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列佛遊記》與古今政治 (六點評論)（簡體書）

《格列佛遊記》是斯威夫特著作中影響最大、傳播最廣的作品，也被公認為現代英國小說的一部開山之作。但長期以來，這部雅俗共賞之作的真實意蘊和斯威夫特的嚴肅意圖則眾說紛紜。20世紀的喬治•奧威爾和阿蘭•布魯姆都曾對這一小說做過影響深遠的評論，也表明了它的意義絕非僅限於作為它自身時代的政治鏡鑒這一點上。

 

不同于“索隱派”著重關注這一文本對於斯威夫特所生活時代的現實政治的指涉，本書的解讀更側重於該小說普遍的永恆的價值。從古今視角切入，本書主要圍繞四個基本問題展開：一、飛島國“哲人”與“慧駰”是否分別象徵“今”與“古”且彼此對立；二、慧駰國是否就是“格列佛”乃至斯威夫特本人的理想；三、《格列佛遊記》是否終結於“格列佛”的憤世隱遁；四、何謂寫作的“真實”。這些問題無疑都牽涉著另一個隱含的且更為根本的問題：“今”是否一定勝於“古”。在此意義上，要全面理解《格列佛遊記》，就不能離開斯威夫特所置身的18世紀初的“古今之爭”這一基本背景。

洪濤，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政治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政治思想史等。專著有：《邏各斯與空間――古代希臘政治哲學研究》《本原與事變――政治哲學十篇》《心術與治道》；編有：《歷史與理性》《西方政治學說史》《經學、政治與現代中國》等；譯有：柏拉圖的《政治家》，盧梭的《論語言的起源》鮑曼的《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分子》《尋找政治》等。兼任《復旦政治哲學評論》主編。

★ 解析英國小說《格列佛遊記》背後的微言大義，與喬治·奧威爾、阿蘭·布魯姆的經典解讀進行對話

★ 從耳熟能詳的大眾故事入手，深入思考現代國家之根，彰顯時代轉型期的古今政治張力

★ 對文學作品進行政治哲學式閱讀的一次精彩嘗試，在虛實文字之間，指向對人之教化的古典政治關懷

目錄

引子
第一章 飛島之國：技術理性與現代國家
1．《格列佛遊記》的核心問題
2．飛島國的“統治藝術”
3．“下降”的古今差異
4．技術政體：一種全新政體的誕生
第二章 慧駰之國：道德理性與“自然狀態”敘事
1．慧駰的“理性”及其困境
2．慧駰國故事：現代自然狀態理論的一種競爭性敘事
第三章 《格列佛遊記》的意圖
1．人是一種有待改善的動物
2．真實性問題與古人
後記

目錄

引子
第一章 飛島之國：技術理性與現代國家
1．《格列佛遊記》的核心問題
2．飛島國的“統治藝術”
3．“下降”的古今差異
4．技術政體：一種全新政體的誕生
第二章 慧駰之國：道德理性與“自然狀態”敘事
1．慧駰的“理性”及其困境
2．慧駰國故事：現代自然狀態理論的一種競爭性敘事
第三章 《格列佛遊記》的意圖
1．人是一種有待改善的動物
2．真實性問題與古人
後記

自古以來，旨在教化的寫作不是一件簡單述說真理的事。其實，古人大概認為，惟有神（或許，還有格列佛筆下的慧駰），才有資格說：“請靜聽我告訴你們真理。”斯威夫特曾說：“讓事物顯示出它們最真實、最正當的本質，是人類最偉大、最優秀的行為之一” ，然而，好說謊言與愛好謊言，不正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嗎？或許，這是能夠直白說出的有關人性的唯一真理：人類正是那個克裡特人。悖論的是，人似乎就是在他的言辭所“虛構”的世界中，獲得了他的真實生活或所認為的生命的真正意義。相反，那個現代科學所言說的“真實”事物的世界，卻愈來愈把人的本質，局限於他的皮肉器官，以至於像拉格多科學院，必使人的精神性存在，還原為食物和糞便，似乎舍此便無法從事物理性的操作，而以高科技為基礎的權力，便也無用武之地了。自然科學的那種使世界“脫魅”的求真意志，若被運用於以權力利益為旨趣的活動中，尤其是一旦成為權力運作的指導原則，便會使人類的生活世界，成為一個被無所不在的權力射線所穿透了的對權力而言的“透明”世界――卻是對人而言的喪失了終極意義的世界。

與這種對“物”的真實性追求相比，自然的、生活著的人們倒更偏愛虛假，個中原因，與其說是因為人的劣根性，不如說是因為人處於真假之間的自然本性。人不是神，也不是慧駰，更非其他生物或者非生物――所有這些存在，都能當下地、表裡如一地呈現出它們之所是，唯有人與之不同。人常常是其所不是，或者，不是其所是，換言之，他們總是介於作為純粹存在者的自然慧駰與作為影子和幽靈的反自然的耶胡之間。也正是人的這種特性，讓生來具有關於事物之所是（本性）的知識的理性動物慧駰陷入困境。

對人而言的“事物”，乃是與人相關的事務。但是，這一被古典哲學視作認知根本目的的東西，卻成為現代科學的盲區。現代科學家，或者像飛島上的科技哲人，或者像擁有純粹理性的道德哲“人”慧駰，都遺忘了人的科學。這種從根本上無關乎人的現代自然科學或者道德科學，以純粹“真實性”相標榜，以所謂能認知的本性（自然）為不變之事實，而將一切人為的政治或社會設置，視作無非是在這一認知基礎上的利用或操縱，以至將人本身當作是有待處理的客體，如拉格多科學家那樣，把自然人性理解為能被科學技術認知和加工、操縱的物性。一切存在均在根本上被視作與製作相關。於是，人性教養的古典問題，一變而為技術製作問題，與此相關，在政治中，技術性行為遂取古典教育而代之，人性教養這一古典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遂淡出現代科學或知識追求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