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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強力衝擊非虛構寫作及閱讀經驗的經典民族誌
深化珍.雅各的觀察洞見,翻轉破窗理論的判斷侷限

這是一部關於街頭謀生、自我復原、地下經濟、城市治理、正常/偏差、接納/排除的「人行道生存記」。書中的主角是一群在紐約第六大道周邊街區討生活、相濡以沫的底層黑人,包括銷售「黑人書」的流動書販、販賣回收雜誌的拾荒小販、無所不用其極的行乞者,以及在毒品和酒精中半夢半醒的無家者。被這群街頭黑人暱稱為「米契」的白人社會學家杜尼爾,用了六、七年的時間,逐步獲准走進他們的生命世界,與他們一起在人行道上卡位擺攤、一起承接用路人的各種目光、一起挑戰霸道的執法警察,一同經歷街頭的悲歡離合、一同感受活著的掙扎無奈、一同見證生命的不屈不撓。

這群黑人如何先後來到第六大道並在此習得街頭維生技能?他們如何在這個棲身地滿足和解決日常需要?他們如何與來來往往的中產市民互動及建立關係?他們如何在市政府和商業促進特區高舉改造市容大旗下找尋生存的縫隙?失去這個生存據點的他們又將何去何從?杜尼爾刻劃描摹人行道上的心靈導師智者哈金、街頭最佳搭檔馬文與隆恩、使出渾身解數搭訕過路女性的墨瑞、喜歡跟小嬰兒和小狗說話的基斯、承受譴責壓力在路邊擺攤照看孫女的艾利絲等人,試圖透過筆下的這些人物來追蹤線索、解開謎團、拼湊出上述各種問題的可能答案。

同時榮獲C. Wright Mills獎與洛杉磯時報圖書獎的《人行道》,兼具豐厚的學術底蘊及高度的可閱讀性。全書配有七十張由普立茲獎攝影記者歐維.卡特拍攝的照片,藉由圖文並茂的呈現,讀者將身歷其境看見都市底層之人的容貌,感受在社會結構重重限制下普遍人性的韌性及溫暖。與此同時,重新賦予我們對於無家者、底層黑人或街販的想像,激發我們對在特定社經條件及空間脈絡中的人性展現有嶄新的認識,進而影響我們思考究竟要什麼樣的扶貧方案、都市空間管理及偏差行為規範。

共感推薦
方怡潔(清華大學人類學所助理教授)
李盈姿(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秘書長)
洪敬舒(貧窮與租稅政策研究室召集人)
張烽益(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黃克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趙彥寧(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看向最熱鬧的城市其邊緣的角落縫隙,杜尼爾捕捉了紐約格林威治村第六大道上無家者的日常生活、經濟活動以及意義世界。他用一本高潮迭起的精彩民族誌告訴我們,最失序之處其實有個非正式社會控制的體系,看似最無根漂泊的人也能發展出社會性,在沒有任何制度資源的情況下,彼此互助、分享、提醒、協商、分配資源並扶持體諒,這一切都會讓我們在掩卷後反省基於中產階級的階級位置所想像出的『井然有序』的有限性。」
——方怡潔(清華大學人類學所助理教授)

「人行道在你的想像中,扮演什麼功能?在細讀此書前,我的認知只停留在景觀空間及行動便利的功能性,未曾想過人行道也存在著社會融合的契機。《人行道》一書詳盡描繪美國街頭小販如何遊走於紐約市地方法津邊緣,傾其所能地爭奪有限空間及生存權,又如何巧妙地在街頭建構出所有人(包括路人)都有可能融入的地下經濟體統。這個由弱者及更生人個體所串接的經濟網絡,意外地在人行道上形成社會賦歸的穩定力量,這是連龐大、昂貴的矯正系統都難以實踐的初衷。而巧妙處就在於把『破窗理論』的社會控制,翻轉成以社會融合的『補窗思維』,賦予空間在秩序之外,更加豐富的社會資本元素。本書不僅適合推薦予所有關注貧窮議題的群體,私以為所有政策制定者更應當人手一本!」
——洪敬舒(貧窮經濟研究室研究員)

「紐約街頭的人行道上有一群看似孤立無助的社會邊緣人:書攤小販、幫人開門的乞討者、撿拾垃圾桶中有價值物品來販賣者、幫人推車或顧攤者、半夜幫攤販佔位者等等社會低層的黑人。白人社會學者杜尼爾在街角嚴守高度自我反思的研究倫理,以田野民族誌的視野切入,蹲點多年融入這些被社會所鄙視甚至排擠的邊緣人,進而用這本書紀錄了這人行道上的行人與在街頭討生活的人們之間構築而成的互助扶持網絡與其次文化。《人行道》是一本在冷靜如堅石般的學術研究思考之下,卻醞釀著如火山熔岩般的熱情關懷社會低層人群的街頭啟示錄。」
——張烽益(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杜尼爾的深刻關懷,透過他平易近人、富含故事性的筆觸傳達出來。儘管仔細閱讀他的書頗能得到理論上的啟發,但他並不刻意賣弄拗口艱澀的學術詞彙或討論複雜的學術取徑,而是把觀點及批判融合在流暢的敘述當中,這使其作品的影響力超越了學術界,成為關心種族、階級等議題的一般社會大眾之讀物。」
——黃克先(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杜尼爾藉由長期且深入的參與觀察式田野調查,在這本獲獎無數的經典民族誌裡,生動地描繪了在後種族隔離的紐約格林威治村,從事各種非正式以及非法經濟活動的黑人男性,如何形成機敏互動、親密但也保持尊重自制的信任網絡;而這些所謂的無家者們,又如何具有高度創意性地使用人行道這個理論上區隔人車的特殊都市空間,以進行諸如飲食、睡眠、排泄、洗澡等基本生存所需,並進而保持個人的基本尊嚴。人行道上的無家者,是這個城市的眼睛與耳朵,而透過他們的感官體驗,吾人不僅可以重新審視我們自己所處的城市,也可反思社會控制的可能和侷限。鄭重推薦給所有對民族誌研究方法與寫作有興趣的讀者!」
——趙彥寧(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米契爾.杜尼爾(Mitchell Duneier)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教於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現為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第一本著作《史林的桌》(Slim's Table)即榮獲美國社會學會傑出學術著作獎,代表作《人行道》則獲得洛杉磯時報圖書獎與C. Wright Mills獎,最新作品為《貧民窟》(Ghetto)。

攝影者簡介
歐維.卡特(Ovie Carter)
《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攝影記者,曾在非洲和印度拍攝記錄大饑荒,生涯中大部分歲月都在報導芝加哥的貧窮社區。曾獲普立茲獎,並多次得到美國黑人記者協會頒發的卓越獎。

譯者簡介
黃克先
譯有《泰利的街角》、《自由之夏》、《真實烏托邦》等社會學專著,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開設都市民族誌相關課程,現正進行無家者的研究。

劉思潔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研究所碩士,曾任大專教師及出版社編輯,現為自由譯者,譯有《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原諒就是力量》、《回應生命的邀約》、《巾幗領導學》、《金齡教會的願景》等。

導言

在第八街、格林威治大道與第六大道(也就是美洲大道)的繁忙交叉路口,有一位名叫哈金的書販,是個街頭知識分子。四十二歲的他是個身高五呎七吋的矮壯黑人。冬天時,他會穿著Timberland的鞋子、牛仔褲、帶帽運動衫、羽絨背心,並戴頂香蕉共和國的棒球帽。

一九九六年二月的一個星期四,一位三十五歲左右的黑人男性來到哈金的攤位前,詢問有沒有沃克(Alice Walker)的《河無止盡》(The Same River Twice),內容是關於她把自己的小說《紫色姊妹花》(The Color Purple)製成電影的經驗。哈金都賣完了,但說他很快會進貨。

「你進書後,讓我知道一下。」這個男人說。他從事的工作是送運貨物。

「我會告訴你的。」

「因為,你知道的,不只是這樣。」男人繼續說:「我還有個朋友,很愛讀書。」

「男的還是女的?」哈金問。

「女的。她是這樣的人:當她手上拿到一本書,過個鐘頭,就讀完了。換句話說——如果是我的話,或許會讀個……五章,然後放下書,因為我得做事,然後可能再回來繼續讀。但換做是她的話,開始讀,就會轟地一口氣讀完整本。然後她把書放回架上,書就好像全新的一樣。在像是她生日或這類日子,我會送她書,因為那是她最愛的東西之一。我之前買了平裝本的《等待夢醒時分》(Waiting to Exhale)給她,對吧?你聽聽看:當我帶著書給她時,電影已經要上映了,她說:『你太慢了!我讀過這本書了啦!』」

哈金笑著說:「我想她說得挺有道理的。」

「我說,『慢到總比沒有好吧。』我希望在我看過電影前先讀過書。哈金,告訴我:平裝本跟精裝本內容一樣嗎?」

「是啊,只是裝訂方式不同。」

「只是裝訂不同?那好,你拿到沃克的書後,記得通知我。」

男人於是準備要離開,只是嘴巴還繼續講:

「你懂吧,情況是相較於以往,如今更多女性……黑人作者現身,出來發聲。即使沃克也這麼說過。這是很有意義的,老兄。」

「是啊,我也會讀沃克的那本書。」哈金說:「我今天會讀。」

「噢,你今天會讀?」男人笑著問。

「我週末剛解決了兩本書。我一週至少會讀一本書。」哈金說。

「我試著告訴我兒子,」這位送貨員說:「如果你一週讀完一本書,你很難想像自己會得到多麼多的知識。」

哈金不會把看過哪些書的書名掛在嘴邊,但他對那些書的內容很熟悉。我曾見識過他博學的深度及廣度讓學者們吃驚,也看到他對那些沒受過太多教育的人很有耐心,這些人難以掌握基本概念且對書本了解不深。有時,連續幾個小時,一個光顧攤位的客人都沒有,他就坐在那裡;有時,他的攤位成了社交熱點,男男女女在此忘情討論直到日暮低垂的夜晚。

我在哈金擺攤的街角附近,前前後後生活了兩年。幾乎每天,只要有空可以步行至該街區附近時,我就會到那裡,聽聽大夥在他攤位上的閒聊。

一開始,哈金賣的是他所謂的「黑人書」(black books),這些書全都由黑人所寫或是內容關於黑人。往後幾年,他與菲律賓書販艾利絲成為男女朋友,艾利絲會賣二手平裝本的經典書,以及《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暢銷榜上的書,而兩人曾把各自的攤位合併在一塊兒。如今他們再次各擺各的,攤位緊挨著。艾利絲是唯一每天在第六大道上工作的女性,她也在那裡撫養自己的女兒及孫女。艾利絲在照顧生意時,當地居民、工人或訪客會來到哈金身旁,天南地北地聊開,從當天的熱門話題聊到幾百年來爭論不休的問題。

我們認識後不久,我就問哈金,他怎麼看待自己的角色。

「我是個公眾人物(public character)。」他說。

「是個什麼?」我問。

「你讀過珍.雅各(Jane Jacobs)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嗎?」他問,「你可以在裡頭找到這個詞彙。」

我自認為對這本書挺熟悉的,它在一九六一年出版,是關於現代都市生活的經典研究,內容根據的是作者對自己居住的格林威治村街區的觀察。但是,當時我不記得關於公眾人物的討論,我也尚未了解哈金的洞見將提供我一條重要的途徑,來理解這個街區的人行道生活。我回到家後,查閱了該書:

人行道生活的社會結構,部分仰賴這些我稱之為自詡為公眾人物的人。公眾人物指的是經常與範圍廣泛的圈子裡的人們頻繁接觸,同時也有足夠興趣想讓自己成為公眾人物的人。公眾人物毋需擁有特別的技能或智慧來發揮他的功能──雖然他經常具備。他需要的就是現身在那裡,而他的相對人也需一定程度現身在那裡。他主要的資格就是,他具公共性,即他跟很多不同的人說話。如此一來,對人行道有助益的消息就會傳播開來。

珍.雅各是根據當地雜貨店家來形塑這個公眾人物的概念,她與格林威治村的鄰居會把自己的備份鑰匙留在店家那裡。她可以藉由這些人物得知,自己的孩子在街頭有些行為脫序;他們如果看到有神色怪異的人在附近徘徊過久,就會打電話報警:「店家及其他做小生意的人,是強烈擁護和平與秩序的典型代表。」珍.雅各解釋,「他們討厭破窗和搶劫這種事。」她認為像自己這種人也吻合公眾人物的概念,她會到街區的商店內針對當地的政治議題做陳情,在這過程中便擴散了當地的消息。

儘管對住在一個人們常徒步辦事的都市街區的人而言,上述的想法不難理解,但珍.雅各並未明確界定她的概念,她只是說「公眾人物指的是……有足夠興趣想讓自己成為公眾人物的人。」為求釐清,我們可以再考慮一下她那段話的開頭,即社會結構「部分仰賴」公眾人物。珍.雅各的意思是,人行道的社會脈絡因為公眾人物的出現,而以特定的方式被形塑:他或她的行動能使街道上的生活變得更安全、更穩定,且更可預測。如她接下來所解釋的,這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公眾人物擁有「盯著街上的眼睛」(eyes upon the street)。

都市理論家追隨珍.雅各的分析,進而強調身在如格林威治村的步行區的城市居民,始終很清楚一點:人行道的生活是很關鍵的,那裡必須是陌生人之間可以感受到相互支持的地方,如果他們想在這裡共同生活下去的話。不像在美國絕大多數的地方,人們是開車在辦事,在格林威治村,人們都是透過走路來處理大多數或至少很多事。這街區的人行道生活對於居民及訪客同樣至關重要。珍.雅各強調,人行道上的社會接觸必須發生在互動及親密性上彼此保持限制的相互尊重之脈絡下。這樣才能產生互動中的舒適,進而促成「在危急關頭會有一種幾乎是無意識的一般性街頭支持的預設」。用珍.雅各著名的詞語來說,該村「盯著街上的眼睛」意味著居民與陌生人的安全,因而才製造出實際的安全環境。

格林威治村如今的樣貌,看起來跟珍.雅各四十年前撰寫那部經典時很不一樣。不少建築物依然屹立,而很多人仍以她描述的那種方式生活在此;但是在街頭也發現另一個更邊緣的群體:在村內人行道上討生活的貧窮黑人男性。今日這群人的出現意味著,以往種族隔離制度及嚴加維安的貧民區,可以把邊緣人隔絕在此處範圍以外,但如今在此的行人則需要面對他們,處理佊此的社會界線。

本書將提供一個框架,來理解過去四十年來在這裡的人行道上發生的改變。透過探問這個富裕街區的人行道生活為何會改變,我為自己的研究提供了脈絡及出發點。情勢已然不同,因為貧窮集中在高貧困地區的情況,已製造出難以被最極端的社會控制及排除形式遏制不蔓延的嚴重社會問題。許多在第六大道生活且/或工作的人都來自上述地區。有一些是第一代的快克(crack)吸食者,有些受戰爭影響而吸毒,有些人則坐過牢而監獄無法幫助他們準備好獲釋後的人生。還有些人受到新勞動規定的影響,因拒絕成為「市長之奴」而不願工作,導致失去津貼。

為了解人行道生活在今時今日如何運作,我一開始先檢視在這個中上階級街區的人行道上工作且/或生活的貧窮(主要是)黑人男性。不像在紐澤西擁有公寓的哈金,如以實瑪.沃克這樣的雜誌小販是沒有家的;當他想透透氣而離開該街區時,警察會把他的貨品、擺攤用的桌子、衣服、家人的照片都扔到垃圾車裡。墨瑞.海耶以及垃圾喬把(從垃圾中找出的)東西攤在地上販賣,以賺取維生的錢。坐在輪椅上的基斯.強森則在自動提款機出口門旁乞討。

這些人如何活在某種道德秩序中?他們如何在面對以種族和階級為基礎形成的排除及汙名化時,匠心獨具地生活著?他們從事這些事的方式如何使勞工階級及中產階級感到被冒犯?他們的行為如何與這座城市管理公共空間的機制相互交錯?

在第六大道上討生活的人們,互相依賴以取得社會支持。對這些不依靠宗教組織或社會服務機構的人來說,影響他們生存的團體生活至關重要。對其中有些人而言,非正式經濟生活替代了支持過量用藥的非法方式。另一些人則藉由非正式的自助模式,達成大多數公民透過工作試圖達成的目標:支持家庭、社群中的其他人或自己。還有一些人則使這種非正式經濟成為一個公共討論的場域,在其中給予彼此建議、指引、鼓勵,藉此依循一定的道德價值標準來努力過活。

只是,這些人行道上的故事終究無法成為社會學的浪漫故事,讓人歌頌街道上的人們「抵抗」了更大的社會結構。這些關係從看似全然混沌的一切打造出來的社會秩序,雖然效果強大,但仍然無法控制許多令當地居民及行人感到冒犯的舉動。我們能如何理解像是露宿人行道、在公共空間便溺、販賣贓物、以不受歡迎的對話糾纏路人等這類行為?是什麼因素使這類行為得以產生及維持?我們如何了解讓許多人認定從事這類行為的人是「不得體」的過程?他們的「不得體」的性質及數量,如何使他們與一般的路人不一樣?

第一手觀察最棒的優點之一,同時也是它最大的缺陷。我們透過小心融入對方的生活,可以確認他們的世界如何運作,以及他們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然而,這些細節也可能產生誤導:細節可能使我們反倒忽略,人們雖不可見但其行為卻深受影響並被維持著的那些力量。經濟、文化及政治因素,如何促使這些街區成為這樣一塊棲身之地——窮人可將各種相互補充的元素編織起來,組織起自身以維持生計的地方?這樣的力量最初如何促使這些人來到這個人行道上?

我在人們特別有感於政府緊縮福利、甚具影響力的財團被讚許的場景下,檢視人行道所有這些面向。當政府為這類人的生活確實負起責任時,試圖將他們從街上移走或形塑他們的行為。這些「社會控制」——例如削減販賣的空間、把街販的所有物丟到垃圾車裡——是如今已成為當代討論偏差及犯罪時影響最深遠的概念,所造成的預期及非預期結果:「破窗」理論,即認為代表失序的微小徵兆,將導致嚴重的犯罪。這項理論、其預設及導致的正式社會控制,造成了什麼樣的後果?

為了理解人行道生活,我選擇了一塊大約三個街區大的地區。在這裡,我們可以見證許多力量的匯合:有些是全球的(去工業化),有些是美國國內的(種族、階級及性別的階層化),有些是在地的(對街賣者限制性或懲罰性的政策)。這裡也是能在珍.雅各早期記述的對照下進行研究的街區,它包含了如今已成為代表這城市「生活品質」危機的各種社會問題。我拜訪其他紐約街區5及其他美國城市的經驗告訴我,在這些地方人潮湧現的步行區域內,同樣也存在著圍繞不平等及文化差異而生的張力。美國各地的自由派人士投票選出強調「法律與秩序」的溫和派市長,其中有些還是共和黨人。妨礙治安行為(disorderly conduct)法規已出現不少,而在各地也陸續通過了反乞討法,包括西雅圖、亞特蘭大、辛辛那提、達拉斯、華盛頓特區、舊金山、聖塔芭芭拉、長灘、費城、紐黑文、羅里及巴爾的摩。

然而,紐約市與格林威治村在許多面向上來看是獨特的。當然,我不能奢望自己能解釋許多地方的生活,那些地方還未見到密集步行區中可觀的人行道張力;而有許多地方則已見到了這樣的張力,但卻與格林威治村的很不同。6我也不奢望能顯示如下的低收入街區的人行道生活,即密集人行道互動多發生在相同階級或種族團體內的地區。最後,我必須讓讀者可以把我的觀察與他們自己的觀察相互對照,並希望我為了理解這個街區所發展出的概念,將被證明運用到其他地方時仍是有用的。

一九九二年,我來到哈金的攤位前瀏覽,並成為他的顧客,然後進入了這個社會世界。透過與他的關係,我認識了這個地方的其他人。他把我引介給靠拾荒及在街上賣東西的無家者或前無家者,還有與他競爭人行道空間及顧客群的其他街販。這些關係後來讓我認識了行乞者,其中有些偶爾也會拾荒並販賣。

當我身在這個網絡中,各種接觸及介紹發生在各式各樣的場域。結果,我成為一名助手——街販離開時幫他們看管貨品、他們不在時買下別人帶來的貨、在垃圾堆與資源回收桶間展開拾荒作業時提供協助,以及「喝杯咖啡去」。然後,我在一九九六年夏季成為全職的雜誌販售者及拾荒者,在一九九七年夏季及部分秋季則是每週三天做這樣的工作。到了一九九八年夏季,我每天都會到這些街區看看,每次通常待幾個小時。在一九九九年三月,當時研究已近尾聲,我做了兩週的全職販賣者。

雖然就種族、階級及社會地位而言,我與筆下這些男人的差異很大,但最終他們把我當成這些街區裡的一員,偶爾以我的職業稱呼我為「學者」、「教授」。我被稱為米契。這個稱呼似乎有著一些不同的意涵,包括:一位天真的白人男性,可利用他來「借貸」一些零錢或小額鈔票;將靠著在街上工作者的故事賺進很多錢的猶太人;試著「把實際狀況的真相講出來」的白人作家。更多相關細節將在本書往後篇幅中陳述。

我持續以販售者的身分出現,給了我許多機會可觀察在人行道上工作或/並生活的人,包括他們如何與行人互動。這使我可以根據親身見證的事件——而不是透過訪談——做出許多結論,以說明人行道上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在參與及觀察時,通常只會問問題。

有時,當我想了解在地的政治系統如何形塑這些街區時,我會訪談商業促進特區的工作人員、政治人物、有影響力的律師。我也會對警員、路人、當地居民等提問。我還明白地徵求一些在人行道工作的人講述他們的「故事」,這類的訪談做了二十幾個,或在街角、咖啡店,或在地鐵月台上進行,時間介於二到六個小時之間。每次訪談結束,我會支付對方五十美元做為報酬,以彌補他們原本可用在販賣或乞討的時間。在撰寫本書時,我一直試圖清楚交待每句引言的研究脈絡。

在我觀察了這個街區四年之後,歐維.卡特(Ovie Carter)同意為我將撰寫的這些內容拍攝照片;他是位黑人攝影師,已拍攝內城長達三十年。他一年到頭持續拜訪這些街區,與書中人物建立了密切的關係。歐維的照片幫助我以從未注意過的方式重新看待事物,因此我的作品也受到他的影響。

過了三年,我相信自己已對這些街區發生的典型對話及事件有了根本的掌握。研究接下來的兩年,我的田野方法便有了演進,轉而密集使用錄音機。我在街區的日子中,錄音機是一直開著的,通常放在我攤位桌子下方的小塑膠箱內。在人行道上工作且/或生活的人們逐漸習慣這台機器,經過了幾個禮拜後,他們開始能以我認為如同我以往聽到的那種方式談話。因為這台機器是放在公共的街道上錄音,我希望如果它錄到了某些未被有效告知有錄音機在錄音的人所說的話,我不會侵犯了任何人對隱私的期待。我幾乎已向所有被錄音但未被告知的人,取得引用的許可。本書用到名字時,都是真名,我這麼做也是取得了對方的同意。在極少數上述做法並不適用的情況下(例如警察在未知情的情況下,說話被我的麥克風錄下),我就不提及姓名或標示為假名。

第六大道上人們的聲音必須被聽見,這意念是我深信的。因此,我希望向讀者確保這件事,即在引號之內的引言是真正被說出的話的可靠記錄。(這些引言已稍做編輯,以使之更為簡潔。)當我最多能仰賴的是自己的記憶及筆記時,我便不使用引號。我如今認為,當學者書寫的對象佔據的種族與階級位置與自己大不相同時,這麼做或許特別是必要的,因為體現在那些位置特有之語言的內在意義與邏輯,在這些語言未被準確再製的情況下,很容易受到誤解或錯誤地再現。再者,創造拼組起來的人物、結合有時是發生在不同月分或年分的事件及引言的做法,如今日益普遍,但在本書中絕不使用這樣的做法。沒有任何一位人物是拼組而成的,沒有任何一個事件是重新編排過的。

街上有些人自願「管理」錄音工作,當我不在現場或離開城鎮時,把錄音機放在他們的口袋或放在他們的攤位上持續錄音。這樣的舉動突顯了書中的人物想要詢問他們的問題、讓他們的議題被處理或認識,並使我聽見自己無法在現場時仍在發生的種種事情。有時,他們用這台機器來訪問彼此,然後把錄音帶拿給我。(本書接下來的章節中,若使用的是這樣來源的資料,我將標明。)由於哈金熟知(他啟發我重讀的)珍.雅各的作品與人行道生活,因此我邀請他為本書寫了篇回應。他從街賣者的日常工作中找出時間來,寫了一篇後記。

這些街賣者、拾荒者、行乞者還以另一種方式與我共同合作。我邀請他們之中一些人到我在聖塔芭芭拉及威斯康辛的課堂上教授學生。而且,當這本書完成後,我也邀請他們所有人一同評斷我對當地景況提出來的「理論」,而我也一再指出,雖然我會尊重他們的詮釋,但並不一定依循著他們的意見。整本書都是由我選擇了要呈現出來的材料,我對與這些材料並陳的詮釋負起文責。對於二十一位在這些街區以顯著方式出場的人,我承諾必然將本書版稅及可能產生其他形式的收入,以預付和一定比例的方式回饋他們。

我與所有的觀察者一樣,都有自己的主觀性。我知道小心翼翼地遵循著研究方法的規則,不必然就能導致客觀的真實。我相信,最重要的是我試圖幫助讀者看到,這真實是透過什麼樣的透鏡所折射出來的。為達此目的,我寫了一份關於研究方法的說明,而本書從頭到尾,我都努力解釋我選擇資料的步驟,以及我得出的推論裡自身的偏誤與不確定的部分。

田野工作本就預設著信任的必要,但一直以來對於什麼代表著「完全」信任這個問題,仍莫衷一是,也因此我們從來無法明確得知自己究竟是不是得到了這樣的信任。在我的情況中,我想某種程度的信任是存在的,所以這些人願意提供管道,讓我能接觸到最私密的訊息、情境及活動。他們有時也揭露了一些如果其他人知道將導致暴力報復的非法活動或行動。

然而,如同我將解釋的,有些時刻會發現,我以為自己已取得的信任不過就是幻覺而已:雖然有表面的信任,但根深柢固的懷疑仍揮之不去。在一些例子裡,這樣的情況將持續如此。當然,想要超越這種因複雜歷史產生的不信任,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善意而已。雖然參與觀察者經常會提到他們發展出的密切交往關係,以及他們如何被自己書寫的人們看待,但最終,對於這樣的事情最好還是抱持謙卑的態度,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事實究竟是如何。

米契爾.杜尼爾
一九九九年三月


後記

本書聚焦所在的這些街道,是大都會裡的庇護處所,在此工作和生活的男男女女的身分,隱藏在公共空間中。在路人眼裡,這些人被化約為真人版的《國家地理雜誌》駭人照片,彷彿他們就出生在街頭、完全沒有過去或其他的人生經驗。

我離開企業界、到第六大道上賣書的決定,家人親友覺得難以理解。某天晚上,一位黑人前同事看到我在賣書,他走過來,用一副不敢相信的滑稽神情問我:「噢,這就是你現在的工作嗎?」我不想回答這個尷尬的問題,所以這樣回他:「不是,我只是幫一個朋友看著東西,他去上廁所。」

其實我是流亡到街上的。在到達第六大道之前,我早就開始流亡的過程了。一九八八年,為了逃避企業界日常的俗套,我開始在Robinson, Silverman律師事務所的文書處理部門,擔任夜班的法律文件校對工作。最讓我明顯看到自己所有的努力只是一場空的事件,發生在某天晚上,當時因為假期將近,沒什麼工作要做。我坐在一位秘書的工作桌旁,看著《商業週刊》,一位白人律師走過來、靠著我的肩膀,什麼話都沒說,然後開始看我那本雜誌,一邊吃著爆米花,碎屑就掉在我頭上。我心裡想:「天啊,我應該站起來,揍暈這個蠢蛋。」在衡量這個選項的那一刻,我想像急救人員會如何救治他癱軟無力的身體、一大群電視記者和警察在走道上訪問我的同事。我什麼都沒對他說。面對那些供應我生計的人,那段沉默只不過是我一連串退讓中的一次。

一九九一年,行政服務主任在員工評鑑會議中突然把我解雇,這位主任是個白人中年婦女。為什麼解雇我?她說我被指控說能力不佳,但她拒絕說明是哪位律師指控我。我還記得她講話的抑揚頓挫:「很抱歉,我們必須請你離職。」這句話彷彿是某首歌曲的副歌一樣。我記得我坐在她桌子對面的椅子上,像雕像一樣定住不動,因為這句突如其來的話和帶來的立即影響令我整個人呆住。我記得她那時瞪著我的臉看,我的沉默不語讓她又開口說:「你似乎對這件事非常鎮靜。」

行政服務主任並非我的上司,她如何斷定我不勝任?她的標準為何?我都上夜班,很少看到她——除非她加班。夜班的法律文件校對員和文書處理員極少跟她有接觸,跟法律人員也是,因為跟他們打交道是我上司的責任。

在這次會議前,我正和我上司像一般的辦公室同事那樣互開玩笑。她擔任我上司期間,從來不曾用口頭或白紙黑字告知我的工作達不到要求,而且那次會議她也不在場。

我不勝任?三年當中,我在工作死線和龐大壓力下,與另外三位校對員擠在像牢房一樣大的房間裡,校對所有法律文件,這要怎麼說?行政服務主任相信我臉上的表情很鎮靜,但那是震驚的表情。那天夜裡我就離開這個與外隔絕的地方,以便搶救我所剩無幾的自己,打造一個新的身分。

米契爾.杜尼爾記得,當我們第一次在我的書攤交談時,我跟他說我有一個Rolodex旋轉式名片架,他驚訝得不得了。他的驚訝源自於社會脈絡。假使我沒有跟米契提到Rolodex這個字眼呢?因為這個字與白領上班族有關,而我被認知為「街頭人士」,我用這樣東西就很突兀,而這讓米契對我的認知有所轉變。我想如今我會這麼說,若不是發生那次交談,挑戰了他對我和我的社會地位的認定,他就不會寫出這本書。

米契在第一章中回想他如何費盡苦心說服我成為這本書的研究對象——當時是唯一的研究對象。確實,我覺得自己聽到了每當母親得把我和兄弟姊妹獨留家中時會交代的規定:我不在家時,不准開門讓任何人進來。

如果我違背母親的規定、開啟了這扇門,我是以什麼基礎來衡量米契的意圖?如何防止他只是把我當作資料來挪用、不讓我發聲表態他書中的材料該怎麼挑選和描述?一個研究對象要如何參與他不抱太多信心的民族誌研究,且以「研究對象以上、作者未滿」的身分存活下來?

由於我相信自己在企業界的悲慘經驗是種族主義所造成的(現今有許多白人將這樣的聲稱,比擬為寓言故事中高呼「狼來了」的那個孩子的宣稱),於是我問自己:「我能期待米契這個白人社會學家了解,為何那段經驗會導致我當初來到第六大道上擺書攤餬口嗎?」作為一種生活經驗而存在的種族概念,是無可迴避的;同時,假使我依據種族為基礎來判斷,錯誤地否認米契有他的人性,而不給他公平的機會,我將無從得知他能否準確地書寫我的人生。

我不知道米契會怎樣敘述我在這些街區的生活。他是否會以社會學傳統繼承者的身分進行研究(這個傳統在歷史上已發現自己幾乎不可能將黑人書寫和理論化為複雜的真實人類,尤其是貧窮的黑人)?很怪異的是,我如此擔心著,即使我讀過米契所寫的《史林的桌》,書中富含針對勞工階級黑人生活的深刻見解。因為,如今會受到影響的將是我的人生——而非書中描繪的那些人的人生。

在幾個星期當中,我在書攤與米契非正式地閒聊,只要時間許可,我們就會約在餐館碰面,這樣就可以不受干擾地坦率聊天。這些初探式的談話圍繞著我人生的基本事實,以及更重要的是,讓我成為街頭書販的境遇。這些談話帶著高漲的情緒,米契對我的反應,並不是我想像中社會學家那種慣用的冷靜和客觀的超脫,他會專注地聆聽。我開始尊重他的敏感度,很快便信賴他來書寫我的人生。

三年前我讀過初稿後,斷定在我的書攤所發生的事件和對話本身,並無法展現出這些街區中存在的社會結構的複雜度。我寄給米契一封長篇的手寫信,概述我的擔憂。我預料他會認為我逾越了身為「研究對象」的分際。的確,我知道米契的研究計畫得以成形,是根據我所提到的珍.雅各對於「公眾人物」的迷人概念。不過既然我是研究對象,我建立理論的權利可以大到什麼程度呢?

不久後我們用電話交談——我在顧攤時打公用電話,他則在辦公室講電話。米契對我說他很肯定我的社會學見解,也謝謝我寫那封信。他問道,如果我們一起教一門專題討論課,彼此交流也和學生一起討論書中所提出的問題,是否會很有收穫。之後不久,米契取得許可,邀請我擔任有薪講師,和他一起教授一門為期十週的大學部專題討論課。這門課成為一個過程的開端,讓第六大道上討生活的其他人不再僅僅是一些數據資料。

我真的某天在第六大道上賣書、隔天就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的大型會議桌旁,坐在米契對面。這是全新的領域,因為我毫無在大學任教的正式經驗,在那之前,我曾開玩笑對米契說,人行道可稱為我的教室、我正在考慮收取學費。

那個學期裡,我和米契爾根據「教師同意」的招收方式,挑選了十九位學生,他們代表各種不同的族群背景,也呈現出這門專題討論課的架構方式;他們也展現了積極的興趣,願意應付一連串相當艱深的指定閱讀進度。當然,種族是我們見面討論時無法迴避的元素,這是基於所挑選的閱讀材料及街頭衍生出的議題。

我們鼓勵學生依據指定閱讀的材料參與課堂討論,讓每次的討論課都不會只剩「閒聊」。我們所指定的閱讀材料包含雙重特點:有些書籍對於街頭生活的議題提供結構上和概念上的理解(《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在街頭察言觀色》、《都市財富》〔Urban Fortunes〕、《無家者》),其他書籍則是勞工和中產階級黑人在我的書攤所買的「黑人書」(其中包括《皮條客》〔Pimp〕、《毒癮者》〔Dopefiend〕、《自願為奴》〔Volunteer Slavery〕、《非洲:文明之母》〔Africa: Mother of Civilization〕、《讓我想大喊》〔Makes Me Wanna Holler〕、《剝餅》〔Breaking Bread〕、《人種有關係》〔Race Matters〕、《對抗權威》〔Confronting Authority〕)。

跟米契一起教這門專題討論課實在不容易,不但要做非常大量的課前準備,也讓我對於他身為大學教授的責任重大有了第一手了解。教育大學生是個困難的事業——教授得與某些學生有時很低劣的知性本能拼搏。標準和批判性思考至為重要。

我獲得一間辦公室,可以在裡面工作,以及在晤談時間約學生見面討論。最初四次上課前,我會因極端焦慮而坐在辦公室裡,必須吃兩顆止痛藥才能緩解頭痛欲裂的猛烈攻勢,即便我日復一日在書攤與普通人和名人交談已經好幾年了。

然而,我很容易便適應了這個新的社會脈絡。這門專題討論課進行得很棒,艾利絲和馬文在學期中間的兩週過來探班。從學生的問題和反應看來,本書的缺失變得很明顯。雜誌小販的生活為何沒有包含在初稿中?行乞者的情況怎樣?無家可歸的情形又是如何?這些人為何不乾脆去找工作?白人對這些人怎麼說?他們與社區居民的互動如何?我從哪裡取得我的書?一位白人教授真的足堪信任來書寫黑人,而不會落入刻板印象嗎?這些問題都很困難,米契和我在課後會進行長時間的討論。這門專題討論課和我們的交談產生一個結果,就是米契開始重寫這本書,回到第六大道上記錄其他人的生活。

當艾利絲向我描述這趟行程得到的概略評價時,我打電話回紐約向大家做的報告顯得毫無作用。第六大道上的人們幾乎無法相信我真的跟米契一起教課,他們以為我去聖塔芭芭拉度假,在那邊享受。

書販和雜誌小販的社會階層,帶有長期存在的敵對關係(如同本書〈空間之戰〉那章的描述),而我跟雜誌小販建立的關係雖然稱不上完美,但還算不錯。米契為了打入這個圈子,他需要從中得到一位擔保人——幫他取得他們的信任,也確保他的安全。因此,馬文非常關鍵,他身為擔保人,擁有的可信度比我還高,因為他和米契並無先前的關係。

米契開始在這些街區做田野的時候,我和馬文先幫他簡報可以預期和應該避開的事。這裡有很多人認為米契是「有錢人」(我常聽到這種用詞),就打算要佔他便宜。在這些街區中,生活是以每天為單位來衡量的,往往是依據一個人可以從善心人士手中拿到多少錢來看。在田野工作剛開始時,米契究竟是否真的在寫書探討他們生活的意義,這個問題還算其次;他們要問的是:我可以從他那裡拿到多少錢?

當中有的人在前一天靠著賣雜誌賺進百元,但是天還沒亮就全部拿去買快克或酒了。他們清一色地要米契提供買早餐的錢,這所謂早餐包含各式各樣隱晦的含意:在格雷木瓜熱狗店買一份兩塊錢的火腿蛋起司三明治;一瓶聖艾斯麥芽酒;或是一兩劑快克。

說到錢,這些人完全沒有意識到,米契是用他的薪水來支付本書研究所有的相關費用。他沒有研究經費,也不願等到取得經費再進行研究。馬文聽我講起此事時大為震驚,但我知道假如我告訴其他人,也不會有什麼影響。

米契最後終於學會,如何拒絕那些看似危急的人向他要錢。他以對研究目的認真及身為社會學家的真誠,建立了親善的形象。我偶爾從書攤的一角,有時則從便利網咖(一家以時計價的電腦中心,現已停業)的二樓窗戶,看著他與雜誌小販拉近距離。我看到他幫馬文工作,並且緩慢卻自信地走進存在於那個攤位的生活,那裡有一個「無形的」社會世界,是大多數行人所不認識的,甚至包括我,這是我後來才得知的。米契透過密集的田野工作,設法記錄了這個微妙又複雜的社會結構。現在回顧起來,我可以很公正地說,他被這些人接受的情形其實遠比我原先預期的容易許多。

艾爾是「第一批」在第六大道討生活的人之一,他告訴我,若不是因為當地人士一致認為,米契努力在做的事情很重要,他有可能成為街頭的「犧牲者」。最後,任何一個社會學家若頭腦簡單地認為,只要投入時間在田野,就有資格成為「其中的一分子」,這不但是可悲的錯誤,並且會造成嚴重的問題。街頭就是街頭,千萬不要搞錯了。米契一開始就了解這一點,他從不假裝成不同於自己的樣子:他就是試圖理解我們人生意義的一個人及一名社會學家。

這些男男女女(包括我自己)沒有哪個人曾在這種工作中搭配過,而為了讓歐維.卡特為這些人拍照,他們也必須對他有信心。一般的規矩是,在街頭工作和生活的人都不喜歡上鏡頭,遑論允許被拍照。有些人不喜歡自己的生活被化約為觀光景點,也有些人將照片視為警方監視的一種。很多人覺得除非可以「收費」,不然攝影師就是在「利用他們」。

歐維是在《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擔任專職攝影師的黑人,談吐溫和,拍攝內城已有超過二十五年的經驗,尤其把焦點放在毒品濫用等問題上。這將是他和米契合作的第三個大型計畫。我可以保證,歐維的黑人身分並非他獲准走進這些人生活裡的唯一標準。例如,傑曼起初表示他不太願意上鏡頭,我記得歐維在格林威治大道上的二十四號商店(現在的壽司吧)前面,與傑曼討論他不願上鏡頭的事,我就是在這個街區做生意。那次的交談既激烈也相當真情流露,傑曼在十五分鐘內就改變主意。傑曼是個相當看重誠信的人,後來在參與這個計畫的過程中也相當敬重歐維和他的用意。我自己在評估歐維要如何讓第六大道街區的人接受他時,並未想到他在芝加哥拍攝與這些人非常相近的人物已有豐富的經驗。與米契相比,他幾乎第一時間就與這裡的男男女女建立融洽的關係。

當米契寫好本書的第二版草稿、用心挑選照片之後,他回到紐約,在華盛頓廣場酒店租了一個房間,把和這個計畫有關的每個人都邀過去,將書中的篇章讀給他們聽,徵求他們的意見。這很不容易,但證明了(尤其是每個相關的人都聽到自己講過的話)這本正在進行的著作正確地描繪了他們的生活。米契先聽取每個人的意見,再做出自己的判斷。

我無從得知,我渴望以「研究對象以上、作者未滿」的身分存活下來,竟然會影響這本書的構思和寫作方式。請容我闡述:我參與此計畫的決心,迫使我發現,基於米契身為社會科學家的才能,要與他對話是有可能的。這絕非不足為奇的成就,而是超越了「學者懂最多」的典範。我常聽到來我書攤的紐約大學和社會研究新學院的研究生,談起「研究對象的聲音」這個浪漫化的概念,這種東西是一回事;社會科學家徹底願意聆聽,又是另一回事。

米契的研究迫使我了解一件事:對於在這些街上討生活的人,我所知的比我自己以為的還要少,儘管我已在他們身邊工作好幾年了。例如,我相當訝異地得知,這些人當中有一個次團體,彼此認識超過十五年之久,他們原本住在賓州車站裡面和周邊,後來才遷移到第六大道來。由於雜誌小販與書販之間的社會區隔,我無從得知這個迷人的資訊。假使米契沒有跟棲身在這些街區的每一個人談話,就不可能有辦法確知——更不可能記錄——他們共同的歷史,以及他們從賓州火車站遷移到第六大道的過程。對我而言,他們的遷徙故事引發了深刻的問題,因為這展現出他們有極大的適應力和能力,可以在公共空間創造出自己能生存的環境。總歸而言,或許任何類型的遷徙都是生存和適應力的故事。然而,與他們偶然相遇的人似乎從未想到這一點,包括政策制定者,他們認為用法規減少擺攤空間,或是用條例讓街販覺得較不舒適,就可以消滅這些人。

我閱讀〈珍街上的一幕〉這章的初稿時,覺得無法想像比利.榮勃一家人被允許住在珍街(這是一條格外狹窄的街道)上的一輛露營車裡,當地居民對榮勃一家人如此看重,甚至把自家公寓的鑰匙交給他們。我向米契解釋說,我從未得到任何一位居民的公寓鑰匙,而且即使有人要給我,我也很懷疑自己會不會接受。我對於信任的設限不會容許我接受鑰匙。或許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鑰匙象徵榮勃一家人是被居民接納的。

以實瑪被警官告知聖誕節不能賣雜誌,而比利.榮勃則在賣聖誕樹,兩相對照令我感到生氣。請容我說明,比利.榮勃和我的公眾人物身分如何對比:他在珍街上廣獲接納當然令人欽佩,他的出現創造了「盯著街上的眼睛」也無可否認,但我在第六大道上扮演的角色與他極為不同。我沒有種族、階級、家庭穩定力(我沒有兒女)的標誌,可讓我在第六大道上立即得到接納,而是必須透過自己的機智、風采及毅力,來贏得一個位置。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我或任何一個男女曾在第六大道上被完全接納。

雖然在第六大道工作是我心甘情願的,但七年下來也耗掉我半條命。艾利絲在人行道上遞給我一封信,她說我們的關係結束了、她正在跟我們這個街區上的另一個街販交往,兩天後我便決定離開第六大道。這個噩耗的確是最終的導火線,但我忍受貧窮和沒有健康保險的日子實在夠久了,我一想到自己即將兩手空空步入中年,這是很可怕的事,我不得不離開。

離開第六大道並不會比當初來到這個地方還容易。在這裡工作了七年,無法立刻就回到正式經濟體系中。我以為自己做得到。我試圖進入出版業、公立學校教育或都市政策研究,但至今仍因我心中的悲苦和對企業體中白人的蔑視而無法如願,那些白人阻擋我單純賺錢餬口的能力,那是造成我最初來到第六大道的原因。我的渴望和悲苦互相衝突,這就是我人生故事的精髓,這個衝突迄今尚未化解,有可能永遠都不會化解。

我還在努力了解,米契和那些被他記錄生活的人如何在紐約市的幾個街頭建立關係,這些地方的種族與階級衝突,導致為了超越這些藩籬所做的努力大多脫軌。這是否表示人們有時會在這些街頭找到一些方法——其實是意志力——來克服他們的恐懼和偏見呢?問題在於是否願意以尊重來傾聽彼此?這全然取決於某個研究對象的意志力(在我自己的例子中,我決心不被化約成理論上的構想或單純的「數據資料」)?基於街頭處處可見的巨大不公、種族誤解及暴力,我相信這當中包含幾許僥倖——這種僥倖正是學者和不同種族、階級、性別的「研究對象」,「在田野」彼此相遇時所需要的。

哈金.哈山
一九九九年八月於紐約

導讀 「還好,有這樣一條/本人行道」:都市民族誌學者杜尼爾及其作品/黃克先
人物簡介
導言

第一部 人行道上的非正式生活
書販
賣雜誌的小販
沒有帳戶的男人

第二部 人行道的新用途
第六大道如何成為維持生計的棲身地

第三部 非正式社會控制的侷限
露宿人行道
想上廁所時
搭訕女性
指控:賣方自慎?

第四部 管理在街頭討生活的人
空間之戰:爭奪合法性
第六大道的聖誕節

第五部 正派的建構
珍街上的一幕
結語

後記
附錄
註釋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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