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回望與沉思：走近大師（簡體書）

本書分別對葉聖陶、黎錦熙、張志公、朱光潛四位現代最著名的語文教育大師作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在開闊的時代和學科視野上，對他們畢生的語文教育探索作了精湛的概括和評述，對他們所作的貢獻作全面的條分縷析的“互文”式的審視，清晰地展現了四位最著名的語文教育家的精神特質和對語文教育實踐的思考進程。對他們的見解，不但有正面的肯定和褒揚，也有中肯的批評和檢討，努力探求語文教育成效不彰的原因。在這一基礎上，尋求療救現代語文教育痼疾的良方，為今天和未來的語文教育實踐提供借鑒。

潘新和，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福建省寫作學會會長，原中國寫作學會副會長、國際漢語應用寫作學會副會長。在《教育研究》《課程·教材·教法》《中國教育報》《全球教育展望》等發表論文200餘篇，出版個人學術專著10餘部。代表性專著《中國現代寫作教育史》《中國語文學史論》《語文：表現與存在》（上、下卷四分冊）。主獲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教育部全國教育科學優秀成果獎、福建省政府優秀社科成果獎多項。在浙江大學、廈門大學、南方科技大學等大、中、小學，圖書館，教研機構，作講座、評課數百場。

◇對話20世紀語文界最具影響力的學者――葉聖陶、黎錦熙、張志公、朱光潛，集資源梳理、思想碰撞與心靈交融於一體，破譯一個語文時代締造者的思想密碼，靜心駐足回望與沉思，才能行穩致遠
◇本書最有價值之處在於：不是單純介紹大師的教育思想，而是以作者不斷累積、深思熟慮的史識、學識進行觀照，對其評述，與其對話，作探究性、批判性解讀，以期從中獲得穎悟與啟示，嘉惠後學

再版序言
這是回顧歷史，向先賢請益，與其對話的書。
與我的《語文：表現與存在》比，本書似乎微不足道，像枝繁葉茂巨樹旁不起眼的蓬蒿：篇幅不到其五分之一，研究對象寥寥無幾，文字隨性、自由。然而，其分量也不輕。思考的力道，與篇幅大小、研究對象多寡無關。
有人甚至說本書比《語文：表現與存在》還好，我不敢苟同，如果說更好讀些吧，我同意。兩書定位不同，寫法不一，只能說各有千秋。《語文：表現與存在》是“接著講”，《語文：回望與沉思》是“照著講”。按說“接著講”分量要重些，但沒有“照著講”，何以“接著講”？“照著講”是“接著講”的源頭活水，沒有源，哪有流？
因此，當毅然慨然地前行時，先須靜心駐足回望、沉思，才能行穩致遠。若只顧埋頭向前，不看源頭與來路，便會迷失方向，誤入歧途――我國現代語文教育殷鑒未遠。對源頭與來路的回望、沉思的表達，便是“照著講”。“照著講”無法一勞永逸，一步到位，是一個層進式反復累積、躍升的過程。“述學”無止境，“照著講”沒有完成時。
之所以須回望與沉思，是因為一切認知皆有局限，要拉開時距才能看清。弄清前人的局限，是後來者的使命與責任。人是在歷史中探究真相，超越前人，也是在歷史中被後人超越――後來者也有局限，時過境遷，對自己原有的認知，也要不斷反思、否定、超越。
正是基於此，本書瞭解、破譯一個語文時代締造者的思想密碼，既為了繼承、弘揚，為了探明真相，革故鼎新，給漸逝的時代畫上句號，開創美好未來，也是對自己認知的刷新與重啟。這是寫作本書的初衷與動力。
本書研究20世紀語文界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不是單純介紹他們的教育思想，而是以自己不斷累積、深思熟慮的史識、學識，進行觀照，對其評述，與其對話，作探究性、批判性解讀，試圖在某些方面有所提升。瞭解他們，反思歷史，可一睹創業者篳路藍縷之風采，得窺其理論、實踐成敗得失之輪廓，以便改變觀念，應對當下與未來的挑戰。
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對這幾位前輩滿懷景仰之情。不論是對他們的理論、實踐的陳述，還是分析、探究、批判，目的都在於探尋歷史真相，總結經驗教訓，得以承先啟後、高瞻遠矚。在本書扉頁後，我表達了對他們艱辛探索與非凡才智的欽佩、仰慕――“不論臧否，皆為敬重”。我從不為批判而批判，更不屑藉此炒作。立論崇尚實事求是、言必有據；行文遵循歷史與邏輯、自由與理性結合的原則。力求在還原、反思歷史中獲得教益，從而正確把握、昭示未來。
本書是現代語文教育史入門的書，宗旨是盡可能平易近人：兼顧學術性與普及性，感性印象與理性認知，以期深入淺出、雅俗共賞。中小學教師可讀，大學生、研究生可讀，教研員、學者也可讀。不同層次讀者可各取所需，可以邊讀邊思考，還可以參與進來，對大師、對我的觀點，說三道四、評頭論足――豈不快哉？
也許正因此，本書受到深陷現實困境的讀者的歡迎，被悅納程度不亞于《語文：表現與存在》。評論蜂起，始料未及。摘舉片言，以饗讀者：
小學教師胡亨康：“與讀其他書相比，《語文：回望與沉思――走近大師》，我讀得很慢，幾近‘蠕動’。在今天林林總總、拉拉雜雜的語文專著中，很難找到像它一樣科學、通俗，又具思想制高點的書。書中對葉聖陶、黎錦熙、張志公、朱光潛四位大師的語文思想和實踐探索作第一手的資料梳理，勾勒出現代語文發展的‘史識’。我以為，它是語文教師的一本‘功德’讀物，無論你讀了多少本語文專著，它都應該是你的案頭書。” （《先“照著說”，再“接著說” 》）
一本述而不作的普及讀物，他細嚼慢嚥，也許是覺得可品味、回味。因為他讀出其分量――佔據“思想制高點”，體現了作者的“史識”
，給予讀者語文教育史基本素養，所以，他稱之“功德”讀物，將其置於諸多語文專著之上，作為“案頭書”。這是我的榮耀，也頗為惶恐，怕盛名難副，誤導讀者。
中學教師黃朝猛：“該書……第一次以理性的姿態與其展開真正的對話，特別是第一次系統地挖掘和評價了黎錦熙與朱光潛在語文教育研究史上的無與倫比的地位、無可取代的價值，令人耳目一新；同時，又能站在學術史的高度，客觀地指出由於對象自身和歷史條件等的限制而出現的某些不足或缺憾，從而給後來人以借鑒。”（《面對大師：瞭解的同情與理性的對話》）
他看重兩點，一是“理性”，二是“對話”。他用兩個“第一次”，表明對我的“挖掘和評價”的肯定。他讀懂了我的意圖：從學科史視角，系統、深入地梳理與闡發，指出不足與缺憾，從中獲得穎悟與啟示，嘉惠後學。他給予我“瞭解的同情與理性的對話”的殊榮，這只能用來褒揚大師的慧眼卓識，在下愧不敢當。
進入歷史與前人對話，要做到“瞭解的同情”殊為不易。要能置身歷史語境，與研究對象――大師們心有靈犀，感同身受，思如己出，這是難以企及的治學境界。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大學教師謝慧英：“一年之前，當我翻開潘先生的《語文：表現與存在》時，這本厚厚的大書中湧動的熱情和理性的力量立時席捲了我……‘表現與存在’的語文觀帶給我的強烈震撼，直到閱讀了《語文：回望與沉思》之後似乎才得以緩衝。這本書中，作者以開闊的視界游走于語文教育的歷史與現實之間，在他的娓娓敘談中，領我們走進了葉聖陶、黎錦熙、張志公、朱光潛的心靈世界，歷史的迷霧漸漸消散，幾位大師的面影逐漸清晰起來，我也約略窺見了一個世紀以來語文教育史的滄桑變幻。”（《對話·溝通·回應》）
她的主題詞是“清晰”。她感興趣的是穿越時空，對四位大師做由外到內、由內而外的透視與洞察：以開闊的視界觀照歷史與現實，走進大師的心靈世界，從而撥雲見日，得見其堂奧，感受認知的“滄桑變幻”――走進那一時代與大師的內心，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是我孜孜以求的，也是讀者希望的――能讀出文字背後“直抵人心”的寫作訴求，堪稱知音。
儘管讀者關注點不同，但都喜歡這本集資源梳理、思想碰撞與心靈交融於一體的書。是他們――擁有誠摯、深切的教育情懷，不滿現狀、有志變革的讀者，把我這個平庸學者，推上“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領獎臺――這是我寫作時未敢奢望的意外收穫。我只是秉持“學問就是目的”的信條，以學者良知，做該做之事。在我的天平上，“學問”始終是第一位的，此外，別無目的――名利於我，只是隨緣。我感謝讀者厚愛，讀者的認可與鼓勵是最高褒獎，沒有比這更讓我感到高興與滿足的。
並非任何付出都要有回饋。我篤信朱光潛所言：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
果能如是，失便是得。本書寫作過程辛苦而又快樂，至今憶起仍是一種享受。這種精神欣悅感之美好，是在唯利是圖、窮奢極欲之上的。
這是我的第二輪“述學”之作。寫得極快，輕車熟路，順遂而愉悅。可謂意到筆隨、得心應手、酣暢淋漓。寫這本書時，我已完成第一輪“照著講”與
“接著講”，意猶未盡，掉頭殺個回馬槍，重讀幾位大師，又有不少新發現，同時也不斷地自我否定，“覺今是而昨非”。
想法紛至遝來，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本於內心的鬱積，發乎情性的自然”――這種寫作佳境可遇不可求，是治學的水到渠成。沒有幾十年求索墊底，難臻此境。
回想“治史”之初，胸無點墨，兩眼一抹黑，“照著講”並非易事。舉步維艱的懵懂與惶惑，是寫作常態。之後常為自己無知幼稚、率然斷言、大言不慚而懊悔、汗顏。而今初具史識、學識，能自成機杼地“接著講”：《語文：表現與存在》行雲流水，直抒胸臆；《語文：回望與沉思》直面大師，坦誠對話……不禁竊笑――這就是樂在其中吧。在思想交鋒中砥礪思維、昇華認知，存在感、幸福感沛然充溢，這種如飲甘醪般的美妙體驗，誠如司馬遷所言：“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13年前寫這本書的時候，沒想到能再版。再版，說明其仍具生命力。這對於作者來說，無疑是彌足珍貴的嘉賞。但我清楚，不是因為我寫得多好，而是語文界泰斗提供了豐厚的思想資源與讀者熱情鼓勵、鞭策使然。我只是在大師與讀者、前人與後人之間架一座橋――得以近距離看清彼此，跂望遠方的蒼翠綠蔭。
在本書再版之際，以這些文字向前輩與讀者致謝、致敬。
自然還應感謝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感謝朱永通君的慧眼、張思揚君的敬業。
潘新和
於閩江之濱寓所
2018年12月3日

語文魂、世紀夢：一個平民教育家的精神苦旅
――走近葉聖陶
導言：全中國孩子、語文教師的良師益友，一位純粹的知識分子，我國語文教育史無法繞過的精神存在。為現代語文教育奠定了平民化方向，為此踐履畢生。
鄭振鐸稱他是一個“秀美的男性”，這自然說的是當年，我覺得也是。看過他各個時期的照片，奇怪的是，我以為他晚年比年輕時更“有型”。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應該是靳二平為他畫的那幅油畫的樣子，一個長著白髮、白眉、白鬍子，穿著墨綠色漢裝，壽眉皚皚，目光炯炯，神情柔柔，身子如樹般沉穩端坐著的長者。我國現代語文教育的歷史，就是他主筆的，這個人就是葉聖陶。
說他主筆現代語文教育歷史，絲毫沒有誇張的意味。各個時期都有一些書寫語文教育歷史的人，這些人都很傑出，才華在葉聖陶之上的，也不乏其人，然而，葉聖陶是無與倫比的。他是不經意地、逐漸地產生了影響力的，就像水蒸氣無聲無息地蒸發，到了一定的時候，突然電閃雷鳴，漫天溢地，下起了傾盆大雨。他將畢生的才智都傾注在漢語教育上，他活得比同時代的那些同仁都長，加之他在這個領域特殊的地位與身份，使這種影響力在時空延伸中持續地擴大，以至終於一躍超越了那些曾經比他更優秀的人物。即便在他的身後，他的觀念作為一種傳統，作為語文教育文化的一部分，還在人們的無意識中發揮著作用。他是一棵大樹，盤根錯節、虯髯龍鬚，其他人漸次都成了附著於莖上的枝葉。要破解現代語文教育之謎，我們無法回避葉聖陶，無法繞過這棵巍然屹立的百年老樹。
學者（科學家也相似）和作家不同。一個三四十歲的詩人、小說家、劇作家，可能就已經走到了創作的巔峰，剩下的日子做的就是一件事：重複自己。他們是否江郎才盡不重要，他們已經把生命的光彩交付給人類，這就夠了。而學者對時代和後人的影響，他所取得的學術聲望，既要靠他的才華，還要靠他的地位和閱歷，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者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大小，不但取決於才華，而且取決於他的地位、壽命。學術成就有一個被認識、接受的過程，這個過程比文學作品的被認可要漫長得多，學術聲望是需要長時間地積聚的，而學者的地位可能會縮短這個過程。一個有才華的學者，如果過早地退場，他的學術價值尚未為學術共同體所認識，那就有可能隨著學者的離去，成就隨之湮滅，這對於學者來說自然是大不幸。毫無疑問，在現代語文教育界，葉聖陶絕不是最頂尖的學者，但是，他的不凡的成就，加上堅韌的生命和作為教育界領導者的地位，使他成為了當之無愧的泰斗。――說句題外話，年輕的學者在展露才華的同時，也請悠著點，珍惜生命也是一種學術智慧。至於是否非要當領導，我只能說這是一把雙刃劍，它助成你，也損耗你，學者的根本還在於你的學術貢獻。有時欲速則不達，“企者不立，跨者不行”[1]，說的就是這個理。
葉聖陶（1894―1988)，出生在江蘇蘇州，是我國現代傑出的文學家、教育家、語文教育家、編輯出版家、社會活動家。他當過小學、中學、大學教師，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當過《小說月報》《婦女雜誌》《中學生》《國文雜誌》等諸多刊物的主編或編輯，還擔任過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出版總署副署長、教育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但是，只要你對他稍有瞭解，就決不會把他當作“官”，也不會把他當作這個“家”，那個“家”，就只認他是一個“語文教育家”。他的其他身份，他的一切秉性和才具，助成了他成為一個卓越的語文學者――一個始終眼睛向下的平民教育家。我以為這是對他的最恰當、最尊敬的認定。
當我把眼睛盯著加在他身上的這一長串的“銜頭”的時候，常感到不自在，我相信葉聖陶也是不自在的。他是一個隻想幹實事，不願意當官的人，卻陰差陽錯當了一大堆的官。他在日記中曾談到當教育部副部長非其所願：陳克寒來談，“謂董純才托其轉詢，教育部有意調余為副部長，主持教材編輯工作。如餘同意，再設法謀其實現。餘即表示不欲。餘主教育出版社，實感為力不及，深冀其移歸教育部主管。今彼無其人選，乃思移餘入教部。余不能因名義之變更，實力即見充盈。余固無完全脫離教育出版社之想，第求縮小工作範圍，限於看稿改稿，社長與總編輯之名義雅不欲居，至於改入教育部，更非所願。余自知與出版工作尚相近，頗思於各個出版社在編輯工作上略有所助，他亦無甚可為”。[2]――只想看稿改稿，連社長、總編輯都不想當，何況當教育部副部長。他在日記中多次談到事務太多，“頗有不勝負荷之感”，“餘實無此精力，但亦不便拒絕……”他是一個謙謹實在、不圖虛榮之人，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偏偏就當了他並不想當的官，於他之尷尬可想而知。他在《古代英雄的石像》這篇童話中，對那高高在上的“空虛”，是那麼的鄙視，他讓不可一世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倒下來，碎成千塊萬塊，變成鋪路的小石頭，讚美說：“咱們真平等！”“咱們一點兒也不空虛！”“咱們集合在一塊兒，鋪成真實的路，讓人們在上面高高興興地走。”這便是他所嚮往的平凡真實的人生。然而，由於命運的捉弄，在後來的某一天，他居然不期然而然地成為了“石像”，嘗到了由此帶來的尊榮，也遭遇了身不由己的困厄，一切皆非所願，卻只有默默地承受。
其實他要的很少，我想，做一個全中國孩子、語文教師的良師益友，對於他就足夠了。他的摯友夏丏尊稱：“只要與作者（指葉聖陶）相識的，誰都知道他是一個中心熱烈而表面冷靜默然寡言笑的人吧。”讀他年輕時代寫的作品與文章，他在我的心目中，就儼然是一個不苟言笑、謙和溫厚的慈愛長者的形象。也許是由於創作的緣故，他把熾熱燃燒著的年輕的心，雕刻得沉穩、老練而雅致。他紮根在新文學和語文教育的大地之上，巋然淡定、弘毅靜穆。
作為一個傑出的作家，他在二三十年代就寫了大量的白話文學作品，成績斐然。他是“文學研究會”的一員驍將，倡導“為人生”的文學，他的長篇小說《倪煥之》，被茅盾譽為“把一篇小說的時代安放在近十年的歷史過程中的，不能不說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個人――一個富有革命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樣地受十年來時代的壯潮所激蕩，怎樣地從鄉鎮到都市，從埋頭教育到群眾運動，從自由主義到集團主義，這《倪煥之》也不能不說是第一部”[3]。他還有許多精彩的童話和寓言，《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鳥言獸語”》等，生動而不乏深刻，不但孩子們喜歡，大人也樂讀。對童話集《稻草人》，鄭振鐸評論說：“在藝術上，我們實可以公認聖陶是現在中國二三個最成功者當中的一個。”[4]魯迅稱它“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然而，他對母語的誠摯和對孩子的關愛，使他選擇了將語文教育研究作為畢生的事業，從此走上了這一條不歸路。他的文學和學者的才華，都傾注在了苦心孤詣地研究語文教育和為孩子編寫教材上，從而成就了一位中國現代最傑出的語文教育家，我國現代語文教育之魂。
華君武在葉聖陶晚年為他畫了一幅漫畫。標題是：喜看草人著新裝。旁題：八二年五月重讀《稻草人》有感作此請聖陶前輩一笑。畫的稻草人是一個小孩，和葉聖陶並排樂樂地站著，都戴著紅領巾，就像祖孫，一老一少，相映成趣。葉聖陶，誇張的白眉毛、白鬍子，眉毛像兩瓣趴著的月亮，上唇的鬍鬚像一幅倒掛的白扇面，細細的眼睛，很傳神。在葉聖陶創作《稻草人》60年後，華君武居然閑閑地“重讀”起《稻草人》，還把他們倆畫在一塊，“請聖陶前輩一笑”，個中含義，常讓我賞玩尋味。
是的，葉聖陶一生都為了孩子，為了那處在無法擺脫的生存困境中的人們，那些如“稻草人”般既無能助人，也無法自救的人們。他所做的，就是要給他們助人、自救的工具。他為語文教育寫了那麼多的文章，他為孩子編了那麼多的教材，每一本都是一絲不苟地編的。有的整套教材就出自他一人之手，十二冊課本，每一篇課文，都是他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他說：“在一九三二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時間，編寫了一部《開明小學國語課本》，初小八冊，高小四冊，一共十二冊，四百來篇課文。這四百來篇課文，內容和形式都很龐雜，大約有一半可以說是創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據的再創作，總之沒有一篇是現成的，是抄來的。”[5]得知這些，先是長江不盡的感動，繼而是落木無邊的悲涼。今天，乃至將來，還會有這麼誠心誠意的語文教育家嗎？
在對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的瞭解中，引起我興趣和感動的，還有葉聖陶和夏丏尊兩位大師的攜手聯袂，演出了語文教育史上最富人情味的一幕。他們除了合作編寫了多部教材外，還一起編寫了《文心》《閱讀和寫作》《文章講話》等，此外，當時最有影響的《中學生》雜誌，也是他們共同的事業。他們觀點相近，不分彼此，相知相諧，以至事過境遷，在合作的書中，連葉聖陶自己也分不清楚哪些是誰寫的。試想，在他們之間，會有署名、版權之爭嗎？哪怕動一下這樣的念頭，都會無地自容！葉聖陶的兒子小墨君和夏丏尊的女兒滿姑娘喜結良緣，他們合作的《文心》（開明書店1934年出版）一書，就是送給這對兒女的結婚禮物。這一雙兒女，能得到這份世間最珍貴的禮物，是何等的幸運！自然，這也是送給全中國孩子的一份最好的禮物。這部以故事的形式，通俗地講解語文知識和實踐中的問題的書，即便給今天的學生讀，也還是可以從中獲得莫大好處的。我記得當年讀《文心》是在上大學時，按說早過了該讀的年齡，但是，它帶給我的喜悅和收穫，仍遠勝過一切“語言學”課程之所賜，因為這裡不只是生硬的知識、冰冷的文字，還貫注著兩位父親的濃濃的情意和祝福啊。葉聖陶與顧頡剛、朱自清、茅盾、陳望道、豐子愷、郭紹虞等人的友誼，也促成了他的也是大家共同的語文教育事業的發展。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知音，他們對語文教育的癡心、誠懇相待、同心同德，恐怕今天也是再難尋覓的。
我對葉聖陶的崇敬和親近，是出自對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的心靈默契。這種默契，源於我們之間的神交，和我對一位真正學者、教育家的人格敬畏。他的教育觀念和研究實績，也許會被後人逾越，然而，他的豁然澄靜的人格風範，是不可逾越的。
對葉聖陶的崇敬和親近，來自我對他――這部大書的長久、反復地翻閱和解讀。我曾經用十幾年的時間，由系統地研究我國寫作教育史，拓展到語文教育史，對其中數十位最有影響的語文教育家的教育實踐和思想資料作過第一手的梳理與思考，尤其是認真研究過葉聖陶的語文教育思想和業績。我認為較之於其他重要的學者，說葉聖陶堪稱中國語文教育史上對語文研究最投入，對現代語文教育貢獻卓著、影響最大的學者，甚至說是我國現代語文教育最重要的創建者和實幹家，這些評價他都當之無愧。平心而論，在那個大師林立的時代，他在理論思維和學術視野上難臻一流，有些見解在敏銳和深刻上稍遜于黎錦熙、胡適、魯迅、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潛等先生。可是，我始終相信，沒有葉聖陶，就沒有語文界學術共同體對傳統語文教育的思想承傳和現代語文教育基本的理論積澱。不論是在新文學運動、白話文教育草創期的篳路藍縷，還是在各種政治運動頻仍發作的五六十年代的勉力支撐，他的仁愛正直純良的秉性，都讓後輩學人由衷景仰。在7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他的語文教育思想、人格力量和話語權威，對語文界和語文教育實踐的影響，是無人可以相提並論的。也許可以這樣認為，他對現代語文教育的“壟斷”，是不幸時代之幸；很難想像，如果歷史不是選擇了他，沒有他的披肝瀝膽地忍辱負重，那艱難歲月中的語文教育會是怎樣。我國現代語文教育，就是葉聖陶時代語文教育。葉聖陶代表了一個時代――整整一個世紀的榮耀與困厄。
葉聖陶的語文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宏偉厚重，給當代語文教育以巨大、長久的影響。他的語文教育思想，在我國當代語文教育中，是占主導性地位的思想，其作用主要是積極的，他的教育思想是平民化的，他的最大貢獻是為語文教育奠定了現實、普及、實用的方向，他的理想是紮根于中國悠久文明的土壤之中的。儘管往往力不從心，常常受到鉗制與干擾，有時不得不委曲求全，但他畢生都在竭力捍衛著這個方向。我以為，單單這一點就可謂功德無量，因為它使億萬文盲廣被福澤、終身受用，擺脫了“睜眼瞎”的生存困境，獲得起碼的人格、文化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