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的寓言：英國18世紀文學與文化（簡體書）

本書力圖構建“文化寓言”作為批評範疇，進而運用這一範疇來探討18世紀英國現代性的構成。借助“文化寓言”這一概念的提出，作者擴展了文化和文學批評的疆域，展示了英國文化寓言在18世紀是怎樣從物質生活實踐中產生的，並通過文化寓言把想像和歷史聯繫起來，從而在發展中的都市、全球擴張對民族的影響、信貸的變化無常、資本的巨大魔力和全球化與奴隸貿易對家庭的影響等方面深入探討了現代經驗的本質。

作者簡介：
勞拉·布朗（Laura Brown），美國康奈爾大學英文系教授、系主任，研究領域為18世紀英國文學與文化，擔任美國18世紀研究學會主席。主要研究專著包括《帝國的終結：18世紀早期英國文學中的女性和意識形態》（Ends of Empire: Women and Ideology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93年），《現代性的寓言：18世紀英國的文學與文化》（Fables of Modernit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English Eighteenth Century，康奈爾大學出版社2001年），《流浪狗和憂鬱的猿：現代文學想像中的人和動物》（Homeless Dogs and Melancholy Apes: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 in the Modern Literary Imagination，康奈爾大學出版社2010年），參與編撰《新18世紀：理論·政治·英國文學》（The New Eighteenth Century: Theory·Politics·English Literature，梅圖恩出版社1987年）。


譯者簡介：
牟玉涵，北京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博士，北京語言大學英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18世紀英國文學。近期發表論文主要有《18世紀英國感傷小說“重情者”淵源考》（載《國際關係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薩拉•菲爾丁與〈素樸兒〉：“藍襪”女作家的理想社會》（載《外語與外語教學》，2009年第10期），《烏托邦的幻滅：評小說〈素樸兒〉之〈末卷〉的意義》（載《外國文學評論》，2013年第3期），《沒有終點的成長：論裘德對意義的追尋》（載《歐美文學論叢》第10輯，2016年）等。

美國康奈爾大學英文系系主任勞拉·布朗教授歷經多年積累的精心之作，全書集政治、經濟、歷史、文學、文化等研究於一體，從一些看似無足輕重的細微之處入手，對18世紀英國受到資本主義發展和全球殖民擴張劇烈衝擊時期的社會文化進行了豐富且深刻的闡釋研究，不僅對英國文學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而且對於處在劇烈社會變化過程中的當代中國讀者也富有啟發意義。

目 錄
導言 文化寓言、現代性經驗和差異範例
第一部分 擴張
第一章 大都市：城市下水道的寓言
第二章 帝國的命運：洪流和海洋的寓言
第二部分 交易
第三章 金融：信用女士的寓言
第四章 資本主義：新世界的寓言
第三部分 他者性
第五章 文化往來的奇觀：土著王子的寓言
第六章 猩猩、哈巴狗、鸚鵡：非人類的寓言

第一章 大都市：城市下水道的寓言
1710年10月7日，《閒談者》上發表了喬納森·斯威夫特的作品《城市陣雨》。幾天後，斯威夫特在《寫給絲黛拉的書信集》中記下了他的朋友尼古拉斯·羅（Nicholas Rowe）和馬修·普萊爾（Matthew Prior）對這首詩的讚美：“他們二人對我的詩讚不絕口，都說在這一題材的作品中，我的《城市陣雨》無出其右：自達娜厄（Danaë）之後，這便是最好的一場陣雨。”斯威夫特的二位友人把《城市陣雨》與古典神話並置，顯然是建立在戲仿英雄史詩的基礎之上。這一併置再現了此詩及其姊妹篇――斯威夫特的另一首詩歌――《清晨》中隱含的戲仿古典作品模式。理查德·斯梯爾在《閒談者》中就此主題發文，將此主題的作品歸為一類稱“本土詩”，即描寫污穢的城市場景，並建構在新古典主義對典故的影射之上。例如，《清晨》再現的是維吉爾筆下“紅潤的黎明”如何降臨倫敦:不檢點的女僕貝蒂從主人的床榻悄悄溜走，街上充斥著叫嚷聲、墩布拖地聲，還有城市工人階級打掃清理的嘈雜聲。在《城市陣雨》中，斯威夫特把傾盆大雨敲擊轎子發出的聲音比作拉奧孔用劍戳擊特洛伊木馬的外殼：
就像特洛伊人把木馬抬進，
在裡面藏著急切的希臘人。
……
拉奧孔用劍把木馬敲打，
裡面的每個英雄都害怕。（第47―52行）
將描寫污穢城市的作品與維吉爾的詩歌作比，通常會壓縮史詩的宏大。上述斯威夫特的二位友人把達娜厄神話視為《城市陣雨》的先例，效果也是如此。達娜厄被她的父親――阿爾戈斯的國王阿克裡西俄斯――囚禁在地下的銅屋裡（在賀拉斯的講述中，她被囚禁在銅塔裡），因為阿克裡西俄斯從德爾菲的女祭司處得到神諭，自己將被達娜厄的兒子殺死。銅屋是阿克裡西俄斯控制達娜厄性交的必要而又註定失敗的舉措。可以料想，達娜厄是不會被父親的銅屋所限制的。宙斯化作金雨，從屋頂的開口落入屋內，使達娜厄受孕，產下帕爾修斯。帕爾修斯是日後殺死美杜莎的英雄，也將出於偶然殺死他的祖父。阿克裡西俄斯從開始就註定逃脫不了死在孫子手下的命運。這個神話說明，男性無法實現對女性性交的控制或監管。
將《城市陣雨》與達娜厄神話作比，既體現了當時《城市陣雨》與女性身體之間的聯繫，也戲劇化地展現了古典神話與當下生活的距離。神話昇華了不可壓制的生殖力，現代城市體驗則獲得了世俗化具象，二者之間的鴻溝雖提請人們注意現代世界的卑劣，但也並非完全鄙視當下和世俗的生活。像很多奧古斯都時期的戲仿英雄史詩作品一樣，當下經驗在並置中是受到貶抑的一方，然而並置又同時賦予它誘人的直接性和神秘的力量。與遙遠的神話不同，倫敦街道的氣味和景象，觸手可及，扣人心弦；這一點使它即使與神話相比，似乎也並不遜色。正是這種當下的生機勃勃使得評論者歐文·艾倫普萊斯（Irvin Ehrenpreis）說到，《城市陣雨》中那些鮮活的景象，“唯有心懷崇敬之人才能捕捉”。然而，在《城市陣雨》及其他奧古斯都時期的戲仿英雄史詩中，要想確認這種生機勃勃的來源和本質，極難做到。究竟是什麼，使得斯威夫特筆下的倫敦，或者說，蒲柏的愚昧女王，獲得了所謂的“敬意”？在對此時期的文化想像中，這一獨特的扣人心弦之力從何而來？以及，為何其以女性形象出現？
達娜厄的金雨和斯威夫特的陣雨之間的對立，是典型的奧古斯都戲仿英雄史詩的形式建構。但是，如果我們不將這兩場陣雨割裂來看，也不將二者之間的關係僅僅看作通過對比來壓縮史詩的宏大；如果我們將二者並列一處，那麼，達娜厄那鮮活的金雨便賦予城市陣雨意義，同時還為作家們解釋了當下城市經驗中那謎一般的活力源自何處。斯威夫特的二位友人援引的女性形象引出了一個極具感染力的文化寓言，一個有關不可壓制的生殖力的現代寓言，這些生機勃勃的意象充斥在18世紀早期的文學作品中，《城市陣雨》便是鮮明的一例。這個預言致力於再現一種無法控制、影響一切的女性的性能量，此能量存在於女性體內、與女性的欲望相關，並由此生成某種企圖轉變、重構，或顛覆現存的邏輯系統、宗譜系統或階級系統的力量。這是有關現代城市公共衛生危機的故事：城市下水道的寓言。這個寓言有自身獨特的結構和主題，同時也隸屬於一個當時更寬泛的文化寓言體系。次文化寓言體系不僅包含與陣雨緊密相關的故事，也提出了相似的具備流動性和轉化性的力量，即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自辯中隱含的洪流和海洋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