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交接：一個器官移植醫師的筆記

★ 亞馬遜讀者滿意度5顆星！ ★
器官捐贈者、受捐者和移植外科醫師
共同進行了延伸生命的崇高行動
展現人類在死亡面前高喊勝利的儀式
《生死交接》是部扣人心弦的作品，展現移植醫學如何大舉推進，改善人類的生活。馬茲里奇檢視一百多年來的重大醫學突破，把這段非凡的歷史，與那些發人深省及讓人心碎的患者故事串連在一起。他以溫柔的感性及科學的理性，表達身為外科醫師的使命，闡述外科醫師真實的生活面貌，以及經歷飄然勝利和沉重挫敗的受。書中介紹那些使移植手術成真的現代先驅――這些特立獨行的外科醫生，用大膽的想像、遠見，以及冒險磨練出來的技巧和醫術，拯救全世界千百萬人的性命。我們聽著捐贈者和受贈者的故事，學習其中的倫理道德議題，並讚揚人類不可思議的精神靭度。
馬茲里奇帶領讀者進入手術室，揭開器官移植的神奇過程，它就像一段精緻但激烈的芭蕾舞，需掌握精準的時間點、換氣技巧，有時還要即興發揮。馬茲里奇在這部作品中，觸及生存的本質以及活著的意義。大部分醫師得與死亡戰鬥，但移植領域的醫生卻從死亡汲取生命。「我們移植的這些器官──肝臟、腎臟、心臟──都是珍貴無比的生命禮賜，是死者最後能贈與生者的物品。」馬茲里奇分享他的感念，以及有幸參與這場生命交接的一部分，心中充滿了敬畏。

約書亞˙馬茲里奇醫師（Joshua D. Mezrich）
現任威斯康辛大學醫學及公共衛生學院多重器官移植科副教授，並主持免疫學實驗室。畢業於康乃爾大學醫學院，在芝加哥大學完成住院醫生訓練，在麻塞諸塞綜合醫院當研究醫生。他與同為外科醫師的妻子及兩名女兒住在麥迪遜。


譯者簡介：
柯清心
台中人，美國堪薩斯大學戲劇研究所碩士，現任專職翻譯。著有童書《小蠟燭找光》；譯有《白虎之咒》、《埃及王子》、《血色嘉年華》系列小說，以及《站在器官移植前線：一個肝臟移植醫師挑戰極限、修復生命、見證醫療突破的現場故事》等數十部作品。

神之手

◎陳浩

在加護病房已經進入第五週，我開始有些焦躁不安。我的病房已經是換肝加護病房十二個床位中，唯一有個小窗戶可以看到窗外藍天綠樹的VIP房，身上插了四支管子，接連著兩個拳頭大的球型容器，接著身體排出的液體，吊著點滴瓶，每天打進身體各種不知名的藥物，其中有一種藥「血液擴張劑」，打了之後全身刺痛，彷彿要炸裂，自己手壓的嗎啡劑已經移除，要換打四小時一次的注射嗎啡，打完之後刺痛略為緩解，護理師說我開始英文演說，我只記得進入幻境，但我至今仍記得細節，後來還可以說給媒體實驗室的同事聽。我以意識駕駛病床航向四度空間，自由進出各種不同的能量磁場，劇痛的身體因嗎啡帶給我短時間的意識逃離，每天還要請按摩師按摩兩次，每次各半個小時，加護病房裡頭的痛楚實在難以形容，時間過得極慢。醫師說一般換肝病人，約兩個星期可以離開加護病房，但我第五個星期已經快滿了。護理師要我下床行走運動，有一天我竟然發現自己無法前進，想要向前走，但身體卻往後，驚慌中我大聲呼救，護理師請來的卻是心理醫生，手扶著我像催眠般指引方向，神奇的讓身體重新定位，竟可向前移動了。
我開始有些絕望，我是不是永遠無法離開這間囚室？我想到的竟不是死亡，身體裡在抗爭，我懼怕的是這種抗爭沒完沒了，「再也出不去了」，我問醫師、護理師，給了我一些數字，這些指數要降下來，才能轉到普通病房。第六個星期開始的第二天，加護病房的主任楊志權醫師來告訴我：「還好你有一個十九歲的年輕的肝，讓你終於脫離險境，再等幾天，你應該可以出去了。」我淚流滿面，家屬視頻探病時，對著在加護病房外來給我送飯的小女兒昀昀，我泣不成聲，是她在開刀房捱了八小時，捐了65％健康的肝給我啊！我一邊哭著一邊喊：「十九歲的肝啊......」但透過視訊的麥克風，她根本聽不明白我在說什麼。
幾個月前我因為肝硬化造成了肝昏迷，送台大急診，與大哥陳弘幾乎同時住進台大醫院，他已經因肝硬化至肝癌末期，發現沒多久便去世了。他的主治醫師許金川告訴我：「你若不趕快換肝，也會像你哥哥一樣，很快惡化為肝癌。」第一時間知道我病情的老友柯文昌，立即打電話給高雄長庚醫院的陳肇隆院長，安排兩天後住進高雄長庚檢查。陳院長一面將我的病況申報排入「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依嚴重緊急程度排到第二十四名，等排到器官捐贈可能遙遙無期；同時陳院長向我說明另一種「活體移植」的可能性。那時陳院長已經有一千五百多個成功移植的病例（現在已超過兩千），並且解釋數年前醫學上還不能突破的不同血型的活體換肝，現在已可行，雖然風險略高，但術後存活率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兩個與我血型不同的女兒，二話不說，就住進高雄長庚檢查，比對之後，得出小女兒的大小肝比例，較符合移植條件──是從小最怕疼、打針必大哭、看牙醫要五位護士壓制的小女兒陳昀？大女兒陳翔立刻說：「還是我來吧！」我陷入掙扎，她們雖然都願意，但我實在捨不得她們任何一人為我捱這一刀啊！
柯文昌、陳文茜、余範英、詹啟賢等好友一直幫我奔走。二○一四年開始，聽聞中國大陸已經嚴格限制器官移植條件，建立登錄制。一個多月以後，柯文昌嚴重警告我，你不能再拖了，越拖越危險。陳翔、陳昀兩姐妹專程南下，與陳肇隆醫師團隊討論由姊姊陳翔代替妹妹捐肝的可行性，但詳細分析姊姊上陣會有高度風險，70％多的右肝捐出之後，剩餘的26.7％可能不足以恢復健康狀態，活體捐肝一定要優先保證捐肝者的生命安全優先。
在極其繁細的各種檢查之後，我先住進加護病房，做了三次的血液透析，以AB型的血漿洗我的O型血，以降低我體內對女兒B型血器官的排斥。兩天一次，反覆做了三次。但一直到進手術房前夜，我還打算放棄，陳昀在病房裡傳給我一封信，要我安心，她不怕，「打個麻藥，睡一覺就好了」。我含淚讀信，無法入睡，直到天明。術後她在加護病房裡待了七天，忍痛下床到我病房門口看我，一邊蹙眉咬牙，一邊微笑安慰我。我這從小愛哭的毛病，一直到術後第五年的今天才略好。但看了這本書的文稿，往事歷歷，含淚讀完，小女兒還笑說：「你不是心腸變硬了，不會哭了嗎？」
這是一本寫得極專業的書，讓我明白我這條命能撿得回來，是幾十年來全世界各角落的多少醫生，以不可思議的意志，一步一步不懈的試驗、努力，經幾代的嘗試，一個關隘一個關隘的突破，才能使器官移植的存活率不斷增加。書裡提到的肝臟移植的先驅史塔哲醫師，便是我的救命恩人陳肇隆的老師。陳肇隆是亞洲第一位成功移植肝臟的醫師，但他的成就不止於此；台灣的器官捐贈遠遠不足需求，陳肇隆建立優秀的醫療與術後照護團隊，推動活體換肝，拯救了無數的生命與家庭，他更無私的將他醫療團隊的醫術與經驗傳授給中國大陸、日本、新加坡、東南亞與中南美洲各國的醫院。我常會在新聞中讀到，陳肇隆醫療團隊又有突破，例如一對血型與父親不同的兄弟，分別捐肝與捐腎救父手術成功，陳肇隆醫師真不愧是日本媒體形容的「神之手」啊！
就一個病人而言，我能夠分享的就醫經驗很有限，但幾乎已經是我能夠開展人生的下半場最重要的關鍵，我有幸在器官移植已趨成熟的今日，得益於世界第一流換肝團隊的醫術。本書《生死交接》既是一位移植外科醫師的筆記，也是無數接受器官移植者的生命寫照。我住院期間接觸到不少受益於活體換肝的家庭，有的是父母親捐肝給兒女，有兒女捐給父母，姊妹兄弟之間，也有不可思議的婆媳；有勇敢的血淚也不乏逃避的人性故事。生死交接，又豈止是醫病之間？

推薦人簡介 陳浩
資深新聞媒體人。

他序：
神之手
◎陳浩
在加護病房已經進入第五週，我開始有些焦躁不安。我的病房已經是換肝加護病房十二個床位中，唯一有個小窗戶可以看到窗外藍天綠樹的VIP房，身上插了四支管子，接連著兩個拳頭大的球型容器，接著身體排出的液體，吊著點滴瓶，每天打進身體各種不知名的藥物，其中有一種要「血液擴張劑」，打了之後全身刺痛，彷彿要炸裂，自己手壓的嗎啡劑已經移除，要換打四小時一次的注射嗎啡，打完之後刺痛略為緩解，護理師說我開始英文演說，我只記得進入幻境，但我至今仍記得細節，後來還可以說給媒體實驗室的同事聽。我以意識駕駛病床航向四度空間，自由進出各種不同的能量磁場，劇痛的身體因嗎啡帶給我短時間的意識逃離，每天還要請按摩師按摩兩次，每次各半個小時，加護病房裡頭的痛楚實在難以形容，時間過得極慢。醫師說一般換肝病人，約四個星期可以離開加護病房，但我第五個星期已經快滿了。護理師要我下床行走運動，有一天我竟然發現自己無法前進，想要向前走，但身體卻往後，驚慌中我大聲呼救，護理師請來的卻是心理醫生，手扶著我像催眠般指引方向，神奇的讓身體重新定位，竟可向前移動了。
我開始有些絕望，我是不是永遠無法離開這間囚室？我想到的竟不是死亡，身體裡在抗爭，我懼怕的是這種抗爭沒完沒了，「再也出不去了」，我問醫師、護理師，給了我一些數字，這些指數要降下來，才能轉到普通病房。第六個星期開始的第二天，加護病房的主任楊志權醫師來告訴我：「還好你有一個十九歲的年輕的肝，讓你終於脫離險境，再等幾天，你應該可以出去了。」我淚流滿面，家屬視頻探病時，對著在加護病房外來給我送飯的小女兒昀昀，我泣不成聲，是她在開刀房捱了十四小時，捐了65％健康的肝給我啊！我一邊哭著一邊喊：「十九歲的肝啊......」但透過視訊的麥克風，她根本聽不明白我在說什麼。
幾個月前我因為肝硬化造成了肝昏迷，送台大急診，與大哥陳弘幾乎同時住進台大醫院，他已經因肝硬化至肝癌末期，發現沒多久便去世了。他的主治醫師許金川告訴我：「你若不趕快換肝，也會像你哥哥一樣，很快惡化為肝癌。」第一時間知道我病情的老友柯文昌，立即打電話給高雄長庚醫院的陳肇隆院長，安排兩天後住進高雄長庚檢查。陳院長一面將我的病況申報排入「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依嚴重緊急程度排到第二十四名，等排到器官捐贈可能遙遙無期；同時陳院長向我說明另一種「活體移植」的可能性。那時陳院長已經有一千五百多個成功移植的病例（現在已超過兩千），並且解釋數年前醫學上還不能突破的不同血型的活體換肝，現在已可行，雖然風險略高，但術後存活率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兩個與我血型不同的女兒，二話不說，就住進高雄長庚檢查，比對之後，得出小女兒的大小肝比例，較符合移植條件──是從小最怕疼、打針必大哭、看牙醫要五位護士壓制的小女兒陳昀？大女兒陳翔立刻說：「還是我來吧！」我陷入掙扎，她們雖然都願意，但我實在捨不得她們任何一人為我捱這一刀啊！
柯文昌、陳文茜、余範英、詹啟賢等好友一直幫我奔走，陳肇隆與許金川兩位醫師更利用他們的關係網，到中國大陸幫我找肝。二○一四年開始，聽聞中國大陸已經嚴格限制器官移植條件，建立登錄制，陳肇隆院長還親自跑了一趟重慶，也無功而返。一個多月以後，柯文昌嚴重警告我，你不能再拖了，越拖越危險。陳翔、陳昀兩姐妹專程南下，與陳肇隆醫師團隊討論由姊姊陳翔代替妹妹捐肝的可行性，但詳細分析姊姊上陣會有高度風險，70％的右肝捐出之後，剩餘的30％可能不足以恢復健康狀態，活體捐肝一定要優先保證捐肝者的生命安全優先。
在極其繁細的各種檢查之後，我先住進加護病房，做了三次的血液透析，以AB型的血洗我的O型血，以降低我體內對女兒B型血器官的排斥。兩天一次，反覆做了三次。但一直到進手術房前夜，我還打算放棄，陳昀在病房裡傳給我一封信，要我安心，她不怕，「打個麻藥，睡一覺就好了」。我含淚讀信，無法入睡，直到天明。術後她在加護病房裡待了七天，忍痛下床到我病房門口看我，一邊蹙眉咬牙，一邊微笑安慰我。我這從愛哭的毛病，一直到術後第五年的今天才略好。但看了這本書的文稿，往事歷歷，含淚讀完，小女兒還笑說：「你不是心腸變硬了，不會哭了嗎？」
這是一本寫得極專業的書，讓我明白我這條命能撿得回來，是幾十年來全世界各角落的多少醫生，以不可思議的意志，一步一步不懈的試驗、努力，經幾代的嘗試，一個關隘一個關隘的突破，才能使器官移植的存活率不斷增加。書裡提到的肝臟移植的先驅史塔哲醫師，便是我的救命恩人陳肇隆的老師。陳肇隆是亞洲第一位成功移植肝臟的醫師，但他的成就不止於此；台灣的器官捐贈遠遠不足需求，陳肇隆建立優秀的醫療與術後照護團隊，推動活體換肝，拯救了無數的生命與家庭，他更無私的將他醫療團隊的醫術與經驗傳授給中國大陸與中南美洲國家的醫院。我常會在新聞中讀到，陳肇隆醫療團隊又有突破，例如一對血型與父親不同的兄弟，分別捐肝與捐腎救父手術成功，陳肇隆醫師真不愧是日本媒體形容的「神之手」啊！
就一個病人而言，我能夠分享的就醫經驗很有限，但幾乎已經是我能夠開展人生的下半場最重要的關鍵，我有幸在器官移植已趨成熟的今日，得益於世界第一流換肝團隊的醫術。本書《生死交接》既是一位移植外科醫師的筆記，也是無數接受器官移植者的生命寫照。我住院期間接觸到不少受益於活體換肝的家庭，有的是父母親捐肝給兒女，有兒女捐給父母，姊妹兄弟之間，也有不可思議的婆媳；有勇敢的血淚也不乏逃避的人性故事。生死交接，又豈止是醫病之間？
 
推薦人簡介 陳浩
資深新聞媒體人。

推薦序 ◎陳浩
推薦序 ◎鐘孟軒
作者的話
移植的里程碑
第一部 離開身體
第二部 移植外科醫師的養成
第三部　跨出腎移植
第四部　患者
第五部　捐贈者
第六部　現今與未來
致謝
資料來源
參考書目

莉莎的故事
我仍記得第一次見到莉莎的情形，我剛巡完診，決定到她病房一下，跟她談談我對肝臟移植的看法。我只知道她還年輕，四十一歲，而且生病了。她的MELD指數三十二，病症是酗酒。
我走進莉莎的病房時，被她的某種特質嚇了一跳。她有著清新年輕的容貌，美麗的笑容，她雖然病黃腫脹，卻透著愉悅，而且在重病患者的恐懼與焦慮下尚可見到一絲的調皮。莉莎的眼神散出淡淡哀愁，她了解自己做了什麼，才會來到這裡。這跟我聽到有個已經戒酒一年多、酒精性肝硬化的女患者時所想像的不一樣。
我回到辦公室後，在做筆記前先翻閱她的病歷，特別仔細看她的AODA評估（酒精與其他藥物濫用），那是我們規程的一部分。這份評估跟我們第一次會面時，我火速翻閱她的病歷時是相符的。莉莎喝紅酒──通常一天不超過兩杯。她年輕時喝得更多，但現在不會了。她以前藉酒抒解焦慮，焦慮源自她年少時受到的攻擊，但她發現自己生病後，就不再碰酒了。
我讀著報告，一開始以為酒精在她的肝疾中也許占了一部分角色，但或許不是主因。我們從來無法知道一個人要喝多少酒才會造成肝硬化。一般而言，我們認為男人每天喝超過兩杯，女人超過一杯，便可能喝多了，但是大部分喝到這種程度的人，並不會造成肝病。許多其他因素也會造成肝硬化，從遺傳因子、肥胖（造成脂肪肝），到單純的運氣差都有可能。
我們還知道，人們若被醫療專業人員問起，往往會少報自己喝的酒量，因此，我們通常會照例把患者所說的數量加倍──尤其考慮幫他們換肝臟時。儘管如此，我認為莉莎復發的風險很低，也許是因為我一眼就喜歡上她吧。連我這個挺享受喝酒的移植大夫也很想相信她真的沒有喝那麼多。
莉莎的肝臟移植術非常直截了當，我們在她腹中發現五公升左右的啤酒色腹水，以及一副扁縮硬化的肝臟，我們把它從沾滿血的黏著物中切出來，一直維持在正確的組織平面裡，從未失控，我們無須把音樂轉低，或停下我滔滔不絕的笑話。我們把新肝臟帶到手術區，讚嘆它的美麗。我們接上所有的血管，然後鬆開鉗子，望著肝臟變成粉紅色，恢復生機。不久之後，肝臟便開始從膽管流出漂亮的黃色膽汁了，我們知道不會有問題了。我們縫接管道，把捐贈者的器官縫到受贈者身上，最後再四處檢視有無流血之處，然後為莉莎縫合。
手術非常順利，莉莎還在手術台上，我們便拔除她的呼吸管了。我們得意的將她推到恢復室，然後我下樓去跟她家人說話。一切都很好，時間下午四點，我甚至可以來得及回家吃晚飯。很棒的一天。莉莎的康復過程很平順，她出院三週後來看我的門診，身上的黃疸已經消失了，多餘的液體已從體中排除。她看起來就像一位我口中的「老百姓」，不再是穿著醫院病袍和拖鞋的標準病人。她的笑容依舊，哀愁的眼神似已消失無蹤。我會很快的把她轉給我肝臟科的同伴，艾列克．穆沙特醫師了（AlexMusat）。
兩個月後，艾列克看到莉莎時，她的肝指數完美得不得了，她對自己的恢復也很滿意，再度享受自己的家庭與生活。艾列克安排她六個月後回診──但莉莎並沒有出現。然後，在她移植後的十個月，莉莎因為嚴重肝功能失調又住院了，她的皮膚跟剛開始時一樣黃，肝臟切片顯示她又酗酒了。
我去看她，她又泛出淡淡的黃疸，穿回標準的病袍。我尷尬的旁敲側擊，探問酗酒的問題，最後終於問她在移植後是否又開始喝酒了。她跟我保證說她沒有喝，她上次沒回來做追蹤，還有過去幾個月沒做檢查，是因為她很忙──她這麼對我說。我表示她若再酗酒，這副新的肝臟很快便會衰竭。
當然了，我們沒有人相信她的話。不幸的是，這種情形我們以前也見過。接下來幾年，莉莎因肝功能嚴重失調而進出醫院。有一陣子，她一直否認自己喝酒，最後才終於承認只喝了一點點。
她移植不到五年，我便收到她去世的電郵通知了。我知道她的肝臟掛了，而事情不可能以別的方式結束。然而，她的死一直在我心中盤踞不去。我仍能看見她的笑容，依然記得她年輕的家庭和孩子們。這件事為什麼不能出現不同的局面？我們到底錯失了什麼？我安慰自己說，至少她的家人多享受了幾年陪她的時間，就某方面來說，那份生命的賜禮，還是值得的，不是嗎？
莉莎去世後三年多，我與莉莎的先生杰伊聯絡，看他能否幫我了解到底發生什麼事，當時我們是否能多做點什麼去幫助他逝世的妻子。杰伊對我的請求有些抗拒，他和三個孩子正慢慢走出傷痛，往前邁進，他並不想撕開這些深割的傷疤。他還坦承，他很生我們的氣──他無法理解，我們怎能給了莉莎一副新的肝臟，卻不去治療她酗酒的問題。對他而言，那就像「在一道噴血的傷口上貼OK繃。」不過他最終還是決定，如果莉莎的故事能幫助別人，幫助我們了解並討論酗酒的心理疾病，那麼就值得會面了。
杰伊快讀完大學時遇見莉莎，她十分博學，遊歷四方，長得又漂亮，莎莉很快成為杰伊的好友。他的事業遠遠超乎自己的夢想，一切似乎都順風順水，尤其現在他有了莉莎。回想起來，杰伊承認其實當時已有潛在的警訊。他知道莉莎與她爸媽關係很緊張，他幾乎沒見過他們。他知道莉莎的成長過程很「艱辛」，她十六歲時跟母親攤牌，告訴她說：「妳若不把老爹趕出門，跟他離婚，我就走人。」杰伊覺得莉莎的父親很可能就是酒鬼，或至少喝很多酒。還有，「聽起來他好像有言語暴力問題，如果不是肢體暴力的話。」他告訴我。杰伊很訝異莉莎其餘的家人絕少與莎莉或她父親聯絡，尤其在她和杰伊有了小孩後。那種家人的孤立，令莉莎傷心極了。
家人的老死不相往來，是否對莉莎的酗酒起了作用？杰伊認為有，但接著他又提到別的事：「我覺得根源在於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我想PTSD來自她大學時發生的極端暴力事件。」
莉莎是性侵受害者，她從未真正走出來，杰伊怪罪自己未能理解此事對她的影響，以及她從來不曾真正面對這件事。杰伊告訴我「老實說，我們結婚初期，我實在是太年輕了，根本沒準備好接受那樣的消息。」杰伊又說，假如自己能了解那件事對莉莎的困擾，「我一定會說：『嘿，妳得去找心理諮商。』」
酗酒是漸近的，而且很容易被忽略。有好幾次，杰伊在水槽下找到空啤酒罐，便問莉莎怎麼了。她只說她在打掃，忘記丟掉了。正如杰伊所說：「結婚是發過誓的，所以你會希望去相信她，於是我便沒放在心上......但確實有些蛛絲馬跡顯示可能有問題。」
每個證據似乎都能找到藉口解釋莉莎其實並沒有酗酒。最後，她已無法抵賴她的問題了，但兩人還是繼續置之不理。他們以這種方式迴避面對她的問題多年，直到莉莎黃著身子醒來，被診斷出可能因酗酒而有嚴重肝硬化後，便無法躲避了。後來莉莎的健康每況愈下，來到我們的醫院做移植。
我很難書寫接下來四年，杰伊、莉莎和他們家是什麼情況。當我翻閱莉莎的檔案，看著寫在她病歷裡的許多電話、門診、其他醫院的住院情形，以及轉送到我們醫院時，我只能想像那種困惑、恐懼，以及她和家人所感受到的絕望。接著我在她的病歷最後，讀到了那預期中的悲傷結局。上面有我寫下的兩個簡短筆記──令我想起當時去看她，跟她打招呼，我在走出門前，幾乎是小聲說道：「莉莎，妳真的不該再喝酒了，那會害死妳。」好像那樣說就夠了，好像我已經盡完自己該做的事了。我無法從這些筆記裡看出，從術後的幾個月，至莉莎死亡為止的每一天，也許有一千五百多個日子吧，杰伊和他的家人如何與這個疾病奮戰。
莉莎做過幾次勒戒，但從未收效。過了一小段時間後，她移植的肝臟便開始敗壞了，她入院的次數開始增加。杰伊描述，他有無數次發現莉莎昏倒，但不清楚是因為酒精或是肝衰竭造成的。他會叫救護車，送她到醫院住幾天或數週，然後莉莎回到家，又故態復萌。
最後杰伊和他家人明白，莉莎是治不好了，她又回到最初的狀態，跟以前一樣發黃，且腦筋完全混淆。她進出急診室、醫院和勒戒中心的次數多到嚇人。到了末期，她由安寧照護單位照顧，最後是臨終醫院。在她越來越少的清醒時刻中，莎莉依舊否認酒精對她的生活和健康的影響。但她終於在去世前三週向杰伊道歉。
為什麼要拖那麼久，莉莎才肯承認酒精對她和整個家庭的影響？杰伊認為是因為羞愧，因為加諸於酗酒的汙名，以及她整體的精神狀況。她覺得自己應該能獨力應付這個問題，不必讓任何人知道自己掙扎得有多痛苦。
莉莎死時四十五歲，我很想說，她在家中去世，身邊家人環繞，她最後終於理解並安然接納自己的疾病，也令那些愛她的人在她嚥下最後一口氣時稍感慰藉。但事實上並不是那樣，莉莎最後死在加護病房，戴著呼吸器，身上插著各種管子。也許那正是她想要的──也許她想戰鬥至終，希望能跟家人多處些時間，那就值得了。可是當我回顧她術後的生活細節時，我實在很難接受杰伊和她家人所受的煎熬。
莉莎不是死於肝病，而是死於精神疾病。她有酒癮，遇到焦慮、不明的PTSD症狀，便會灌酒，加上她有對酒精成癮的遺傳體質。我們為她植入新肝臟，只是重新設定時鐘罷了，根本無法治療她的心病。就某方面而言，這就是我們整個健康照護系統運作方式的縮影，我們讚揚、支付那些充滿魅力的大擧侵入──手術、心導管插入、有技術難度和潛在風險的大膽治療。可是真正重要，但我們的健康照護系統並不注重的，卻是慢性疾病的日常照護，那小小的預防式照護，可以整體翻轉移植的效果。酗酒無法根治，但可以控管、減輕，雖然它永遠都在。
所以，我們應該為莉莎換肝嗎？我不後悔做那個決定，但我很後悔我們術後對她的處理。我們知道她是高風險群，知道有20％的患者移植後會故態復萌。她有那麼多活下去的理由，她如此聰明迷人──當她表示會戒酒時，讓人如此深信不疑。由於她一開始的狀況出奇的好，我們便誤以為她不會有事。
我們努力在我們的計畫中提供支援和諮詢輔導，協助患者出院後找到心理專業人士，或在我們認為必要時，送他們去適當的勒戒單位。可是當莉莎告訴我們她已不再喝酒時，我們相信了，就跟莉莎一樣。她非常具說服力，因為她自己也相信沒事。我至今對她的病例感到難過，杰伊和他的家人不該遭受這種事，莉莎也是，她是個患了惡疾的好人。
是的，成癮是一種疾病。成癮不表示你很脆弱、不好，或者你就該死。酗酒無須羞恥，但你需要請求協助。莉莎因為太過窘迫，沒有採取可能救她性命的動作。
不過我還是會問自己，如果莉莎要求協助，我們當時懂得要怎麼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