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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序
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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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競爭汰弱留強，從來都是自由市場的金科玉律，教育界亦未能倖免於難。2002年起，香港掀起一場殺校潮，眾多學校均逃不過殺校的結局，但兩所弱勢學校―鮮魚行學校及獻主會溥仁學校卻憑着天時、地利、人和，踏上峰迴路轉的逆轉之旅。作者在兩所學校留駐超過兩年，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訪問了超過30位學校相關人士，由校監、校長、老師、家長、校友及社區支援人士現身說法，道出救校過程的理念、策略及切身感受，深入了解學校如何調整課程設計，以滿足社區需要，建立品牌價值。同時亦反映香港教育制度及政府政策下，弱勢社群的實際生活困境，以及社會共融問題。本書兩所學校的成功例子，帶出社會資本、市場定位與教育事業的密切關係，並以扶貧教育帶出辦學的意義，為教育界人士以至政策制訂者帶來啟示。當教育界面對競爭及市場化的衝擊時，兩所學校都能化險為夷，成功拓展其生存空間，對於同樣面對着社會轉型革新的其他界別，箇中的經歷同樣值得領導者借鏡。
序
這本書描述兩所小學的逆轉故事，兩所學校曾因收生不足被教育局命令停止取錄小一新生。年級斷層對學校的打擊是致命的，甚至算是判定學校死刑。然而，在危急存亡之秋，兩所學校不單逆境自強，在第二年成功取錄足夠學生，重回政府資助系統，現在甚至成為社區內有特色的學校。
兩所學校的故事既相似又獨特，正可為讀者提供多重思考空間。一所是在香港教育界以至大眾傳媒頗為矚目的鮮魚行學校。在梁紀昌校長的領導下，鮮魚行學校的名字經常在各大傳播媒體曝光，成為扶貧學校的品牌，學校在2004年及2007年兩次殺校危機中都能成功逆轉。另一所學校是位於九龍城的獻主會溥仁學校，2008年學校在救校過程中雖然都有爭取公眾支持，但較鮮魚行學校低調得多。不過，這所教會學校現時不單年年取錄足夠學生，還成為區內協助弱勢社群學生成長的品牌，成功逆轉。
兩所學校同樣掌握了一種社會網絡，建構一種特別的社會關係，甚至轉化為社會學所稱的「社會資本」，在救校過程中發揮極大的能量，這種學校能量可能為弱勢學校帶來一點啟示，成為求存和持續發展的動力。
除了教育界外，現時不同界別存在不少昔日風光一時，如今卻是奄奄一息的機構，它們都面對着轉型革新的轉捩點。筆者希望藉兩所學校的經驗，為不同界別的領導者帶來一點點啟發。
學校逆轉為何值得關注？
在市場力量主導下，屋邨小店因敵不過大型連鎖式商店而倒閉；或是街坊生意因捱不過業主年年加租而走上絕路。這些似乎都是都市化過程中理所當然的現象。我們甚至將小店倒閉歸咎於老闆經營不善，不懂迎合社會潮流，被淘汰勢所必然，簡直是世代交替不可逆轉的軌跡。但值得所有人反思的是，當我們推陳出新的同時，似乎又懷念往日簡單生活的點滴。最令人感到可笑的是，老牌食肆宣告結業前，總會吸引大批人慕名前往，這到底是對昔日品牌的尊重，還是只是在貪新忘舊潮流下趁熱鬧，對舊事物一種弔唁？
我們把這套經濟理論應用於教育界時，又會否以同樣的目光，評價弱勢學校辦學團體的誠意、質疑老師的能力、侮辱學生的表現？
確實有教育官員聲稱，學校收生不足的原因是校方辦學不力，一切責任似乎都是針對學校。可是，當適齡學生人數下降而學位數量沒有調整，家長一方的選擇必然增加，入讀心儀學校較以往容易，壓力自然臨到學校一方。同一道理，當街市附近的屋邨清拆，人流斷絕，店舖倒閉的原因顯而易見，就算店主花盡心思，只不過是在久延殘喘而已。這固然是商業既有的運作模式，自負盈虧，與人無尤。不過，當公營學校涉及公帑，教育當局借所謂自由市場選擇之手，迴避政策失誤之責，實在是假自由之名行卸責之實。
身處香港這個講求增值（value added）及競爭力（competency）的大都會，追隨名牌效應，汰弱留強似乎才是常態。弱勢學校竟能在教育市場裏確立其定位，甚至漸漸拓展其生存空間，實屬異數。兩所學校成功逆轉的故事正好說明教育能與市場共舞的事實。教育工作者既要了解市場的運作和動向，利用市場訊息為自己創造品牌效應，又要時刻警戒市場變化對自己的挑戰，甚至對自身生存空間的衝擊。雖然兩個故事距今已有八年，但是中學界現時正面對這股餘波，如何面對困境正是不少學校領導的課題，這兩個逆轉故事可能為大家提供一點啟示。
香港教育的毛病：見「大」不見「小」
弱勢學校逆轉的故事除了呈現香港教育市場化的現象外，還從側面反映香港教育的毛病，在於見「大」不見「小」。
社會發展總是由大事件的聯繫、大政策的倡議和推動，形成意義脈絡，它的特點總是「大」。千禧年香港推動教育改革，全是由大政策、大議題構成，例如三三四新學制、大學四年制、直資學校、語文教育改革，資訊科技教育、教師專業等。然而，歷史同時告訴我們，長河是由無數的小支流匯聚而成的，無數微不足道的小故事同樣可以構成歷史的意義，補充「大」歷史的空白。
教育發展也不應該全由大事件、大政策佔據，亦不一定只由政策制訂者主導。弱勢學校、弱勢學生、卑微的生活，在教育改革和變遷的大環境下也應該有一席之地。而且香港社會普遍嚮往成功，避談失敗，棄「舊」求「新」。弱勢而又陳舊的學校被淘汰，重建新型學校在大都會顯得順理成章，然而竟有弱勢小學由最初宣佈結束辦學至最終逆轉重生，總給人一種反社會發展潮流之感。這些有血有肉的故事，在香港教育發展的大歷史中更應該被記一筆，受到尊重。
相信本書面世之日，香港小學殺校的局面已暫告穩定，加上愈來愈多內地新來港學童入讀香港的小學，將香港小學教育「供過於求」的困局再次逆轉。故此，在人們忘記這段歷史之前，保留這十多年來香港弱勢小學掙扎求存的故事，補充香港教育發展的一點空白，正是這本書的目的。
弱勢學校對社會共融的貢獻
弱勢社群被孤立似乎是所有大都會的社會現象。在香港，由於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宣傳和推動，近年市民對平等機會和「共融」意識無疑是提升了[1]。不少學校都依循教育局的指示，推動共融措施[2]。
少數族裔在香港聚居，建立自己的小社區，並保留本國社群的傳統特色。這條文化脈絡，正好讓教育工作者反思，到底香港教育「共融」的內涵，只是一個給弱勢學校的續命符，還是少數族裔融入香港社會生活的媒介？是一種另類的排拒方式，還是一種包容？重新理解香港教育的「共融」現象，也是本書的寫作目的。
筆者更關心的是「共融」如何能在校園實踐。這必然涉及更大的創意空間。所謂創意空間，決不是在現有的課程上百上加斤，而是學校因應個別情況，發揮前線教育工作者的創意，在少數族裔文化與本地文化之間，及在「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與一般學生之間創造溝通空間，為這條文化溝通脈絡甚至將學校的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連合，為學校在「社區建設」（community development）方面創造更高的品牌價值。學校是一種社會價值的實踐場所，又是一種社區生態及文化建構的場域，這種深刻的共融現象，值得我們珍視。
被忽略的聲音重新響起：讓教育為弱勢社群發聲
「社會深層次矛盾」[3] 一直困擾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香港特區政府近年的財政盈餘充裕，幾年來都針對低下階層實行「派糖」措施，社會怨氣卻依然深重。筆者認為，特區政府並未有設立社會整體長遠發展方向和策略，也沒有為弱勢社群提供發展機會和渠道，任由他們在低下階層和弱勢社區內輪迴，形成「在職貧窮」、「跨代貧窮」，這才是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根源。
教育本有驅動社會階層流動的功能，但同時是分隔社會階層的工具。有在香港定居的南亞裔人士表示：
與香港本地居民絕少交往，主要原因是缺乏共通語言和不了解對方的文化。雖然現時南亞裔人士和本地華人和平相處，但香港特區政府若繼續無視南亞裔人士的需要，怨氣會依然存在。（平等機會委員會，2012a）
雖然如此，但語文教育支援仍是協助普遍非華語學童的不二法門。[4] 從制度和文化生活上協助非華語學生在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才是邁向社會共融的第一步。
至於融合教育，是另一個互相排斥和互不信任的教育現場。平等機會委員會很直接描述了推動融合教育的實況[5]：
有學校實施融合教育是為了多收SEN學生，避免殺校，但這政策對學校帶來很多困難和挑戰。而且有教師覺得部分SEN學生家長不肯表明子女的情況，也不肯配合學校的工作。然而，SEN學生家長覺得學校提供資訊不足，亦擔心自己子女會被負面標籤。普通學生家長則抱怨學校將較多資源投放在SEN學生身上。
弱勢社群教育仍存在着極大矛盾和張力，但香港特區政府承諾會為每位香港學生提供免費優質教育而作出努力，讓每位學童得到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機會。這是每位家長的希望，也是每位教育工作者奮鬥的信念。正如一位來自鮮魚行學校的主任老師曾說：
有些老師未必習慣（常常在鏡頭前出現）。但校長常說，為學界發聲，你們是有責任，令政府知道，讓市民知道教育發生什麼事。
筆者認為，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弱勢社群的教育現場是很有意義的切入點。不同持分者合力釋放學校的自主空間，讓學校重新找尋自己在社區的定位和價值。學校不應淪為學生為考試成績拼命的殺戮戰場，反而應是讓不同社群重建其「生活世界」的地方，進而感染社區，這樣才有望真正建構和諧社區、和諧都會。
弱勢學校的逆轉力
教育局的殺校措施，本是針對鄉村學校而設。在小學適齡入學兒童人口下降的情況下，不少位處新界偏遠地區的鄉村學校因收生不足而被迫結束辦學，這是順應社會轉型的發展大潮流。可是，不少位於市區而又有多年辦學傳統的小學都因未能符合教育局的開班人數下限而被殺校，嚴峻程度實在令教育界始料不及。
不過，有少數弱勢學校運用了獨特的策略，由最初宣佈結束辦學以至最後成功救校，這種校本的成功經驗實在有保留價值。雖然此經驗並不一定放諸四海皆準，筆者也不可能總結出一條救校定律，但希望能透過本書，將成功護校的經驗呈現讀者眼前，讓學校持分者參考，呈現學校生態環境的複雜性，以及無限的可能性。
筆者初步發現，現存成功護校的案例的共通處，在於學校主動了解「社區需要」（community needs），迅速調整學校發展策劃，從課程設計、教學活動、聯課活動、社區聯繫等，着手相互配合，形成緊密的校內「專業社群」（professional community）以及「社區聯繫」（community-relation）網絡。這種配合天時、地利、人和，並由校本啟動的工程，提升了學校在社區的知名度，甚至可說建立了學校的品牌價值。
逆轉之戰：較金錢更具價值的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意指一種「社會網絡」。所謂社會網絡與每個人的「生存心態」（habitus）[6]（Bourdieu, 1984；高宣揚，2002）扯上千絲萬縷的關係。而這種社會網絡在救校的逆轉之戰，發揮了強大的能量，甚至是眾持分者的武器。正如每所學校的名字本身都蘊藏一種價值，而該校的畢業生也內藏一種特定的社會網絡，若能善用這種網絡力量，足以讓弱勢學校起死回生。
社會資本可連繫不同社會群體，不同社會階層，從而形成更立體、更多元的社會網絡力量。例如，個人憑藉教育背景、宗教背景、人際關係和經濟資本，獲得更多好處。有家長利用人脈取得各式各樣的升學資訊，用盡人脈把子女擠進名校。又有草根階層家長，在家長群組「收風」，打聽哪所學校有免費課後補課、哪所學校有物資支援、哪所學校的功課量較適合自己的子女……總之，在選校季節，家長群組都會形成巨大的網絡，為個人、家族及工作機構累積更大和更深層的能量和影響力。其運作模式和軌跡是如何，實在值得機構領導人深思。
雖然本書以「弱勢學校逆轉的策略」為焦點，但所着眼的不僅僅限於「救校工程」的種種危機處理。筆者希望透過展示兩所學校成功逆轉的故事，詮釋持分者如何藉「救校」，轉「危」為「機」，甚至為香港弱勢社群的教育事業殺出一條血路。
成書與結構
本書以「閒談」（talk）、「文獻細閱」（close reading）、「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及「面談」（interview）為主導，運用各種方法把第一手資料互相引證、對照，讓筆者多重「反思」（reflection）。（R. C. Bogdan & S. K. Biklen, 2007）
筆者計劃在兩所學校各留駐兩個多月，原計劃於2012年5月至7月初期間留駐鮮魚行學校，然而由於該校於2012年至2013年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計劃，加上老師訪談日期延誤，故最終至2013年6月才完成原始資料搜集。至於九龍城溥仁學校，筆者的計劃是由2013年5月至8月間留駐。
面談是本書第一手資料的主要來源，每次正規面談前，筆者都會預先約定時間、地點、面談題目大綱和字稿，提前交受訪者過目，並事先聲明面談目的及資料保密。
筆者與超過30位不同層面的教育工作者進行詳細面談，包括校監、校長、老師、家長、校友、社區支援人士等等。為保留受訪者的原貌，所有對話盡量用口語，而為了行文流暢，筆者將受訪者的話只節錄精華片段。另外，為了保障受訪者的私隱，除了個別主要人物外，所有人物都會化名、改用不同職位或以不同姓氏介紹受訪者。
本書共有五章，筆者以「天時」、「地利」、「人和」、「武器」，演繹兩所學校逆轉求存的故事，最後以「教育市場化」、「社會資本概念」、「社會資源分配」及「弱勢社群的生活個案」總結。
每章開首，筆者均以一句名人雋語為綱領。
第一章談「天時」，當中以《荀子‧王霸篇》揉合天時、地利、人和之說最具啟發性；第二章談「地利」，《孫子兵法‧地形篇》最能說明將領行軍必須深得地理要領；第三章談「人和」，《莊子‧養生主》最能點破人世間的複雜關係，以及如何理清人事脈絡；第四章談「戰場和武器」，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的《二次大戰回憶錄》當中一句最發人深省；第五章「總結」，本書的主體雖然是逆轉之戰，但對象始終是教育工作者，良知是我們的堅持，明代大儒王陽明《答顧東橋書》一文充分表達「致良知」的心跡，足令所有教育工作者引以為戒。
[1] 見平等機會委員會，《平等機會意識公眾意見調查2012》（2013）。
[2] 見《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及《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非華語學生）》，這兩套由教育局發行的政策文件詳盡說明學校如何推行融合教育及非華語中文課程。
[3] 「香港社會有深層次矛盾」是時任國家總理温家寶在2005年接見當年新任香港特首曾蔭權時首次談及的。五年後，温總理提出五項處方，但一直未有指出深層次矛盾的根源何在。有關評論詳見（王于漸，2012年4月25日、2012年5月4日）。
[4] 普遍非華語學生都認為最大的困難是學習閱讀和書寫中文，故此教育局制定：「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在課程內加入種族和跨文化多樣性」、「認可非華語學生其他中文水平能力證明」、「加強教師的文化敏感度」。見平等機會委員會《有關南亞裔人士對種族之間接觸及歧視經驗的研究》（2012）。
[5] 見平等機會委員會《融合教育制度下殘疾學生的平等學習機會研究》（2012）。
[6] 有關habitus的中文翻譯，有習慣，習性，習氣。高宣揚教授將它譯為「生存心態」，他詮釋Bourdieu對habitus的解釋，它是一種先人的前反覆的個人和群體特定行為方式，是已經構成內在的心態結構的生存經驗，是構成思維和行為模式的、具有持久效用的稟性系統。habitus便自然地去指揮和調動個人和群體的行為方向。因此，「生存心態」成為了人的社會行為、生存方式、生活風尚、行為規則及其策略的精神方面的總根源。詳見（高宣揚，2002）。
兩所學校的故事既相似又獨特，正可為讀者提供多重思考空間。一所是在香港教育界以至大眾傳媒頗為矚目的鮮魚行學校。在梁紀昌校長的領導下，鮮魚行學校的名字經常在各大傳播媒體曝光，成為扶貧學校的品牌，學校在2004年及2007年兩次殺校危機中都能成功逆轉。另一所學校是位於九龍城的獻主會溥仁學校，2008年學校在救校過程中雖然都有爭取公眾支持，但較鮮魚行學校低調得多。不過，這所教會學校現時不單年年取錄足夠學生，還成為區內協助弱勢社群學生成長的品牌，成功逆轉。
兩所學校同樣掌握了一種社會網絡，建構一種特別的社會關係，甚至轉化為社會學所稱的「社會資本」，在救校過程中發揮極大的能量，這種學校能量可能為弱勢學校帶來一點啟示，成為求存和持續發展的動力。
除了教育界外，現時不同界別存在不少昔日風光一時，如今卻是奄奄一息的機構，它們都面對着轉型革新的轉捩點。筆者希望藉兩所學校的經驗，為不同界別的領導者帶來一點點啟發。
學校逆轉為何值得關注？
在市場力量主導下，屋邨小店因敵不過大型連鎖式商店而倒閉；或是街坊生意因捱不過業主年年加租而走上絕路。這些似乎都是都市化過程中理所當然的現象。我們甚至將小店倒閉歸咎於老闆經營不善，不懂迎合社會潮流，被淘汰勢所必然，簡直是世代交替不可逆轉的軌跡。但值得所有人反思的是，當我們推陳出新的同時，似乎又懷念往日簡單生活的點滴。最令人感到可笑的是，老牌食肆宣告結業前，總會吸引大批人慕名前往，這到底是對昔日品牌的尊重，還是只是在貪新忘舊潮流下趁熱鬧，對舊事物一種弔唁？
我們把這套經濟理論應用於教育界時，又會否以同樣的目光，評價弱勢學校辦學團體的誠意、質疑老師的能力、侮辱學生的表現？
確實有教育官員聲稱，學校收生不足的原因是校方辦學不力，一切責任似乎都是針對學校。可是，當適齡學生人數下降而學位數量沒有調整，家長一方的選擇必然增加，入讀心儀學校較以往容易，壓力自然臨到學校一方。同一道理，當街市附近的屋邨清拆，人流斷絕，店舖倒閉的原因顯而易見，就算店主花盡心思，只不過是在久延殘喘而已。這固然是商業既有的運作模式，自負盈虧，與人無尤。不過，當公營學校涉及公帑，教育當局借所謂自由市場選擇之手，迴避政策失誤之責，實在是假自由之名行卸責之實。
身處香港這個講求增值（value added）及競爭力（competency）的大都會，追隨名牌效應，汰弱留強似乎才是常態。弱勢學校竟能在教育市場裏確立其定位，甚至漸漸拓展其生存空間，實屬異數。兩所學校成功逆轉的故事正好說明教育能與市場共舞的事實。教育工作者既要了解市場的運作和動向，利用市場訊息為自己創造品牌效應，又要時刻警戒市場變化對自己的挑戰，甚至對自身生存空間的衝擊。雖然兩個故事距今已有八年，但是中學界現時正面對這股餘波，如何面對困境正是不少學校領導的課題，這兩個逆轉故事可能為大家提供一點啟示。
香港教育的毛病：見「大」不見「小」
弱勢學校逆轉的故事除了呈現香港教育市場化的現象外，還從側面反映香港教育的毛病，在於見「大」不見「小」。
社會發展總是由大事件的聯繫、大政策的倡議和推動，形成意義脈絡，它的特點總是「大」。千禧年香港推動教育改革，全是由大政策、大議題構成，例如三三四新學制、大學四年制、直資學校、語文教育改革，資訊科技教育、教師專業等。然而，歷史同時告訴我們，長河是由無數的小支流匯聚而成的，無數微不足道的小故事同樣可以構成歷史的意義，補充「大」歷史的空白。
教育發展也不應該全由大事件、大政策佔據，亦不一定只由政策制訂者主導。弱勢學校、弱勢學生、卑微的生活，在教育改革和變遷的大環境下也應該有一席之地。而且香港社會普遍嚮往成功，避談失敗，棄「舊」求「新」。弱勢而又陳舊的學校被淘汰，重建新型學校在大都會顯得順理成章，然而竟有弱勢小學由最初宣佈結束辦學至最終逆轉重生，總給人一種反社會發展潮流之感。這些有血有肉的故事，在香港教育發展的大歷史中更應該被記一筆，受到尊重。
相信本書面世之日，香港小學殺校的局面已暫告穩定，加上愈來愈多內地新來港學童入讀香港的小學，將香港小學教育「供過於求」的困局再次逆轉。故此，在人們忘記這段歷史之前，保留這十多年來香港弱勢小學掙扎求存的故事，補充香港教育發展的一點空白，正是這本書的目的。
弱勢學校對社會共融的貢獻
弱勢社群被孤立似乎是所有大都會的社會現象。在香港，由於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宣傳和推動，近年市民對平等機會和「共融」意識無疑是提升了[1]。不少學校都依循教育局的指示，推動共融措施[2]。
少數族裔在香港聚居，建立自己的小社區，並保留本國社群的傳統特色。這條文化脈絡，正好讓教育工作者反思，到底香港教育「共融」的內涵，只是一個給弱勢學校的續命符，還是少數族裔融入香港社會生活的媒介？是一種另類的排拒方式，還是一種包容？重新理解香港教育的「共融」現象，也是本書的寫作目的。
筆者更關心的是「共融」如何能在校園實踐。這必然涉及更大的創意空間。所謂創意空間，決不是在現有的課程上百上加斤，而是學校因應個別情況，發揮前線教育工作者的創意，在少數族裔文化與本地文化之間，及在「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與一般學生之間創造溝通空間，為這條文化溝通脈絡甚至將學校的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連合，為學校在「社區建設」（community development）方面創造更高的品牌價值。學校是一種社會價值的實踐場所，又是一種社區生態及文化建構的場域，這種深刻的共融現象，值得我們珍視。
被忽略的聲音重新響起：讓教育為弱勢社群發聲
「社會深層次矛盾」[3] 一直困擾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香港特區政府近年的財政盈餘充裕，幾年來都針對低下階層實行「派糖」措施，社會怨氣卻依然深重。筆者認為，特區政府並未有設立社會整體長遠發展方向和策略，也沒有為弱勢社群提供發展機會和渠道，任由他們在低下階層和弱勢社區內輪迴，形成「在職貧窮」、「跨代貧窮」，這才是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根源。
教育本有驅動社會階層流動的功能，但同時是分隔社會階層的工具。有在香港定居的南亞裔人士表示：
與香港本地居民絕少交往，主要原因是缺乏共通語言和不了解對方的文化。雖然現時南亞裔人士和本地華人和平相處，但香港特區政府若繼續無視南亞裔人士的需要，怨氣會依然存在。（平等機會委員會，2012a）
雖然如此，但語文教育支援仍是協助普遍非華語學童的不二法門。[4] 從制度和文化生活上協助非華語學生在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才是邁向社會共融的第一步。
至於融合教育，是另一個互相排斥和互不信任的教育現場。平等機會委員會很直接描述了推動融合教育的實況[5]：
有學校實施融合教育是為了多收SEN學生，避免殺校，但這政策對學校帶來很多困難和挑戰。而且有教師覺得部分SEN學生家長不肯表明子女的情況，也不肯配合學校的工作。然而，SEN學生家長覺得學校提供資訊不足，亦擔心自己子女會被負面標籤。普通學生家長則抱怨學校將較多資源投放在SEN學生身上。
弱勢社群教育仍存在着極大矛盾和張力，但香港特區政府承諾會為每位香港學生提供免費優質教育而作出努力，讓每位學童得到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機會。這是每位家長的希望，也是每位教育工作者奮鬥的信念。正如一位來自鮮魚行學校的主任老師曾說：
有些老師未必習慣（常常在鏡頭前出現）。但校長常說，為學界發聲，你們是有責任，令政府知道，讓市民知道教育發生什麼事。
筆者認為，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弱勢社群的教育現場是很有意義的切入點。不同持分者合力釋放學校的自主空間，讓學校重新找尋自己在社區的定位和價值。學校不應淪為學生為考試成績拼命的殺戮戰場，反而應是讓不同社群重建其「生活世界」的地方，進而感染社區，這樣才有望真正建構和諧社區、和諧都會。
弱勢學校的逆轉力
教育局的殺校措施，本是針對鄉村學校而設。在小學適齡入學兒童人口下降的情況下，不少位處新界偏遠地區的鄉村學校因收生不足而被迫結束辦學，這是順應社會轉型的發展大潮流。可是，不少位於市區而又有多年辦學傳統的小學都因未能符合教育局的開班人數下限而被殺校，嚴峻程度實在令教育界始料不及。
不過，有少數弱勢學校運用了獨特的策略，由最初宣佈結束辦學以至最後成功救校，這種校本的成功經驗實在有保留價值。雖然此經驗並不一定放諸四海皆準，筆者也不可能總結出一條救校定律，但希望能透過本書，將成功護校的經驗呈現讀者眼前，讓學校持分者參考，呈現學校生態環境的複雜性，以及無限的可能性。
筆者初步發現，現存成功護校的案例的共通處，在於學校主動了解「社區需要」（community needs），迅速調整學校發展策劃，從課程設計、教學活動、聯課活動、社區聯繫等，着手相互配合，形成緊密的校內「專業社群」（professional community）以及「社區聯繫」（community-relation）網絡。這種配合天時、地利、人和，並由校本啟動的工程，提升了學校在社區的知名度，甚至可說建立了學校的品牌價值。
逆轉之戰：較金錢更具價值的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意指一種「社會網絡」。所謂社會網絡與每個人的「生存心態」（habitus）[6]（Bourdieu, 1984；高宣揚，2002）扯上千絲萬縷的關係。而這種社會網絡在救校的逆轉之戰，發揮了強大的能量，甚至是眾持分者的武器。正如每所學校的名字本身都蘊藏一種價值，而該校的畢業生也內藏一種特定的社會網絡，若能善用這種網絡力量，足以讓弱勢學校起死回生。
社會資本可連繫不同社會群體，不同社會階層，從而形成更立體、更多元的社會網絡力量。例如，個人憑藉教育背景、宗教背景、人際關係和經濟資本，獲得更多好處。有家長利用人脈取得各式各樣的升學資訊，用盡人脈把子女擠進名校。又有草根階層家長，在家長群組「收風」，打聽哪所學校有免費課後補課、哪所學校有物資支援、哪所學校的功課量較適合自己的子女……總之，在選校季節，家長群組都會形成巨大的網絡，為個人、家族及工作機構累積更大和更深層的能量和影響力。其運作模式和軌跡是如何，實在值得機構領導人深思。
雖然本書以「弱勢學校逆轉的策略」為焦點，但所着眼的不僅僅限於「救校工程」的種種危機處理。筆者希望透過展示兩所學校成功逆轉的故事，詮釋持分者如何藉「救校」，轉「危」為「機」，甚至為香港弱勢社群的教育事業殺出一條血路。
成書與結構
本書以「閒談」（talk）、「文獻細閱」（close reading）、「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及「面談」（interview）為主導，運用各種方法把第一手資料互相引證、對照，讓筆者多重「反思」（reflection）。（R. C. Bogdan & S. K. Biklen, 2007）
筆者計劃在兩所學校各留駐兩個多月，原計劃於2012年5月至7月初期間留駐鮮魚行學校，然而由於該校於2012年至2013年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計劃，加上老師訪談日期延誤，故最終至2013年6月才完成原始資料搜集。至於九龍城溥仁學校，筆者的計劃是由2013年5月至8月間留駐。
面談是本書第一手資料的主要來源，每次正規面談前，筆者都會預先約定時間、地點、面談題目大綱和字稿，提前交受訪者過目，並事先聲明面談目的及資料保密。
筆者與超過30位不同層面的教育工作者進行詳細面談，包括校監、校長、老師、家長、校友、社區支援人士等等。為保留受訪者的原貌，所有對話盡量用口語，而為了行文流暢，筆者將受訪者的話只節錄精華片段。另外，為了保障受訪者的私隱，除了個別主要人物外，所有人物都會化名、改用不同職位或以不同姓氏介紹受訪者。
本書共有五章，筆者以「天時」、「地利」、「人和」、「武器」，演繹兩所學校逆轉求存的故事，最後以「教育市場化」、「社會資本概念」、「社會資源分配」及「弱勢社群的生活個案」總結。
每章開首，筆者均以一句名人雋語為綱領。
第一章談「天時」，當中以《荀子‧王霸篇》揉合天時、地利、人和之說最具啟發性；第二章談「地利」，《孫子兵法‧地形篇》最能說明將領行軍必須深得地理要領；第三章談「人和」，《莊子‧養生主》最能點破人世間的複雜關係，以及如何理清人事脈絡；第四章談「戰場和武器」，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的《二次大戰回憶錄》當中一句最發人深省；第五章「總結」，本書的主體雖然是逆轉之戰，但對象始終是教育工作者，良知是我們的堅持，明代大儒王陽明《答顧東橋書》一文充分表達「致良知」的心跡，足令所有教育工作者引以為戒。
[1] 見平等機會委員會，《平等機會意識公眾意見調查2012》（2013）。
[2] 見《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及《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非華語學生）》，這兩套由教育局發行的政策文件詳盡說明學校如何推行融合教育及非華語中文課程。
[3] 「香港社會有深層次矛盾」是時任國家總理温家寶在2005年接見當年新任香港特首曾蔭權時首次談及的。五年後，温總理提出五項處方，但一直未有指出深層次矛盾的根源何在。有關評論詳見（王于漸，2012年4月25日、2012年5月4日）。
[4] 普遍非華語學生都認為最大的困難是學習閱讀和書寫中文，故此教育局制定：「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在課程內加入種族和跨文化多樣性」、「認可非華語學生其他中文水平能力證明」、「加強教師的文化敏感度」。見平等機會委員會《有關南亞裔人士對種族之間接觸及歧視經驗的研究》（2012）。
[5] 見平等機會委員會《融合教育制度下殘疾學生的平等學習機會研究》（2012）。
[6] 有關habitus的中文翻譯，有習慣，習性，習氣。高宣揚教授將它譯為「生存心態」，他詮釋Bourdieu對habitus的解釋，它是一種先人的前反覆的個人和群體特定行為方式，是已經構成內在的心態結構的生存經驗，是構成思維和行為模式的、具有持久效用的稟性系統。habitus便自然地去指揮和調動個人和群體的行為方向。因此，「生存心態」成為了人的社會行為、生存方式、生活風尚、行為規則及其策略的精神方面的總根源。詳見（高宣揚，2002）。
目次
第一章 天時
第二章 地利
第三章 人和
第四章 逆轉之戰：你憑什麼上戰場 ?
第五章 結論
第二章 地利
第三章 人和
第四章 逆轉之戰：你憑什麼上戰場 ?
第五章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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