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史信札（簡體書）

序 言

本書共收錄了25封信件，有1820年底《法國郵報》上刊登過的10封信，其餘信件是首次發表。在這些新信件裏，我針對諸多歷史問題和公社革命事業展開直接真誠的討論，力圖確定法蘭西史是法蘭克王國史的延續這一要點，並闡述了自基督教創立至大革命爆發、法蘭西最偉大的社會運動的真實歷程。至於過去已刊出的10封信，我的寫作目的是對被公眾視為經典著作的幾本法國歷史書籍進行一系列嚴格審查。也許有人覺得，現在把7年前關於撰寫歷史的方法和人們對歷史的認知所做出的評判，再次逐字逐句地公之於眾是不合時宜的，因此我想先簡單說明收錄這些批評性文章的動機。

1817年，我迫切希望為立憲觀念的輝煌勝利貢獻力量，於是埋頭搜閱歷史書籍中的論據來支持自己的政治信仰。我為此項工作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和專注，在歸納所需資料的同時，歷史本身像昔日的圖卷般吸引了我。懷著強烈好奇心，我翻閱各種文獻，每當中世紀的一位人物或某個事件，帶著勃勃生機或地方色彩浮現在我面前，我就會不由自主地激動感慨，雖然有些史實與我想找尋或採用的資料完全無關。類似的情緒屢屢出現，幾乎擾亂了我的寫作思路。不知不覺，我放下現代歷史書籍，拿起了舊版編年史，並觀察到在某些作家慣用格式和浮誇文筆下種種被扼殺的歷史真相。我嘗試改變老師們傳授給我的思維方式，也真的做到了，可以這麼說，我背離了他們。越是名望大、信譽佳的作者越令人憤怒，我曾相信他的文字，而且知道很多讀者像我一樣受到了欺騙。因此，我在1820年最後幾個月中投稿給上面提到的《法國郵報》。

那時， 維利院長和昂格蒂耶的作品廣受歡迎；若談及文筆深刻犀利，人們常常引述馬布利院長的《法蘭西史觀察》或圖雷的《革命簡史》；德?西斯蒙蒂先生的《法國史》、基佐先生的《法國史概論》和巴朗特先生的《勃艮第公爵傳》尚未出版，所以我有理由斷言現代歷史作家嚴重歪曲了中世紀史實。一些人欣賞我的熱誠中肯，他們在若干報紙的專欄中，稱讚我的工作幾乎彌補了目前批評性論文的空白，理清了遺失的歷史真相。以上詳情是我對幾部代表著新穎寫作方法的法蘭西史一直保持緘默的原因。西斯蒙蒂先生注重科學事實，基佐先生善於擴展和細節論述，巴朗特男爵強調敍述的真實性，他們為我們開闢了記載歷史的新途徑：只有追隨他們的步伐，才能做得更好。不過出版業如同其他商務貿易一樣，老作坊生產的物件可確保長期售賣，為了讓創新的觀念湧現，我們必須克服陳腐舊習，直接抨擊偽科學，隨著科學影響力的上升，有正確思想和喜好推敲的人將重新聚集在事實周圍。

還要提醒的是，人們閱讀17世紀出版的部分法蘭西先前史所形成的大眾理念，恕我直言應當徹底糾正。大眾理念由不同的推斷觀點構成，有的是完全虛假，有的是沾染了一些謊言。例如以下兩個比幾何公理更容易被接納的觀點：克洛維一世建立了法國君主制；路易六世賦予公社自治權。兩個觀點完全沒有事實依據，只是現代人的推斷。很多書上這樣印發，老師們都這樣講授，學生們照例重複，如此產生的效果近乎律法，掩蓋了事實本身。我知道在沒有指導下，獨自重新整理所接受的歷史理念是頗費周章的，不過仍自薦為那些希望以事實取代學院傳授的謬論和世上偏見的人士簡化這項工作，利用原始文本以及在充斥著偉大紀事的年代獲得的政治生活經驗，抵制因缺少刻苦鑽研而造成的偏見。況且，每位有感知的讀者無需閱讀舊政權作家們關於君主制或共和制等抽象概念的書，只要自己收集記錄、用心核實讀到、聽到的歷史事件，必然會發現往昔塵埃下的精彩點滴。因為我們每個活在19世紀的人對叛亂和征伐、帝國的分割、王朝的衰落和復興、民主革命和與之相反的復辟運動，比維利、馬布利，以至伏爾泰瞭解得更深入透徹。

此外，我談一下寫這些信件時運用的方法，大部分信件是以論文同敍事互相穿插，並結合史書原文片段。在書寫歷史事件時，單憑邏輯推理很難避免風險，舉證資料這一方法則始終最為可靠，而且把鮮為人知的特殊事件真實地呈現出來，有可能為幾個世紀的歷史帶來新的光芒。相比其他方法，我比較傾向列舉足以信賴的細微證據，並堅持遵照上述原則，對法蘭西幾座城市的政治歷史詳情做大量參考求證，試圖強調建立公社的民主性質。我想假如當初能完整改變思路，省略敍述中的學術討論，只談事實，或許會獲得更多的成功。本書切實講述了拉昂暴動、蘭斯內戰，這些事件的參與者，理論上可謂最初的第三等級，但在和平勝於一切的兩個世紀，第三等級似乎陷入沉睡，被人忘卻了，直到今天才驟然加入到愛國主義和政治風暴的戲劇衝突中，於是許多人認為第三等級是1789年才發展崛起的。也許，歷史與當今不同意見的辯論和各種利益的鬥爭毫不相關，可是如果日復一日地堅持聯繫探討，我們就會得到一個深刻的教訓：在法蘭西，既不存在誰被誰解放，也沒有突然而至的權利，我們這一代所擁有的自由權利，都是蹈鋒飲血的先輩們奪取的。

序言

再版說明

再版日爾曼名字的拼寫

第一封信 對法蘭西史的需求及現存史書的主要缺憾

第二封信 法蘭西史最初階段的虛假色彩和現代歷史作家沿用的錯誤方法

第三封信 簡談維利的法蘭西史

第四封信 梅澤雷、達尼埃爾、昂格蒂耶的法蘭西史

第五封信 自15世紀起撰寫歷史的不同方式

第六封信 法蘭克人、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

第七封信 征服後的高盧社會狀況

第八封信 繼續前文，阿爾卡迪烏斯的使命及阿塔爾的冒險（533—534年）

第九封信 君主制建立的真正時期

第十封信 所謂君權分立

第十一封信 查理曼帝國的分裂

第十二封信 對法蘭克第二王朝的驅逐

第十三封信 公社的獨立革命

第十四封信 公社革命之旅——勒芒和康佈雷公社

第十五封信 努瓦永、博韋和聖康坦公社

第十六封信 拉昂公社史（上）

第十七封信 拉昂公社史（中）

第十八封信 拉昂公社史（下）

第十九封信 亞眠、蘇瓦松和桑斯公社

第二十封信 蘭斯公社史（上）

第二十一封信 蘭斯公社史（下）

第二十二封信 維澤萊公社史（上）

第二十三封信 維澤萊公社史（中）

第二十四封信 維澤萊公社史（下）

第二十五封信 關於國民議會

第九封信 君主制建立的真正時期

“至1789年法蘭西君主制已延續了14個世紀。”這是政治著作和演說中經常強調的一句話、一種慣用說辭，貌似合理，實際嚴重歪曲了歷史。如果我們把法蘭克國王在高盧建立政權後統治的時間一併歸入法蘭西諸王的執政歲月，那麼將近14個世紀的用詞，沒有任何不妥，然而，若混淆各時期的統治形式，認為君主制的概念起始於6世紀、終結於1789年，就大錯特錯了。我們應避免受權威觀點的影響，不要用現代視角去理解“法蘭西”和“君主制”這兩個詞，而是先去除古代君王擁有後繼君主獨攬的大權這種想像，還必須明確人們筆下的君主制，比如杜博院長撰寫的法國君主制度建立，與十七八世紀時期的政權體系，並非同一概念。

我們的歷史作家對法蘭西民族的誕生年代沒有分歧，在此基礎上，他們習慣把漫長的法蘭西史分為三個主要階段： 一律認為第一階段，君主制延續直至法蘭西擴張到現有疆界，大約10世紀時，因外省統治者、他們稱作大諸侯的叛亂而廢除；接著這次叛亂導致了第二階段——封建制的合法契約化；第三階段是君主制的復興，他們還提出，君主政體具有舊時的全部特權，和最初確立的絕對君主制毫無區別。我在以往的信中，列舉了一些零星事實足以駁倒上述的荒謬假設，即克洛維甚至查理大帝，擁有與路易十四等同的王權。至於作為現代君主制根本要素的封建制度，它遠非帝國在整個高盧的分級管理結構，而是為國家統一所制定的契約。

顯而易見的是，不論法蘭克人的侵略，還是加洛林王朝創始人在政治色彩下進行的第二次征伐，都無法在整個高盧，尤其是北部和南部完成真正的統一。征戰的結果，不外乎異族之間生硬地接近，又驟然分裂。12世紀前定都北方的諸王，跨越盧瓦爾河，南侵而建立的政權，僅僅達50年，而且從未獲得真正的承認。即使有人提出假設，法蘭克人入侵時就在他們定居的部分高盧地區建立起現代形式的君主制，並隨著幾個世紀更漫長艱辛的新征伐，權力範圍陸續覆蓋至整個法蘭西，這依然是荒謬的。因為我們可定性為行政擴張的新征伐，貫穿12至17世紀，它最終結束後，由一位國王統治、地方官員遵從國王意願的統一政體才于整個高盧地區形成。無論克洛維或查理曼時代的國王們，他們派遣本族執政官去外省，特別是到地中海沿岸省份時，這些異族首領協助當地居民發動的反政府叛亂，屢見不鮮。民族利益造成的、對自己曾宣誓效忠的政權的刻骨敵意，激發了異族首領的野心，有時他們竟孤注一擲，加入到羅馬農奴反抗法蘭克貴族的暴動中（日爾曼語稱為“Edil Frankono liudi”），並成為組織的領袖，允許叛軍打著自己的旗號，還傳授軍事經驗。諸多暴動起義，既是民族之間的衝突，也是附庸諸侯的叛亂，經歷了各種波折起伏，以南部高盧徹底獨立結束。由此我們看到，9—11世紀時，在盧瓦爾河、比利牛斯山脈、阿爾卑斯山和兩海地區之間，誕生了許多獨立公國。這些公國雖然造成法蘭克征服成果的四分五裂，但一種與長期徹底獨立相抵觸的附庸領地理念依舊籠罩著整個高盧。日爾曼後裔在一個新國家，按民族習俗通過征服特權擁有大量地產，如莊園、村莊、城市等，並且與土地相應的戰士義務也隨之虛化地轉加過去。土地根據原始擁有者的級別，變成他人的附庸國或屬地。這個例制，從簡單私人采邑擴展到有自治主權的外省，于各地建立了一種性質模糊的紐帶關係，儘管不太牢固，領主卻能因此獲得強大的實力，當政治優勢來臨時，成為封建霸主。主權分級方面，那些有王國稱號的，無論多麼弱小仍排在其他諸侯之前，更有資格按意願行使不利於諸侯國的特權，以上就是法蘭西島的君主、我們稱之為卡佩王朝的國王們的致富之源。由於附庸理念，縱然國王們的勢力最為弱小，他們的級別看起來仍高於強大的鄰居，布列塔尼、阿基坦、普羅旺斯、勃艮第的公爵、伯爵們，附庸理念也導致人們產生了所有公國應普遍從屬日爾曼帝國的想法，因為帝國統治者持有比國王更尊貴的古老頭銜。政治上，皇帝們並未實現這個想法，法蘭西國王們卻有效利用了它，宗主國的宏願為他們開通了征伐之路，加上處於中央地理位置等種種有利條件和高盧北部居民好戰嗜血的性格，他們竟贏得了不少成功，被認為等級高於其他公國，唯一一個能力出眾而且享有完全自主權力的法蘭西，成為連接古高盧各地的政治體系中心。法蘭克人對不同地區的再次侵略，僅獲得了暫時的臣服，各地區重新以穩定一致的方式團結起來。羅馬人和法蘭克人的國土通過封建契約聯繫在一起，原先獨立的公爵和伯爵，先後向法蘭克國王的繼承者稱臣，表示願意追隨。他們繼而感受到一種普遍的束縛，即使那時效忠義務的概念尚模糊，條款亦不明確，現代法國和君主制的雛形也已然呈現出來了。

附庸與領主、公爵或伯爵與國王之間的義務起初是相互的。對忠誠的追隨者，國王有嚴格明確的責任。但國王們漸漸隨心所欲，一味要求臣僚對自己效忠和服從，這實際是封建君主的僭越。隨著附庸觀念越來越根深蒂固，近5個世紀一直維持南高盧2/3地區與法蘭克人統治隔絕的地方獨立意識，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國家精神，漸漸磨滅，於是國王們如願以償。當各種封建契約完全作廢，君主專制便形成了。法國君主制是封建制度的衍生物，同樣，以長子繼承制為代表的世襲制也源自封建制度。封建制度不僅對一切存在的領土持有模式進行了轉化，還就政治秩序推出固定規則，在授任官職上，以私人承襲性質代替換屆公共選舉。古代法蘭克人的最高首腦為“Koning”（拉丁語寫作“rex”），指通過選舉產生的行政官員，不過這些官員通常來自同一個家族。級別低一些的首領，如“Heri-Zoghe”，“Graven”， “Rakhen-Burgh”（拉丁語為“Duces Comités”， “Judices”）也分別經選舉產生。封建制度成熟以後，從一些人直接支配另一些人，變為一些領地管轄其他領地，由每片土地上的合法代表，即前業主的合法繼承者來行使權力，不再有選舉之說。國王的莊園產業和公爵、伯爵、子爵的領地承繼性質相同；所以，伯爵的兒子是伯爵，公爵的兒子是公爵，國王的兒子繼續為王。

國王的頭銜，現今定義非常明確、絕對，但在法蘭克人和古日爾曼人的習俗中，“王”這個稱謂的含義同我們所知的有很大出入。北高盧征服者的方言裏把王稱作“Koning”，這個詞在荷蘭慣用語中保持不變。我們應通過古老權威語言詞典而不是現代荷蘭語詞典，去瞭解該詞的特殊化，它究竟有幾種詞義？延伸的語意是什麼？這對歷史研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除了民族詩歌的一些片段，法蘭克—條頓語書寫的幾個《聖經》版本和仿製作品裏也經常出現這個詞。若把日爾曼作家對“Koning”的各種詮釋彙集起來，我們能夠很容易理清法蘭克人在賦予首領頭銜時的思維方式。在福音書中有關希律王的一章，拉丁原文“Rex Judaeorum”（“猶太人王”），被翻譯成“Iudeono Koning”；在其他地方用軍隊指揮官“Heri-Zog”一詞來代替“Koning”。這兩個稱謂都符合希律王的真實身份，拉丁語總是冠之以“Rex”（“王”）。我們得出結論： 兩個法蘭克詞語“Koning”和“Heri-Zog”,原是同義詞，象徵身份尊貴，第二個詞的意義更清晰鮮明。另外，法蘭克版本中，提及那位有純樸信仰的著名百夫長時，同樣給予了希律王一樣的稱號“Koning”，因此“Koning”一詞比“Rex”具有更多的含義。

雖然高盧法蘭克人遺留的文獻作品少之又少，無法為我們提供更多關於他們方言的準確例句，但兄弟語言盎格魯-撒克遜語可以彌補這一缺陷。盎格魯-撒克遜方言中，“Kyning”就是法蘭克語的“Koning”，“Heretogh”就是“Herizog”，兩個詞也是同義詞。“Kyning”，如拼寫成“Cyning”，則是國王阿爾弗雷德的稱號，在他的著作中，把獨裁者愷撒、將軍布魯圖斯和執政官安東尼都稱作“Cyning”，這個詞也被當作（不論何種形式）擁有極高權力者的共同稱謂。拉丁詞語“Imperator（皇帝）”、“Dux（公爵）”、“Consul（執政官）”、“Prfectus（行政長官）”，全可以用“Cyning”表示。若從撒克遜語轉向丹麥語，我們發現，該詞用於類似的語境，只是拼寫稍有差別。丹麥語中的海盜頭目，由“Konong”和表示海的“Sie”兩個片語成，即“Sie-Konong”，一支隊伍的指揮官，即“Her-Konong”;居住在固定居所的部落，其首領叫“Fylkes-Konong”。若進一步北上到波羅的海和冰島沿岸，這些地區的語言比其他日爾曼方言簡短，用“Kongr”或者“Kyngr”兩詞表示“Koning”或“Konong”的大概意思。今天的瑞典語中，漁船船長還被稱為“Not-Kong”。有位法國人從字面上把這個詞翻譯成“漁網之王”，並認為很有詩意；其實這麼寫是不折不扣地照搬字母。這種詩意在我們法語中才有，“國王”（roi）一詞顯出絕對王者的美妙情境，不過它不能替代“Kong”。

若以專業辭彙的嚴謹性去看待歷史語言，我們應用語言裏的“王”（roi）一詞有它的特殊性和限定性，表示絕對的君主權威，不含帶古老日爾曼語中該詞的廣義。事實上，這個稱號在撒克遜語，大概也在法蘭克語中，既可擴展亦可限定，“Ober-Cyning”“Under-Cyning”“Half-Cyning”這三個詞，漸變的語義勉強對應法語單詞“王中之王”“副王”“半王”。然而世上僅有一個太陽，按我們法語，國家也僅有一位國王；他的存在，性質單一獨特，程度上沒有高低之分。現代王權概念是通過時間的推移和環境的改變緩慢產生的，指社會的所有權力歸結個人領域並傳承延續，從不會被委派，甚至不受公眾意願間接的干預。只有中世紀完全過去，各種道德風俗相融，不同的主權逐步集中，偉大民族擁有了共同記憶，一個同名的統一國家才終於誕生。有人想確定法國君主制建立的具體時期，這是非常困難而且毫無必要的、矯揉造作的分類，不僅難以澄清歷史，更容易曲解歷史，如果一定要追溯這個時期，應該明白它不在封建制度產生之前，而是之後。

被視為個人權利的王權不是一項公共職責，國王作為所有業主的領主，單獨享受上帝的眷顧。憑持有財產來劃分個人身份等級，承認業主對各方面（國王除外）控制權的一切事物秩序，衍生出上述關於君主政體的古老箴言。有證據表明，14世紀的法蘭西國王認為王室沿襲了昔日土地繼承制度，在撒利族法蘭克人的舊法中，該制度是避免繼承糾紛而提出的一項權威立法。人們由此得出一個平庸結論： 《撒利克法》規定，行使王權的人選中，女性被永久排除在外。法蘭克法確實禁止女性繼承父系財產；但這項法律不等於管理許可權，也無任何繼承管理權方面的條款。

依賴高盧各地的封建制度，卡佩王朝的君王像在結一個龐大的網路，他們不斷添加領土，鞏固因瓜分國土而衰落的、克洛維暴虐征服的成果，集中查理大帝統治時期明朗強大的君權。據中世紀小說描寫，這位國王將自己原日爾曼真名和人們賦予的奇怪名字調換，他相信如此一來，憑統治手段和管理才能，可以保證自己的帝國持久強大，但實際上毫無作用。他貌似規整的帝國不過是一個戰鬥民族對其他民族、異鄉人及習俗、語言各方面的軍事統治。奠基人去世後，大廈將傾。帝國以武力統一的諸多國家，為重新獲得政治獨立、恢復以往的國名付出了非凡的努力，逐步以“法蘭西”的名字擴張。但高盧各行省裏，只有南部地區完成這偉大的事業；查理大帝的兒子統治時，叛亂戰爭爆發，阿基坦和普羅旺斯贏得戰爭的勝利，成為獨立的國家；我們甚至看到，盧瓦爾河以北早已絕跡的古老名稱“高盧”，重新出現在東南省份。阿爾勒新公國的國土擴張至汝拉省和阿爾卑斯山，公國首腦自稱高盧國王，與法蘭西國王並立。

保留法蘭西名字的民族，宣揚自己是5世紀征服者的後代，或是他們子嗣的臣屬。不過，直到13世紀初，法蘭西的疆域僅僅蔓延到維埃納和伊澤爾兩河。那裏是法蘭西王室主權，也是北部羅曼方言的最終界限。兩河以南的國家是阿基坦與普羅旺斯，當地方言濁輔音和重讀音節較多，比如人們把“ony”和“nenny”，讀成“oc”和“no”。生活在這片廣袤富饒土地上的人民因政治獨立而自豪，他們憎惡法蘭西人，認為對方不如自己文明，這令人想起墨洛溫、加洛林王朝時期羅馬人和法蘭克人之間的敵對情緒。兩河對岸的法蘭西貴族也本能地模仿他們的祖先，貪婪地注視南部的宏偉城市和美麗鄉村。他們的國王從未放棄和查理大帝相同的野心抱負，渴望在比利牛斯山頂插上百合花旗幟，成為全高盧的主人。教會煽動的、對阿爾比異端的十字軍討伐，為國王們提供了插手南部事物的藉口，他們迫切把握機會，並充分利用。這場戰爭的政治影響是巨大的，它使法蘭西王國同地中海沿岸永遠連接起來，而以前菲力浦·奧古斯都參加十字軍東征時，未能在此找到一個歡迎他的港口。

假若缺少王權意識和附庸觀念，那麼征戰的激烈殘酷和政治色彩都隨之減輕，也許，路易八世和他的繼承者們很快便將失去對南部的控制。這些最後映現羅馬帝國文明的地區，在不可避免的戰爭歲月中繼續保持人文傳統，可能比周邊不開明的鄰居以強制的法律暴力統治的和平時期還要優秀。日爾曼人入侵時，南部高盧是經濟繁榮和思想先進的典範；在整個古羅馬世界，那裏的城市、建築和手工業都獨一無二。被征服五個世紀之後，高盧的文明家園仍未完全失去其財富和藝術品味。它的船隊朝各個方向前進，橫渡地中海，與東方人開展貿易；而盧瓦爾河北的法蘭西人只知道在東方劫掠。南高盧人創造了第二種優美的羅曼語，似乎比第一個還富有詩意。12世紀前，他們的宗教思想已從阿爾卑斯山一直流傳到海外，其大膽創新之處，竟甚於16世紀改革派們的理念。但是，北部狂風席捲該區，整個高盧完成了權力和政體的統一。籠罩于法蘭克高盧上空的黑暗降臨在羅馬高盧，致使中世紀這個具有產業發展和明智觀念的南部國家，終於陷入死寂和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