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哲學史（簡體書）

馮鍾璞（宗璞）授權 權威版本

一代哲人馮友蘭 畢生經典

 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中國現代哲學史》是中國著名教育家、哲學家馮友蘭所作。《中國現代哲學史》是馮友蘭先生晚年回歸自我，“修辭立其誠”“海闊天空我自飛”的產物。馮先生以他的漫長的學術生涯和輝煌的學術生命鑄就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學術品格。本書對於理解中國哲學、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具有很深的認識意義。

馮友蘭

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河南省唐河縣人。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師從著名哲學家約翰·杜威。歷任清華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等職。代表作《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貞元六書》《中國現代哲學史》等。

本書材質及工藝介紹：



馮鐘璞（宗璞）授權 權威版本

一代哲人馮友蘭 畢生經典



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緒論



第一節中國現代革命時期的階級分析

第二節舊民主主義革命

第三節新民主主義革命

第四節“以夷為師”（向西方學習）



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宣傳鬥爭與章炳麟


第一節《民報》與《新民叢報》鬥爭的要點

第二節章炳麟對於康有為的駁斥

第三節章炳麟對於康有為今文經學的評論

第四節章炳麟所理解的社會革命



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大理論家和最高領導人孫中山


第一節孫中山的思想和政治活動的發展

第二節孫中山追隨維新派時期的半封建思想

第三節孫中山領導民主主義革命的全資產階級思想――建國方略

孫中山在國共合作中的半社會主義思想


新文化運動的創始人、教育家、哲學家蔡元培


第一節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意義

第二節蔡元培論世界觀與人生觀

第三節蔡元培與新文化運動

第四節蔡元培的哲學觀

第五節蔡元培的美學思想



第四章新文化運動的右翼―― 胡適、梁漱溟

第一節新文化運動內部的派別

第二節胡適引進美國哲學――實驗主義

第三節胡適的實驗主義的應用

第四節梁漱溟對於新文化運動的態度

第五節梁漱溟對於孔丘的新估價及其對於儒家的新解釋

第六節 梁漱溟的文化論



第五章新文化運動的左翼―― 陳獨秀、李大釗



第一節陳獨秀論新的人生態度和生活方式

第二節陳獨秀論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根源和奮鬥目標

第三節陳獨秀對於當時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第四節陳獨秀論國民革命後中國的前途

第五節李大釗接近辯證唯物主義的宇宙觀

第六節李大釗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的闡述



第六章20 ～ 40 年代之間的三大論戰



第一節20 年代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

第二節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對於“論戰”的總結

第三節關於中國在當時的社會性質的論戰

第四節全盤西化和中國本位的論戰



第七章毛澤東和中國現代革命



第一節新民主主義階段

第二節毛澤東與“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鬥爭

第三節《實踐論》

第四節《矛盾論》

第五節《矛盾論》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第六節社會主義階段

第七節極左思想階段

第八節空想共產主義與科學共產主義



第八章中國哲學現代化時代中的理學（上）―― 金岳霖的哲學體系



第一節道、式、能

第二節共相與殊相，一般與特殊

第三節性與盡性

第四節理與命

第五節無極而太極

第六節現代化與民族化



第九章中國哲學現代化時代中的理學（下）―― 馮友蘭的哲學體系



第一節“接著講”與“照著講”

第二節理，太極

第三節氣

第四節政治、社會思想

第五節精神境界

第六節“新理學”的理論矛盾



第十章中國哲學現代化時代中的心學―― 熊十力的哲學體系



第一節熊十力哲學體係發展的過程/ 238

第二節熊十力哲學體系的中心思想/ 242

第三節熊十力的宇宙論/ 246

第四節熊十力的心學思想/ 251



第十一章《中國哲學史新編》總結



附錄：馮友蘭先生評傳

校勘後記

第一節中國現代革命時期的階級分析

 

西方的現代化是從產業革命開始的，以蒸汽為動力的機器使社會生產力一下子提高了幾百倍，以至幾千倍，這就使整個社會的結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封建社會的經濟是自然經濟，產業革命打破了自然經濟，代之以商品經濟，這就是那個大變化的主要內容。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中，男耕女織，男的用一些簡單的農具耕種一百畝左右的土地，每年收入的糧食就足夠他一家幾口人吃了；女的靠一張織布機，每年織幾匹布就夠她一家人穿了。他們的生產都是為自家的消費，這就是自然經濟。

產業革命以後，這樣的自然經濟就不能存在了。一個紡織工廠用機器生產，機器一開動，幾分鐘之內就可以生產很多匹布。它生產的布就不是為了自用，而是為了賣錢。這種經濟就是商品經濟。

有了以蒸汽為動力的機器，人們就不能不用它，因為它的生產比手工業生產快得多，它的產品比手工業產品好得多。但是，一用它，生產力的結構就要大變。一架大機器製造起來要用很大的本錢，使用起來要用很多的工人。手工業工人所用的簡單的生產工具不能用了，他們要依靠機器生產，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一架機器需要很多工人才能開動，擁有機器的人則不開動機器，於是社會中就產生兩個新的階級：一個是資本家，即資產階級；一個是工人，即無產階級。它們就成了一個統一體中的兩個對立面，互相依存，而又互相鬥爭，互相轉化。它們真正是一個矛盾中的統一體。

一個封建社會如果聽其自然，它就會照著這個程序向前發展。這在本書第六冊緒論中已經講過。

中國的封建社會受了外來的壓迫，不能自然發展，但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形式下也還是出現了新的階級。

在資產階級方面，出現了民族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前身是中國的商人，是從中國封建社會中自然發展出來的資本家，買辦資產階級是外國資本家在中國的代理人，官僚資本家是從中國封建官僚轉化過來的。買辦資產階級是依靠外國的勢力發家致富的，官僚資產階級是依靠他們手中的政權發家致富的，民族資產階級卻是依靠自己的經營發家致富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在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夾攻中艱難地掙扎出來的，他們是真正的中國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雖有三個，但無產階級只有一個，因此無論哪一個資產階級都要有無產階級作為它的對立面。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相互依存的。

 

第二節舊民主主義革命

 

在現代革命時期，有兩個革命的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隨著革命的深入，這兩個階級先後領導了兩次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兩個革命的階級各自在舊社會中找到了他們的天然同盟軍，結為聯盟，共同進行革命。民族資產階級找到的是地主階級不當權派，無產階級找到的是農民。無產階級和農民結成工農聯盟，這是眾所周知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不當權派的聯盟，則尚未為歷史學家所注意。好像民族資產階級單槍匹馬在幾個月之內就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其實事情並不那麼簡單。在這一點上要多說一點，以明歷史的真相。

清朝的慈禧太后在發動宮廷政變、鎮壓了戊戌變法運動之後，迫於中外輿論，也說是要實行立憲。她聲稱實行立憲要有充分準備。為了欺騙中外輿論，她訂了一個時間表，提出以九年為準備時期，每年把皇權下放一點於民。她所謂“民”是地主階級不當權派，當時稱為“紳”。

照清朝的製度，受皇帝直接任命、掌握國家機器的人稱為“官”。在各省做官的人都要迴避本省，就是說，不能在他的本省內做官。已經取得做官資格的人，或已經在別省做過官的人就稱為“紳”，他們就算作本地區的“民”。清朝末年所謂“民意”“民辦”，其實就是“紳意”“紳辦”。慈禧太后在她的準備立憲的時間表中，聲稱要把皇帝的權力分期下放於民，這個民其實就是“紳”。

慈禧太后和以後的清廷，為了裝飾門面，也設立了所謂“民意機關”，在中央設了資政院，在各省設諮議局，作為中央和地方議會的象徵。這些民意機關的議員，也還是由上面指派的，可是他們不是官而是紳，更好聽一點說就是“民”。在1911 年辛亥革命中，這些民意機關在實際上也起了革命的作用。在各省的革命軍起義以後，往往推舉諮議局的議長主持民政，也有些省是由諮議局出頭髮動革命。再看一些出頭露面的人物的行動，事情就更清楚了。

袁世凱本來是清朝的一個大官僚，戊戌變法的時候，他出賣了譚嗣同，幫助了慈禧，以致變法失敗。慈禧死了以後，光緒的兄弟當了攝政王，迫使袁世凱退居原籍河南。於是，他就不是官而是紳了。1911 年武昌起義後，清廷用北洋新軍打革命軍，因為袁世凱是北洋新軍的創始人，又起用袁世凱為兩湖總督作為統帥，於是他又由紳而成為官了。

袁世凱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想利用各省的紳和革命軍的聲勢，以及他自己手中的兵權，取清朝皇帝的地位而代之。他所統率的政府軍打了一次比較硬的勝仗，攻占了漢陽，他的前線指揮官就聯名發出通電，請清朝皇帝退位，交出政權。清朝的隆裕太后沒有辦法，就任命袁世凱為總理大臣，組織政府，與革命軍議和。當時南北議和達成的協議，南京參議院制定的《臨時約法》，以及當時的人事安排，就是南北統一的條件，也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聯盟的條件。

南北統一以後，孫中山來到北京，袁世凱待以元首之禮。在一次正式歡迎宴會上，孫中山說，他要辦一個中國鐵路公司，修鐵路二十萬里；要袁世凱訓練一百萬軍隊，認為這樣中國就富強了。孫中山的這個演說的含義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要分工合作，資產階級負責經濟方面的建設，地主階級負責政治軍事方面的建設，這也是兩個階級聯盟的條件。

袁世凱當然接受這個條件，下命令成立中國鐵路公司，任命孫中山當全國鐵路督辦。可是修鐵路的資金一點也不給，孫中山只好在上海的一個小馬路上掛了一個“中國鐵路公司”的空頭招牌。

孫中山不久就知道受騙了。他於1913 年發動了“二次革命”，但是失敗了。袁世凱把中華民國改為中華帝國，由他自己當皇帝，這就是地主階級完全復辟。革命的進程最終是只能前進的。袁世凱的複闢受到了全國人民的反對，他的帝制失敗了，他自己也死了。此後就成了軍閥混戰的局面，孫中山所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也面目全非了。

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各朝代政權的轉移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以傳說中的堯、舜為典型的，稱為“揖讓”；另一種是以傳說中的湯、武為典型的，稱為“徵誅”。舊民主主義革命是這兩種形式的結合。從革命軍這一方面說，它是用武力把清朝皇帝和幾千年的帝制打倒的，這是“徵誅”。從袁世凱這方面說，他是接受清朝統治者的命令組織政府，這是“揖讓”。這種“揖讓”和“徵誅”相結合取得政權的方式本來是不徹底的，所以，雖然從武昌起義到民國成立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快固然是快，但革命是不深入的，其不能持久也是必然的。

 

新民主主義革命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一整套完全新的哲學體系。在它的指導下，中國的無產階級覺悟了，成為一個“自為”的政治勢力。中國無產階級成立了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個時期有兩個大問題：

第一個是同盟軍的問題。在中國長期封建社會中，有一個農民起義的傳統，有些朝代就是被農民起義所推翻的。農民所用的奪取政權的形式，就是上邊所說的“徵誅”。但農民是地主階級的一個對立面，並不代表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因此也不能創造新的政治形式。舊的朝代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新的朝代，原來的農民起義領袖成了新朝代的皇帝。從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農民起義的領袖篡奪了農民起義的果實，其實這不是篡奪，而是勢所必至。到了20 世紀初期，世界和國內形勢都已大變，袁世凱還要稱帝，這就不是勢所必至，而是倒行逆施，自取滅亡。

無產階級和農民都處在舊社會中的最下層，這兩個階級是天然的盟友。在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時候，所謂“紳”就成為革命的對象了，這就是所謂“土豪劣紳”。

在西方，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沒有同盟軍這個問題，因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集中在城市，工人也有人權，受法律保護，資本家可以在經濟上剝削和壓迫工人，但不能用非法手段在政治上迫害工人。按照馬克思和列寧的設想，工人在平時用合法的手段，如罷工之類，和資本家進行鬥爭，一旦時機成熟，就發動武裝暴動，一舉而取得城市，由城市推及全國，建立全國性的政權，實行社會主義。可是中國的形勢就不同了。在二三十年代，統治中國的是大大小小的軍閥，他們既不講理，也不講法，而且掌握了整套的國家機器，對工人和勞動群眾可以為所欲為。當時領導共產黨的教條主義者，在城市開展工人運動，這簡直是自我暴露，不但勞而無功，甚至使共產黨的組織在大城市也不能存在。毛澤東提出和製定了工農聯盟、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和政策，使黨的組織下鄉，找到了天然同盟軍，結成工農聯盟。農民本來不代表新的生產關係，這樣也跟著共產黨代表新的生產關係了。共產黨得到農民起義的支持，如虎添翼；工農兩個階級互相支持，相得益彰。終於打倒了軍閥，趕走了帝國主義，建立了新中國。

這不僅是毛澤東對於中國革命的大貢獻，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大貢獻，由此建立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既然是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那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了。

同盟軍的問題解決了，繼之而起的是社會性質的問題。按教條主義的說法，中國革命既然由無產階級領導成功，成功後的中國社會當然是社會主義了。但實際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商品經濟，而當時中國的經濟基本上還是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在這種經濟基礎上面能建立起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嗎？在20 年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陳獨秀，就已經看出這個問題了。他看出了這個問題，但沒有提出正確的解決方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歐的幾個國家的革命，也都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它們的經濟也比較落後，基本上也沒有進入商品經濟。列寧、斯大林看出了這個問題，就不稱這些國家為社會主義，而稱它們為新民主主義。就是說，這些國家要經過一個“過渡階段”才能進入社會主義。在這個過渡階段中，由他們本國自己的無產階級領導，實行民主主義。因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所以稱為新民主主義。中國共產黨也贊成這個理論，實行這個方針政策，在當時也自稱為新民主主義社會。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第一次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達成了一個協議，稱為《共同綱領》，實際上就是臨時憲法。其中規定五種經濟並存，稱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土洋結合”，兩條腿走路。當時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得到全國人民的信任，其威望之高，是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所未有的，這是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相適應的結果。

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不幸出現了“左傾幼稚病”。有這種病的人認為共產黨已經掌握了政權，中國社會已經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了，用不著新民主主義階段。他們認為，人是有主觀能動性的。既然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有反作用，共產黨就可以用它所掌握的政權，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速度來幾個“大躍進”，中國社會就不僅是社會主義，而且是共產主義了。共產黨領導農民辦起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刮起了“共產風”，公社的社員在本公社的食堂中“吃飯不要錢”，社員的生老病死都由公社包了。這種“左傾幼稚病”越來越厲害，不久就成為極左思潮，表現為十年動亂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社會幾乎陷入到全盤崩潰的邊緣。當時仍然以馬克思主義為號召，但是極左思潮所講的馬克思主義，已經不僅是“空想”的共產主義，而且是反歷史的“共產主義”。“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說沒有“作用”，它把極左思想推到荒謬的地步，把它的危害性完全暴露出來，使之家喻戶曉。在毛澤東去世後一個月，黨中央消除了極左思潮的代表人物，進行撥亂反正。撥亂者，即撥極左思潮之亂；反正者，乃反新民主主義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