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生的教育：名家名師對話葉聖陶（簡體書）

本書力邀朱永新、王木春、梁傑、楊斌等10位教育名家名師，以廣闊的理論視角、深厚的學術素養，精心選點，各個突破，從不同側面對葉聖陶教育思想進行全方位深入透視，側重闡述其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同時兼顧其學理層面的提升以及和經典教育家思想的呼應。本書成書過程歷時三年，諸多名家名師對研究專題反復鑽研，多次演講，臻于完善。

楊斌，江蘇省語文特級教師、教授級中學高級教師，蘇州大學兼職碩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現任職于江蘇省蘇州第一中學，江蘇省葉聖陶教育思想研究所。
主要研究方向：語文教學、教育美學和葉聖陶教育思想研究。在《教育研究》《中學語文教學參考》《語文教學通訊》等刊物發表近100篇研究論文，出版《發現語文之美》《教育美學十講》《李澤厚學術年譜》等多部作品。

1.名家雲集：朱永新、王木春、梁傑、楊斌等10位教育名家的智慧結晶。
2.良心之作：成書歷時三年，各位名家名師反復鑽研和打磨，製作精良，精益求精。
3.經典之作：內容兼具科學性、權威性、經典性，求真求實，不泛泛而談，努力凸顯成果的學術品位和經典價值，值得珍藏。

自序

導言：葉聖陶“為人生”教育思想概論

葉聖陶是20世紀中國偉大的教育家，是中國現代文化教育的一代宗師。
20世紀中國社會風雲激蕩，革舊鼎新。葉聖陶積極投身時代激流，以深厚國學根底、廣闊文化視野和現代教育理念，躬身從事文化教育工作70余載，深思慎取，博採眾長，總結、提煉和積澱出豐厚珍貴的教育思想。
一
葉聖陶，名紹鈞，字秉臣。入中學後改字聖陶。1894年10月28日（農曆9月30日）出生于蘇州城內懸橋巷一平民家庭。1900―1905年，葉聖陶在私塾就學，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1906年春，葉聖陶進入蘇州城內第一所公立小學（長元吳公立高等小學）讀書，1907年春，以優異的成績越級考入蘇州公立第一中學堂（又稱草橋中學）。中學畢業前夕，葉聖陶在日記裡認定了自己的人生志向：“此身定當從事於社會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庶不有疚於我心焉。”［《葉聖陶集（第19卷）》］1912年中學畢業後，葉聖陶先後到蘇州言子廟小學、上海尚公學校任教。
1917年春，應吳縣縣立第五高等小學（位於甪直）校長吳賓若的邀請，葉聖陶到該校擔任教員，直至1921年夏。其間，杜威於1920年6月來蘇州講學，葉聖陶現場聆聽了杜威的演講，並受到其“兒童中心主義”思想的影響。在甪直，葉聖陶和朋友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教育改革實驗，撰寫了《今日中國的小學教育》《小學教育的改造》等重要文章；並於1928年在《教育雜誌》上連載長篇小說《倪煥之》。葉聖陶說：“我真正的教育生涯是從甪直開始的。”他稱甪直為自己的“第二故鄉”。
1923年年初至1931年年初，葉聖陶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期間編輯出版了一系列中小學國文課本，執筆撰寫了我國第一部初中語文課程標準――《初級中學國語課程綱要》。1931年2月，葉聖陶任開明書店編輯、編譯所副主任、《中學生》雜誌主編，編寫國文課本和《中學生》雜誌。葉聖陶編寫的語文教材，注重系統性和科學性，開闢了教材建設新蹊徑，《開明國語課本》《開明國文講義》《初中國文教本》，尤其是《國文百八課》，至今仍不失為語文教材的垯本，為我國現代語文教材建設打下良好基礎。《中學生》雜誌，旨趣在於“替中學生諸君補校課的不足；供給多方的趣味與知識；指導前途；解答疑問；且作便利的發表機關”。《中學生》培養了大批讀者和作者，在社會上產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
1949年10月20日，葉聖陶被任命為國家出版總署副署長兼編審局局長，後又擔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葉聖陶傾注畢生精力，主持編輯出版了幾乎全部中小學語文教科書，為新中國語文教學打下堅實基礎。
二
葉聖陶教育思想的總綱，即“為人生”的教育本質觀。中小學教育要著眼于學生的成長和終身發展，為學生一生發展奠基。這是葉聖陶一以貫之的教育思想。一個世紀前，剛走上教壇不久的葉聖陶就多次著文，大聲疾呼：“小學教育的價值，就在於打定小學生一輩子有真實明確的人生觀的根基。”“學校教育的目的就在於使學生養成正確的人生觀，因而不能不注意教育與人生的關係。”後來又多次提到教育要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要讓學生成長為民主社會的自由人，“如果我當中學教師，決不將我的行業叫做‘教書’，……卻要使學生能做人，能做事，成為合格的公民”［《葉聖陶教育文集（第2卷）》］。正是這一著眼于人、人生和人的發展的思想，使葉聖陶教育思想根本區別于傳統教育觀念，從而獲得了鮮明的現代意義和價值，躍上了20世紀時代的思想潮頭。從這一總綱出發，葉聖陶在知識與生活、學科教學與教育目標、教學過程與教學方法、教師師表風範、現代語文課程建設等一系列領域，提出了諸多重要的思想觀點，其要旨可概括為如下六點：
（一）“教育就是要養成良好習慣”的素質教育觀
葉聖陶多次反復強調“教育就是要養成良好習慣”。他早在寫於1919年的《小學教育的改造》中談及興趣培養時就說過：“今後的教育要著力于擴充兒童興趣所及的範圍，並使他們養成終身的習慣。”在《改善生活方式》一文中，葉聖陶指出：“原來‘教育’這個詞兒，如果解釋得繁複，幾本書未必說得完；簡單的解釋，一句話就可以說盡，就是‘養成好習慣’。”直到晚年，葉聖陶仍然強調：“教育是什麼？往簡單方面說，只須一句話，就是要養成良好的習慣。德育方面，要養成待人接物和對待工作的良好習慣；智育方面，要養成尋求知識和熟習技能的良好習慣；體育方面，要養成保護健康和促進健康的良好習慣。”［《葉聖陶教育文集（第2卷）》］受教育的意義和目的是做人，做社會的夠格的成員，做國家的夠格的公民。實現這一目的，就要養成永久的良好習慣，終身以之，永遠實踐，這才對於做人真有用處。所謂良好的習慣，是指體現優良傳統與時代精神和個體發展需要的相對穩定的行為方式。養成良好習慣，就是要通過引導學生自覺地持之以恆地學習和實踐，使學生將這些蘊含人類文化精華和內在價值的行為方式化為自己的自覺行動，終身以之，永遠實踐，助益人生。這一育人路徑是其“為誠”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正是教育之根本宗旨所在。
（二）“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的教學哲學觀
早在1940年代，葉聖陶就高度關注學生的主動學習問題。在《改變教育》一文中，葉聖陶指出：“受教育的頭上戴著這個‘受’字，似乎處於被動地位，對於改變教育恐怕做不得主，用不上力吧。”他強調“受教育者不是像張開了一個空袋子，等人家把東西倒進來，裝滿它。受教育者含有個重要的意義，就是學習。……改變教育，本來要在受教育的學習方面改變過來之後，才算收效。”1960年代，葉聖陶明確概括出“凡為教，目的在達到不需要教”的著名論點。1977年，葉聖陶在為《中學語文》的題辭中又清晰完整地概括說：“我想，教任何功課，最終目的都在於達到不需要教。假如學生進入這樣一種境界，能夠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歷練，從而獲得正確的知識和熟練的能力，豈不是就不需要教了嗎？而學生所以要學要練，就為要進入這樣的境界。給指點，給講說，卻隨時準備少指點，少講說，最後做到不指點，不講說。這好比牽著孩子的手教他學走路，卻隨時準備放手。我想，在這上頭，教者可以下好多功夫。”
葉聖陶“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的論斷，把尊重和激發學生主體自主發展作為教育教學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深刻反映了現代社會和人的發展對教育教學的要求，揭示了教師教學與學生自學、知識教學與主體發展、課程教學與課外學習、學校教學與終身學習之間對立統一、相互轉化的辯證關係，闡明了現代教學的本質、目的和規律，是對現代教育過程及其本質作出的科學而又通俗的精闢概括。
（三）“受教育的人的確跟種子一樣”的學生主體觀
在《枯坐聽講》《不應當受這樣的教育》等文章中，葉聖陶一針見血地批評過教師一味講、學生一味聽的僵化教學方式：“要受用必須自己用心思，自己花力氣，不是聽老師講講就做得到的。書本是經驗的寶庫，但讀熟幾本書，也只是記誦之學，要真個消化了才能受用。”1957年，葉聖陶發表《瓶子觀點》，批評那種把學生當作“瓶子”、當作“容器”、當作一無所知的“木頭”的庸俗教學觀，而主張把學生看作“生活體”，是具有生機的“種子”，是一個個有思想能創造的血肉豐滿之軀。教育者的工作只是為他們的成長提供適當的條件。1983年，葉聖陶在《呂叔湘先生說的比喻》中進一步指出：“受教育的人的確跟種子一樣，全都是有生命的，能自己發育自己成長的；給他們充分的合適的條件，他們就能成為有用之才。所謂辦教育，最主要的就是給受教育者提供充分的合適條件。”
葉聖陶反對教師講、學生聽的“填鴨式”“滿堂灌”等教學方法，反對那種以教師為中心的“滿堂問”的教學方法，認為這些方法“像牧人拿著長竿趕羊群似的，務必驅使學生走上老師自己預期的路線，說出老師自己預期的答案來”。主張教育過程必須由教師本位轉變為學生本位，由傳授現成知識、道理轉變為引導學生自己學習，必須“把倚賴性的‘受教育’轉變為主動性的‘自我教育’”。葉聖陶關於學生如同種子的思想，深刻表現出尊重學生主體的現代教育理念。
（四）“德育總跟智育、體育結合在一起”的全面發展觀
葉聖陶認為，受教育的每一個學生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生命整體，他們現在和將來做人做事都是綜合而不可分的，這就決定了“全面發展的教育的五個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相輔相成的”，決不能“只顧一兩個組成部分忽略其他組成部分”。
早在1944年，葉聖陶就提出：“學校裡的課程各各分立，這是不得已的辦法，不分立就無從指導，無從學習。……教育的最後目標卻在種種境界的綜合，就是說，使各各分立的課程所發生的影響糾結在一塊兒，構成個有機體似的境界，讓學生的身心都沉浸在其中。”［《葉聖陶教育文集（第2卷）》］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葉聖陶對種種片面追求升學率，把德、智、體、美割裂開來的錯誤做法，總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評。1980年4月，葉聖陶在《“非重點”》一文中，表達了對重點中學的擔憂；1981年，葉聖陶有感於《中國青年》關於學生負擔過重的調查，寫下了《我呼籲》一文，疾呼“升學率大小不是教育辦得好不好的唯一標準”。這一呼籲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不久，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對該文作出高度評價。
葉聖陶“德育總跟智育、體育結合在一起”的全面發展觀，和他“教育為人生”的思想一脈相承，都以培養現代公民為教育的最終價值和目的。
（五）“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為人師表”的師表風範觀
葉聖陶一直高度關注教師師表風範。1920年代就發表《教師問題》《教師的修養》等文章，1940年代又發表《如果我當教師》《如果教育工作者發表<精神獨立宣言>》等重要文章，他認為不管是當小學、中學還是大學教師，都絕不將這一行業叫作“教書”，而是“幫助學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經驗”。1984年他明確提出：“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為人師表。”他認為：第一，中小學教師“言傳”和“身教”是統一的、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說，教育者的一言一行都要足以為受教育者的楷模，必須“以身作則”。第二，教育工作者要適應時代發展要求，不斷學習新知識，加強品德修養，以身作則，用自己的好榜樣去訓練、薰陶受教育者，真正做到“為人師表”。第三，從人類文明進步的角度來看，“生有涯，而知無涯”，世界上沒有全知全能的人，因此教育工作者要堅守“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道德準則，不斷探索新知，努力使自己成為終身學習的楷模，這也是教育工作者為人師表極其重要的一項內容。
葉聖陶的師表風範思想，既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師德規範的精華，同時又把現代教育語境中教師的師表風範作用提到了嶄新高度。
（六）“國文是生活工具，也是發展兒童心靈的學科”的語文教學觀
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全國陸續開辦新學堂。當時的課程乃至教材，都從西方引進，只有語文一科，教授內容仍是文言文，稱為“國文”。五四運動後，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國文課受到衝擊，小學將國文改稱為國語，側重學習白話文，中學仍稱國文，以學習文言文為重點。1930年代後期，葉聖陶、夏丏尊二人提出“語文”的概念，並嘗試編寫新的語文教材，後因日本侵略中國而被迫中止。1949年6月，當時的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著手研究通用教材，葉聖陶再次提出將“國語”和“國文”合二為一，改稱“語文”。這一建議被教育機關採納，隨後推向全國，從此，“語文”成為中小學母語課程的通用名稱。關於“國語”“國文”和“語文”內在規定性的差異，以及對語文教育之質的潛在影響，功過是非，尚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討的重大問題。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語文”一詞之首創，非葉聖陶、夏丏尊莫屬。
關於語文學科的性質，葉聖陶一直堅持兩點：第一，語文是生活之工具。語文學科有其獨當之任，那就是培養學生的閱讀和寫作能力，從而為學生的生活乃至人生打牢基礎。第二，語文也是發展兒童心靈的學科。語文學科要重視文學教育，要為兒童心靈發展奠定基礎。在閱讀上，要通過閱讀走進作者心靈；在寫作上，堅持“修辭立其誠”，學寫作也是學做人。近年來，由於語文教育環境與形勢的變化，更由於人們對葉氏語文觀的誤讀，圍繞葉聖陶語文教育觀產生了種種非議和責難。因此，本書堅持把葉氏語文觀置放在葉聖陶教育思想的視閾之下，從“教育為人生”的教育哲學高度去重新認識其語文教育觀。
應該強調指出的是，以上諸觀點絕不是支離破碎尋章摘句的隻言片語，而是葉聖陶在實踐基礎上長期思考、孕育和積澱的結晶，也如珍珠般反復不斷地閃爍于葉聖陶浩瀚的教育文字之中，而且始終貫穿著“教育為人生”這一條思想紅線。誠然，葉聖陶無意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但是，這六個厚重的觀點，折射出他豐富、廣闊和深刻的教育智慧，猶如六根堅實的柱石，支撐起一座素樸謹嚴而不失恢宏的教育思想大廈。葉聖陶的名字，也因此而毫無愧色地躋身于中外著名教育家的行列。
三
接下來，說一說和葉聖陶教育思想相關的兩個重要問題。
（一）葉聖陶教育思想形成的淵源
追溯任何一位教育家的思想淵源，總有一方賴以孕育、發生、成長的深厚土壤。那麼，葉聖陶呢？不同于那個時代大都有留學經歷的教育家，因為家境貧寒，葉聖陶只讀完了五年中學就走上教壇。然而，葉聖陶所就讀的蘇州公立第一中學堂，乃蘇州第一所實施西方現代教育體制的新式學校，是清末頒“新政”、興新學的產物。該校創辦於1907年，校長、教員大多從國外（主要是日本）留學歸來。開設的課程中，正課有國文、英文、算學（數學）、博物、經學、修身、歷史、地理、化學、體操、唱歌、圖畫等。除必修的正課外，還開設了球類、國術、軍樂、金石、絲竹、音韻學、度曲、尺牘、剝制（製作標本）、照相、日語、法語等供選修的“副課”。實為得時代風氣之先。葉聖陶是首屆學生，五年新式教育的濡染薰陶，不僅使葉聖陶在畢業前夕萌生了以教育改造社會的職業理想，而且也充分接受了西方教育的深刻影響。葉聖陶走上教學崗位之初，在言子廟小學僅兩年半即被藉故解聘，實質上可解讀為新舊教育文化衝突所致。
位於甪直的吳縣縣立第五高等小學是葉聖陶教育思想萌生的豐厚土壤。譬如曉莊師範之于陶行知，帕夫雷什中學之于蘇霍姆林斯基，吳縣縣立第五高等小學可以說是葉聖陶的“曉莊”和“帕夫雷什”，雖然，葉聖陶在此只有五年。葉聖陶與吳賓若、王伯祥等志趣相投的同事一起，意氣風發地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教育改革運動，“做了中國教育史上從沒有過的事”。他們反對強行灌輸的封建教育，主張學校提供條件，讓學生自由發展，寓教於樂，培養學生多種興趣。他們自編教科書，在國文教材中將白話文、新文學作品和鄉土教材引入課堂，開語文教育的一代新風。他們創辦實驗室，開闢“生生農場”，主張教育要與實踐相結合。他們還開設詩文書畫專欄，建立音樂室和篆刻室，自編劇本，自導自演。在江南水鄉甪直古鎮，一群年輕人上演了一出有聲有色的“為人生而教育”的教育改革活劇。雖然教育實驗算不上成功，但葉聖陶由此真正開啟了教育實踐和思考的漫長征程。
梳理葉聖陶教育思想的淵源流變，還有一個不能不論及但又沒有把握說清楚的問題，那就是葉聖陶教育思想和語文教育觀之間的關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葉聖陶教育思想不過是其語文教育觀的凝練和提升，人們更願意津津樂道的是葉聖陶的語文教育思想；或者毋寧說，人們更願意承認葉聖陶是一位傑出的語文教育家，而對其能否尊享教育家的桂冠則是頗為慳吝。這固然與一直以來人們對教育家稱號要求比較苛求有關，也與葉聖陶在語文教育包括教材編寫方面成就巨大有關，但從根本上說，還是源自對葉聖陶教育思想形成背景、來源和過程瞭解不夠有關。我認為，豐富的語文教育實踐（包括編寫教材），無疑為葉聖陶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堅實的學科基礎，相比那些缺少深刻教學體驗的教育家，葉聖陶由學科教學走向教育思考，是一種莫大的實踐優勢。譬如，“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的著名思想，如果沒有切實的學科教學體驗為基礎，確實很難提煉出如此精闢通透的教育智慧。
但是，必須強調的是，和人們一般印象中不同，語文教育並非葉聖陶教育思想的直接基地。換言之，葉聖陶教育思想並非僅僅來自對其語文學科經驗的提煉，時代風雲和改革潮流的烙印更加深刻而鮮明。葉聖陶就讀中學期間，正值辛亥革命前後，西學東漸，蔚然成風；在甪直任教期間，又恰逢五四運動，雖處僻壤，但通過在北大就讀的好友，他主動汲取新文化思想，期間還直接聆聽了杜威在蘇州的演講。葉聖陶積極投身時代激流，高舉“教育救國”旗幟，抱持以改造社會之宏大理想投入教育改革，鋒芒直指舊式教育。許多教育理念形成於先，也必然輻射到語文教育觀念之中，譬如，倡導白話文教學、反對“瓶子觀點”（灌輸）、關注兒童心靈發展等等。所以，葉聖陶語文教育觀和教育思想之間，存有一種緊密而深刻的相互影響、相互激蕩、彼此生髮、彼此成就的互動關係。而這種源自某一具體學科的深刻體驗和整體教育哲學之間的良性互動，對於保證其教育思想的務實、理性和深刻，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同時，也不是每一位教育家都具備的。明乎此，似可推出下述結論：因為有了母語教育體驗的堅實支撐，葉聖陶教育思想的實踐性、民族性底色顯得格外濃重；因為有了現代教育理念的統攝引領，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也始終走在了時代的前列。故而，實踐性、民族性、現代性成為葉聖陶教育思想包括其語文教育思想的共同特色和氣質。
（二）關於葉聖陶教育思想的命名及其演變
葉聖陶教育生涯發軔於民國肇造；其教育思想萌生于五四新文化浪潮，形成於三四十年代。1949年以後的演變情況比較複雜。一方面，部分思想在五六十年代發展深化，在思想解放的80年代臻於成熟，譬如為人們所熟知的“教育就是要養成良好習慣”“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等重要思想；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思想因時代和政治的制約，黯然銷聲，隱而不彰，譬如早年曾反復申述的“教育要為社會培養合格公民”“教育要為人生奠基”等更為重要的思想。前者側重揭示教育內部發展規律，在教育思想史上寫下重要一頁；後者則涉及教育本質和方向，早期萌生的寶貴思想尚缺少更為系統的凝練和昇華，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儘管這個遺憾不屬￿個人。前半個世紀，葉聖陶可謂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不懈地對中國傳統教育思想與外國教育思潮進行借鑒反思和繼承革新，體現出銳意進取的時代精神和創造活力；後半個世紀，葉聖陶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人生智慧，政治上積極投身社會活動，學術上有選擇，講策略，自覺不自覺地受到大環境影響（此種影響絕非葉聖陶僅有，幾乎是那一代人的一種普遍現象），但還是在時代允許的空間內力所能及地發展了一以貫之的教育思考，最終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體系。這在同時代人中可以說非常難得。葉聖陶教育思想，是在20世紀我國社會變遷和教育發展歷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教育思想，時代的印記鮮明而深刻。
關於這一點，如果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呈現在葉聖陶身上的這種現象，其實在思想史上也並非特例。哲學家李澤厚在《華夏美學·美學四講》中就曾經說過：“我常常感覺，某些偉大的思想家早期在建立自己整體世界觀中，具有多方面的豐富思想。但在他以後的一生中，多半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依據時代的需要，充分發展了他的世界觀或思想中的某些方面而並非全部。”李澤厚還列舉康有為、馬克思等傑出思想家為例來說明這一點。因此，我們考察葉聖陶教育思想，不僅要看他晚年著力強調的觀點，甚至也包括他自己概括的教育思想，而且還要放眼全域，縱觀一生，運用聯繫的、發展的、歷史的觀點來為其命名和定位，如此才符合歷史人物的思想實際。正是基於此種考慮，我把“為人生”作為葉聖陶教育思想的總綱，而把“習慣養成”“教為不教”“學生主體”等思想作為支撐葉聖陶教育思想大廈的支柱，它們之間其實是“綱”和“目”的關係。因為“教育為人生”正是葉聖陶貫穿一生尤其是早期教育思想的主要思想脈絡，而且晚年著意強調的“教為不教”等思想也仍然被統攝在這一思想總綱之下。
（三）關於葉聖陶教育思想的歷史方位
近年來，社會上對葉聖陶教育思想出現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方面，葉聖陶教育思想因其深刻的現代性被有些人認為是超越現實，難以企及的理想和浪漫；另一方面，隨著近些年大量西方教育思潮和教育理念接踵湧入，葉聖陶教育思想卻又因其深厚的傳統色調和鮮明的民族特質，被有些人認為是明日黃花，似乎成為陳舊、保守的代名詞。不僅是葉聖陶，對於傳統教育思想，人們在教育改革進程中都會有意無意地輕慢、淡忘甚或遺棄。
如前所論，葉聖陶教育思想是在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急劇轉型時期教育變革的產物。自1840年鎖閉的國門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之後，中國就進入了如史學家所說的“驚濤駭浪的歷史三峽”（唐德剛語）。亡國滅種的危機，使得那一代教育家的思考和實踐，無不和救亡圖存的社會改革理想聯繫在一起。葉聖陶也是這樣。從踏上教育舞臺之初，葉聖陶就主動自覺地應和著現代文化運動、社會改革思潮的節拍和旋律。正是這種強烈的社會責任，使葉聖陶在長期的教育思考和實踐中，不斷衝破封建教育的思想羅網，積極汲取西方先進教育思想的精華，艱辛探索一條適應社會需要的現代公民培養之路。葉聖陶教育思想是對封建傳統教育思想的叛逆，劃清了封建傳統教育和現代公民教育的界限，具有鮮明的科學民主意識，也因此獲得了鮮明的時代特徵和現代品質。
葉聖陶教育思想的這種現代屬性，是我們理解葉聖陶以及那一輩教育家教育思想的總鑰匙，葉聖陶關於教育的種種思考，都可以通過這把總鑰匙得以入其堂奧。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這艱難曲折的轉型過程中，我們已經並且還會繼續遇到葉聖陶當年奮力抵抗的種種問題，如陳腐落後的“臣民意識”“利祿主義”“知識本位”“瓶子觀點”等等。正因如此，葉聖陶及葉聖陶們的教育思想價值非但不會過時，有時候他們思想的高貴雍容還會和教育現實的寒傖鄙陋構成一種緊張和對峙的關係，以至有時候我們不清楚到底是先賢們走得太遠太過浪漫，還是我們的教育太過現實、太過功利或者乾脆就是在原地踏步甚或退步。
事實上，這種現象並非教育所獨有，幾乎是社會轉型期的一種文化通病。一方面，傳統文化中確有沉重的歷史糟粕需要清理和剔除，不打破傳統，就無法邁出走向現代化的步伐；而另一方面，文化傳統中又積澱著民族文化的精華，保留著民族的文化胎記，現代化必須從這片豐饒土地上出發而不可能在一片廢墟上起步。這也正是社會轉型的艱難和複雜之處，是現代化歷史進程中需要高度警惕和回避的“陷阱”。我們能夠徹底擯棄文化傳統，丟失民族精神胎記而來一個“華麗轉身”嗎？顯然，不需要也不可能。如同社會轉型離不開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創新一樣，在教育現代化進程中，我們在大力學習借鑒國外先進教育理念的同時，必須認真學習和借鑒豐富而優秀的民族教育傳統。我們應該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既敞開胸懷學習國外一切先進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又牢牢守住民族教育之根，汲取傳統教育思想精華，成功實現傳統教育的現代轉型。葉聖陶和20世紀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出現的那一代教育名家，如蔡元培、黃炎培、晏陽初、陳鶴琴、陶行知等人一樣，他們身上既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精粹，同時又具有鮮明的現代意識和現代精神。或者毋寧說，他們教育思想的形成過程，就是中國社會轉型和教育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個性化縮影；他們無一不是西方現代教育思想和中國傳統教育智慧相結合，植根於中國教育土壤中的產物，相互映襯，相映生輝，共同譜寫出現代化交響曲中屬￿教育的輝煌樂章。這是一筆豐厚的思想遺產和理論財富。
當代中國仍處於從傳統向現代的深刻轉型之中。社會轉型必然呼喚教育轉型，教育轉型必然面臨種種挑戰。我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教育現代化應該在怎樣的歷史方位上起航，又駛向怎樣的彼岸？這些都是十分敏感而且不容回避、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在這艱難痛苦而又執著前行的偉大歷史進程中，葉聖陶、陶行知等那一代教育家的巨大價值和重大意義，已經並且必將越來越清晰地為人們所認識和理解。

目錄

導言：葉聖陶“為人生”教育思想概論 1

第一講 教育就是要養成良好的習慣 / 朱永新 1
“教育是什麼？往簡單方面說，只須一句話，就是要養成良好的習慣。德育方面，要養成待人接物和對待工作的良好習慣；智育方面，要養成尋求知識和熟習技能的良好習慣；體育方面，要養成保護健康和促進健康的良好習慣。”

第二講 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 / 梁傑 21
他的教育思想可以概括為一句話――“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即提倡引導與啟發，使學生加強自力鍛煉，達到疑難能自決，是非能自辨，鬥爭能自奮，攻關能自勉的主動境界。

第三講 能引導自學的教師才是名副其實的教育家 / 錢家榮 41
“這種自己求得知識的本領，有老師指引固然容易長進，沒有老師指引，也可以在不懈地探索中練成。光是自己探索當然要多費力氣，然而是值得的，因為自己探索得來的往往更為深刻。”

第四講 受教育的人的確跟種子一樣 / 孫春福 63
“一棵花，一棵草，它那發榮滋長的可能性，在一粒種子的時候早已具備了。……不稱職的種植家非但不能改良遺傳性和環境，反而阻遏可能性，那麼植物就糟了。”

第五講 國文是工具也是發展兒童心靈的學科 / 楊斌 81
“學童所以需要國文，和我們所以教學童以國文，一方面在磨練情思，進于豐妙；他方面又在練習表出情思的方法，不至有把握不住之苦。”

第六講 課程旨在“造成健全的公民” / 陸平 99
“小學教育的價值，就在於打定小學生一輩子有真實明確的人生觀的根基。”

第七講 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為人師表 / 王木春 115
“教師問題，不單講有沒有，還該講好不好，能不能勝任。教師是好的，勝任的，我們才可以說有了教師。否則，即每城每鄉每村都有學校，學校裡都不缺少教師，我們只能說沒有教師……”

第八講 杜威教育思想對葉聖陶的影響 / 邱磊 133
在這場“使人成為人”的上下求索中，葉聖陶吸收、汲取乃至自我定義、改造實用主義思想，深思慎取，躬身踐行，勤勉一生，終將自己定格為燭照後世的一盞教育明燈。

第九講 葉聖陶教育思想的文化底蘊和當代價值 / 任蘇民 153
葉聖陶在其一生的教育改革探索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順應當代中國社會變革和教育改革要求，不懈地對中國傳統教育思想、教育文化和傳入中國的外國近現代教育理論、教育經驗進行反思批判和繼承革新，並且博采眾家之長，不斷發展自我。因而他的教育思想能夠更充分地體現與時俱進的精神，充滿創新的生命活力。
第十講 葉聖陶教育思想研究的新視野、新思路、新范式 / 朱曉進 173
葉聖陶這一研究對象的豐富性，足以使任何一個研究者難以自信地說自己的角度就是唯一正確的。葉聖陶文化遺產價值的豐富性，先在地決定了我們對其研究的視角不可能是單一的。因此，只有通過多角度的觀照，才能勾畫出葉聖陶思想的全貌。

參考文獻 189

後記 193

國文是工具也是發展兒童心靈的學科為人生的教育――名家名師對話葉聖陶

以1980年《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的出版為主要標誌，我國語文教育界曾出現過一波學習、實踐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的熱潮。這對於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的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葉聖陶作為一代語文教育大家，從此走進了當代語文教育界。但是，由於當時種種歷史條件的局限，人們還沒有從更高的層面去認識葉聖陶的語文教育觀，缺少從其教育思想、教育哲學的高度進行“透視”，從而出現了某些未必完全適當的提煉和概括。這種局限很快就暴露出來。其一，由於僅僅停留在如何提高語文學習效率層面（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需要的），對“技”的關注遠甚於對“道”的探究，不免失之於片面，因此缺乏深入持久推進的後勁和動力，一陣風之後便偃旗息鼓。其二，由於學習研究不夠深入，也由於語文教育的內外部環境產生了深刻變化，語文教育出現了諸多問題和弊端，以致引來一些對葉聖陶語文教育觀的非議和責難。有鑑於此，本文在討論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時，試圖在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努力從葉聖陶“為人生”教育思想的高度，重新“發現”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盡可能全面準確地還原葉氏語文教育觀之本來面貌和歷史價值。
一
多年來，有關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其影響較大者，我以為主要有三：一是1980年呂叔湘先生為《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作的序言；二是1994年顧黃初先生出版的《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講話》；三是1998年董菊初先生出版的《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概論》。
先說呂叔湘先生的序言。1980年，教育科學出版社成立伊始，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這是在語文教育界曾引起廣泛關注、產生重要影響的一本書。呂叔湘先生為該書寫的序言不足四千字，卻因為涉及為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命名”這一重大問題，從而產生了綿延不絕的深刻影響，近些年來甚至聚訟紛紜，引發重重波瀾。呂先生在序言中說：“通觀聖陶先生的語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兩點。其一是關於語文學科的性質：語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是關於語文教學的任務：教語文是幫助學生養成使用語文的良好習慣。過去語文教學的成績不好，主要是由於對這兩點認識不清。”
要緊的主要是第一點，即關於語文學科的定性。儘管葉聖陶在文章和談話中多次說過語文是工具之類的話，但是明確地把語文學科定性為“語文是工具”卻是第一次。所謂性質，即事物的本質，是一個事物區別於其他事物的根本屬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性質與特性、特質、特徵、屬性、特點等都不相同。顯然，呂先生這裡是把“工具性”作為語文學科的根本屬性而加以強調的。所謂語文“工具論”，其源頭概出於此。這個概括，由於呂叔湘先生的特殊社會地位和學術地位，讓“工具論”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
其次是顧黃初先生的《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講話》。全書七萬四千字，應該說是薄薄的一本小冊子，共十六講。顧黃初沒有對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作理論概括，也沒有試圖去為之作體系構建，而是緊貼葉聖陶的原著，從一篇篇文章或一次次講話入手，客觀地介紹葉先生的觀點，然後層層剖析，深入解釋其對於語文教學的意義和價值。主要內容有：培養能力和形成習慣；著力於全面訓練；教材無非是例子；提倡讀點“整本的書”；預習；討論；精讀與略讀；說話訓練；作文教學等。顧先生是揚州大學語文教材教法的教授，也是一位頗有建樹的學者。值得注意的是，顧先生的這本“講話”出版於1993年，但是卻沒有沿用呂叔湘先生為葉聖陶語文觀定性的那段話。該書特色我以為有三點：其一，對葉氏語文觀的剖析客觀公允，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緊貼論者原著說話。這是科學的態度，嚴謹而公允。其二，把葉聖陶語文教育觀放在語文教育的學術背景中展開，即多從語文教育的方法論角度切入，著力揭示葉氏語文觀對於語文教育教學的啟迪。換言之，這不是一本單純理論研究的書，而是處處著眼于對語文教育教學實踐發揮啟迪作用的書。其三，顧先生用了兩章（即第十五講、十六講）的篇幅，突出論述了“關鍵在於提高教師的素養”和“一代宗師的品格”兩個問題，我認為這是很有見地的。顧教授強調指出：“早在二十年代，葉氏就通過自己的著名長篇小說《倪煥之》，提出了他對於教育工作的獨到見解。他說：‘教育事業是要養成“人”的，――“人”應該把他養成怎樣？“人”應該怎樣把他養成？――這非有理想不可。’”顧教授特別引用的這段話，我以為是別有深意的。一方面是強調教師修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包含了他對葉氏語文觀的一種理解。
再說董菊初先生的《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概論》。全書近15萬字，共十二章，敘論闡述葉氏語文教育思想的特色、意義以及撰寫該書的緣起和方法論原則。二、三章敘其實踐基礎和社會基礎，史料十分翔實。四章至十章是該書的主體，著力于葉氏語文觀的理論構建，分別為：教育哲學、教學原則、閱讀教學、寫作教學、聽說教學、書法教學、教材建設。最後兩章分別講教師修養和繼承發展。該書最具見識的應該是第四章的“教育哲學”，共分六論：“教期於無教”論（即“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學生本位論、生活本源論、實踐本體論、習慣本旨論、工具本質論。應該說，這六論大致抓住了葉聖陶教育思想的核心主旨，雖然本書專論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但通過對葉氏教育哲學觀的梳理，為細緻剖析其語文教育建立了嚴謹的體系框架和堅實的理論基礎。我也非常贊同這個研究思路，即要想深入領會葉氏語文觀，必須將其置放在葉聖陶整體教育思想視閾下予以觀照，否則，極容易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當然，也有遺憾之處，如這六點教育哲學觀之間是什麼關係？是否還有一個能夠統攝這六點的總體教育觀？這一點，董先生沒有作出概括。但瑕不掩瑜，該書以其翔實的史料，平允的論述，嚴謹的梳理，成為研究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參考文獻。
二
要討論葉聖陶對語文教育思想的貢獻，首先得從“語文”學科的命名開始。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全國開始開辦新學堂。當時的課程乃至教材，都從西方引進，只有語文一科，教授內容仍是文言文，稱為“國文”。五四運動後，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國文課受到衝擊，小學將國文改稱為國語，側重學習白話文，中學仍稱國文，以學習文言文為重點。1930年代後期，葉聖陶、夏丏尊二人提出“語文”的概念，並嘗試編寫新的語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國而被迫中止。1949年6月，當時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著手研究通用教材，葉聖陶再次提出將“國語”和“國文”合二為一，改稱“語文”。這一建議被教育機關採納，隨後推向全國，從此，“語文”成為中小學母語課程通用名稱。1949年8月，葉聖陶主持中小學語文科課程標準起草工作，並編撰《中學語文科課程標準》（後改稱《教學大綱》）。《中學語文科課程標準》始用“語文”一名。葉聖陶曾解釋說：“前此中學稱‘國文’，小學稱‘國語’，至是乃統而一之。彼時同人之意，以為口頭為‘語’，書面為‘文’，文本於語，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見此學科‘聽’‘說’‘讀’‘寫’宜並重。”關於“國語”“國文”和“語文”內在規定性的差異，以及對語文教育之質的潛在影響，功過是非，尚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討的重大問題。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語文”一詞之首創，非葉聖陶、夏丏尊莫屬。關於葉聖陶語文教育觀，擇其要概括為如下幾點：
（一）國文是發展兒童心靈的學科
1922年1月，葉聖陶發表《小學國文教授的諸問題》，深刻分析當時小學國文教學“不以兒童本位為出發點”“不明白國文教授之真作用”的兩大病根，明確指出：“第一須認定國文是兒童所需要的學科。”“第二，須認定國文是發展兒童的心靈的學科。……學童所以需要國文，和我們所以教學童以國文，一方面在磨練情思，進于豐妙；他方面又在練習表出情思的方法，不至有把握不住之苦。”1923年，葉聖陶在他撰寫的新學制《初級中學國語課程綱要》中，把“使學生有自由發展思想的能力”“有研究中國文學的興趣”列為四項目標中的兩項。
葉聖陶對語文教學的這一深刻認識，同他對教育的本質認識完全一致，即“各種功課有個總目標，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國文教學關注學生的心靈發展，也關注人的精神和思想發育，關注人的自身發展。
（二）國文是語文學科，有其獨立之任務
1940年8月，葉聖陶在《國文教育的兩個基本觀念》一文中，闡述了關於國文教學的兩個基本觀念。“第一，國文是語文學科，在教學的時候，內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視，而方法方面尤其應當注重。第二，國文的涵義與文學不同，它比文學寬廣得多，所以教學國文並不等於教學文學。”葉聖陶認為，“國文教學自有它獨當其任的任，那就是閱讀和寫作的訓練。學生眼前要閱讀，要寫作，至於將來，一輩子要閱讀，要寫作。這種技術的訓練，他科教學是不負責任的，全在國文教學的肩膀上”。強調語文學科有其獨當之任，即凸顯語文作為生活工具乃至人生工具的特性，也即後來被強調到極致的所謂“工具論”。
在此，葉聖陶指出了國文教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獨立價值，即要為學生一輩子的閱讀寫作打好基礎。基於這一認識，葉聖陶不贊成中小學國文教學專講文學，他說：“文學只是其中一個較小的範圍，文學之外，同樣包在國文的大範圍裡的還有非文學的文章，就是普通文。這包括書信、宣言、報告書、說明書等等應用文，以及平正地寫狀一件東西載錄一件事情的記敘文，條暢地闡明一個原理發揮一個意見的論說文。”國文既是發展兒童心靈的重要學科，也是人生應付生活的必需工具，表現出葉聖陶對語文學科性質的辯證認識。
（三）國文教學必須拋棄舊式教育的古典主義和利祿主義
1942年8月，葉聖陶在《國文雜誌》發刊詞中，對國文教學承襲舊式教育傳統提出激烈批判：“舊式教育是守著古典主義的：讀古人的書籍，意在把書中內容裝進頭腦裡去，不問它對於現實生活適合不適合，有用處沒有用處；學古人的文章，意在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調模仿到家，不問它對於抒發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沒有效果。舊式教育又是守著利祿主義的：讀書作文的目標在取得功名，起碼要能得‘食廩’，飛黃騰達起來做官做府，當然更好；至於發展個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使個人終身受用不盡，同時使社會間接蒙受有利的影響，這一套，舊式教育根本就不管。因此，舊式教育可以養成記誦很廣博的‘活書櫥’，可以養成學舌很巧妙的‘人形鸚鵡’，可以養成或大或小的官吏以及靠教讀為生的‘儒學生員’；可是不能養成善於運用國文這一種工具來應付生活的普通公民。“必須有正確的認識，國文教學才有成績。而達到正確認識的先決條件，就是拋棄舊式教育的古典主義和利祿主義。”
傳統語文教育有精華也有糟粕。葉聖陶針對舊式語文教育脫離現實生活，把語文異化為博取功名利祿的弊端，鮮明地提出語文教育的根本目的和價值是“養成善於運用國文這一種工具來應付生活的普通公民”這一觀點，既反映出對語文學科本質的獨到認識，又體現了對現代教育目的和價值的深切把握。
（四）固本培根、科學有效的閱讀和寫作教學觀
閱讀觀：通過文字橋樑，把握意義情味。葉聖陶認為，閱讀是讀者和作者雙向交流的過程，也是讀者通過文字走進作者心靈的複雜心理過程。葉聖陶主張的閱讀教學方法主要是：鑒賞、想像、涵詠、揣摩、討論、吟誦。在親近文字的閱讀過程中，不斷培養和訓練語感。應該說，這些方法承繼了傳統語文教育的優良傳統，是符合漢民族語文學習規律的經驗之談。
作文觀：修辭立其誠。“誠”是葉聖陶一以貫之的做人準則。作文貴在“立誠”也是葉聖陶重要的作文教學思想。1924年，葉聖陶在《作文論》中指出：“既然要寫出自己的東西，就會連帶地要求所寫的東西必須是美好的；假若有所表白，這當是有關於人間事情的，則必須合於事理的真際，切乎生活的實況；假若有所感興，這當是不傾吐不舒快的，則必須本於內心的鬱積，發乎情性的自然。這種要求可以稱為‘求誠’。”“要寫出誠實的、自己的話，空口念著是沒用的，應該去尋到它的源頭，有了源頭才會不息地傾注出真實的水來。”“這源頭，……就是我們的充實的生活。生活充實，才會表白出、發抒出真實的深厚的情思來。”1940年12月，葉聖陶在《論寫作教學》一文中再次指出：“訓練學生寫作，必須注重於傾吐他們的積蓄，無非要他們生活上終身受用的意思。這便是‘修辭立誠’的基礎。……日常應用與立言大業都站在這個基礎上，又怎能不在教學寫作的時候著意訓練呢？”葉聖陶的作文“立誠論”，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忠恕”“誠敬”的思想精華，更為注重從生活這一本原去汲取營養，增加閱歷，去培植求真、立誠的根本，把寫作和做人完美地統一了起來。
三
以上對葉聖陶語文教育觀作了扼要的概括和解釋。長期以來，提起葉聖陶的語文教育思想，人們總是習慣於歸納為“工具論”。對此，有必要予以辨析和理清。
的確，葉聖陶在不同時期不同背景之下，曾多次說過“語文是工具”之類的話，但葉聖陶從來沒有把語文教育本質歸結為“工具”。最早作出這樣歸納的，如前所述，大概源自呂叔湘為《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所作的序。對此，學者張哲英在《清末民國時期語文教育觀念考察――以黎錦熙、胡適、葉聖陶為中心》一書中曾經指出：“對於第一點，呂先生的概括似有簡單、寬泛之嫌；對於第二點，呂先生的概括卻是實實在在地抓住了葉聖陶教育思想的重要內容。”張哲英認為，呂叔湘的序對於學習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同時，因為這觀點源自於“集子”裡的文章，難免有局限性；並且，由於《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的編選極大地受到當時時代的影響，因而要糾正“文革”期間“左”的流毒，恢復語文教育到1963年的“工具論”。應該說，這一評價還是中肯的。
新課改開始後，有人列舉出語文“工具論”的種種負面影響：語法教學盛行；淡化“豐富的精神和文化內涵”；“不引導學生與文本的內容親密接觸，與作者進行心靈的對話和情感的交流”等等，認為只有走出“工具論”的窠臼，才能使語文教育走出困境，認為葉聖陶的“工具論”思想是導致語文教育陷入困境的根源。同時，也有人認為，“語文教學長期以來不能走出少、慢、差、費的低谷，原因是複雜的，但關鍵之一還在於沒有認真踐行葉聖陶的語文工具觀。語文教學的最基本任務應該是幫助學生掌握和運用好祖國的語言文字，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去實現其他的教學功能”。認為現在的語文教學之所以問題重重，就是因為沒有全面堅持葉聖陶的語文“工具論”思想。
為什麼我們對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會得出如此大相徑庭的結論？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對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尤其是所謂“工具論”思想認識偏頗。其一，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是一個思想體系，不應脫離特定的歷史條件機械理解“工具論”。應該說，“語文是工具”的確是貫穿葉聖陶一生的基本語文教育觀點。但實際上，不同時期的言論都有其不同的現實針對性，而且隨著自己的體驗與認識的深入，其內涵也不斷豐富和深入。學術界研究成果顯示，20世紀40年代葉聖陶提出“語文是應付生活的工具”，針對的是舊式教育的古典教育、利祿教育的陳腐教育觀，因而提出：“國文，在學校裡是基本科目中的一種，在生活上是必要工具的一種。”這裡，顯然是在強調語文在教育科目和學生人生中的重要性，是在為語文爭取獨立地位。五六十年代，語文教育受極“左”思潮影響，片面強調政治思想，教學質量下降，葉聖陶提出“語言是思維工具”，又是“表達、交際和交流思想的工具”。這在當時無疑具有重要的糾偏作用。“文革”結束後，針對語文教學園地的荒蕪現象，葉聖陶再次提出“語文是工具”，並且闡述了語文也是學習其他學科的工具，做人的工具。由此可見，葉聖陶有關語文工具論的提出，每次都有其特定內涵，有著強烈的現實針對性，而且是順應時代要求和歷史潮流的。
其二，葉聖陶的“工具本質論”語文教育思想並非不講人文精神教育。有人詬病“工具論”的重要理由是淡化“豐富的精神和文化內涵”。那麼，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果真只講“工具性”而不講人文精神嗎？非也。從20世紀20年代到1949年，葉聖陶曾制定過三個國文課程標準，沒有一個不是強調人文精神教育的。在後來的論述中，葉聖陶也多次指出：“工具”僅是比喻而已，思想、文字、語言三者是一貫的，不可分割的，“語言是思想的定型”。這怎麼能說是不講人文精神呢？葉聖陶所說的語言學習、訓練是始終和對作品情感內涵的把握聯繫在一起的。他主張語言學習要注重“涵泳、體味”“要理解得透，必須多揣摩”，欣賞文學作品“要善於驅遣想像”。如果認為葉聖陶語文觀排斥人文教育，那顯然是對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的誤解或者曲解。葉聖陶所反對的是把語言和情感、工具和人文割裂開來，他說：“咱們決不能作二元論的想法，一方面內容，一方面形式，咱們只能夠作一元論的想法，內容寄託在形式裡頭，形式怎麼樣，也就是內容怎麼樣。”［《葉聖陶集（第25卷）》］葉聖陶為自己的語文教育思想作了一個清楚的注腳。事實上，在葉聖陶的語文教育論著中，擁有大量語言學習和精神體味融為一體的成功例證。
因此，我認為，葉聖陶雖多次申述“語文是工具”的觀點，但那只是在某種特定語境下對語文部分特性的形象性說明，如果一定要完整地概括葉聖陶對語文學科性質的認識，必須在葉聖陶教育思想視閾下作整體考察。我的觀點是，應該用兩句話來概括，即：國文既是發展兒童心靈的重要學科，又是人生應付生活的必需工具。我想，這才是和葉聖陶教育思想相一致的語文教育觀。呂叔湘先生關於“工具性”的概括，一方面是源於如前所述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語文學科迫切需要加強“雙基”，提升能力，這在當時還是產生了重要積極的影響的；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與呂叔湘先生作為語言學家而且主要教育經歷都是英語教育的學術背景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換句話說，在語言學家呂叔湘心中，語言就是一門工具學科。而這種概括，其實和葉聖陶的語文教育思想之間，還是有一定的隔膜、間隔和疏離的。當然，若干年後，圍繞“工具論”產生了激烈的論爭，則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教育和社會不相適應的矛盾的大爆發，其實這已經與“工具論”本身，甚至與語文學科自身都關係不大了。
當然，在今天的時代語境中，回望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有沒有需要我們去超越的地方呢？我以為確實是有的。其一，葉聖陶對聽說讀寫都十分重視，把“聽說”和“讀寫”放在相同的高度，我個人覺得不是很合宜。學生的語言表達應該重視，說話訓練應該成為語文課的任務之一，但是，相比之下，讀和寫還是要比聽和說重要得多。其二，葉聖陶認為“寫”僅是對“說”的記錄，即“口頭為語，書面為文”，這對書面語言――文字的重要意義是認識不足的。葉聖陶在《寫作是極平常的事》中說：“寫作就是說話，為了生活上的需要，把自己要說的話說出來；不過不是口頭說話，而是筆頭說話。”對於語文學習者而言，書面表達――對文字的嫺熟運用，是一項非常艱苦的任務，絕不是僅僅記錄口頭語言而已。這一點，朱自清的認識就比葉聖陶要全面和辯證一些。朱自清在《中學生的國文程度》中說：“但說的白話和寫的白話絕不是一致的；它們該各有各的標準。說的白話有聲調姿勢表情襯托著，字句只占了一半。寫的白話全靠字句，字句自然也有聲調，可並不和說話的聲調完全一樣，它是專從字句的安排與組織裡生出來的。字句的組織必得在文義之外，傳達出相當於說話時的聲調姿勢表情來，才合於寫作的目的。”顯然，朱自清對寫作和說話的區別有著十分清楚的認識，而且明確認為寫作比說話要複雜艱苦得多，因此提出寫作的思路、文脈等問題。由此想開去，我們知道，朱自清對經典閱讀的重視，也要遠甚于葉聖陶。
四
最後，我想說一說葉聖陶語文學派的問題。
作為語文教育家的葉聖陶，事實上可能具有其他許多人都無法相比的獨特優勢。幼時苦讀經典五年，為葉聖陶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幾十年躬身從事大中小學語文教育的實踐，使他在語文教育方面積累了許多切身經驗；長期編輯中小學語文教材，多了一份別人所沒有的透視語文的“視角”，尤其是，葉聖陶具有豐富的文學創作成功體驗，這無疑使他對漢語文特點和規律有著獨到而深刻的把握和領悟。我們無法說清楚作為優秀作家對母語的這種把握和體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和成就了作為語文教育家的葉聖陶，但無可置辯的是，葉聖陶對語文乃至許多教育關鍵問題的認識，與他漢語創作的成功體驗是密不可分的。比諸那些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甚至把完全不同于漢文字的其他語言教學體系生搬硬套地移植到母語教學的做法，葉聖陶語文教學思想的巨大價值和獨特優勢是顯而易見的。
但是，必須指出，葉氏語文觀不僅屬￿葉聖陶，而且屬￿和葉聖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一批人。換言之，屬￿葉氏語文學派。對此，顧黃初先生曾在《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講話》中列舉出一批葉聖陶同時代的夥伴和密友：甪直五高時期的吳賓若、王伯祥，吳淞中國公學時期的舒新城、朱自清、周予同、劉延陵，浙江一師時期的夏丏尊、陳望道、豐子愷以及顧頡剛、郭紹虞等等，即所謂一師派、立達派、開明派的一批學術界著名人士。顧先生認為，葉氏成就的事業，是同這些語文界、教育界、出版界才華出眾的人物的支持和合作分不開的。的確，葉聖陶一生朋友很多，但是若論把個人情誼同學術志趣完美結合的朋友，可能非夏丏尊和朱自清莫屬。1921年7月，葉聖陶在上海中國公學任教，結識了朱自清；1931年，任開明書店編輯，訂交夏丏尊。三人切磋砥礪，莫逆終生，成就一段杏壇佳話。夏丏尊1946年去世，和葉聖陶交誼15年；朱自清1948年病逝，和葉聖陶交誼27年。據研究，葉聖陶寫給夏丏尊的信件有50多封，詩8首，撰寫有關夏丏尊的文章12篇；懷念朱自清的文章13篇，詩8首。
不僅如此，葉聖陶和夏丏尊或朱自清進行了長期卓有成效的學術合作，僅合著的書籍就達14種之多。其中重要的語文教育著作有：《文章講話》夏丏尊、葉聖陶合著；
《開明國文講義》夏丏尊、葉聖陶等合編；
《文心》夏丏尊、葉聖陶合著，朱自清作序；
《國文百八課》夏丏尊、葉聖陶合著；
《閱讀與寫作》夏丏尊、葉聖陶合著；
《精讀指導舉隅》葉聖陶、朱自清合著；
《略讀指導舉隅》葉聖陶、朱自清合著；
《國文教學》葉聖陶、朱自清合著；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老一輩學人之間，講究的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葉聖陶和夏丏尊、朱自清之間深厚情誼的形成，既有他們性情淳厚、志趣相投的性格因素，同時也與他們的語文教育觀有著高度一致的契合分不開。這一點不僅表現在他們有如上所述的眾多合著，同時也在他們的各自著述中清晰地表現出來。發軔于20世紀初葉的現代語文教育，是一場重大的教育變革。一路走來，篳路藍縷，面臨著教育史上許多從未遇到過的歷史難題，來自舊勢力的重重阻撓和前進途程中種種無法避免的現代化陷阱，都使得那一代語文人義無反顧地成為語文教育轉型的探求者和改革者。
這是歷史賦予一代人的使命！
滄海橫流，風雲際會，大轉折時代的蒼黃風雨催生出一代語文教育家；而其中可以稱之為學派的，我以為首推葉聖陶、夏丏尊、朱自清，似可簡稱之為葉氏語文學派，這應該是現代教育史上第一個具有學派意義的語文流派。關於學派的形成，有人認為大致有賴於師承、地域、問題三種因緣，因而學派大體上可歸為三類，即“師承性學派”“地域性學派”和“問題性學派”。如果此說不謬，那麼葉氏語文學派當屬“地域性學派”，也可說是“問題性學派”。他們從事中小學語文教育的地域主要是江浙地區，而由傳統至現代的語文教育變革則是他們所共同面臨的時代課題。
那麼，葉氏語文學派具有哪些共同的思想傾向、精神特質和語文主張呢？
（一）現代意識
葉聖陶、夏丏尊、朱自清都是時代之子、教育志士，救亡圖存的時代浪潮是他們共同的生存語境，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他們共同的精神血脈。1905年，19歲的夏丏尊負笈東瀛，入東京弘文學院，1907年考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1907年輟學回國後，即應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之聘，擔任國文教師，並積極投身教育改革，倡導白話文教學。為實現理想教育，夏丏尊還邀請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到春暉中學，在白馬湖畔營造了一個名聞遐邇的教育環境。他在從日譯本翻譯的意大利亞米契斯所著的《愛的教育》一書中，領悟了“愛是教育的靈魂”的教育理念。“教育沒有了情愛，就成為無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罷，圓形也罷，總逃不了一個空虛。”夏丏尊寫在譯者序言裡的這句話早已成為情感教育的經典名言。葉聖陶比夏丏尊小8歲。1912年中學畢業前夕，葉聖陶寫下“此身定當從事於社會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庶不有疚於我心焉”的豪言壯語，隨即投身小學教育。1917年，葉聖陶在甪直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一起，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教育改革運動，做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人做過的事。1919年，葉聖陶發表第一篇教育論文《今日中國的小學教育》，提出“小學教育的價值，就在於打定小學生一輩子有真實明確的人生觀的根基”。由此奠下了其“為人生”教育思想的第一塊基石。朱自清1916年中學畢業並成功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在北大期間，積極參加五四愛國運動，嗣後又參加北大學生為傳播新思想而組織的平民教育講演團。投身新文學運動，其作品熱切地追求光明，憧憬未來，有力地抨擊黑暗世界，揭露血淚人生，洋溢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反對舊教育，提倡新文化，教育救國，培養公民的現代教育理念是他們共同的價值追求。因此，和舊式教育的科舉應試、讀經作文有霄壤之別，他們的語文教育觀都具有鮮明的現代意識。
（二）文學底色
葉聖陶、夏丏尊、朱自清都是現代著名作家。葉聖陶、朱自清無須贅言，他們都以豐碩的創作成果躋身于現代文學名家之列。夏丏尊也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先驅者之一，文學研究會的第一批會員。1924年翻譯出版了《愛的教育》，影響了幾代教育人；還曾翻譯過日本田山花袋的《棉被》，是中國最早介紹日本文學的翻譯家之一。夏丏尊的學術著作還有《文藝論ABC》《生活與文學》《現代世界文學大綱》等。“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豐富的創作經歷、深厚的文學情懷、成功的創作體驗，這些無疑使他們對漢語文本質特徵、審美特性和學習規律，有著別人所不曾有的獨到而深刻的把握和領悟。首先，在教材編選上，文學作品佔有相當比重。葉聖陶說過：“小學生是兒童，他們的語文課本必是兒童文學，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使他們樂於閱讀，從而發展他們多方面的智慧。”當年，葉聖陶編寫的《開明國語課本》受到社會普遍歡迎，其濃郁的文學特質是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其對學科性質的理解和把握上。“文字是一道橋樑。這邊的橋堍站著讀者，那邊的橋堍站著作者。通過了這一道橋樑，讀者才和作者會面。不但會面，並且瞭解作者的心情，和作者的心情相契合。”這是葉聖陶的話，其實也表達出他們共同的語文教育觀。作者的心情，就是作者憑藉文字營造出來的氛圍、意境、思想、情感。概言之，是作者流淌在文字中的生命，是源自作者心靈的傾訴，或者說，就是作者的心靈；而觸摸作者心靈的路徑，就是文字。語文教育的全部秘密，就在於此。真理就是如此簡單而純樸。沒有對文字奧秘和語言規律的深刻洞悉，是很難有如此切中肯綮之言的。
（三）民族傳統
三人中，夏丏尊曾負笈東瀛，朱自清曾遊歷歐美，但時間都不是很長；而葉聖陶一直立足國內。無論出國與否，他們對西方現代教育理念都積極吸收，但同時，卻又從不作“學究式”的概念推演和“書齋式”的坐而論道，而是深深植根於中國教育土壤，始終從教育教學實際出發，不斷提出、探索和回答語文教育現實中的重大問題。他們都以自身深厚的國學素養為堅實依託，以豐富的漢語文學創作體驗為經驗源泉，以長期親力親為的教學實踐和教材編輯實踐為研究基礎，接受西方先進理念但絕不照搬，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孜孜探求契合漢語言審美特性、符合漢語言學習規律的現代語文教育方法，從而形成了具有濃郁中國特色和民族風格、包蘊深厚中國歷史文化圖景和現代文化底蘊的語文教育思想。即以教學方法論，譬如葉聖陶的“揣摩說”、夏丏尊的“語感說”、朱自清的“咬文嚼字說”，無一不折射出他們對漢語言文字特性的精湛把握和深刻領悟。應該說，這些方法承繼了傳統語文教育的優良傳統，是符合漢民族語文學習規律的經驗之談。這樣的語文學習，緊緊抓住“語言”這個抓手，深入體會語言的精神內涵，既有效提升語文素養，又深入感受語言深處蘊含的人文情懷。如此，母語的魅力和詩意都在語文學習過程中盡情彰顯。走進語文，便是親近母語，便是走進我們的精神家園。
如何認識葉聖陶、夏丏尊、朱自清語文教育思想的歷史方位和當代價值呢？換言之，我們今天除了向先賢們表示仰慕和敬意之外，是否還有必要從他們的語文教育思想中汲取營養和智慧呢？當然，回答是肯定的。
從歷史的角度說，葉聖陶、朱自清等人所處的時期，正是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肇始，語文（時稱國文）教育也正如一個新生嬰兒，舊時代之臍帶和新時代之胎記相互纏結，經驗和教訓雜陳，輝煌和艱難並在。他們所進行的一切探索和創造，對於今天的我們，都是一筆寶貴財富，具有傳承和借鑒的重大價值。尤其是，百年時光在歷史長河中只是瞬間；相比他們的時代，今天仍處於同一歷史轉型時期，語文教育的現代轉型仍在路上。昨天他們面臨的問題今天同樣存在，他們的思想和智慧對今天仍然具有深刻啟迪。而把葉聖陶、夏丏尊、朱自清這三位思想一致、旨趣相同且又淵源甚深的語文大家聚焦在一起，作一學派意義上的集體亮相和整體觀照，三家之言相互映襯、相互烘托、相互參照、相互詮釋，則可更加凸顯他們對語文教育的種種思考和主張，便於讀者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整體地而不是孤立地、辯證地而不是機械地學習其完整的思想體系。
從現實的環境看，語文教育一直是紛爭不斷、折騰最多而社會滿意度較低的一個學科。也許是社會轉型加速而顛簸加劇，語文的身影卻總是蕩秋千般地左右晃動，常常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一會兒強調語文的基礎能力而忽視精神陶冶，一會兒高揚人文性旗幟而悄然丟棄了“語文”。平心而論，這種屢屢失衡現象的根源並不全在語文自身，社會對教育的制約作用往往因為語文學科的特殊性而變得格外敏感，但是，語文界本身也絕對難辭其咎。其最大錯失，似乎就在於對母語教育傳統尤其是現代語文教育傳統的輕視、漠視甚或怠慢。母語教育的改革路徑，理所當然地應當從本民族語文教育傳統中汲取營養、傳承經驗，而不是生搬硬套其他語言系統的什麼法則和定律。民國時期處於舊式教育向現代教育轉變的關鍵節點，承前啟後，民國語文是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奠基的關鍵時期，積澱的語文教育經驗十分寶貴。從某種意義（譬如學科教育）上說，那也是一個需要巨匠而且產生了巨匠的時代。葉聖陶、夏丏尊、朱自清就是那一批巨匠中富有典型意義的代表人物。
重新集結在葉聖陶、夏丏尊、朱自清的語文旗幟下，接續他們開創的現代語文教育傳統，已然成為時代的召喚和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