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史（簡體書）

我的父親胡厚宣教授，1911年12月20日出生於河北望都農村一個耕讀之家。我的祖父雖為前清秀才，但後在天津教家館，收入有限，清貧可想而知。父親以能夠讀書而倍加發憤，六歲進農村的國民小學，十歲時即離家入保定省立第二模範小學，1924年考入保定培德中學，知遇國文老師繆先生並備受贊許，有贈詩曰：“胡生誠秀出，卓爾鳳凰群；美志雲霄上，清才蘭蕙芬；荷衣須自潔，聾俗豈相聞；馬帳多高足，傳經還望君。”以東漢時期馬融與鄭玄之師弟情誼，寄以厚望。父親亦不負期許，在校學習成績優異，每期放榜，均名列第一。畢業時，學校特例破格獎勵助學金，助父親上大學預科到本科六年畢業。
1928年，父親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二年後升入史學系，時史學系雅士雲集，新成立並由廣州遷來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專家也在史學系兼課，如傅斯年、李濟、梁思永、徐中舒、董作賓等。上述諸先生課程，父親均予選修並產生濃厚興趣，同時又研讀了大量的清人樸學論著及近代名家名作，為日後一生的學術生涯奠定了堅實基礎。
1934年，父親北大畢業，在傅斯年“拔尖主義”政策下，由徐中舒、董作賓兩先生薦入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考古組參加了著名的殷墟發掘。
對殷墟的發掘使商代的歷史成為資料豐富的信史，從而引起國內外極大的重視。父親到考古組後，即從梁思永先生帶隊，在安陽殷墟發掘團工作一年，先發掘同樂寨的小屯、龍山、仰韶三層文化，後去侯家莊發掘西北岡的王陵，具體負責1004號大墓的工作。這是殷墟發掘以來規模最大的幾次，也是中國的考古工作在國內外最煊赫的時期。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曾特來安陽參觀商王大墓。這期間一起參加發掘工作的還有石璋如、尹達、高去尋、夏鼐等人，他們日後成為祖國大陸和臺灣考古學界的著名專家。
一年後，父親回到南京史語所，整理殷墟第一至九次發掘所獲甲骨，根據拓本，對照實物，撰寫《殷虛文字甲編釋文》並有簡單的考證。1936年在殷墟第十三次發掘時，發現編號為127的一整坑甲骨，因在工地清理不便，就連土裝入木箱運到南京所內，再由父親率技工做室內發掘，剔剝繪圖，清洗編號，前後八個月方告完成，共獲甲骨17096片，至今仍是科學發掘甲骨以來出土最多的一批。隨即父親又參加整理殷墟第十四及十五次發掘所得甲骨，為《殷虛文字乙編》的出版，做了準備工作。
1940年，父親應顧頡剛先生之邀，轉往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大學部教授，並先後兼任中文系、歷史社會系主任。早在北大求學時，父親“每感書闕有間，文獻難征”，至此“乃恍然知研治古史，必當始自殷商，而甲骨文實為最基本之材料”。而“又念研治甲骨文字，倘欲無斷章取義，穿鑿附會之嫌，則所見材料必多，於是乃發奮搜集所有國內外公私已否著錄之材料，先作一總括之研究”①。父親先擬“寫印《甲骨學論叢》若幹集，以為商史研究之長編”。然後作《甲骨文字學》及《殷商新史》，“以完成徹底整理之宿願”②。“實其軔始之工作”，即是《甲骨學商史論叢》的寫作。
父親研治甲骨，依據的是周遍求證的治史方法，就是“期能綜合歸納，分析疏通，著筆之前，必先將有關材料，網羅無遺，悉參於前人之說，通其辭例，考其字源，驗以金文，證以小篆，然後旁印之史乘舊說，固不敢妄比時賢，蓋自求能免穿鑿附會而已耳”③。為此楊樹達先生有言：
甲骨諸家，能以故書雅記稽合甲文以證明古史者，寥寥不過數人，胡君厚宣其一也。廬江劉氏（體智）藏一片，所記為四方風名，君以《尚書·堯典》及《山海經》諸故書證合之，是其事也。昔王靜安（國維）以《楚辭》、《山海經》證王恒、王亥，舉世莫不驚其創獲。及君此文出，學者又莫不驚歎，謂君能繼王君之業也。君所著又有《商史論叢》諸篇，治甲骨者莫不人手一篇矣。願君不以此自足，念甲骨之為物，質脆易破，未能久存，不亟搜討，容可散失。於倭寇戰敗請降後，奔走南北，遍搜甲片，禦風乘傳，席不暇溫。私家之藏，婉辭以請；市肆所列，重金以求。亦既成《寧滬》、《南北》兩集矣，茲複成《京津集》，將付書坊，公之於世。憶甲骨初出，羅叔言（振玉）編印《殷虛書契》前、後、續編及《菁華》，其傳佈之勤，士類莫不稱之。今君既擅靜安考釋之美，又兼叔言播布之勤，以一人之身，殆欲並兩家之盛業，何其偉也？抑羅氏諸書，編次淩雜，散無友紀，而君則分時代，別門類，條理井然，於學者尤便。此又突過羅君，後來居上者也④。
以往研究甲骨之學者多用力於文字考釋，偶有涉及史跡商討者，所依材料又較零碎。父親治學之特色，在於通盤徹底整理甲骨材料，此一基礎上用科學方法統計、比勘、分析、考證，並結合商代歷史與商代遺跡遺物，作精密研究。父親所著《甲骨學商史論叢》，即解決了不少甲骨學商代史上的重要問題。正因如此，《論叢》在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就在初集第一冊剛剛印出的1942年，即獲當年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的科學發明獎。學術審議委員馬衡先生是這樣評價的：
甲骨文字之研究，始於孫詒讓。取其材料以研究商史者，始於王國維。惟其時材料零亂，整理開始，篳路藍縷，僅啟萌芽。逮中央研究院正式發掘殷虛後，材料始有系統可言。又經董作賓等以科學方法，從事整理，分析時代之先後，於是史料乃可完全應用。作者擬以三數年之力，整理舊稿，寫印《甲骨學論叢》若幹集，以為商史之長編。然後以二十萬字，寫一《殷商新史》。此固為作者之宏願，實亦現時最需要之著作。此編為《論叢》第一集，如《卜辭下乙說》、《四方風名考證》等文，皆能有所發明，可為不易之論也。
後來《論叢》初、二集傳至日本，日本愛知大學內藤戊申教授評價此書：《論叢》不是通史，但幾乎包含了殷代的主要方面，確可稱為殷代研究的最高峰。由於此書，一舉而確定了胡厚宣在甲骨學界的地位，與王國維、董作賓先生並稱為三大甲骨學者之一。
父親於1956年底奉調北京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77年後屬中國社會科學院），此前的十年時光是在上海復旦大學度過的，作為歷史系教授和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講授基礎課“中國通史第一段（先秦兩漢部分）”和“考古學通論”以及專門課“古文字學”和“甲骨學商代史”。上課忙迫之中，父親也出書八部，除《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殷墟發掘》四書外，還將在京、津、寧、滬搜集的材料編為《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和《甲骨續存》四書。1954年6月時，父親曾同華東人民出版社簽下約稿合同（編三字第4號），寫作出版以中學教師為讀者物件的20萬言的《商周史》，只是後來沒有實現。1961年父親由北京南下抵滬，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作有《商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的學術報告。12月28日《文匯報》第3版“在學術論壇上”有如下報導：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胡厚宣最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了《商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的學術報告。報告分四部分：（一）胡厚宣認為中國奴隸社會具有一定典型性，典型性表現在哪裡？需要深入研究。如果解決了商代的社會性質問題，上可解決夏代的問題，下可解決西周的社會性質問題。（二）解放以來許多史學工作者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商史作出一定的成績，共發表過專著及論文275篇，對商代農業生產、階級關係與生產者的地位、眾與眾人問題、人殉問題、社會性質問題都做了專題研究。關於商代社會性質的爭論，有人認為是原始社會末期軍事民主社會，有人認為是家內奴隸社會，有人認為是發展的奴隸社會。（三）商代社會性質問題目前還沒有解決，也還沒有找出中國奴隸制社會的典型性，這有待我們深入細緻地用功夫。胡厚宣認為根據全部的金文、甲骨文來看，不能把眾與眾人都說成奴隸；他也不同意把多臣、多宰、多尹都看成奴隸，因為尹有時地位很高，有時則是奴隸。在商代土地制、公社問題上，他也不同意有人把“土”字引申為公社、古代東方奴隸制。他認為“土”是人名，商的先公名，不是社字（當然商代是有公社的，那要從別的地方去找）。（四）他講述了考古發掘、甲骨材料、文獻資料的情況，認為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全面掌握資料，進行創造性的研究。
此《殷商史》的寫作應該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在此之前，大陸雖然出版有多種如《先秦史》、《上古史》、《夏商史稿》、《商史探微》等，臺灣也有《中國上古史（待定稿）》、《殷商史記》等，但大都為綜合論述，尚未有一部專門的《殷商史》或《商代史》。幾十年來甲骨文發現、殷墟考古的新材料層出不窮，在甲骨學殷商史領域辛勤耕耘了畢生的父親，也到了總結自己研究成果，了卻早年心願的時候。就在準備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時，父親竟然一病不起。令振宇無比心痛!但是這條路一定要繼續走下去，強忍住悲傷，再收拾行囊，義無反顧前行，完成這未竟的事業。
時光飛逝，轉眼父親離開已七年了。父親不在，不僅振宇問學無門，也延宕了此書的撰寫，幸有朋友親人的鼓勵，終於能至今日完稿交卷，也算沒有辜負父親的不倦教誨。
本書如若能對學界研究有所幫助，全得自父親的長年浸淫於古代史、考古學、甲骨學所獲之心得，若有不當錯謬之處，則當由振宇負責。
本書得以寫成，還要特別銘謝上海人民出版社曹文娟女士。作為本書責任編輯，她以寬厚的心對待本書寫作。十年間，往來信件多達數十封，除了耐心等待和諸多包涵，更多的是關懷和理解。在寫作的最後階段，上海人民出版社總編輯郭志坤先生兩度北上，親臨寒舍，極致關懷。其間數度電話聯絡，促成本書以至整套中國斷代史的面世。在此書行將付梓之際，謹向常年來關心、鼓勵我們的朋友親人深深道一聲：謝謝你們!
胡振宇

序言
篇前
一、國事概要篇
第一章 商族起源
第二章 殷商世系
第三章 商都屢遷
第四章 殷商方國
二、政治制度篇
第五章 殷王稱號
第六章 殷商史官
第七章 圖騰崇拜
第八章 奴隸遭遇
三、社會生活篇
第九章 農業生產
第十章 天文氣象
第十一章 醫藥衛生
第十二章 居住環境
四、學術文化篇
第十三章 殷商文字
第十四章 宗教思想
五、工藝美術篇
第十五章 銅陶骨玉
第十六章 蠶桑紡織
篇後
附錄 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