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諾芬《斯巴達政制》譯箋（簡體書）

色諾芬的《斯巴達政制》是我們所知關於此題目的最古老著作之一。這部短作共十五章，以非常概括性的方式論及斯巴達人的生活方式，表面上看，是在論述斯巴達人的日常生活、以國王為統帥的軍隊生活；實際上，色諾芬的曲折筆法和隱微寫作想傳達出來的，卻是斯巴達城邦及其公民典型的教育、律法、習俗和慣例等，這其中還暗含褒貶。
《色諾芬〈斯巴達政制〉譯箋》由北京語言大學陳戎女教授花費十多年譯箋而成，本書主體部分包含兩大板塊，一是《斯巴達政制》的首次完整漢譯全文（以古希臘文的梵蒂岡抄本為底本，參考其他幾種校勘過的權威版本譯出），約一萬多漢字；二是對正文的逐節箋注（參考五種權威箋注本編譯，並附有作為中國研究者的譯箋者本人的箋注或按語），箋注文字超過正文十倍。

色諾芬（公元前440年左右－前355年）是雅典史學家，代表作有《希臘史》、《遠征記》、《斯巴達政制》等，是今人瞭解和研究古希臘史的重要資料。
譯箋者陳戎女，文學博士，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博導，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1999年獲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博士學位，2003－2004在德國柏林洪堡大學做博士後研究，曾獲北京語言大學“教學名師”稱號。主要研究方向為西方古典文學研究、經典文學與闡釋、跨文化戲劇研究、德國文化社會思想研究等。著有專著《女性與愛欲：古希臘與世界》《荷馬的世界――現代闡釋與比較》《西美爾與現代性》，發表論文多篇，主持國家社科項目“古希臘悲劇在近現代中國的跨文化戲劇實踐研究”等。

1.色諾芬的《斯巴達政制》是我們所知關於此題目的最古老著作之一。
2.本書（《色諾芬<斯巴達政制>譯箋》）的主體部分包含兩大板塊，一是《斯巴達政制》的首次完整漢譯全文；二是對正文的逐節箋注（參考五種權威箋注本編譯，並附有作為中國研究者的譯箋者本人的箋注或按語），箋注文字超過正文十倍。
3.譯箋者陳戎女教授是色諾芬研究專家，歷時十餘年完成此書的譯箋工作。

編譯前言（節選）

《斯巴達政制》到底是不是色諾芬的作品，從古代開始就有人提出質疑，並且把它和《雅典政制》歸為託名色諾芬的偽作，最早見於第歐根尼·拉爾修。他在列舉了歸在色諾芬名下的作品後說：“麥格尼西亞的德米特裡烏認為，這最後一部著作［指《雅典政制》和《斯巴達政制》兩部合而為一］不是色諾芬寫的。”18、19世紀的一些學者同樣不認為《斯巴達政制》是色諾芬的真作（如Valckenaer、Manso、Bernhardy，以及《斯巴達政制》研究史上比較重要的Dindorf）。
然而Richards在1897年已經根據《斯巴達政制》的語詞和結構證明其為真，故從19到20世紀，大部分學者認為《斯巴達政制》確系色諾芬所作（如Weiske、Goette、Hasse、Fuchs、Cobet、Erler、Naumann等）。懷疑《斯巴達政制》非色諾芬真作的主要理由是，它有若干與色諾芬其他作品相抵牾和不一致的地方，但是，這些不一致也可能是寫作年代不同、寫作目的不同所致。
《斯巴達政制》屬�色諾芬早期的作品。關於大概的寫作時間有很多猜測，Lipka推斷第十四章寫於公元前371年斯巴達與忒拜的洛伊克特拉（Leuktra）戰役之前，色諾芬可能是在斯巴達國王阿格西勞從小亞細亞返回希臘後寫作了此作品。新近的箋注者Gray也是從第十四章入手，分析出《斯巴達政制》的寫作時段應該是從公元前395年希臘人正式結盟反對斯巴達的科林斯戰爭（CorinthianWar），到公元前371年的洛伊克特拉戰役這段時期之間，具體的寫作時間可能是公元前360年左右。
總之，《斯巴達政制》約莫是在公元前4世紀六七十年代寫作完成。可以對照一下色諾芬幾部早期作品的寫作時間：《雅典的收入》作於公元前356年以後；《希臘志》第二部分在前357年之後面世；《遠征記》最晚不晚於前357年，因為《希臘志》3.1.2提到了《遠征記》；《阿格西勞傳》是在國王死後完成的，不會早於前360年；《居魯士的教育》的最後一章提到了發生在前362/361年的一場叛亂，所以這部作品不會比這個時間更早。那麼，《斯巴達政制》即便不是最早寫成的作品，也確定是早期作品。
色諾芬的《斯巴達政制》就我們所知是關於此題目的最古老的那一批著作，儘管這個題目不一定是色諾芬親擬。

的標題為什麼漢譯為《斯巴達政制》，詳見“關於篇名”和11節的箋注。簡而言之，可譯為“拉刻岱蒙人的”或“斯巴達的”，漢譯從強調城邦而不是地域的意義上取“斯巴達”。/Politeia有“理想國”，“政制”、“王制”，“生活方式”等翻譯和不同理解，因為色諾芬此書專論斯巴達城邦的Politeia，多為呂庫古設立的習俗、禮法――對城邦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規定，以及斯巴達城邦的職官、軍事征戰和王權規定，所以應可譯為“政制”。
《斯巴達政制》的名稱聽來像是專論政制制度的政論文，其實不然。這篇名為《斯巴達政制》的短作共十五章，說的是斯巴達人非常概況性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第一到第十章），以國王為統帥的軍隊生活（第十一至第十三章，第十五章）。
亞裡士多德早就提到過，政體差不多就是民眾的生活方式，雖然他也在更狹窄的意義上專門定義過作為“城邦一切政治組織的依據”的“政體”。莫爾特別提請注意，《斯巴達政制》其實談的是斯巴達人的生活方式，Politeia廣義上可以理解成“如何安排整理城邦［生活］”。所以，該書的著眼點不是指狹義上的政治體制，也不是現代政治意義上的制度史，而是斯巴達城邦及其公民典型的生活方式包含的教育、律法、習俗和慣例。
色諾芬在其多部作品中表現出對斯巴達的興趣，粗略算來，色諾芬關於政治事務的著作有三分之二來自他對於斯巴達作為政治現象的強烈興趣。色諾芬是雅典人，他對異邦斯巴達的興趣並非獵奇。歷時37年的伯羅奔半島戰爭打破了希臘兩個強邦長達75年的平衡狀態，戰爭末期，斯巴達挫敗雅典確立了霸主地位，被公認為希臘世界的領袖。雅典人色諾芬在《斯巴達政制》中仿佛塑造了一個保守、嚴謹、遵守律法的異國城邦形象。斯巴達的法度和教育制度似乎處處與雅典的民主制度和教育形成對照。
《斯巴達政制》一開篇，色諾芬用帶點兒誇張的口吻把斯巴達的繁榮強盛、禮法創制歸功於呂庫古――一個帶有神話色彩的人物，對於呂庫古的強調貫穿全篇，卻使作品帶有某種“斯巴達幻象”（le mirage spartiate）的色彩。在其他作品中，色諾芬用同樣的手段把斯巴達王阿格西勞塑造成“一個盡善盡美的好人”，在公元前399年與394年，色諾芬曾在小亞細亞追隨過阿格西勞。從《阿格西勞傳》和《希臘志》的描寫文字看，他真像是王者的道德典範，集公正、智慧、虔敬、勇敢、慈愛、節制於一身。
這些斯巴達主題的作品大多對斯巴達城邦、立法者、君王大加褒揚，如果不加甄別，我們會和很多人一樣，以為色諾芬是親斯巴達分子，是當時雅典上層貴族中的那一小撮親斯巴達（proSpartan）的保守派，不然色諾芬怎麼會被人當成古典時期最偉大、最具影響力的斯巴達“傾慕者”呢。親斯巴達派寫的東西不實事求是，所以色諾芬筆下的斯巴達也是與事實不相稱的。然而，色諾芬無意描繪歷史的或真實的斯巴達，可能是別有用心。
《斯巴達政制》到底是在美化斯巴達，還是對斯巴達城邦隱秘的批評？列奧·施特勞斯以銳利的觀察揭示出色諾芬對斯巴達精神的諷刺，但大部分《斯巴達政制》的西文箋注者並不認同，以為施特勞斯的闡釋不切合實際。
《斯巴達政制》是頌揚還是諷刺，應憑作品來說話。《斯巴達政制》前十三章對古代的斯巴達歌功頌德一番後，在接近尾聲的第十四章突然發起對當時斯巴達弊端的嚴厲斥責。這正如《居魯士的教育》也是在最後一章筆鋒陡轉，波斯帝國搖搖欲墜，居魯士死後，馬上土崩瓦解。
一些研究者以為《斯巴達政制》如此自相矛盾的結構必然說明第十四章跟其他章節不是一體，乃後期的插入。可如果我們相信這樣的謀篇佈局是色諾芬煞費苦心刻意為之的話，就必須正視這樣的可能：色諾芬以如此明顯的自相矛盾提醒讀者，去反思被理想化的、被謬贊的“異邦”斯巴達，是否如其所說、如其所是。色諾芬的斯巴達異邦形象大有深意，他的目標讀者不是斯巴達人，而是雅典人：他關心異國民族的生活和文教制度，是借異國為雅典提供一面鏡子，從而，他的歷史文學寫作本身帶有隱微的政治意圖――引導有心的雅典人思考應該有怎樣的王來引導國家，或者說雅典應該有怎樣的政制、社會和文教生活。

編譯前言

斯巴達政制(色諾芬)

《斯巴達政制》譯箋
關於篇名
第一章 引言、女童的教育和婚姻制度
第二章 男童的教育
第三章 青春期男孩的教育
第四章 剛剛成年的男青年的教育
第五章 成年男性的生活方式規定：公餐制和身體鍛煉
第六章 私有財產的公有制
第七章 財富
第八章 服從禮法與監察院制
第九章 榮耀地死勝於苟活
第十章 年老者和長老會議
第十一章 軍事措施
第十二章 宿營
第十三章 出征打仗時國王的權力與榮譽
第十四章 斯巴達的衰落
第十五章 國王在城邦內的特權

參考文獻

［3］呂庫古不讓孩童穿鞋讓腳變軟弱，他吩咐他們應該打赤腳走路讓腳底板變硬實，他相信這樣鍛煉下來，孩童們更容易爬坡上山，下山也更安全；他還認為，光腳的比穿鞋的跳、躍、跑得更快，只要他們的腳適應了打赤腳。

“呂庫古不讓孩童穿鞋讓腳變軟弱，他吩咐他們應該打赤腳走路讓腳底板變硬實”：［Lipka箋］斯巴達教育的一個特徵是讓孩子打赤腳，色諾芬和柏拉圖《法義》633c對此均有描寫，這意味著斯巴達（以及其他）士兵通常是穿鞋的。進入“秘密行刑隊”（krypteia）的斯巴達年輕人過去在冬天也沒鞋穿。
斯巴達成年人穿ἁπλαῖ［單底鞋］，另一種鞋是ἀμυκλᾷδες。還有一種斯巴達靴子Λακονικαί，顏色是深紅色，和斯巴達軍服顏色配套（11.3）。克裡提阿斯稱讚過斯巴達鞋襪的質量（Lipka 2002：121）。（［陳按］秘密行刑隊（krypteia,crypteia）由斯巴達年輕人組成，其目的和性質到底為何，學者們尚有論爭，秘密行刑隊或是殺死黑勞士以減少其人口的秘密行刑組織，或是軍事訓練的一種形式。據普魯塔克記載，他們在黑夜秘密殺死那些最結實有力、最優秀的黑勞士。見普魯塔克1990:120。）
實際上，在幅員遼闊的國度，光腳的目的很難說是為了提高機動性（在多山的國家甚至連牧人也要穿鞋）。情況正好相反：軍隊持輕武器的部隊最機動靈活，他們穿著一種特殊的κρηπῖδες［高統男靴］。譬如，Iphicrates在公元前393年創建了一支叫作“輕盾兵”的新軍隊，似乎是他設計創造了一種從此以後叫作᾿Ιφικρατίδες的新式涼鞋（參Erbacher《希臘的制鞋：一項古代研究》Erbacher1914：4043，Morrow《希臘鞋類和雕塑的年代》Morrow 1985:179）。
所以，Lipka認為，色諾芬提到的打赤腳極有可能只是讓斯巴達人忍受痛苦的一系列措施之一，乃入門環節，其實沒有實際目的。我們最多可以同意一些學者的觀點：磨練腳底板首先可以預防或減輕長途行軍對腳的傷害（如起水泡），其次是在戰鬥中遇到丟鞋子或鞋子壞了的情況有些用。最後，色諾芬寫的時候心裡想的可能是蘇格拉底，像斯巴達男孩一樣，蘇格拉底和學生都是打赤腳走路（《回憶蘇格拉底》1.6.2，柏拉圖《會飲》173b，Lipka 2002：121）。

“孩童們更容易爬坡上山，下山也更安全”：［Lipka箋］色諾芬在《論騎術》（Eq.8.1）寫到過馬匹下山上山奔馳時的用詞，與此處類似。

“光腳的比穿鞋的跳、躍、跑得更快，只要他們的腳適應了打赤腳”：［Moore箋］普魯塔克在著裝上面比色諾芬潑墨更多：年輕的斯巴達人直到12歲才能有且只有一件大氅，很可能冬天可以不用打赤腳，直到他們成年成為秘密行刑隊成員。這種措施說是為了訓練少年敏捷靈活、頑強穩健的身手，而且，秘密行刑隊隊員必須不分晝夜應對常見的偷竊行為，如果隊員們適應了光腳行走和不換衣服，輕裝簡行會提高暗中活動的靈活性和行動效率。
然而不單是斯巴達人打赤足――從陶瓶畫看，鍛煉時赤腳對希臘人來說是司空見慣之事，顯然在戰場上打赤腳的確不利（Moore 1975：99100）。

［4］他不讓孩童換衣服慣壞身體，規定他們要習慣一年到頭穿同一件外袍，他相信這樣做孩童會更好地耐受寒暑。

外袍（ἱμάτιῳ）：［Lipka箋］斯巴達人約摸12歲時換下長內衣，改穿一件大氅，這是一年四季唯一的一件衣服。“大氅、大長外袍”在文獻裡也叫作τρίβων,βραχεῖα ἀναβολή, δαμοφανής，與此處的ἱμάτιον在外觀上並無大異。
斯巴達人從不換衣服，看起來髒兮兮的，這點被人調侃過，但第歐根尼卻譽之為哲學家風範。少年連隊的埃壬在作戰時允許衣服上有裝飾。通常斯巴達成年人著裝樸素，富人與窮人的衣飾外貌沒太大區別（參亞裡士多德《政治學》IV1294b2729），斯巴達國王阿格西勞就因衣著簡樸而聞名。黑勞士穿著特別的衣服以示區分。斯巴達人在戰場上穿著深紅戰袍（11.3）。
此外，蘇格拉底的外表看上去像斯巴達人：無論冬夏寒暑他只穿一件襤褸的外袍，不穿內衣（參《回憶蘇格拉底》1.6.2；柏拉圖《會飲》220b）。與斯巴達人類似，雅典人曾經只穿一件大氅，關於雅典人穿著的外袍參考Geddes的論文《赤貧與巨富：公元前五世紀雅典男性的服飾》（Geddes1987：312314，Lipka 2002：122）。
難以說清楚關於斯巴達服飾簡樸的文學主題到底延續了多久，克裡提阿斯的殘篇稱讚過斯巴達大氅方便實用，對簡樸的著裝大為褒獎。然而，亞裡士多德卻批評斯巴達人衣著過於樸素反而是某種炫耀（Lipka 200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