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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結構與文化認同:唐宋之際的文武關係875-1063(簡體書)
  • 權力結構與文化認同:唐宋之際的文武關係875-1063(簡體書)

  • 系列名:九色鹿
  • ISBN13:9787520132565
  •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作者:方震華
  • 裝訂/頁數:平裝/259頁
  • 規格:23.6cm*16cm (高/寬)
  • 版次:一版
  • 出版日:2019/04/01
  • 促銷優惠:當週79折優惠
人民幣定價:68.8元
定  價:NT$413元
優惠價: 79326
可得紅利積點:9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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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權力結構與文化認同:唐宋之際的文武關係(875~1063)》本書從描述文官與武官政治權力自唐末至北宋中期的消長過程入手,分析導致雙方在文化認同上由模糊轉變為嚴重對立的因素。權力爭奪是導致文、武官之間關係緊張的主因。為了爭取君主的重視,文士將武人描述為貪婪無知,而強調自身俱有學養、道德的重要性。隨著文官權力自後周、北宋逐步擴張,文士對武官的歧視日益加深,並透過制度的規範,阻止文、武官身份的轉換。文、武官對立因而成為宋代政治上無解的難題。

作者用法國年鑑學派的方法論,對安史之亂後唐代文、武勢力的消長,以及文士對軍隊、戰爭的態度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並從權力結構與文化認同的角度對唐宋之際的文武關係做了深入分析。

方震華

祖籍上海,1966 年生於臺灣台南。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美國布朗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以唐、宋時期政治、軍事史為主,尤其關注軍隊體制、文武關係、戰爭敘事與夷夏關係等議題。

中文版序言
博士論文致謝辭
緒論
第一章 文武分途的序曲
唐代前期的“文武合一”
安史之亂後文官與武官的互動

第二章 武人權勢的擴張(875-950)
黃巢之亂與中央權威的崩解
新王朝的建立與合法化
重建唐室的努力
戰亂時代的再臨

第三章 文武關係的轉變(875-950)
武官的雙重形象
文臣的地位與形象
文治傳統的延續

第四章 文治政府的復興(951-997)
統一帝國的恢復
文臣權力與地位的增長
外患威脅與武官的政治舞臺

第五章 文臣的全面性勝利(998-1063)
綏靖政策與和平再臨
武人權勢的沒落
不容挑戰的文官優勢

第六章 文武對立的深化
文武身份的二元對立
文官與武官的制度性區分
結論
參考文獻
附錄 才兼文武的追求
――唐代後期士人的軍事參與

武官的雙重形象
 

黃巢之亂以後,中央權威的衰微,是政治舞台上最主要的變化。武人節度使掌控了地方政治,最終創建了一連串統治中原地區的短命朝代。這群新的軍事精英大體上由三類人組成。第一類是盜匪首領,如後樑的創建者朱溫(852~912,907~912年在位)以及他的一些部屬。一些南方獨立王國的領袖也屬於這個類別,比如王建(847~918)與楊行密(852~905)。這些盜匪首領有著不同的社會背景,不過他們有三個共同的特點:深諳軍事事務與武藝,沒有官位或職銜,以及鮮少與地方官員有合作關係。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3, pp722-724這樣的特點,使得他們不僅與晚唐的文人精英截然對立,也相互競逐地方的控制權。第二個群體是沙陀人,包含了後唐的創建者〗李存勗(885~926,923~926年在位)、後晉的創建者石敬瑭(892~942,936~942年在位),以及建立後漢的劉知遠(895~948,947~948年在位)。傅樂成:《沙陀之漢化》,收於氏著《漢唐史論集》,第319~337頁。沙陀人原本居住在中國的北方邊區,距漢文化的核心區相當遙遠,至9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才內徙中原。由於鮮少與中國文化接觸,多數沙陀人並不識字,且對於文治傳統缺少概念。地方武官則是第三個群體,他們的職位與權力往往是世代相承襲,許多朱溫及李克用(856~908)麾下將領有此背景。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第八篇“五代之政治延續與政權轉移”,第420~421、427~428頁。軍事技能是其家族傳統,這些武官精熟於戰略和打鬥,對於習文則興致缺缺。總體而言,儘管有著多元的社會背景,這群在9世紀晚期崛起的武官不約而同地缺乏學術知識,也對儒家文化極為疏離。

 

由於對作戰之外的事務鮮有涉獵,這些武人一旦握有統治之權,且插手行政管理,就帶來諸多問題。例如:在司法判決上,由於對律令的無知,且毫無辨別是非的興趣,武人出身的地方長官經常任意地做出判決,而不管是否符合公正原則或法律條文。例如,一些節度使全然無視訴訟兩造的作為,僅憑第一位告發人的證詞即做出判斷,導致嚴重的司法不公。《舊五代史》卷六三《張全義傳》,第843頁。更嚴重的是,由於晚唐中央政府的權威衰落,節度使得以自行裁斷轄區內所有的司法案件;即便是死罪,也不經朝廷的複核,徑自執行,冤濫因而產生。根據唐代的規定,地方官員在執行所有的死刑之前,需要向朝廷分別呈報三次。然而,這個規定在9世紀後期逐漸被廢止。天成二年(927),一些朝臣試圖恢復這項傳統做法,然而還是失敗了。見《舊五代史》卷一四七《刑法志》,第1966頁;(宋)王溥:《五代會要》卷一〇《刑法雜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60頁。由於沒有監督他們獨裁權力的機制,一些節度使明目張膽地施以過嚴的懲處,並無視法條。關於節度使用刑殘酷的事例,參見林瑞翰《五代豪侈暴虐義養之風氣》,《大陸雜誌》30:3-4,1965,第74~75頁。在此一時期,這些兇殘又任性的節度使甚至對屬下官員或幕僚濫施酷刑,而一般百姓為刑罰的冤濫所苦,更是不在話下。關於節度使蠻橫地殺死屬官或文人幕僚的事例,見《舊五代史》卷八四《晉書十·少帝紀四》,第1110頁;卷九一《王建立傳》,第1199頁;卷九八《張彥澤傳》,第1306頁;卷一〇一《漢書三·隱帝紀上》,第1349頁。

 

武人節度使採用嚴刑管理下屬,顯然是與他們的軍事背景相關。在朝廷無力控制的情況下,9世紀後半葉,激烈的權力爭奪戰在各地爆發。軍隊領導者採行各種嚴刑峻法來控制士兵。例如,當一位軍官陣亡沙場時,他的部下卻安然回到軍營,朱溫會下令立即將這些士兵處死,以儆效尤,該舉措被稱為“拔隊斬”。《五代史補》卷一“太祖文健兒面”,第2475頁。對這些武將而言,採取同樣的做法與程序管理其轄下的百姓是很自然的事情。行伍出身的王建立(941年逝世)採行嚴酷政策便是一個例子。王建立年輕時擔任負責處理捕盜事務的軍校,這讓他習慣於採用酷刑。當他擢升為節度使後,他經常因為一人犯罪而誅殺其全家,旁人因而稱他為“王垛疊”,因為在每次行刑之後,他都會將眾多的屍體疊放成堆。《舊五代史》卷九一《王建立傳》,第1199頁。與此類似,後漢時期的禁軍統帥史弘肇(950年逝世),也因為對帳下兵士施以酷刑而惡名昭彰。在掌控朝廷後,他採用同樣的方式管理京城裡的文臣。不管犯下什麼樣的罪過,任何被認定為罪犯者都要面臨極刑。《舊五代史》卷一〇七《史弘肇傳》,第1404~1405頁。

 

另一個源自武人,且更為駭人的行徑是食人肉之風。在戰亂時代,缺乏糧食的軍人經常靠吃人肉維生。一些武將因而染上了食人之癖,甚至在承平時代還繼續保有這樣的習慣。例如,李存勗手下的勇將萇從簡(877~941)喜歡吃幼童之肉。在擔任地方長官時,他仍舊要求部下暗中捕捉轄區內的孩童,供自己食用。《新五代史》卷四七《萇從簡傳》,第521頁。如此令人髮指的行徑,促使當時的人們將“武人”與“殘暴行徑”聯繫在一起。

 

這些武官不僅危害百姓的人身安全,也剝奪他們的經濟利益。對節度使來說,隨心所欲地發明一整套政策以苛斂其轄下居民實為常見之舉。後唐時期趙在禮(886~947)的事蹟提供了一個例子。

 

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鎮永興,百姓欣然相賀,曰:“此人若去,可為眼中拔釘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謗,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勳臣,詔許之。在禮於是命吏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於家,號曰“拔釘錢”……是歲,獲錢百萬。《五代史補》卷三“趙在禮拔釘錢”,第2507~2508頁。

 

憤恨百姓對於自己的批評,便徑行加稅作為處罰,表明一位​​節度使幾乎可以使用任何藉口,從百姓身上榨取金錢。在10世紀前半期,中央政府很少採取措施防範節度使進行如此貪婪的課徵。賄賂的收受成為官員們的行事準則,朝中的掌權者如後樑的敬翔(923年逝世)與趙巖、後唐的郭崇韜(865~926)、後晉的桑維翰(898~946)、後漢的蘇逢吉(950年逝世),無一不因收取重賄而聲名狼藉。《舊五代史》卷一八《敬翔傳》,第250頁;卷一四《趙巖傳》,第195頁;卷八九《桑維翰傳》,第1167頁;卷一〇八《蘇逢吉傳》,第1423頁。在趙在禮的事例中,他聚斂所得“唯以奉權豪、崇釋氏而已” 《舊五代史》卷九〇《趙在禮傳》,第1178頁。,說明了地方官所斂財賦的去處。即便是皇帝也參與了這種對金錢的追逐過程。例如,後晉的國君要求地方官員以“添都”“助國”為名,“進獻”財物至宮廷。《新五代史》卷四六《郭延魯傳》,第516~517頁。地方官員所能“進獻”的數量,經常成為決定官位任免的主要因素。這些財物最終流入內府,成為供皇帝揮霍的私人財產。日野開三郎:《五代史の基調》(東京:三一書局,1980),頁283-293。由此可見,皇帝與他們的親信事實上是站在行賄網絡的最上層。在此情況下,與其說各地節度使的貪腐行徑未被強力禁止,不如說是被朝廷權貴所默許。李嗣源或許是10世紀前期唯一努力去遏止節度使貪腐之風的皇帝,不過獲至的成果仍相當有限。見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第83、86頁。“貪婪”也就成為武人節度使負面形像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舊五代史》卷五九《袁像先傳》,第797~798頁;卷九八《安重榮傳》,第1301頁。

 

由於武人節度使對臣民進行苛斂及濫施刑罰已是普遍的現象,一位節度使不需要有任何政績,只要他不過度役使百姓,就可能受到讚揚。汝州防禦使劉審交(876~949)在乾祐二年(949)過世,當地居民感念他的貢獻,特別向朝廷請願,為他建廟祭祀。但是,據前宰相馮道的觀察,劉審交在任上並沒有實際改善百姓的生活狀況;當地百姓之所以懷念劉審交,僅僅是因為他“不行鞭樸,不行刻剝,不因公而循私,不害物以利己”。也就是說,劉審交對百姓不施予濫刑和苛斂之政,恰與前任官員的殘酷高壓形成強烈對比,按馮道的解釋,這正是劉審交得以獲得如此高度崇敬,而其他的節度使則普遍受到厭惡的原因。《舊五代史》卷一〇六《劉審交傳》,第1393~1394頁。當評價“政績”的標準,已下降到“不至聚斂,不殺無辜之民”之時, 引自馮道之言,見《舊五代史》卷一〇六《劉審交傳》,第1394頁。則當時人對於武官的認知其實已惡化到空前的地步。這個現象正反映了平民百姓在武人節度使的統治下遭受了巨大的苦難。

 

武人勢力的擴張不只深刻影響百姓生活,也同樣改變了文人精英的命運。隨著武人的活動從軍隊拓展到政府行政,他們與文人接觸的機會也隨之增加。由於缺乏文學素養,武人很難理解文人精英使用的典雅詞語,以及對歷史典故的引用。文武群體在文化上的對立,在後唐時期的武將康福(885~942)與他文人下屬間的言談交鋒中展現無遺。康福在某次與文人僚屬談話時,身上蓋著一條華麗的被衾。一位幕僚用了一個文學詞語“爛兮”來讚賞這條被衾的璀璨美麗。康福不了解“爛兮”的含義,在聽到了這個詞語時,誤將“兮”當作同音字“奚”,亦即一個生活在東北地區的外族名稱;又把“爛”字理解為“腐爛”,因而憤怒地反駁:“吾雖生於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為爛奚!” 《舊五代史》卷九一《康福傳》,第1201頁。康福的誤解不僅反映了文人與武人溝通上的困難,也反映了他對文人可能的輕鄙相當敏感。康福的祖先在邊境生活了好幾個世代,康福確有理由懷疑文人暗自嘲笑他是未經開化的外族,這解釋了他對“兮”字的憤怒反應。關於康福的家族背景,參見《舊五代史》卷九一《康福傳》,第1199~1200頁。

 

可能遭受文人輕鄙的妄想症並不只限於康福。許多武官出自較低的社會階層,當他們與教養良好的文人接觸時,很容易產生不安全感。一個有關朱溫的故事便顯示出此種自卑情結。在擔任忠武節度使時,朱溫與擁有進士頭銜的崔禹昌結交。朱溫有一次造訪崔禹昌的別墅,問他是否在其間養牛,崔禹昌回答“不識得有”,這是表示“沒有”的文雅說法。不過,這個有點模糊的說詞也可能被解釋為“我認不出有沒有”,而這正是朱溫的設想。於是朱溫激動地斥責崔禹昌:“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夫即識牛,渠則不識,如此輕薄,何由可奈!” 《北夢瑣言》卷四“崔禹昌不識牛”,第93頁。顯然,朱溫的過度反應源自他對自己低微背景的不安全感;儘管身任高官,朱溫仍對出自貧窮的農村家庭這個社會背景維持著高度的敏感。

 

在掌握了政治實權後,武臣要求相應的尊重,而不再容忍文臣精英的傲慢與自我標榜。天祐二年(905),在奪取皇位前夕,朱溫想要拔擢他的部將張廷範(905年逝世)出任太常卿。為了阻止毫無文學素養的官員出任這個高階文職,宰相裴樞(842~905)爭辯道,作為武臣的張廷範,可以授予節度使之位,而不是太常卿。《舊唐書》卷一一三《裴樞傳》,第3358頁;《資治通鑑》卷二六五,天祐二年三月,第8641頁。裴樞言語中帶有對武人的歧視,使得朱溫大感憤怒。他不僅強迫唐帝接受張廷範的任命,並將裴樞處死。接著,在朱溫的脅迫下,皇帝發布了一紙詔書,批評文臣對武人的蠻橫鄙夷。

 

文武二柄,國家大綱,東西兩班,官職同體。咸匡聖運,共列明廷,品秩相對於高卑,祿俸皆均於厚薄。不論前代,只考本朝。太宗皇帝以中外臣僚,文武參用,或自軍衛而居台省,亦由衣冠而秉節旄,足明於武列文班,不令分清濁優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舊章,假偃武以修文,競棄本而逐末。雖藍衫魚簡,當一見而便許升堂;縱拖紫腰金,若非類而無令接席。以是顯揚榮辱,分別重輕,遽失人心,盡隳朝體。致其今日,實此之由,須議改更,漸期通濟。文武百官,自一品以下,逐月所給料錢,並須均勻,數目多少,一般支給。兼差使諸道,亦依輪次,既就公平,必期開泰。《舊唐書》卷二十下《哀帝本紀》,第791頁。

 

由此可見,隨著武官影響力的拓展,他們嘗試著消弭文武之間固有的區隔,回歸唐代前期的系統:文武官員可以交互出任各種職位,雙方共享特權與聲望。朝廷的這紙詔書,顯示此種期盼已得到實現。自朱溫操控了朝廷,武人得以同時把持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高層職位。在此之後,即使是行伍出身的武將也有可能成為宰相,就如後梁時的韓建,或後唐時的王建立。諸多高層武官時常同時保有諸如侍中或中書令等榮銜,這種榮銜過去只會授予少數傑出官員。即便是低階武官或節度使手下的幕僚也可能獲得御史大夫或銀青光祿大夫等文官頭銜。正因如此,唐代以散官銜來區別文武官員的做法,已隨著唐廷喪失權威而失去效果。在黃巢之亂以後,跋扈的武將開始向朝廷索取高級散官或勳爵,以提高他們的地位,這樣的情況在唐室滅亡之後益形惡化。散官、兼官或勳爵被毫不區別地授予,以致一位官員常常能夠同時獲得四五個職銜。甚至是士兵或胥吏也可能擁有好幾個看似尊崇的頭銜。見日野開三郎《五代鎮將考》,收於氏著《五代史の基調》,頁242-244。然而,儘管武人得以支配政府和法律,處死他們厭惡的文臣,甚至獲得過去無法得到的頭銜與職位,這股新崛起的政治勢力仍舊沒辦法以自身權力突破樹立在文武之間的文化高牆。大體來說,武人勢力的擴張不太能改變文人堅定的自我優越感,也無法舒緩雙方相互的仇視。因此,直至10世紀50年代,手握大權的後漢大將史弘肇仍在抱怨:“文人難耐,輕我輩,謂我輩為卒,可恨!可恨!” 《舊五代史》卷一〇七《史弘肇傳》,第1405頁。

 

武人之所以無法影響文人對自身文化優越感的信念,在於他們欠缺一個價值體系,去挑戰歷史悠久的儒學傳統。9世紀晚期是暴力橫行的時代,致使軍事技術與兵學素養顯得非常重要,也吸引了為數甚多的人參與。不過,軍事的生活方式沒有辦法創造出一套價值系統,使武力的使用正當化。關於武人未能建立其自身倫理的討論,見西川正夫《華北五代王朝の文臣と武臣》,收入《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第一卷(東京:勁草,1967),頁294-299。一旦掌權的軍閥試圖將以武力奪取的權力轉化成合法權威,並將其驍勇善戰的武將形象重新塑造為理想君王時,在儒家傳統與文學知識之外,他們沒有其他可以汲取的資源。正如前章所示,朱溫與李存勗用來合法化其赤裸武裝權力的途徑,清楚顯示他們遵從儒家原則,並據此建立他們的王朝。基於政治考量,軍事強人有必要與文人合作,並接受文治傳統。因此,即使是像朱溫那般不喜文士的武人,也必須承認文學作品的力量有時超過一支龐大的軍隊。除了作為合法化的工具,文學素養對於想有效處理行政工作的官員也很重要。考慮到唐代社會文學化的程度,以及政府仰賴各種文書記錄來進行統治,不識字的武官很容易就會被他們的文職僚屬所欺瞞。為了應付這個問題,他們有必要學會閱讀和書寫。

 

正因如此,某些不識字的武將在掌控地方統治權後,便開始讀書習文。例如,韓建的習文始於他成為華州節度使之後。為了學習認字,韓建要求學者幫他在每件日常生活用品上題寫名稱,以便他能隨時隨地接觸文字。通過日復一日的學習,他逐漸能讀書識字。《舊五代史》卷一五《韓建傳》,第203~204頁。許多出身卑微,至中年或晚年才接觸到文字的武人,發現學習識字並非易事,就像韓建的例子所顯示,必須花費很長的時間,持續勤奮練習。大多數武人權貴與儒學和士人文化的接觸,更常發生於聆聽其麾下或朝廷中博學之士的教導或討論。就像李嗣源所承認的那樣:

 

吾少鐘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說經義,雖不深達其旨,大約令人開悟。《北夢瑣言》卷一九“明宗戒秦王”,第349頁。

 

通過與文士的交談,不識字的軍人對經典有了初步的認識,也開始遵循文人精英的禮節。不過,這條間接學習學術知識的途徑不一定有效。例如,不識字的魏博節度使韓簡(981年逝世)因為無法了解文人僚屬使用的語言而深感恥辱,於是延聘了一位學者為他講授《論語》的意旨。有一次,他與文人幕僚談及他新學到的經典知識:“僕近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 《北夢瑣言》卷一三“韓簡聽書” ,第271頁。韓簡顯然是誤解了孔子所說的“三十而立”,以為“而立”的意思是指“行立”。這個例子顯示,儘管新掌權的武人可能熱衷於學習經典,但他們與儒學文化之間的巨大鴻溝並不容易彌合。

 

不過,在武人權貴的子孫身上,這樣的狀況很快得到了改善。一方面,部分武將為了讓孩子擁有良好的學術知識,在他們幼年時即提供文人式的教育。另一方面,隨著武將掌握政權,他們的下一代也得到了權力、地位與財富,因而有很多機會與文人進行互動。在此情況下,部分高階武官的子孫開始敬重文人與學術知識,甚至成了精熟文藝、名副其實的學者。晚唐的魏博節度使羅紹威(877~910)就是一個例子。羅紹威的父親羅弘信(898年逝世),曾經是魏博的一名軍校,他在文德元年(888)發動了一場叛變,取得魏博節度使之位。羅紹威在光化元年(898)繼承節度使。在各地藩鎮相互纏鬥的年代,羅紹威與其他軍閥一樣,都參與了許多軍事行動。然而,與其他武人節度使不同,羅紹威對學術有極大的興趣,蒐集了大量的圖書,常邀請有名的文士一同討論文學。每當不滿文人幕僚撰寫的書檄時,羅紹威就會親自重寫。他尤其擅長寫詩,其作品甚至贏得當時著名詩人的讚賞。《舊五代史》卷一四《羅紹威傳》,第191頁;《北夢瑣言》卷一七“鄴王偷江東詩”,第326~327頁;(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二〇〇《文章三》“羅紹威”,中華書局,1961,第1507~1508頁;(清)王士禛原編,鄭方坤刪補《五代詩話》卷二“羅紹威”,中華書局,1985,第68頁。在晚唐,羅紹威並不是唯一擁有文學涵養的武人節度使。平盧節度使王師範(874~908)、荊襄節度使趙匡凝,也有相同的情況:出身軍人家庭,繼承父親的權位與軍隊,接著開始蒐集圖書,最終喜歡上學術和文藝。王師範的傳記,見《舊五代史》卷一三《王師範傳》,第175~177頁;《新五代史》卷四二《王師範傳》,第452~454頁。趙匡凝的傳記,見《舊五代史》卷一七《趙匡凝傳》,第234~235頁;《新五代史》卷四一《趙匡凝傳》,第447~448頁。

 

類似的例子在唐代滅亡後仍持續出現,特別是北方那些短命王朝的皇室成員,而這些政權的建立者皆是以好戰殘酷而聞名。例如,後梁創建者朱溫的長子朱友裕(904年逝世)喜好寫詩,並與文士分享他的作品。有次他的父親被一名進士的粗魯舉止激怒,幸好朱友裕及時介入,才讓這位莽撞之士免受嚴厲的懲罰。《唐摭言》卷三,第40~41頁。朱溫的另一子朱友貞(888~923,913~923年在位)也喜好文學活動。在朱友貞取得皇位之後,敬翔曾經批評他“儒雅守文”,以致不曾親自指揮軍事行動。《舊五代史》卷一八《敬翔傳》,第248~249頁。文化涵養不僅局限於漢人統治者。分析這段時期的沙陀統治者,可以發現第一代武將與其子嗣之間的明顯的差異。第一代的沙陀武將幾乎沒人識字,但是他們的兒子很快讀書習文。舉例而言,李克用的兒子李存勗在十三歲時開始研讀儒家經典。成為後唐皇帝后,他喜歡向武將吹噓自己能夠手抄《春秋》。《舊五代史》卷二七《唐書三·莊宗紀一》,第366頁;卷一三三《高從誨傳》,第1752頁。李存勗的繼承人李嗣源(867~933,926~933年在位)是靠戰功發跡,最終奪取皇位的文盲,不過他的兒子李從榮(933年逝世)雅好文士,更熱衷寫詩,前後完成了千餘首詩作。《冊府元龜》卷二七〇《宗室部九·文學》,第3067頁。李嗣源的另一個兒子李從厚,也好讀儒家經典,且以堅守儒家道德規範而博得美名。《舊五代史》卷四五《唐書二十一·閔帝紀》,第613頁;《資治通鑑》卷二七六,天成三年十二月,第9026頁。同樣的現像也發生在後晉,石敬瑭的次子石重信(918~937)與三子石重乂(919~937)皆以身作則地遵從儒家原則,而為時論所稱。《舊五代史》卷八七《壽王重乂傳》,第1140頁;《新五代史》卷一七《高祖子重乂傳》,第184~185頁。

 

在皇室之外,類似趨勢也普遍發生在高層武將後代的身上。武官之子儘管繼承他們父親的軍事頭銜與職位,有些人仍傾心儒家傳統,並與文士極為親近。比方說,在關中地區自立的節度使李茂貞(859~924)不大能識字。李茂貞曾經承認他絲毫不懂文士的禮儀,見《資治通鑑》卷二六三,天復二年八月,第8578頁。不過,他的兩個兒子李從曮(898~946)和李從昶(938年逝世)卻喜愛文藝,樂於別人稱讚自己的文學才能,並且親近文士,與之交遊。《舊五代史》卷一三二《李茂貞傳》,第1742~1743頁。類似的轉變,甚至出現於那些極端抵製文學的武人家庭。例如,後漢武將史弘肇經常表現出對文士的憎惡,也輕鄙文治傳統,但他的兒子性喜文學,還一度阻止史弘肇對文人施以過度嚴酷的懲處。《舊五代史》卷一〇七《史弘肇傳》,第1405~1407頁。在某些事例中,名將之子甚至完全放棄軍人生涯,而在仕途上選擇文職。舉例來說,張存敬(901年逝世)是後樑的武將,以驍勇善戰、武藝高強而聞名。他的兒子張仁願(895~945)卻成為後晉朝的文臣,以孝友與善理刑獄而享譽於世。《舊五代史》卷九三《張仁願傳》,第1234~1235頁;卷二〇《張存敬傳》,第275~276頁。西川正夫分析了《舊五代史》的列傳,發現九個武官之子成為文官的例子,見《華北五代王朝の文臣官僚》,《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27(東京,1962),頁227。顯然,在10世紀中,許多軍人家庭歷經了一場急遽的文儒化過程。

 

武人對儒學與文藝的接受,緩和了文武官之間尖銳的差異。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武將,喜歡模仿文士的生活方式,即便在參與軍事任務時也試圖為自己樹立文人的形象。在戰場上,他們身披甲冑,親歷石矢,是出色的指揮官與勇敢的戰士;回到駐地後,他們便換上儒服,遵守儒家的禮儀,接見文士並參與文藝活動。武臣效仿儒生言行與裝束的事例,參見西川正夫《華北五代王朝の文臣と武臣》,頁292-293。此種文化認同上轉變所產生的政治結果,很值得注意。文儒化的武人對文士與儒學的尊重,幫助了文人官僚在政府中維持地位和影響力。好幾位身居要津的武人甚至嘗試通過與文臣合作的方式,恢復傳統的官僚政治,先前章節提到的郭崇韜與李從榮,便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例證。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武人勢力擴張所帶來的衝擊具有多重面向。一方面,政府部門中與文治相關的事務在規模與結構上都明顯遭受縮減,以致普遍地損害了傳統文教的發展。但在另一方面,即便麵臨這樣顯著的倒退,文官仍舊試圖延續文治傳統,努力地展現他們的專業價值,說服君主與武官了解採行文治的必要性。儘管擁有知識素養的武官是相對少數,而且他們新取得的“儒者形象”也未能彌補時人對武將的負面觀感,然而,正是這些文儒化的武將,緩解了文武精英之間的相互仇視,且最終在10世紀後半期與文人聯手,共同在中原地區重新建立文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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