在旅遊學要有自己獨立的研究對象這一根本問題上，我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經過對已有各種觀點的回顧、提煉與研討，目前我的旅遊學觀點確定為：旅遊學是關於現實的旅遊者出於某種需求而進行的旅行、遊憩或休閒渡假等不同形式的各種旅遊活動「相」及由此所產生的與旅遊相關的各種社會經濟相互關係及其運動發展的科學。這裡的旅遊學研究出發點是「現實的旅遊者」，不是抽象化的旅遊者；
這裡的旅遊學研究包括三個層次的要素研究：
①旅遊活動要素；
②與旅遊相關的各種社會、經濟關係（結構）要素；
③由旅遊活動所產生的各種相關社會、經濟關係所形成的旅遊發展的（問題）要素。
旅遊學研究的核心是旅遊活動要素與旅遊相關的社會、經濟關係要素，研究的最終目的是發展。之所以把旅遊學研究對象界定為「現實的旅遊者」，是因為強調「現實的旅遊者」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像中的那種虛擬、抽象的旅遊者，不是實驗中的旅遊者，不是網路調查中的旅遊者，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個體。這一理念來源於恩格斯。恩格斯說：歷史學是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恩格斯的這一著名論斷同樣適合旅遊學研究對象的確定。旅遊學研究中，這些現實旅遊者的行為主體處於旅遊過程中，在一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可以自我表現。倘若在實驗研究中，為研究對象設定一個模擬旅遊過程中的場景，問他們如果進行旅遊，會選擇何種價位的飯店？哪種交通工具？出遊幾天？虛擬的旅遊者或許容易根據自己的偏好直接選擇，但沒有考慮到時間、金錢和環境條件的約束，因此，選擇這類型的被試作為研究對象，其有效性遠不如選擇現實中正在旅遊的人來得科學且真實有效。
在旅遊學與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人類學和地理學等緊密相關的學科邊界問題上，學界普遍傾向於強調綜合研究或交叉研究，大多是拿來主義，只有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人類學和地理學等學科對旅遊學研究有貢獻，旅遊學還沒有反哺能力，這也是為什麼旅遊學不被人們認可為獨立學科的主要原因。這方面旅遊學者還有很多要做的工作。
在旅遊學要有自己獨立的研究方法論這一問題上，旅遊學目前基本沒有，大多採用哲學和一般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論，不過這裡需要多囉嗦一句，我這裡所說的方法論是指研究方法的方法，而不是英文中Methodology所表達的方法、方法論。
第二個問題：旅遊學的學科屬性是什麼？
這是討論最多、疑問最多，也是最難以確定的一個核心問題。在這裡，我權且把它確定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交叉學科。
之所以說權且，是由於目前給不了準確的說法。這裡權且採用國際頂尖的旅遊學期刊《旅遊研究紀事》的前任主編賈法爾•賈法里和約翰•特賴布的觀點。影響比較大的理論觀點有賈法里的「旅遊學科之輪」模型和特賴布的「旅遊知識體系」模型。其中，「旅遊知識體系」模型提出於2015年，模型比較新且較為全面。在「旅遊知識體系」模型中特賴布將整個旅遊知識的核心分為四大類，即社會科學、商業研究、人文藝術和自然科學。其中，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地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政治科學、法學等；商業研究包括市場行銷、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服務管理、目的地規劃等；人文與藝術包括哲學、歷史學、語言學、文學、傳播學、設計以及音樂、舞蹈、繪畫、建築等藝術門類；自然科學包括醫學、生物學、工程學、物理學、化學等。在我看來，按照中國常用的學科三分法，可以將上述四大類歸納為三類，即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其中社會科學包含上面的社會科學與商業研究（商業研究其實就是中國的管理學），人文科學包含人文與藝術。旅遊學學科屬性界定之難就難在太複雜，具有交叉學科的性質，但處於核心地位的是社會科學，而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的旅遊研究方興未艾。
第三個問題：旅遊學的研究路徑是什麼？
學界普遍傾向於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我覺得旅遊學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沒有解決，就是概念研究，這也是我為什麼一直強調要進行概念導向的研究。有人把概念導向的研究併入定性研究，在旅遊學領域，我認為必須要有單獨的概念研究。因為旅遊學迄今為止還缺乏專門指向旅遊現象的專有名詞，現有的旅遊概念大多是指向某種實物或特定現象的指向性名詞，例如，旅遊現象、旅遊需要、旅遊地、旅遊體驗、旅遊愉悅、旅遊期望、遊客流量、旅遊效應、旅遊容量……，無須一一列舉，目前的所有名詞中，只要刪掉「旅遊」兩字，就沒有人知道這個名詞與旅遊學有何相關，不如經濟學中的「壟斷」、「競爭」等名詞。因此，我一直強調需要有概念導向的研究，以期獲得旅遊學研究「專有名詞」的新突破。
在研究路徑上，毫無疑問，旅遊學的研究路徑必定不會單一而是多元的，其中主要的三條路徑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以及透過概念導向的研究，以期獲得新概念的概念研究。
旅遊學中的定性研究是指對旅遊現象質的分析和研究，透過對旅遊現象發展過程及其特徵的深入分析，對旅遊現象進行歷史的、詳細的考察，解釋旅遊現象的本質和變化發展的規律。旅遊學中的定量研究是指在數學方法的基礎上，研究旅遊現象的數量特徵、數量關係和數量變化，預測旅遊現象的發展趨勢。
概念研究是一種傳統研究方法，但在旅遊學中卻是新的研究路徑，它建立在對旅遊現象中某些特徵的抽象化研究，是對概念本身進行研究。研究內容包含兩部分，即重新解釋現有概念和形成新概念。這裡要注意區分概念和概念研究，任何研究路徑都是有概念的，概念是任何研究的起始階段，但概念研究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的研究對象是概念本身，且對概念的分析主要是基於研究者的抽象化研究。概念的分析、研究與創新是哲學研究的主要手段，社會科學領域相對較少。旅遊學要想形成自己獨立的研究體系，擁有屬於旅遊學自身的獨特概念必不可少，旅遊學中的概念研究應當得到學界重視。概念研究路徑可以依賴於詮釋學的理論範式，也可以如馬克斯•韋伯的「理想類型」方法。
第四個問題：旅遊學研究的理論範式是什麼？
由於旅遊學的交叉學科屬性以及研究路徑的多樣性，使得研究者們有這樣的困惑——到底哪種方法論或範式才是旅遊學研究應該遵循的？旅遊學研究有統一的方法嗎？要想回答這些問題，有必要從科學哲學和理論範式這兩個角度進行探討。
研究的兩種基本出發點——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
任何研究都建立在某種基本觀念之上，基本觀念表達了研究者對研究及研究對象的信念。在對知識與研究的總體看法上，存在兩種相互對立的哲學——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
對於自然主義，可以從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方面進行說明。在本體論上，自然主義認為凡是存在的都是自然的，不存在超自然的實體，實在的事物都是由自然的存在所組成，事物或人的性質是由自然存在體的性質所決定的；在認識論上自然主義堅持經驗主義取向，人們只能透過經驗來認識所要認識的對象，無論這一對象是自然的還是社會的，經驗是人們獲取知識的唯一管道；在方法論上自然主義主張世界可以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加以解釋，社會科學方法與自然科學方法具有連續性，兩者沒有本質差別。
自然主義的合理性在於：
第一，自然主義沒有拋棄形而上學，使其超越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在本體論層面滿足各門學科，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對本體論的要求；
第二，自然主義肯定了研究的基本訴求是追求科學性和客觀性；
第三，自然主義為知識的基本訴求提供了方法論支持。
自然主義的侷限性在於：對於人文社會科學，自然主義忽視作為研究對象的人的行為以及社會的複雜性，要求人文社會科學像自然科學那樣發展也使人文社會科學失去獨立性。人文社會科學如果一味採用自然主義觀，那麼人類世界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將消失殆盡，對人類世界的研究將難以深入。
對於自然科學來說，自然主義的世界觀是天經地義的，但對於人文社會科學，自然主義不具有這種天生的合理性，因此反自然主義主要源於人們對人文社會科學特殊性的探討。
反自然主義作為自然主義的對立面有以下觀點：
其一，在本體論上，否認社會具有普遍和客觀的本質，嚴格區分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認為兩者具有根本上的不同；
其二，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一般主張以意義對抗規律、以人文理解對抗科學解釋，形成反自然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反自然主義的合理性在於它植根於人文社會科學相對於自然科學的特殊性，其關於人文社會科學的一些主張具有合理性。這些主張突破自然主義對社會現象的簡單化處理，體現人文社會科學的獨立性與獨特性。具體來說就是闡釋了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複雜性，突破自然主義對社會現象的簡單化處理，揭示社會科學的一條特別路徑，即社會科學的目的不是尋找規律，而是追求不同個體之間的可理解性。
單從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的角度看，旅遊學研究應該既包含自然主義又包含反自然主義。在如何解決旅遊學研究這一複雜問題時，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堅持實踐導向研究。關於這一點在下文闡述。
旅遊研究的三大理論範式——實證主義、詮釋學、批判理論。
旅遊學中實證主義理論範式的觀點為：
其一，對象上的自然主義；
其二，科學知識和方法論上的科學主義；
其三，科學基礎上的經驗主義和價值中立。
歷史主義——詮釋學理論範式的主要觀點為：
其一，社會世界與自然世界完全不同，社會的研究對象不能脫離個人的主觀意識而獨立存在；
其二，與實證主義理論範式的社會唯實論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傾向相比，詮釋學理論範式一般倡導社會唯名論和方法論個體主義原則；
其三，與實證主義理論範式強調價值中立相比較，詮釋學理論範式認同價值介入的觀點。
批判理論的主要觀點為：
其一，批判理論高舉批判的旗幟，把批判視為社會理論的宗旨，認為社會理論的主要任務是否定，而否定的主要手段是批判；
其二，反對實證主義，認為知識不只是對「外在」世界的被動反映，而需要一種積極的建構，強調知識的介入性；
其三，常透過聯繫日常生活與更大的社會結構，來分析社會現象與社會行為，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實質上，以上三大理論範式源於兩種哲學觀，實證主義主要源於自然主義的哲學觀，而詮釋學和批判理論更多是反自然主義的。兩大哲學觀各有其合理性和缺陷。因此，在旅遊學研究中，既需要將兩者結合起來，也需要三大理論範式的綜合運用。
在具體的旅遊學研究中，我的基本觀點以「實踐導向」為主，儘可能去梳理「概念導向」的問題，特別強調以實踐觀為指導，解決旅遊學研究的複雜問題。
問題來自於實踐。馬克思指出，人與世界的關係首先就是實踐關係，人只有在實踐中才會對世界發生具體的歷史性關係。首先，人只有在實踐中才能發現問題。人類實踐到哪裡，問題就到哪裡。自然界的問題，人類社會的問題以及人的認識中的問題，無不建立在人的實踐基礎上，都是人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特別是人在處理自己與外在環境關係的實踐中發生的，在實踐中發現的。人們在物質資料的生產活動中，作用於自然對象，具體感受和發覺各種自然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形成對自然界問題的系統認識，逐步形成自然科學的理論。人在管理社會，處理各種人際關係之中，逐步發現社會生產力的真實作用，進而以此為基礎形成各種善惡價值評價和是非真理性理論，不斷積累思考，逐步建立起關於社會發展的系統思想和觀點理論。人們在各個時代進行的各種科學研究、科學實驗，使人們不斷發現問題，探索問題，認識問題，解決問題，推進人類社會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知識體系的發展。其次，只有在實踐中才能認識問題，只有在實踐中才能解決問題。瞭解問題的產生發展，認識問題的變化規律，理解問題的具體特徵，形成關於問題的因果聯繫，需要透過實踐來把握。只有透過實踐，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妥當辦法和途徑。在實踐中，事物之間各種真實的聯繫，人與對象之間各種可能的選擇及其不同結果才能真實呈現，進而對人們解決問題提供最有利、恰當的辦法與途徑。
「實踐導向」不能簡單地等同於「問題導向」，但始於「問題導向」。所謂「問題導向」，是以已有的經驗為基礎，在求知過程中發現問題。對於旅遊學研究而言，不是沒有問題，而是問題一籮筐。正是問題一籮筐，旅遊學研究者們從各自的學科背景出發，對旅遊問題給出紛繁複雜的解釋，進行各執一端的論證與紛爭。目前的中國學界總體上停留於「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階段。對於這種論爭，我在研究歷史認識論時，提出可以運用交往實踐理論來解決，這一方法論同樣適用於旅遊學研究。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關係。他們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繫和關係；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繫和社會關係的範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係，才會有生產。生產實踐中除了人與自然的關係，還有人與人的關係，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往活動。毫無疑問，現實旅遊者任何形式的旅遊活動都脫離不了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現實旅遊者與旅遊服務提供者之間的關係，也包括現實旅遊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正所謂去哪兒玩不重要，和誰玩最重要。在實踐過程中，由於實踐主體不是抽象的、單一的、同質的，而是「有生命的個體」，存在著社會主體的異質性。主體在實踐中的異質性，決定了他們在認識過程中的異質性，決定了他們在觀察、理解和評價事物時不同視角和價值取向。認識主體的異質性和主觀成見，在社會分工存在的前提下不可能消弭，主體只能背負這種成見進入認識過程。在社會交往過程中形成的個體成見只有在交往實踐中得以克服，在交往實踐的基礎上，主體才能超出其主觀片面，達到客觀性認識。實現認識與對象的同一過程，在於個體交往的規範性和客體指向性，個體的主觀成見正是實現認識與對象同一過程的切入口。人們的交往實踐遵循一定的交往規範。交往實踐本身造就的交往規範系統約束主體的交往實踐。這些規範對於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個人來說是給定的、不得不服從的，這種交往實踐的規範收斂了認識過程。認識的收斂性、有序性是認識超出主觀片面性達到客觀性的必要前提。在具體的認識過程中，諸個體間的交往同時指向主體之外客體的對象化活動，就算使用語言、調研資料而進行的旅遊學研究主體間的交往歸根到底，仍然是指向旅遊學的認識客體，是就某一旅遊學問題而展開的。在認識活動過程中，主體總是從各自未自覺的主觀成見出發，並以為自己認識的旅遊學問題與對方是相同的，從而推斷對方會根據自己的行為，針對同一旅遊認識客體採取相應行為。然而，交往開始時雙方行為的不協調迫使主體發現他人（一個無論在行為還是觀念或是認識結果上，都不同於自己的他人），發現他人同時就是發現自我。因為此時主體才能從他人的角度來看自己及其認識活動，即自我對象化。這樣一來，透過發現他人與自我的差異而暴露出自己先入之見的侷限。如果僅僅停留在暴露偏見還不足以克服偏見，如果交往雙方不是為了指向共同的客體而繼續交往，交往就會在雙方各執己見的情境中中止，他們的對象化活動也就中止了。因此，交往實踐的客體指向性是保證主體超出自身的主觀片面性，從而達到客觀性認識的關鍵。正是交往實踐的客體指向性使得交往主體在繼續交往中努力從對方的角度去理解客體，並把自己看問題的角度暴露給對方，以求得彼此理解。在理解過程中，個別主體不一定放棄自己的視界，而在經歷了不同的視界後，在一個更大的視界中重新把握那個對象，即所謂「視界融合」，從而達到共識。在此共識中，雙方各自原有的成見被拋棄了，它們分別作為對客體認識的片面環節被包容在新的視界之中，此時，個別主體透過交往各自超出了原有的主觀片面性而獲得了客觀性認識。從認識論機制看，交往實踐為實現旅遊學認識的客觀性、真理性提供了途徑。但在實際的旅遊學研究中，的確有許多課題已進行過多次的大討論，卻未能取得一致的認識，人們由此會懷疑交往實踐的功用。實質上，只要認識主體不自我封閉，能放下架子，能揚棄原有的看法與認識，能走出書房的象牙塔，能遵循認識規範，能就某一課題深入交往與交流，即使是針鋒相對的認識，亦能在求同存異的過程中相互理解取得較一致的認識。的確無法取得較一致認識的，亦能在交往與交流的論爭中獲得新的認識。捨棄舊見解，在交往的過程中加深認識，最終在歷經證實或證偽的過程中獲得真理性認識。
在旅遊學研究中，我們應當大力提倡各種論爭，在實踐中不斷地透過證實與證偽來獲得新的認識。
透過科學與哲學梳理，理論與方法論辯，概念與實踐的不同研究導向分析，我們發現，旅遊學作為一門學科門類才剛剛起步。目前所能確定的交叉學科屬性、三大理論範式的互補，使得要想全面研究旅遊學就應該綜合應用各種方法進行研究。於是，本書的分析框架確定為：「問題——概念、解釋、實證」的研究邏輯。換言之，本書之中的任何一本都是從問題出發，力圖透過概念、解釋和實證來解決旅遊學研究實踐中發現的問題。
解決問題是所有旅遊科學研究的核心和主要目的，概念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解決問題的三條基本路徑。其中，「概念」對應概念研究，其理論範式為詮釋學和批判理論；「解釋」主要對應定性研究，其理論範式為歷史主義——詮釋學；「實證」則對應實證研究，其理論範式為實證主義。而超越這一切的研究路徑，則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尤其是交往實踐理論，本書正是力圖在實踐研究中出真知。
林璧屬
作者自序
近年來，在旅遊轉型升級背景下，提質增效逐漸成為旅遊業轉變發展的客觀要求。於是，加快轉變旅遊發展方式，提高旅遊經濟增長質量，成為貫徹落實科學旅遊觀的重要目標和策略舉措。
就旅遊業而言，旅遊業經歷持續的高速增長，同時也表現出發展還比較粗放、集約化程度不高的事實。當前學術界普遍觀點認為，這種高速增長源自於旅遊要素累積性的投入，而非效率增進的結果，這將會對旅遊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帶來不利影響。
那麼，在當前應對經濟新常態情境下，旅遊業如何實現從「量」的擴張轉變為「質」的提升，成為一個必須回答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透過研究，我們發現旅遊業效率評價研究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所在。
縱觀世界上的旅遊效率評價研究，儘管相關研究都基於靜態或動態視角開展，但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研究脈絡。深入剖析世界上的研究差異後，我們發現其核心原因在於投入和產出資料類型不同。與世界上其他研究使用微觀領域資料不同，受限於宏觀的旅遊統計資料，研究多集中於旅遊業層面的效率評價，研究內容多停留在評價結果的分析上，這直接導致落入「重評價、輕理論」的研究窠臼。此外，研究在評價方法適用性與規範性分析方面也存有不足之處。
有鑒於此，本書以省域旅遊業為效率評價研究對象，進而圍繞「理論溯源——概念釐清——方法改進——研究擴展——理論深化」的研究思路，從靜態和動態兩種視角進行拓展和深化研究，主要解決以下問題：
一、澄清中國既有旅遊效率評價研究存在的問題
第一，在比較分析參數法與非參數法兩種效率評價方法後，筆者認為非參數的DEA法更加適用於中國旅遊業效率評價研究。
第二，深入剖析旅遊效率評價方法使用過程中的關鍵環節，以改進效率評價方法的規範性。這些關鍵環節主要包括：投入和產出指標之合規性選取、投入和產出指標之適用性處理、投入和產出導向之規範性確立。
二、豐富和擴展了旅遊業效率評價研究內容
在靜態評價研究時，將長期遺漏的遊客滿意度指標納入，以中國省域2010～2014年五個橫斷面資料為評價對象進行了旅遊業效率評價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第一，遊客滿意度指標對旅遊業效率評價具有重要影響。考慮滿意度指標後，旅遊業生產發生了變動，進而影響各個省份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以及規模效率的變動。
第二，現階段中國旅遊業靜態效率靜態格局特徵表現為：
①總體特徵顯示中國各省份技術效率的得分普遍較高，並且旅遊業技術效率均值呈現出東、中、西地區依次遞減的區域性特徵。
②結構特徵表明技術效率的區域差異特徵取決於規模效率。無論在中國尺度還是區域尺度下，規模效率間的差異都導致技術效率區域間的差異。
③運用探索性空間分析法分析旅遊業技術效率的空間相關性後發現，2010～2014年間中國旅遊業技術效率整體上基本呈現空間負相關，但在統計意義上並不顯著（只有2014年份的指標是顯著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中國旅遊業技術效率並未出現同方向的聚集現象。從區域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看，中國旅遊業技術效率的空間聚集效應並不顯著，空間聚集分布格局呈波動態勢，並表現出「先增後降」的特徵。
第三，本研究構建了以「效率評價——無效率原因分析——影響因素識別」為演進的靜態評價框架。鬆弛變量分析結果顯示，投入冗餘和產出不足是中國旅遊業無效率的原因。經由效率影響因素識別方法的適用性分析，Tobit迴歸分析法適用於旅遊業效率影響因素分析。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出遊能力、目的地選擇偏好、星級飯店數量和旅行社數量都具有正向顯著影響；旅遊業固定資產則起了抑制作用；旅遊資源稟賦的影響並不顯著，影響方向也與預期假設相反。
在動態評價研究時，利用Malmquist生產力指數法測算2000～2014年中國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增長變動特徵及空間格局，並進一步從內部結構性因素以及外部影響機理兩個層面，揭示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增長的原因。主要結論如下：
其一，2000～2014年中國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的變動特徵表現為：
①總體特徵：中國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處於增長態勢（年均增長19.5%），表明全要素生產力推動旅遊經濟增長。
②區域性特徵：西部地區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增長相對最快，中部地區次之，東部地區最慢。
③省域特徵：省域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基本上都處於增長狀態。其結構分解特徵顯示，技術進步仍是當前省域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增長的重要泉源。其中，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指數平均增長了16.2%，其中技術進步平均增長了15.6%、技術效率平均僅增長了0.5%。
其二，2000～2014年中國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變動的空間格局表現為：
①中國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增長總體上呈現空間正相關和負相關交替，但在統計意義上並不顯著（只有2003、2004、2008、2011年的指標是顯著的）。這意味著，中國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增長並未出現同方向的聚集現象，全域空間自相關態勢仍處於低水準。
②從區域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看，中國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增長的空間聚集分布格局呈振盪態勢，表現出「先增後降」的特徵。
其三，從內部結構性因素分析，技術進步變化和技術效率變化共同引致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增長。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年均增長19.5%，其中技術進步年均增長19.1%，技術效率年均增長1.2%。因此，技術進步變化是旅遊業全要素增長的主要原因。
其四，以「理論溯源——原理分析——實證檢驗」為研究思路探析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的影響原理。實證結果顯示：核心解釋變量中，旅遊產業聚集和旅遊專業化水準都能顯著促進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增長，基礎設施卻造成了抑制作用。在經濟環境的控制變量中，區域經濟發展水準和貿易開放度都正向促進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增長，都市化水準的影響並不穩健。
三、深化旅遊業效率評價研究的理論內涵
本書以全要素生產力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為主線，旨在從理論上探究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效應，以深化旅遊業效率評價研究理論內涵。其增長效應體現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旅遊經濟增長方式以及旅遊經濟增長質量的理論內涵與研判。就經濟增長方式而言，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增長對旅遊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是判定旅遊經濟增長方式的理論依據。經過測算，2000～2014年間中國全要素生產力增長對旅遊經濟增長貢獻程度為47.27%。據此判定，現階段旅遊經濟增長方式仍屬於要素驅動型。就旅遊經濟增長質量而言，狹義的旅遊經濟增長質量可以理解為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對旅遊經濟增長貢獻程度越大，表明旅遊經濟增長質量越高。
第二，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增長的收斂是區域旅遊經濟增長差異縮小的前提條件。借鑑經濟增長收斂理論檢驗方法的思想，本研究分別檢驗2000～2014年中國及三大區域的旅遊全要素生產力增長收斂特徵。收斂實證檢驗結果進一步確認中國以及三大區域都存在顯著的σ收斂以及絕對收斂特徵。
第三，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增長促進旅遊經濟差異收斂機制。基於經濟增長收斂理論，利用條件收斂檢驗的面板資料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實證檢驗在中國和東部樣本中證實收斂機制的存在性。這表明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能有效縮小區域旅遊經濟差異，可促進區域旅遊協調發展。
本書從靜態評價和動態評價兩種角度對中國省域旅遊業效率進行評價研究，並對既有研究進行了擴展和深化。最為重要的是，本書初次探索了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效率，不同於當前旅遊效率研究重評價而輕理論探索，對於認知旅遊業效率與旅遊經濟增長關係具有一定貢獻。同時，本書的研究結論也為省級觀光景點改進和提升旅遊業效率、加快轉變旅遊發展方式、促進旅遊業提質增效、實現旅遊轉型升級等方面也提供有益的管理啟示。
駱澤順
目次
旅遊學研究的對象與路徑 |代總序 |
自序
第一篇 問題提出與文獻述評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提出
第二節 研究目標與技術路線
第三節 研究意義與研究方法
第四節 本書結構與研究內容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述評
第一節 旅遊效率評價研究的歷史演進
第二節 世界上的旅遊效率評價研究回顧
第三節 中國旅遊效率評價研究回顧
第四節 世界旅遊效率評價研究述評
第二篇 研究界定與方法改進
第三章 旅遊業效率評價的理論基礎與內涵界定
第一節 效率評價的理論基礎
第二節 本書核心概念內涵界定
第三節 本章小結
第四章 評價方法適用性與規範性分析
第一節 評價方法適用性分析
第二節 評價方法使用時需要關注的關鍵環節
第三節 本章小結
第三篇 效率評價：優化提升
第五章 旅遊業效率靜態格局與優化提升
第一節 指標選取與評價模型
第二節 考慮滿意度指標的旅遊業靜態格局及空間差異
第三節 旅遊業無效率分析及優化調整
第四節 旅遊業效率影響因素識別
第五節 本章小結
第六章 旅遊業效率動態格局與影響機理
第一節 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增長測算及空間格局
第二節 旅遊業全要素生產力增長差異的空間相關性分析
第三節 旅遊業全要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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