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文化學（簡體書）

《影視文化學》從對中西審美文化的理論梳理開始，尋繹影視文化學的主要問題，並在此基礎上，對影視文化的構成、影視文化的因素、影視文化的動態過程，影視的文化建制、功能及當代課題做了探討。本書涵蓋了影視文化的基本領域，並借用最新的理論方法和資料做了細緻分析研究，適用於影視傳媒專業的學生和對影視文化感興趣的所有讀者。

史可揚，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后畢業于內蒙古大學、南開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獲哲學學士、美學碩士、電影學博士。曾在內蒙古大學和南開大學任教。主要研究方向為影視美學與批評、影視文化學、美學與藝術史論。主要著作有《影視美學教程》《新時期中國電影美學研究》《影視批評方法論》《影視傳播學》《電視欄目和頻道辨析》《中國電影批評現狀和對策研究》等九部，發表論文百余篇。

緒論
第一節 文化研究概說
第二節 文化研究的基本主題
第三節 影視文化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影視文化的內向性
二、影視文化的外向性

第一章 西方文化理論鉤沉
第一節 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評理論
一、阿多諾的文化工業理論
二、本雅明的機械復制藝術批評
三、哈貝馬斯的傳媒批評
第二節 英國伯明翰學派的文化批評理論
一、雷蒙德·威廉斯的電視社會學研究
二、斯圖爾特·霍爾的文化霸權與“制碼／解碼”理論
三、約翰·費斯克的電視研究理論
第三節 社會歷史批評及影響
一、社會歷史批評的緣起
二、丹納的理論
三、社會歷史批評的特征
第四節 意識形態批評理論
一、意識形態釋義
二、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
三、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
四、約翰·B．湯普森關于意識形態運行模式理論

第二章 中國影視文化探賾
第一節 儒家美學的基本主張
一、“仁學”基礎
二、“美善統一”的藝術標準
三、“文質彬彬”的審美觀
四、“興”“觀”“群”“怨”的藝術功能論
第二節 儒家美學與中國電影
一、儒家“仁學”與中國電影的人道主義傳統
二、儒家“憂患意識”與中國電影人世精神
三、儒家“美善統一”論與中國電影的道德本位
第三節 中國美學主要范疇與中國電影
一、中國美學的主要范疇
二、“道”與中國電影
三、“氣”“象”“仁”與中國電影
四、中國電影與“道”“氣”“象”“仁”的統一

第三章 影視文化構成
第一節 影視作者
一、影視作者的定義
二、影視作者的分工
三、影視作者的特點
第二節 影視作品
一、影視作品的本質
二、影視作品的分類
第三節 影視受眾
一、影視受眾的定義
二、影視受眾特點
三、影視接受心理
第四節 影視觀念
一、基本影視觀念
二、影視作品的價值標準
三、影視欣賞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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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影視文化因素
第五章 影視文化的動態過程
第六章 影視文化建制
第七章 影視文化功能
第八章 影視文化的當代課題

參考文獻
后記

《影視文化學》：
一、社會歷史批評的緣起
一般認為，社會歷史批評方法的雛形來自18世紀意大利哲學家維柯的《新科學》一書。不過，這種文藝批評方法在很早以前已有運用。比如在中國，就有很多的古代文人注意到了文學和社會現實的緊密聯系。孔子的“興觀群怨”之說，就表明在孔子看來詩歌可以幫助人們了解社會、加強交流，促進社會和諧以及表達對社會的不滿等。這里就已經強調了文學的社會意義。再如后來的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他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更是自覺認識到文學對社會的反映及作用。
在西方也有關于藝術和社會之間聯系的認識。古希臘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談論藝術時，已經認識到文學作品中高于-切的社會效果。“但是你自己應當知道，實際上我們是只許可歌頌神明的贊美好人的頌詩進入我們的城邦的。如果你越過了這個界限，放進了甜蜜的抒情詩和史詩，那時快樂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認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則成為你們的統治者了。”①柏拉圖之所以要把詩人從理想國中驅逐出去，是擔心他們的作品會滋長人的不良心理和原始情欲，從而顛覆人的理性，影響到社會國家的發展。這也是他認識到詩歌和社會之間聯系的一個具體展現。而后來的亞里士多德對神話、史詩和戲劇的評價，也注意到了這些文學作品的社會功能。
回顧這些早期的文藝理論主張，可見社會歷史批評并非是一種完全新創的藝術批評方法，人們對藝術的社會功用早已有所認識，甚至有所應用，只是他們未曾有意識地將它作為一種藝術批評方法來進行深究并系統歸納、形成理論，最終所提供的只是零散的觀念。所以要真正談論社會歷史批評，還是要從維柯的《新科學》說起。
維柯，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城，是偉大的哲學家、語言學家、美學家和法學家，在世界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影響巨大，其代表作有《新科學》（1725）、《普遍法》（1720-1722）及《論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1710）等。《新科學》一書全名為《關于各民族的共同性質的新科學原則》，在書中維柯闡述了關于詩歌和美學的一些理論。而在《影視文化學》卷三中，維柯對《荷馬史詩》做了研究，提出了“發現真正的荷馬”一說。當時的背景是理性主義思潮盛行，思想家們推崇現代理性以及哲學，認為詩歌為無理性的，因此主張廢黜荷馬。對此，維柯的回應便是“發現真正的荷馬”。在研究荷馬的祖國、荷馬的年代等章節中，維柯考察了古希臘的生活環境，比較了不同時期希臘人的興趣愛好并且研究了希臘各地的傳說，再對照荷馬的史詩創作，最終認為荷馬并非具體的個人，而是民族的代表，一個理想中的詩人。因此《荷馬史詩》也不僅是個人的詩歌創作，而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在這里，維柯開創了把文學作品與時代背景、作者生平結合起來研究的方法。
到了法國的斯達爾夫人那里，社會歷史的研究視角開始在文學中展現。斯達爾夫人是法國浪漫主義女作家、文學批評家。她的代表作有《從文學與社會制度的關系論文學》以及《論德國》。其中《從文學與社會制度的關系論文學》于1800年出版，在文中，斯達爾夫人首次明確地把文學和創造文學的社會、文化背景聯系起來，把文學放到當時的環境和情景中去理解和研究。正如她自己在書中所稱：“我的本旨在于考察宗教、風尚和法律對文學的影響以及文學對宗教、風尚和法律的影響。”①比如她在文中提到希臘的宗教神話對希臘藝術的影響：“希臘人的異教是他們在各門藝術中取得完美趣味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們那些接近于人而又總是超出于人的眾神，為各種類型的圖景提供了形式的雅與美。……可以說畫家和詩人利用了民間的信仰，把他們藝術的手段和奧秘放到了天國之中。通過宗教活動，他們把日常生活習慣提到崇高的地位”⑦。此外她還研究了羅馬人的性格和政治對他們的風俗作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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