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縱序文集

「周策縱借訪談與序，再觀察再補充、再論述他以往的見解，尤其幾個對他最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如五四運動相關的論點與紅樓夢的研究。作為一位思想開放，論述嚴謹的學者，他不斷注意國際上新的史料與新論述的出現，然後調整自己的見解。周策縱的論述是不斷延續與發展的，此外又發表新的學術理論。」
――王潤華

「正因周教授學識淵博，通古典今典，更通西典，所以在每篇序文都有豐富的文獻資料貫穿期間，增加立論的說服力。同時，他能否設身處地，運用歷史學的訓練，重建或者模擬個人或群眾在歷史或未來所遇到的境況，從而給予適切的建議。而他在文章經常對照西方學術傳統，更是希望透過跨文化的比較，更清楚說明中國自己本身的特色以及不足，從而不斷修正傳統，面向世界。」
――黎漢傑

序文與論述
王潤華

一、我與周策縱著作的編輯姻緣

我自一九六八年秋天進入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系跟周策縱讀碩博學位，雖然我在一九七三年畢業返回新加坡，老師也在二〇〇七年逝世，但他沒有一日不是我的老師。他的學術輝煌成就與我的學術發展分不開。單單在他的著作出版關係上，就有一輩子不解之緣。讀書時，他翻譯的泰戈爾詩《螢》與《失群的鳥》就是經我與淡瑩的介紹給白先勇，由晨鐘出版社於一九七一年出版。周老師的英文專著《五四運動史》翻譯成中文，一九七一年開始由《明報月刊》一篇一篇的翻譯與發表，我也在翻譯團隊，一九八一年則結集成冊，由明報出版社出版（上冊）。

從此以後我幾乎成了周教授著作出版的代表人，幫忙編輯與出版：
一、 《傳作與回憶：周策縱七十五歲慶集》，王潤華、何文匯、啞弦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
二、 《棄園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周策縱、王潤華編輯（台北：萬卷樓，二〇〇六）
三、 《海外新詩鈔》，周策縱、心笛、王潤華合編（台北：新地，二〇一〇）
四、《胡說草：周策縱新詩全集》。王潤華、周策縱、吳南華編（台北：文史哲，二〇〇八）
五、 《周策縱文集》，上中下三冊。王潤華與其他二十一位周策縱的學生與朋友編輯（香港：商務印書館，二〇一〇）

我和老師以及其他同門的學術精神，後來感動了香港一位非常年輕的學者，黎漢傑。他閱讀了收藏在浸會大學的周策縱文物遺稿，我們意外有緣見面，他居然比我更熱心發揚周策縱的學術成就與精神。於是我們合力繼續出版周公的遺著，目前出版了連這本《周策縱序文集》在内，共三本：
一、 《風媒集：周策縱翻譯詩集》，心笛 ，啞弦、王潤華、黎漢傑編（台灣：釀出版，二〇一七）
二、 《修辭立其誠：周策縱訪談集》。王潤華、黎漢傑編（香港：初文出版社，二〇一八）
三、 《周策縱序文集》。王潤華、黎漢傑編（香港：初文出版社，二〇一九）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周公的著作還會陸續整理出版。

二、《周策縱序文集》：周策縱學術論述再思考

這本《周策縱序文集》與我們編輯出版的《修辭立其誠：周策縱訪談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周策縱借訪談與序，再觀察再補充、再論述他以往的見解，尤其幾個對他最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如五四運動相關的論點與紅樓夢的研究。作為一位思想開放，論述嚴謹的學者，他不斷注意國際上新的史料與新論述的出現，然後調整自己的見解。周策縱的論述是不斷延續與發展的，此外又發表新的學術理論。
所以要完整的了解其對課題的論述，必須不斷跟蹤他的補充、修正與再論。最好的例子就是紅樓夢與五四的論述。周策縱的〈序周汝昌著《曹雪芹小傳》〉一文中，發表了許多精彩的新論。他認為曹雪芹與莎士比亞具有超越時代的寫作勇氣與精神：

也許這些文學家在生時正由於不受統治集團和世俗的重視，才有機會獨行
其是，發揮一種挑戰和反叛的精神，創作出不朽的鉅著罷。這樣說來，好
像愈是寫最偉大的作家的傳記，愈會遭遇到最大的困難。曹雪芹就是一個
很好的例子。因此我希望讀者們在讀這小傳之前，首先要想到著者所面臨
的是何等的一個極端棘手的難題方法我們如果不從所有各方面的歷史傳統
來研究，那我們對曹雪芹和《紅樓夢》恐怕是不能充分了解的。而就我所
見，汝昌對於此點獨能深有體察。這是我在序言中想要表述的中心意思。

周策縱肯定序周汝昌著《曹雪芹小傳》建立了新紅學的新方法，不用推論與猜測，而是用紅樓夢及其作者所處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藝術的環境來論證。周策縱說「他挖掘史料之勤慎，論證史實之細密，都可令人敬佩」：

可是我覺得汝昌寫這小傳時，卻採取了一種很明智的態度。他把我們所已
確知曹雪芹的一鱗半爪，鑲嵌熔鑄進他所處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藝
術的環境裏，用烘雲托月的手法，襯出一幅相當可靠而可觀的遠景和輪廓
來。他所描述清代制度，康熙、雍正、乾隆時代的政治演變和風俗習慣，
都詳徵史實；對於曹雪芹身世的考證，比較起來也最是審慎；大凡假設、
推斷、揣測之處，也多明白指出，留待讀者判斷，好作進一步探索。這種
以嚴密的實證配合審慎的想像來靈活處理，我認為是我們目前寫曹雪芹傳
唯一可取的態度 。

周策縱認為周汝昌著《曹雪芹小傳》考證曹雪芹之「雪芹」 出自蘇轍〈新春〉詩：「園父初挑雪底芹」，「雪」」取名之所本。另外還參看蘇軾〈東坡八首〉之三：「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膾」。再說曹喜歡閱讀東坡，蘇軾在元豐二年被抄家，情況頗有點像《紅樓夢》裏所描寫的抄家的恐怖局面。可能也是靈感之一，何況周汝昌在書中寫到明、清時代抄家的情況時，也正好有類似。
周策縱的〈潘銘燊編《紅樓夢人物索引》序〉，居然寫成一篇目前論述中文書「索引」最深入詳盡的論文：

談到現代中國提倡大規模編印索引，當然要算是從一九三〇年起洪煨蓮
（業）先生所主持而由美國資助的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為起始。二十
年間出版了中國經典著作的索引書不下六十餘種，功績顯著 。後來北平中
法漢學研究所和隨後法國巴黎大學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以至
於美國亞洲學會在臺北設立的中文研究資料中心，相繼努力，各有成就 。
洪先生並於一九三二年著有 《引得說》一書，凡六十九頁，後附本書引得
對何謂引得，中國過去的索引書，以及引得編纂法等，多有說明。可惜我
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資料和史實，洪先生當時似乎未曾見到 。他把英文之
index一字音義雙關地中譯稱「引得」，很是巧妙；並介紹把書中每個字都
索引的concordance，音譯為「堪靠燈」。 我嘗建議不如就用「通檢」一
詞。可是中法漢學研究所出版的「通檢」其實多只是選索性的「引得」，並
非每個字都可檢索到；而哈佛燕京學社編印的「引得」，反而不是選字的通
常西方所謂的「引得」，而是字字可索得的「堪靠燈」。名實頗為混淆。我
看不如把「索引」一詞作普通檢索動詞用，或作不區別檢索多少的一般名
詞用。把「引得」只用來指選字選詞的索引；凡每個字都可索引到的才叫
做「通檢」或「全索」，也就是洪先生所譯的「堪靠燈」。這樣說來，《紅樓
夢》人名或語彙的索引，就都應該叫做「引得」。

另外周策縱通過〈馮其庸編著《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序〉>，強調「圖畫和影像往往是解說一件事物或觀念最有效的方式。多年來，在西洋流行著一句據說是中國的諺語：One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這使我們想起現代學術界蘇珊•桑塔格（Susan Songtag）的《攝影論》。她也論述攝影圖片如何在現代考證上有重大的證據效用。攝影科技在一八三九年正式使用後，影像深遠的影響我們對世界與知識的認識與分析。比如警察或考據家，可用一張真實的照片作為無可反駁的證據，解剖方法真實世界的關係，比邏輯推論更有力量。蘇珊•桑塔格說「正是這永不饜足的攝影鏡頭將我們從柏拉圖的洞穴困境中解放出來。」攝影的影像被當成真實、經驗、證據、歷史，影響我們觀看世界與世界看我們的方式，如身分證上需要照片，才能彼此彼此真實或假冒，錄像才算是真實的發生事件歷史敘述。當然照片也是藝術、使人懷舊，使到人類更了解自然萬物與社會與自己。
這部《周策縱序文集》固然提供了一流的序文，更是周策縱一部的新的論述。我們要了解他的專書與論文全集外，就非讀本書不可了。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寫於南方大學

目錄

曹紅學
周汝昌著《曹雪芹小傳》序（原載於周汝昌著《曹雪芹小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論索引――潘銘燊編《紅樓夢人物索引》序（原載潘銘燊著《紅樓夢人物索引》，香港：龍門書店，一九八三年五月。）
馮其庸編著《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序（原載馮其庸編著《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多方研討《紅樓夢》――《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編者序（原載於《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書中有我讀《紅樓》――「《紅樓夢》研究叢書」總序（原載臺北《自由時報》〈自由副刊〉，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文史經典
韓非本「為韓」及其思想特質――鄭良樹：《韓非之著述及思想》序（原載鄭良樹著：《韓非之著述及思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一九九三年七月。）
對《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一書的幾點看法（原載臺北：《歷史月刊》第一八〇期（二〇〇三年一月）。）

近代思潮
《海外排華百年史》序（原載沈已堯著：《海外排華百年史》，香港：萬有圖書公司，一九七〇年。）
《胡適雜憶》序（原載唐德剛著：《胡適雜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序（原載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一月。）
一圖勝萬言――羅智成編譯：《西風殘照故中國》序（原載羅智成編譯：《西風殘照故中國》，臺北：時報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一九八四。）
五四思潮得失論――張忠棟著《胡適五論》序（原載張忠棟著：《胡適五論》，臺北：允晨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五月。）
為《中國的脊樑》作序（原載香港：《百姓》第二二三期，一九九〇年九月一日。）
認知．評估．再充――香港再版《五四運動史》自序（原載《學術集林》第七卷，上海：遠東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四月。）
同情與婉惜――《中國第一才子錢鍾書》序（原載香港：《明報月刊》第三十七卷第一期（總第四三三期），二〇〇二年一月。）

古今詩學
《失群的鳥》譯序（原載泰戈爾著，周策縱譯：《失群的鳥》，臺北：晨鐘出版社，一九七一年。）
《螢》譯序（原載泰戈爾著，周策縱譯：《螢》，臺北：晨鐘出版社，一九七一年。）
一個中國知識介子的風骨――《盧飛白詩文集》代序（原載臺北：《傳紀文學》第二十二卷第四期（總第一三一號），一九七三年四月）
論詞體的通名與個性――金雲鵬著《唐宋詞評論書目》小序（原載於《詩學》第一期，台北巨人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十月。）
蕭公權著《小桐陰館詩詞》序（原載《蕭公權全集》之二《小桐陰館詩詞》，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三年五月。）
《雜體詩釋例》序（原載何文匯著：《雜體詩釋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題《夏完淳集》（寫於一九九二年九月四日）
脫帽看詩路歷程――《艾山詩選》序（原載艾山著：《艾山詩選》，澳門：澳門國際名家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五月。）

生活、人生
《人間壯遊》序（原載人間壯遊：《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散文卷》〉，臺北：聯合報社，一九八一年十月。）
湖南祁陽周氏修族譜序（原載〔湖南省祁陽縣〕《周氏八修族譜》〉，湖南：祁東縣敦睦堂刊板，一九九四年。）
《棄園文粹》序（原載《書屋》一九九七年第六期（一九九七年六月）。）
為好友畏友頌――香港中文大學編《劉殿爵教授英文論文中譯集》序（原載香港中文大學編：《採掇英華──劉殿爵教授論著中譯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九月。）

附錄：英文文章
沈康譯著《說文解字敘》英譯序（原載沈康譯著：《說文解字敘英譯》（威州陌地生：威斯康辛大學，一九六六年）。）
The Origin of the Title of The Red Chamber Dream（原載Rachel May、閔福德合編：《送給石兄生日之書――霍克思八十壽慶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翻譯學會，二〇〇三年）。）

論索引――潘銘燊編《紅樓夢人物索引》序
原載潘銘燊著《紅樓夢人物索引》，香港：龍門書店，一九八三年五月。


潘銘燊博士編撰《紅樓夢人物索引》一書，對紅學家和一般愛好《紅樓夢》的人，真是一大喜訊。這樣的工具書應該早就有了。大家都知道，《紅樓夢》研究，在最近六十年間，可說比任何其他一部中文書都繁榮而更引起研究者和讀者真正的興趣。可是非常奇怪，我們一直就沒有一部詳盡的《紅樓夢》索引（倒是「索隱」卻不少了！）。 就我個人來說，對這件事已提倡了三十多年，也始終未能完成。五十年代初期；我曾草擬了一份《紅樓夢》研究大綱，對作者、編者、和小說本身，定出了相當全面詳細的研究計劃，其中就包括要作索引。六十年代初期，威斯康辛大學有幾個學生答應協助我做，只完成了各譯本方面的人名對照表等全部工作，後來因別的事故而未能進行。當時還計劃用電腦來做，但未能得到資助而作罷。一九七一年一月經過香港，恰逢中文大學舉辦《紅樓夢》研究展覽，約我講演，我又乘機提出幾點建議，其中有一點就是：「 對《紅樓夢》中人物的名稱，及其他專有與普通名詞語句，作索引和研究。」（講辭登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份的《紅樓夢研究專刊》第九輯）。以後到了一九七三年才見有日本宮田一郎先生的《紅樓夢語彙索引》和一九七六年底林語堂先生的《紅樓夢人名索引》，但都不夠完備。這件小事足以說明，我們對於研究的基本工具書太沒人注意和努力，使幾十年來不知浪費了多少精力和時間去查檢與記憶。所以銘燊此書的出版，我個人也就特別感到高興。

西方與中國的索引源流

大家都知道，近代歐、美學術與出版界的索引工作做得非常完備。他們在這方面有長遠的傳統，而且在電腦發展的今天，不斷求改進和推廣。個別書稿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專題（Subject）與語句索引，也許可能追索到第八世紀。如達瑪司卡斯的聖約翰（St. John of Damascus）所著《聖經與早期教會作者專題索引》（Sacra Parallela）和歐賓羅的巴梭羅穆（Bartholomew of Urbino）所著《奥古斯丁與安布羅斯名言選索》（Milleloquia of Augustine and Ambrose），便是其例。不過有些人還不認定這些完全合於索引的條件，而以為最早的索引書也許是十三世紀聖丘休（Hugh of St. Cher）所編的《聖經通檢》（Concor-dance of the Bible, 1247）。也有人認為應該要到十四世紀或十六世紀才有正式的索引。至於給比一書更多的資料作索引，則要到十九世紀自然科學資料書才開始 。但一八七八年（當中國光緒四年）倫敦卻首次成立了引得學會（The Index Society），並出版學會秘書亨利．惠特萊（Henry B. Wheatley）所著一册九十六頁的小書《何謂引得》（What Is an Index？），敍述索引的發展史和編製原則與辦法，並列有書目等；可是本書後面卻沒附索引。最近數十年來，西洋研討索引問題的書文更是不少，美國各大出版社也多自己編有簡要實用的索引指南，要求並幫助作者在校對書稿後自編索引。我嘗鼓吹，中國的出版社應該也採用這種辦法。
談到現代中國提倡大規模編印索引，當然要算是從一九三〇年起洪煨蓮（業）先生所主持而由美國資助的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為起始。二十年間出版了中國經典著作的索引書不下六十餘種，功績顯著 。後來北平中法漢學研究所和隨後法國巴黎大學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以至於美國亞洲學會在臺北設立的中文研究資料中心，相繼努力，各有成就 。洪先生並於一九三二年著有 《引得說》一書，凡六十九頁，後附本書引得對何謂引得，中國過去的索引書，以及引得編纂法等，多有說明。可惜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資料和史實，洪先生當時似乎未曾見到 。他把英文之index一字音義雙關地中譯稱「引得」，很是巧妙；並介紹把書中每個字都索引的concordance，音譯為「堪靠燈」。 我嘗建議不如就用「通檢」一詞。可是中法漢學研究所出版的「通檢」其實多只是選索性的「引得」，並非每個字都可檢索到；而哈佛燕京學社編印的「引得」，反而不是選字的通常西方所謂的「引得」，而是字字可索得的「堪靠燈」。名實頗為混淆。我看不如把「索引」一詞作普通檢索動詞用，或作不區別檢索多少的一般名詞用。把「引得」只用來指選字選詞的索引；凡每個字都可索引到的才叫做「通檢」或「全索」，也就是洪先生所譯的「堪靠燈」。這樣說來，《紅樓夢》人名或語彙的索引，就都應該叫做「引得」。

中西索引書功能的分別

談到中國索引書的發展史，可能也不見得比西洋晚，不過發展的趨向與功用有點差別。索引書的性質應該是依文字的固定排列次序（而不是依分類次序）安排名詞 、語彙 、或主題，或合此二三者一起，以便於檢索其來源的工具 。中國的類書多是按主題或詞語的意義與性質分類排列，只能算是百科全書之一種 。惟明永樂元年至五年（一四〇三至一四〇七）間所編的《永樂大典》是依首字韻序排列，可算有索引性的類書。至於韻書，雖是依字的音序排列，偶註定義，但只為解釋那單字的本身，無索源之用，故只能算做一種字典（西洋一般的百科全書固是按字母排列主題或詞語，但只有一部份索源之用，大部份在解說詞義或主題，所以也不同於正規的索引。）其他傳統中國著作中，凡把名詞、語彙、或（和）主題依首字音韻次序排列，而便於檢索其資料來源或所在之處的，應該可算作索引，至少在廣義上可這麼說 。第八世紀時，唐代顏真卿（七〇九至七八五）編有《韻海鏡源》十六卷，《四庫提要》說此書「為以韻隸事之祖，然其書不傳」。清黃奭輯佚收在《漢學堂叢書》內。原著如標注事之資源，則可能有索引書的性質。南宋吳澄（一二四九至一三三三）的《支言集》提到張壽翁著有《事韻擷英》，可能與顏書類似。其後宋、元之間，十三世紀中下期，陰時夫編著《韻府群玉》。明朝有《五車韻瑞》。而清朝張玉書等奉康熙皇帝命編的《佩文韻府》，最初出版於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大致上可供檢句出處之用。至於嘉慶三年（一七九八）出版的阮元等所著《經籍綦詀》，性質固類似於《牛津英文大字典》，但亦有檢索經籍字句出處的功用。這些都可說大部份性質是索引書。在另一方面，明朝以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成進士的凌迪知曾編著有《萬姓統譜》，清朝乾、嘉時代汪輝祖（一七三〇―一八〇七）也編著有《史姓韻編》和《九史同姓名錄》，這些便都完全是索引的工具書了 。
不過以上所有這些中國著作，都不是供檢索單獨一種書用的。單索一書的似乎一直要到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蔡廷幹（一八六一―一九三五）編刊《老解老》才開始 。這是對《老子》一書的通檢或全索，前印武英殿聚珍版《道德經》全文，後印索引，每個字都可檢索到。蔡氏是一八七三年清廷第二批派到美國留學的幼童之一，在美讀中學，畢業後又在機器廠工作，一八八一年回國後入海軍，甲午中、日戰爭時指揮魚雷艇，民初在北洋政府中任海軍上將級顧問，稅務處會辦、督辦、及外交總長等職。此書似係其任稅務會辦時所作，大約曾受到美國或日本的影響。正如洪煨蓮先生已指出過，日本森木角藏已於大正十年（一九二一）由經書索引刊行所出版了《四書索引》，前有四書白文，也是全索。比蔡書早了一年。而且蔡氏的《老解老》一書是自刊非賣品，很少人見到。
從上面這些史實看來，中國索引的發展，與西洋相反，先有索諸書之事的索引，後來才有專索一書的工具書；西洋卻是先有特索專書及少數著作的引得，後來才有普索多種資源的索引。傳統中國索引書不夠發達，一方面當由於不用字母，依韻檢字不易；另一方面大約也由於，過去認為凡「讀」一書就得「成誦」；應該背誦記住了，多用索引便是偷懶。清末學者譏諷前人不讀書而只依賴 《經籍纂詁》，一部份就是這種心理表現。難怪單一書的索引不能盛行。

《紅樓夢》索引要多元精細

這裏我把中外的資料索引說了這麼多，實際上是希望藉這《紅樓夢》的索引來促使中國學術界和出版界注意，我們的經典和重要著作，都應該有引得或全索；而每一種新舊學術性著作的書後，也都應附有引得；好的中文出版社應該以此為定規，凡出一書，後必附索引。索引也是一門學問，如何做索引，也不可輕視忽略 。這在近代學問裏是訊息檢索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部門。這件事對我們社會上知識的傳播與開發實在是頗關緊要的 。
至於有關《紅樓夢》的索引，當然還不止於人名和語彙。地名和其他專名，以至於官銜、職業、衣飾、鳥獸、花木等一般名物，都應有索引；主題、觀念、思想、活動等也應有索引。而這些主題與觀念等如何抉擇，很可引導讀者和研究者的注意點和方向，尤其不可不客觀、精細而慎重。其他版本，如甲戍、有正、夢稿、程甲、乙本，以至於更完備的彙校本，也應分別連校注作出引得。有些人地物名出現次數很多者，後面不但要標注章回數和頁數，而且各頁數前還應分別簡單標明與何人、何地、或何事相關，這樣才可使讀者在一連串頁碼中一看就知道要向那一頁去查閱 。
潘銘燊博士做學問很重條理，又很勤奮。我相信這人物索引只不過是一個開始，以後他一定還會不斷改進，供給我們對《紅樓夢》和其他著作更多的工具書。這種殷切的期望才使我答應他來寫了這篇囉唆的序言 。

周策縱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於陌地生、威斯康辛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